秦仁昌：中国植物分类学第一人

秦仁昌（1898～1986），字子农，江苏武进人。1914年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1919年入金陵大学，1923年任东南大学助教，1926年，秦仁昌开始蕨类植物研究，1930年往丹麦入京城大学留学，后往英、法、瑞典等国访学，1932年回国，入静生所任标本室主任，1934年任庐山森林植物园第一任园主任。抗战时期，在云南丽江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胜利之后，任教于云南大学。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1956年调入中科院植物所。

图3－8　秦仁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提供）

植物研究所吸纳秦仁昌入所，乃是其时正在稳步推进《中国植物志》编著的需要，对各大学中植物分类学专家皆希望调入研究所，以便专心从事著述，如南京大学耿以礼、四川大学方文培、南京师范学院陈邦杰、云南大学秦仁昌、南京林学院郑万钧等均是人选。其后，仅有秦仁昌调入，其他均因大学不肯其人才流走，而被谢绝，植物所遂转而聘任这些专家为该所兼职研究员，以此形式继续其编纂《中国植物志》任务。王文采云，他对秦仁昌调入植物所情形不了解，当时大多时间在野外考察，一去大半年，对所中变化不知其详。

秦仁昌为蕨类植物分类学家，其学术造诣此时已有甚高声誉，故调入之时即接替汪发缵，任植物分类室主任。秦仁昌行政能力也甚强，王文采甚为赞叹，誉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第一人。他说：

秦仁昌老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同行公认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植物分类学界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他一个人^[5]。在我们植物所所有老先生中，他最精明，干什么都成。秦先生是1931年左右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那里有当时世界蕨类的权威之一C．Christensen，相当于他的导师。以后，他又到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看标本。英国分类学家J．D．Hooker过去关于蕨类的工作，经秦老一整理，将过去水龙骨科不自然群，按照亲缘关系重新划分，建立了一个蕨类分类新系统。他和他当时的丹麦老师及美国的蕨类专家E．B．Copeland被称为世界三大蕨类权威，这是傅书遐先生对我讲的。对Hooker工作中的问题，那两位权威都没看出来，秦老看出来了，并作修正，在国际植物学界发生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后，英国一个叫Jermy的蕨类专家，特意到中国来，与他商讨学术问题，到中关村他家里拜访。他腿摔了，行走困难，不能来所上班。日本及世界各国搞蕨类的都来看他，门庭若市。中国植物分类学自钱老、胡老开创以来，参加研究者大约有250人左右，能在国际上发生影响的，就他一个。他得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应该的，是了不起的。

秦仁昌任分类室主任，分类室工作他领导得很好，处理事情办法很多，当个总理、总统，我看都行，具有行政才干，其能力是少见的。但他的业务工作一点也没有耽误，而且，非常勤奋。1959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立，大跃进要赶紧出版，《中国植物志》他先完成蕨类第一卷。他告诉我每天工作到夜里二三点。我觉得秦老、胡老，很早就有世界眼光，研究植物，不仅需要死植物的标本，还要有活植物，所以他们提出来中国应该有一个植物园。后来胡老看中了庐山，他是江西人，创建一个高山植物园。他为这个奔走，找国民党的大官，找江西省政府主席，谈妥了，谁去领导这个工作？是秦仁昌，他自告奋勇。胡老也非常高兴，他行政能力很强。秦仁昌去庐山选址，并担任第一任主任，陈封怀先生以后也去了。抗日战争中，静生都退到昆明去了，胡老一个人坚持在北平，汪发缵和唐进在昆明成立了农林植物研究所，后来俞德浚也去了昆明。秦老从庐山也撤到昆明，觉得那儿太挤了，他将庐山植物园又迁到丽江，领着冯国楣就在那儿采标本，继续他的蕨类植物研究，采的标本很多。后来，经济上没有办法，开什么松香厂。秦老做买卖这些事也都行，秦老的行政能力是特别强的。^[6]

图3－9　晚年秦仁昌（张宪春提供）

秦仁昌对王文采也极为信任。1959年，秦仁昌进行《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的编写，分类室领导派王文采担任莲座蕨科和里白科几个属植物的描述工作。那时，已从植物所调到武汉植物园的傅书遐也来京参加一些属的编写。书出版之后，秦仁昌签名赠送一册给王文采。30多年后，王文采将此书转赠给秦仁昌再传弟子张宪春，此亦见出学术传承之关系。(www.xing528.com)

