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1916～2013），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42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员、讲师，北平解放时期任军管会高教处处长。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王文采入植物所之后，才认识吴征镒。其时之植物所，由吴征镒主持，王文采即听从其安排。不仅如此，他们还一度同住一间宿舍。王文采说：
我来所里的时候，虽已是三月，但天气还很冷，看见吴征镒先生穿着灰棉袄军装。当时，他因触电摔了一跤，受伤了，带着一个石膏架子，他是个近视眼，戴深度近视眼镜。我刚来时住在“唯一堂”旁边那有几间小宿舍，和吴先生住一个屋。他告诉我，他和闻一多是好朋友，他床边放着一个手杖，说是闻一多送的。[7]
此时之吴征镒年仅34岁，虽然是植物学专业出身，但研究成果问世无多。何以让一位年岁尚轻、学术资历尚浅者执掌一个有着众多专家的研究所，实是其时强调党领导一切，而在整个中国科学院都没有几位党员情况下，委以重任，实是时代使然。1949年之前，吴征镒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当中国共产党夺得天下，当然被推到领导位置。分类所由两个旧所合并而成，两所人员之间素有门户之见，吴征镒自称是站在桥的中间，如何弥合两所之间裂痕，让其感到棘手。选择林镕、张肇骞加入领导小组，即分别代表平研院植物所和静生调查所。
王文采脱离师范大学来到植物所，心里很是高兴，也有进步要求，便提出加入共青团。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机构，按研究所所在城区位置分为几个区：中区是院部，在北海旁；东区就是原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植物所在西直门外动物园属西区，在这里还有历史所等几个研究所。西区没有一个团员，王文采到中区找到科学院团组织的领导人，向他递上申请书。但此时王文采已超出团员年龄，即由吴征镒介绍加入民主同盟组织。他说：
图2－8 1958年，吴征镒（右二）访问苏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提供）
我在院部找到团组织负责人艾提，可能是团支部书记。他岁数不小了，有三十多岁了，挺好的一个人。1950年4、5月递上申请，到1951年的某一天，吴征镒先生找我说，你25岁都过了，现在也没有团友（我在师大的时候，25岁以上称团友，可以加入），就不能入团了。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介绍你入民盟，民盟也是党领导的组织。”那时我也搞不清楚民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但我知道吴先生本人是民盟成员，就加入了民盟。[8]
其实，此时西区在吴征镒组织领导下已成立民盟小组，植物所张肇骞、林镕、汪发缵、侯学煜等都被吴征镒介绍加入民盟，汪发缵为组长。王文采于1952年底和李世英一起加入民盟。加入之后，小组开会，才知道都是老先生，他说感觉有点别扭。至于何以会这样，笔者没有再为询问，大约还是受拘束性格的影响。小组会常到小组长汪发缵家中开，有时也在侯学煜家开。民盟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并不起什么作用，久而久之，王文采并不在意自己政治身份，虽然他一直在这个组织里。
王文采加入民盟之初，还是以一个团员标准要求自己，如政治立场鲜明，他未必做到，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即表现出来；如精通业务，他则一直努力，不断进取。而于文体活动，本是他生性爱好，也乐于参加。不久，有“忠诚老实”运动，王文采在运动中，还协助吴征镒做了一些工作。
吴征镒为消弭两所之间隔阂，结合现实之情况，为编写《中国植物志》积累经验，特提出编纂《河北植物志》。任务下达后，一些老先生并不积极投入，虽然有王文采，后还有汤彦承、冯家文、杨汉碧、郑斯绪、戴伦凯等年轻人先后加入，但还是于1953年流产了。《河北植物志》计划未能完成，当时之工作总结作如是说：(www.xing528.com)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思想问题，组内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散漫作风比较严重，有些高级人员的工作凭个人兴趣出发，对科学研究应该为建设事业服务的认识不足，随便改变计划，这都说明对计划不够重视；其次，制定计划没有群众基础，只是少数人订了，并没有经过群众详细讨论，执行中发生困难也未予以克服。[9]
科学研究本就是人之自由意志的体现，只有在学术权威领导之下，各路人才方能集合在一起，精诚合作，做出成绩。吴征镒尚不具备这样人格魅力，所以导致其失败。同时，也说明其时之党组织并不懂科学事业应该如何组织实施。
吴征镒在5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云南植物的考察，王文采也多次随往。关于王文采在云南考察经历，容后记述。吴征镒深入云南考察之后，于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并将该站升格为研究所，自任所长，拟将随其在云南工作的王文采、武素功、朱太平、陈介也一并从北京调到昆明。王文采因老母患有高血压，需要奉养，不便离去而作罢。此后，王文采与吴征镒依旧关系紧密，从《王文采日记》获悉，在1966年之前，吴征镒每次来京与离京，日记均有记载。1970年，在中草药运动中，王文采发现天津药物检验所苏志云对植物分类学甚有心得。此后，苏志云下放到黑龙江，还常向王文采请教，且愿意专门从事研究。1979年王文采向吴征镒推荐，为其接纳，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由此可见彼此之间关系密切。
吴征镒在清华大学受业于吴辒珍。吴辒珍学识渊博，绘制了被子植物多数科、属植物的花的构造等图，积累了大量资料，不幸在抗日战争中，于昆明西南联大时期过早地病逝。吴征镒继承其师对中国植物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核对照片和标本，查抄文献，花费大量时间，也奠定其研究中国植物之基础。王文采自1956年起开始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毛茛科工作，首先就利用了吴征镒整理的该科卡片，这给他在查找文献提供极大方便，节省了不少时间。
在植被研究方面，1956年，吴征镒与钱崇澍、陈昌笃合作发表《中国植被的类型》，1980年主持编写了《中国植被》一书。在植物分类学方面，他研究过石竹科、唇形科、罂粟科、五福花科、桑科等多个科、属，发现不少新分类群。1998年与汤彦承、路安民、陈之端联合发表了被子植物新分类系统，以及有关论文多篇。在植物区系方面，继1965年发表《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及1979年的《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后，又发表了有关西藏、横断山区等多篇论文。在中药研究方面，1988年出版《新华本草纲要》一书。
吴征镒等人发表系统称之为“八纲系统”，王文采对此有所评论，他说：
“八纲系统”发表于1988年，其特点不是单子叶纲和双子叶纲，而是双子叶几个纲，单子叶一个纲。1986年，我到日内瓦去，那个植物所所长已发表了“六纲系统”，和“八纲系统”差不多，早已把单子叶和双子叶系统改变了。无论“六纲系统”，还是“八纲系统”，在世界植物学上没什么反应。是什么原因呢？被子植物系统没有可靠化石证据来证明，都是靠推断性。系统太多了，各式各样的，你发表一个，他发表一个，但是英国人不发表，有它一定的道理。有一次我和秦仁昌先生聊到这个问题，秦老就说，这跟打牌一样，换来换去就没有意思。[10]
王文采将吴征镒等人“八纲系统”与胡先骕“多元系统”皆看作是人为结果。生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过程可以肯定，但是一个怎样过程，尤其在整个被子植物中，目下研究水平尚不足以探明其真相，仅是盲人摸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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