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父亲虽是商人，所受文化教育也不算高，诗书造诣，不知如何，但毛笔字写得很好。王文采记得过春节时，常有人请他书写春联。王文采识字之始，也是父亲所授。在《王文采口述自传》中，对此有这样回忆：
我大约在两岁的时候，开始识字。父亲用他那褚遂良体写成大字，订成一个本子，叫我坐在他的腿上，一手扶着我，一手拿着折扇，指着字让我念。若念不到，就用扇子打我一下，若全部念出来，就赏给几个栗子吃。父亲老是打我，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过这样也认识了一千多字。在天津我上幼儿园时，那里的老师给我叫小先生，因为我认识不少字，很得他们喜爱。在天津我们一大家人住在华阴里，有大母亲、英枝嫂、还有两个姐姐，我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小院的情形。我曾于1993年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看毛茛科标本，经打听，得知华阴里离博物馆不远，便去探访，已不是我记忆的模样。[3]
王文采父亲在天津去世时，他与母亲在济南。这是因为，父母之间发生争吵，导致母亲带他回济南单独生活。当他们得知消息赶到天津时，王文采还记得棺木停放在城外的一个庙里，母亲痛哭，他却不感到伤心，因为父亲给他的印象不好。对于四岁小孩，尚无失怙之痛，不知此后的人生将与此有绝大关系。但是在划分家中财产时，对其大母亲的还是留下深刻印象。他说：“父亲过世时留下不少遗产，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被我大母亲拿回掖县了，一些店铺也归她所有。大母亲长得有点凶，很阴险的样子，我对她总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父亲突然去世，家中顿失支柱，生活也失去来源。王文采母亲只得再携幼子回到济南，持几张借据，经两三年艰苦努力，逐渐讨回一些债款。试想，孤儿寡母如何能在一个只有人情而无法治的社会里，通过怎样艰难，才能讨回这些债款。此中结果，已不得而知，但仅此结果，可知王文采母亲是一位怎样女性。1957年，王文采在《自传》中写道此事，其云：
父亲给母亲留下几张欠他债的借据，但是他死后，他生前的好友都不来往了，借钱的也不肯还了。后来济南有一个借他钱的叫朱星甫，正好得了黄河奖券一笔钱，母亲听说了，向他索回三四千元。[4]
需要说明一下，此三四千元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个怎样概念。以当时生活水平粗略衡量，一位普通工人一月薪津收入只有8～12元，以此可维系一家几口人生活，便可知道这笔钱不算少。如何处置？若坐吃则山空，维持不了几年。但王文采母亲已有投资意识，这又是她过人之处。她用这笔钱在济南购置了三处房产，以出租房屋所获租金，维持母子两人近二十年的生活，并送王文采求学，直至大学毕业。待王文采开始工作，家庭中才有其他收入。
孤儿寡母，无论如何都是社会中弱势人群，本应得到来自家族之照应。但是，王文采没有得到伯、叔及亲友之关爱。所以，自小其母亲便告诫他：“好好读书，靠亲友是不成的。”[5]在中国传统中，不知有过多少年轻母亲，守节抚育自己的孩子，以读书激励孩子上进。而这些孩子又都特别聪明，听从母训，刻苦自励，不少日后成为有用之人，有些甚至还成为大家。王文采能成为植物分类学家，这与其母所具传统美德有必然关联。
所购三处房屋，其中一所租给山西人氏胡伯泉，其夫人与王文采母亲甚为相得，以姊妹相称。王文采称其夫妇为胡伯、胡姨。其时，胡伯泉是济南一家山西银号职员，其后事业发达，1940年做了晋鲁银号的经理，并任济南商会会长，成为济南银号界著名人物，但在1949年后之三反运动中跳楼自杀而死。王文采和母亲没有得到王家亲人多少帮助，但却得到胡伯泉不少关照。
这样在济南生活三四年，于1932年，王文采进入济南市第十三小学读书，王文采同父异母的哥哥也从掖县来济南，就读一所商业专科学校，住在王文采家中。但是他与小母亲就父亲遗产，发生争执，时常吵闹。王文采是这样记述：
在我八到十岁的时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来济南读书，他经常欺侮我，有一次要把我扔进池塘，恐吓我。他还不断和我母亲发生冲突。我感到很不安，又不敢问，猜想是那几张借据是父亲生前叫他从天津带到济南，交给母亲的。哥哥认为他在这方面有功劳，所以才向我母亲要钱花。[6]