1974年《植物分类学报》复刊，先由林镕任主编，王文采为编委。不久秦仁昌继任主编，但因其在“文革”期间腿摔了，身体很差，不良于行。植物所党委书记徐全德，还有学报负责人鲁星提名王文采担任责任副主编，在副主编中排名最前。其他副主编有郑万钧、俞德浚、徐仁等，这些都是前辈学者，令王文采备感不安。以后在审稿中，总是王文采先看，签署意见，或有不懂，经常和编辑部董惠民一同到秦仁昌寓所请教。三年之中，王文采审稿意见，总是获得秦仁昌尊重，同意照办。王文采说：“秦老没有反驳我的处理意见，对我看得挺高。”

1982年，庐山植物园派人到北京，与秦仁昌商量编写《庐山植物志》事，后来秦仁昌告诉王文采，他建议王文采担任《庐山植物志》主编。对于秦仁昌的推荐，王文采很是荣幸，但是他说：“其时，在江西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有江西大学林英先生在，我怎能任这个主编。”林英也是前辈学者，由此可见王文采之风范。

王文采每次到秦仁昌家，总是请教完了就赶紧退出，不便更多打扰老先生。他说：“在工作当中，不管是对秦老、胡老，还是其他老先生，都是请教完毕即赶紧退出。现在想来，没有跟老先生聊聊天，问问他们以前的情况，这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但是，王文采还是从傅书遐处，获知一些秦仁昌旧事：

秦老也有点不好的方面，就是对陈封怀先生，这是傅书遐先生告诉我的。在抗战时候，因为他的夫人和陈诚^[7]的夫人是姊妹俩，他和陈诚就是连襟，日本鬼子快打到江西，陈诚派车把他和他夫人都接走了，把陈封怀和庐山植物园都甩掉。第二点，事涉傅书遐先生本人，他在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时，大概是1956年左右，他发现了一些新种。有一天，他从秦老那回来，挺生气的样子，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我拿了这些新种给秦老看，他给新种都定了名字，并把自己Ching写在上面”。把自己名字写上，不写傅书遐的名字。这样不对呀，这是傅先生的研究成果。一般的老先生都是把学生放在前面，自己摆在后面。或把自己摆在前面，也不能把学生名字漏掉哇。这点秦老修养上有点说不过去。^[8]

1959年秦仁昌率先编写完成《中国植物志》第二卷，并于是年国庆节前出版，作为中国科学院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成果。1964年，当大多数《中国植物志》编纂者，还在为自己任务不能按期完成而焦虑时，秦仁昌之第三卷、第四卷也已完稿，进入审稿阶段。主编陈焕镛认为书中分种太细，由此导致书稿不能通过。王文采介绍云：

陈焕镛先生是主编，对分得太细，是应该怀疑的。他的意见出来后，所里书记姜纪五和所长都找好多研究员，把汤彦承和我都找去，让我们和简焯坡先生一起看秦仁昌的新种。接着陈焕镛先生就派了华南植物所的吴兆洪、王铸豪两人到植物所审查秦仁昌书稿。他们都是搞蕨类植物的，年龄比我小点。在秦老隔壁的标本室里，就是陆谟克堂一层东边，大概有三四间屋，第一间是秦老办公室，其他二三间是蕨类的标本室。我的办公室与秦老办公室很近。王铸豪、吴兆宏就在我隔壁，隔着一个玻璃门。他们在这总有一年左右，就是看标本和书稿，秦老的学生邢公侠先生拿出一摞又一摞标本，供他们查阅。

秦老新种有些可能不可靠了，但不少还是应该成立的。关于种的问题，种的概念大小，在世界植物分类学上、动物分类学上，分歧很大。甚至我一个人对同一属植物的概念大小都有变化，这是个不容易统一的问题。和种的定义一样，什么叫个种，世界生物学上都不好定义呀。我对于种概念也和秦老相同，种有时偏小，有时偏大，大小不好掌握。这是很困难的问题。^[9]

“文化大革命”时期，秦仁昌成为反动权威被批斗，其时分类室领导让他到标本馆整理标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重新编写，其中杜鹃花科就请其从事。因此他鉴定不少杜鹃花标本，也定出一些新种。秦仁昌对杜鹃花科研究，仅是浅尝而止，但其所取得成绩，也令王文采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