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和平与死亡（1900-1901）

24.和平与死亡（1900——1901）

一直以来，人们对义和团期间李鸿章的所思所想十分好奇。在此之前，李鸿章被指派抓捕改良派人士，他一直忙于揪出戊戌变法中最大的幕后黑手，而此时人们认为李鸿章早已被赐予五爪立龙缎补服，补服的图案为：身前身后五爪正龙各一团，两肩五爪行龙各一团，五爪龙缎立龙缎补服与皇帝所穿的龙袍的唯一区别在于，龙袍上的龙是环绕在龙袍上面的。

端郡王之子溥儁作为皇储，继承同治帝之位而不是光绪帝之位，最后被废除，但我无法找到关于李鸿章对此事的看法的记录。

一位拜访过李鸿章的美国官员曾经问过他对美国占领菲律宾群岛有何看法，在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对于他人之事的看法。李鸿章严厉谴责了他们放弃传统外交政策的做法，并让这位官员相信，清政府是绝对不会推行这种为国家带来灾难的政策。这位官员问道，清政府是否会反对美国招募中国雇佣兵去攻打菲律宾，李鸿章答道，如果这些雇佣兵是在菲律宾从军，并且得到当地中国领事的同意的，清政府不会反对。但是他最后总结道：“你最好把这些岛屿卖给日本，并将所得款项给予西班牙，这样便可肃清外夷烦扰之事，专心处理本国之事，”他还建议，如果这个方法不奏效，另一个绝佳方案则是收买阿尔吉纳尔多。所谓“旁观者清”，对于他人之事，我们总是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突然，李鸿章被从广东召回北京。6月的时候李鸿章称不见到圣旨，绝不回京，并且通过山东巡抚发了四封电报回京；但是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他仍然感觉到，在这一周内，他还会接到其他指令。21日，直隶总督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要求其军队支援，并称他最多只能坚持四到五天了。

与此同时，广州当地官员恳求他留下来，继续保护他们；李鸿章回复到虽然此时北方形势严峻，困难重重，但他也不能对他所管辖的地区撒手不管，他有义务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因此，他即使离开了，也仍然会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争取广州的和平安定尽职尽责。

接着出现的一份声明提醒我们，此时的中国犹如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译者注：《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为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所著）所在的时期，面对严峻形势，人们总是一蹶不振。但是，“在李鸿章内心深处，他总是记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他恨不得瞬间飞到北京，解救朝廷于水火之中，但他不能。他心中这强烈的愿望，就像燃烧着的熊熊烈火，让他寝食难安。他深知这次旅途的艰辛，他只能凭一己之力，独自跨过千山万水，回到北京，但当他想到皇上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大清江山风雨飘摇，为显示忠诚，他必须快马加鞭，竭尽全力，向目的地奔去。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年近八旬，但他为了与大清肩并肩，共同面对风雨，仍然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上述内容如此深情地描述的李鸿章的形象与李鸿章对朝廷的忠心是一致的，他在奏折中说到，直到外国人彻底被逐出境外、使臣被释放、基督教在华教徒得到保护、李平衡被镇压，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作为和平使者的使命才算完成。

此时当地报刊采访了李鸿章，并问到他是否认为北方事端会被和平解决，而谁会是他最为信赖的可以解决此事的人。李鸿章的回答十分简单，而且从某些方面看甚至有些荒谬，“和平解决争端是不可能的。”在问到他是否会回京，他含糊其辞地说道，天气过于炎热，他将会延期回京。这与之前所描述的他迫不及待地要“跨越千山万水”回到北京并不一致，实际上此时的李鸿章登上了一艘到大沽口的汽船，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对于李鸿章而言，此时的他还面临着其他的困境与危险。但他并不会对报刊记者全盘托出，他只能告诉记者，皇太后、皇上还有公使团仍然安全。

人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主权了，唯一能够压制外国势力的地区只有长江沿岸一带，他们希望从李鸿章那看到一线曙光。但即使通讯中断之后，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他们没有任何人相信，北京的电报通讯系统可以迂回建设而不直接通过天津。这时慈禧太后仍然健在，而与慈禧太后的联系将会比以往更为频繁。当然慈禧太后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令人好奇的是，就在这时候，李莲英——慈禧太后最为宠爱的假太监被宣告死亡；而报纸上对他的葬礼进行了全程报道。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慈禧太后的新宠排挤掉的。

为了应付义和团动乱后朝廷西逃，北京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况，7月25日，李鸿章命令黑旗军将领率一万名将士从陆路进军至北京，据说他还安排了几名海盗首领随军前行，这也是中国的惯例；然而当他离开后，黑旗军将领拒绝行军，除非李鸿章给足两万士兵让其支配；但军队好不容易出发之后，军中又开始盛行起恐怖主义来。与此同时，李鸿章收到了指派他任直隶总督的指令，他离开了香港，而香港总督哈里·布莱克爵士也极力劝他回京并建议他同意长江沿岸一带地区总督要求各自维护各自所管辖地区秩序的建议。