父亲的突然身亡，母亲为讨债、收受房租常与人发生争执及家庭纠纷等事件不断发生，给王文采童年的记忆中留下厌恶的回忆，对周围社会产生可怕的印象，这些对其后性格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1957年，已过而立之年的王文采，是这样认识自己童年的：
从幼年起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管教相当严，做事都要她同意，不敢违背。此外，从父亲死后，母亲常说社会如何如何黑暗，我也觉得周围环境是可怕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使我的性格变得懦弱、孤僻。母亲常说要好好读书，将来读好书好给她争气。我听她的话，用心读书。[7]
其实，此言并不全面，王文采不仅听从母亲训导，还受母亲性格的影响。即其骨子里如同其母亲一样，有坚韧不拔之精神，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半个世纪之后，王文采已是八十有二，经过无数风风雨雨之后，如是说：
父亲过世后，看到母亲费了很大精力索回债款，以后买了三所房产，独自维持家庭生活和我的求学费用，很不容易。也了解到她对我的期望很大，希望我长大成才，所以我懂得用功读书。在小学、初中时，我的成绩一般比较好，因此，我的学习让她感到满意。生活上，照顾我非常周到，对我娇惯，在家什么家务都不让干。直到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住在学校学生宿舍，才学着洗自己的衣服。(www.xing528.com)
父亲和母亲的脾气都非常暴躁。父亲去世前，母亲和我之所以在济南，就是因为他们在天津时吵架。我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吵架的情形。母亲因长期受气，造成身体的伤害，每一生气，人都要失去知觉。其实，我的脾气也和他们一样，但是，为了减少不愉快，我尽可能不去招惹谁。这种性格和取向，日后帮助了我避免出格，没怎么犯错误，没有锋芒毕露、“拍案而起”这一类的本领和行为。所以在“反右”时没有可能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也没有什么“造反”行为，等等。但对母亲的教诲，我也有逆反心理。母亲爱整洁，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也穿戴整整齐齐。我却自小比较邋遢，比如不喜欢新衣服，以为穿旧衣服想坐在那儿就坐在那儿，不受约束。解放后，曾和傅书遐先生在一起工作，他常来我们家，了解到一些情况后，便说我的毛病是母亲给惯的。[8]
讲这番话时，王文采已功成名就，是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探究人之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此不妨也作一点分析。对于智力尚好之儿童而言，性格懦弱、孤僻，所受压抑需要一个出口，看书学习则是最好途径。从书本之中得到运思愉悦，又引导他走向研究学问之路。对王文采而言，其智力高于一般儿童，在懦弱、孤僻性格形成之后，其思想比一般儿童走得更远更深，自然走上研究学问之路。成年之后，其专注学问的程度也高于一般之人，所以在充满激情和诱惑的政治疯狂到来之时，难以搅乱其思，只要有可能，他便研究其学问。当大多数人在运动过后，感叹被运动所耽搁时，他却将学问做成。当别人重新起步，他却走得更远，学问也更大。本书将一一记述其经过，呈现许多光耀情节。但是，懦弱和孤僻背后，还有多少伤心的眼泪曾经在默默流淌，其时其境，又是怎样撕心裂肺，在他人永难揣摩，相信这些王文采同样都曾经历，只不过在饱经沧桑之后，已归于平淡。
图1－1 1936年6月，王文采（右）在济南市第十三小学与同班同学赵克文合影（王文采提供）
我们还是回到王文采的童年。1936年夏天，王文采小学四年级时，其母亲为了避免与王文采哥哥之间矛盾加深，采取“惹不起，躲得起”方式，带着王文采来到北平，在厂桥五福里租了三间房住下。王文采也就在厂桥小学读书，开始念五年级。在北京的生活来源，还是依靠济南出租房屋的租金，委托胡伯泉代为收取。若有事时，王文采写信与他们联系。