接着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在抵达上海之初，没人认出直隶总督的身份，更没人会到他府上拜访他。这时没人相信朝廷已指派他为直隶总督；在人们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个擅离职守的广州总督，他来到上海是为了与西方列强斡旋。

为了让大家认识自己，年迈的李鸿章在人流量最大的静安寺路旁放了一把扶手椅，在身旁随从的围绕之下，他坐在椅子上与过路的人们进行交谈，试图让大家渐渐熟识他。在过路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海军中尉，他得到了去李鸿章府上拜访他以及为他拍照的机会。渐渐地，李府开始热闹起来，一个又一个外国领事拜访了他，刚开始他们的拜访还是秘密地，随着时间地推移，拜访便愈发公开起来，最后只有英国总领事拒绝拜访他。

8月7日，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书，具体内容如下：

近来，大清与外夷纷争不断，引起纷争的罪魁祸首是一些好战分子。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免于责罚，如果局势继续这样发展的话，最终双方的积怨会越来越深，这会让我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这将不利于全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因此朕指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谈判，以阻止与西方列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对于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的任命将会由外务部通过电报发出，接下来李鸿章将会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谈判。

起初，李鸿章向他的商贸公司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派出一艘轮船以及两百名保镖。当北方人听到这一消息时，说到：“西方国家现在急于求和，因此需要李鸿章扮演求和者的角色。他愿意赔偿所有军费。然而董福祥却不希望如此，他要求将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

李鸿章来到上海后还要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8月15日，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所有总督要求美国在其中调停，阻止英国军队登陆上海。此时，他们迈出这一步并不困难——但是在此之后，大清必须考虑关于外国人的保护问题，因为不仅仅是英国军队将要登陆上海，法国、德国军队也将紧随其后。

然而，在陕西饥荒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慈禧太后的信件，在其中他并没发现慈禧太后与攻击外国公使团有任何瓜葛；但是对于眼光长远、顾全大局的李鸿章而言，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在世界各国面前，他也不能承认此事。

李鸿章向山东巡抚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道：“我发现，在外务部发给我的所有电报以及我所读过的一些外国报纸中，关于北京外国公使团之事，与朝廷所发密诏不尽相同。因此我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很难在这方面与西方列强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谈判，并达成共识。我昨天给朝廷递了一份奏折，要求指派庆亲王、荣禄以及刘坤一和张之洞总督作为我的同伴一同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谈判；并让我们以友好而温和的方式，将此事向各国解释。接着，我会向上海的各国领事求情，但必须提到的是，除了一些拜访过我的领事，其他的领事似乎另有想法。我已经向他们本国政府发了电报，但回复是他们无权代表他们国家在此进行和平谈判。但为了让事情尽快圆满解决，我乘汽船到天津和北京，我想在几位同僚的协助之下，也许便可以找到与这些国家进行公开谈判的机会。”

9月12日，李鸿章正式告知西方列强，如果不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将到天津行使他作为直隶总督的使命。但在此之前，李鸿章曾对此失去过信心，在收拾好行李之后，他向朝廷请了二十天病假，他担心他自己以及他的老同事会被李平衡谴责为亲近洋人的卖国贼。

最后，在9月18日时，李鸿章在无人陪同下，乘汽船抵达了大沽口。之前，他欣然接受了俄国战舰的护送，然而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向俄国政府指出，俄国战舰能够如此畅通无阻地行使完全是在于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所以俄国战舰护送李鸿章的愿望最终落空了。尽管如此，李鸿章的登陆也困难重重，海军指挥官对于李鸿章登陆天津强烈反对，他将竭尽全力阻止并让他颜面尽失，饱受折磨。

最终李鸿章还是成功抵达了天津，他的落脚点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并得到俄国派遣的部队的保护，这里离他原来所居住的老衙门不远。刚开始的时候，他保持沉默，即使在去北京的时候，他也言语不多。除了俄国，没有哪个列强会在意他的话；但实际上，所有列强对他都是持怀疑态度。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平衡被委以重任，率领大量兵力前往河岸边驻守，以阻止联军的进军。然而当他听闻敌人兵临城下时，他脱下了官袍，狼狈逃跑，甚至比惊慌失措的民众还要快；不到半小时，整个军队丢盔弃甲，四处逃散，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8月15日，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但是在此之后被处死的却没有一个是洋人，而是大清兵部尚书以及两位满族官员，其中一名是户部第二把手，另一名则是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被幽禁在宫中密不透风的地牢里的珍妃在此时也惨遭不幸。在1900年8月15日西逃前，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她被推入井中，“为了永绝后患”，慈禧太后还命贴身太监在她沉入井下之后往井中投掷巨石。