王文采来北京后，游览了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离家不远的护国寺庙会，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北京城名胜古迹众多，其幼小孤僻心境大有改善。但是，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到了华北，通州出现了以殷汝耕为首，由日本人扶持的伪政权。那年阴历七月初七，学校师生在北海公园湖北岸的一座大庙里，举行祭奠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二十九路军将士。王文采已感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继续向华北进攻了，但对国家政治情况还全然不知。1937年夏，“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人士，纷纷逃离，王文采母亲也急忙带儿子离开北平，返回济南。
在北平居住约一年时间，使王文采对北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回到济南后，他说他时常怀念北海、景山，还常想北京的一种特产小酱萝卜，也想念几个同班同学。但是，回济南没有多长时间，济南也被日本人占领了，社会秩序大乱，学校停课，曾随母亲往博山避难。当母亲获悉此时的北平已经平静下来，为了孩子读书，1938年母子俩又返回北平。到了北平，王文采又对济南充满怀念。在2007年，王文采与笔者合作《口述自传》时，他还充满回忆，他说：
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正如《老残游记》所说：“家家泉水，户户垂柳”，大街小巷，到处流淌着股股泉水，那水是甘甜的。1936年夏我到北京时，吃馒头时感到苦涩。后来我知道是因为北京土壤为碱性，PH值大，自来水也有碱味。大概在我三四岁以后，我家搬到城外商埠，那里的泉水较少。
大约在1940年左右，我哥哥所在的棉花行派他在无锡开了一个分店，经营粮食。第二年暑期他邀请我到无锡，游览了太湖，还到了南京，参观了一些名胜。在返回北京的途中，路过济南，停留了两天，见到了精明能干的胡叔叔。那时，他已是济南商会的会长。我还访问了故居和大明湖，就匆匆离开，对故乡、对母校、对童年的朋友，等等，自然很留念。但家已不在这里，不能多停留，无可奈何。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未能再回去看看，很是遗憾。[9]
2009年10月，山东济南举办第11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山东省委、省政府邀请原籍山东，现居外省，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士观摩全运会盛况。王文采愉快接受邀请，这是他1969年后第一次回到济南，在山东省科技厅人员协助下，找到母校济南市第十三小学，现已改名为济南实验初中。当笔者再次访谈王文采时，特以此为问，他说：
在济南一共呆了四天，我只看了开幕式，其余时间，我都在寻找我过去的记忆。有三个地方我想看看：我和母亲离开济南时，卖了一所房子，在北京买了一所，还剩一所，让我哥哥住。我哥哥去上海后，那房子就不知怎么样了，我一直想回老家济南看看，此其一。我父亲到了天津以后，我们家在商埠住过的房子，此其二；还有便是我就读第十三小学。全运会开始前一天，我到了济南，就想找这几个地方看看。我就找呀，我的家一个也没找着。我住着时间最长的房子在大纬六路一个死胡同里，整个胡同住着六七家人。我打听来打听去，整个大纬六路都没有了；另外，我们托胡伯伯照看房子在小纬二路，但小纬二路跟我那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那时没楼，都是平房，现在全是两层楼、三层楼。城里的家一个也没有找到。找了四天，总算没有白找，最后一天上午找到了我的母校，济南十三小学，晚上我就回北京。我的母校现在已改成济南实验初级中学。原来这里是一个大官的房子，有三个四合院，后面是后花园，被我们学校改成操场，有二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现在初级实验中学与那时完全不一样了。现任校长大约是五十五岁左右，姓刘。刘校长说，他小时候见过我所说的模样。我们被安排住在济南最大的宾馆，在千佛山附近，在原来的内城边上，来回经过趵突泉。整个济南市和我十二岁离开时，已完全不一样了。[10]
这些魂牵梦绕的地方，一直跟随着老人，此次有机会前来寻找，并不是要找回什么，只是了却心愿。他谈到此行，很是愉快，丝毫没有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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