当慈禧太后率大部队逃出宫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被踩死，后来朝中一位高官说道：“被慈禧太后一行人踩死比被八国联军杀死要荣幸得多。他们用自己面目全非的尸体，确保了慈禧太后逃亡之路畅通无阻”，他还说道：“洋人已经攻占我们的首都，然而，他们即将开始野蛮地纵火和屠杀，在城中掀起腥风血雨。但如果是我们逮住了公使团，大家认为，我们还可能留一个活口，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吗？”

最终，在九月时，李鸿章起身前往北京。此时的他，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然而在天津的时候，他曾宣告没有最高统帅瓦德西的同意，他是不会理会任何洋人的要求的。在10月24日时，庆亲王和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答应给付赔款，给予列强其新的经济利益，并要求停战，但法国公使毕盛称，一旦罪魁祸首的人头落地，那么一切敌对行动便会停止；瓦德西在没有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之下，给朝廷发布了最后通牒；俄国虽打算帮助中国隐蔽罪犯，但同时也竭尽全力让全体使臣撤离北京。

俄国公使团最终退到了天津，一位英国公使对此愤怒不已，称：“这并不是与北京辞别，而是再会，”因为他们不久便会再次回到北京。俄国总是试图为大清掩藏那些与俄国利益不相冲突的罪犯，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并不仅仅是黑龙江沿岸大规模屠杀而得到的赔款，而是想要将版图扩张到满洲，并在其中撷取更多的利益，对此，他们从李鸿章那也得到了承诺。

此时，李鸿章的处境非常艰难，但他此时的言行可以看出中国人行事的传统特征，他曾经说道：“西方列强现在急于撤出北京。”然而，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越说越偏离事实。

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报纸已经对光绪帝归朝遥遥无期以及慈禧太后归政开始进行评论。一位大清大臣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到：“为了稳固风雨飘摇的大清，增强士气，减少外交和军事上的摩擦，不管他是否同意，也要让光绪帝回京，并让他渐渐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从光绪帝变法失败被幽禁的那日起，从某些方面看，他已经变得自由而独立，这样让欧洲感觉到自己得到了一些保障。”

最受人崇敬且睿智聪敏的一位在华英国领事与张之洞之间进行了一次会谈，其中说道：“由于慈禧太后一直保持在朝中的势力，这使得我们很难开诚布公地谈话，因为欧洲主流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幕后黑手，并夺走光绪帝手中之权。”这引起了张之洞的强烈反驳，并坚持声称慈禧太后揽权是为了减轻光绪帝肩上的重担，因为繁琐的国事已经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慈禧太后所处之位让她不得不这么做，而她做的这个决定也是十分合理的。

张之洞承认，慈禧太后在面对列强入侵时，想把义和团作为“后备军”来抵制列强的入侵，但他否认朝廷对任何洋人与传教士曾经有过敌意。这位领事进一步说道：“我并不认为一个哨兵会仅仅在边界规定范围内站岗，他定然会越过界线以得到更多情报。”

对于这样的情况，光绪帝认为需要第三方国家作为调停人介入此事，这将有利于帮助大清整合优势资源，壮大实力，抵制侵略者，这也许会终结大清残酷而有失公平的体制，国内叛乱因此也会渐渐平息，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所期望的。

然而当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重新夺回政权时，外交使团不仅放弃了救出极其信任他们的光绪帝，而且还迅速地开始公开支持慈禧太后；并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他们的妻子去拜访慈禧太后；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向慈禧太后施压，以惩治犯罪，但奇怪的是，英国却站出来，说要为慈禧太后穷追不舍的戊戌变法中的维新志士提供保护。

显然就像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俄国邀请李鸿章选为沙皇加冕礼的嘉宾一样，那个时候的李鸿章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身边没有谁可以依靠。慈禧太后的境地也是如此，首先是中日之战，接着是支持义和团运动，如今是袭击公使团，这让她声名狼藉，颜面尽失。法国自然会与俄国站在一边。德国也许也会如此，因为此时英国，正如我们所知，正侵占着德兰士瓦。如果当地政府给予英格兰使者全权自由处理的外交权力，在英格兰信誉的保障之下，他们也许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

1901年1月份，李鸿章和庆亲王向慈禧太后递交了一份恳求她回京的奏折，奏折中言辞激烈地指出，如果慈禧太后不早日回京，形势将会变得更糟，这对朝廷和大清都是极为不利的。

1901年2月，我听闻李鸿章身体抱恙，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为履行自己的职责，像年轻人一样奋斗在第一线上。11月时，为了避免保定府落入洋人之手，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全面接管刑部，任何人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都会忙得头昏眼花，而如果保定府失守了，那么谁会被抓住呢？也许还有人会记得，在保定府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屠杀中，联军在攻城时将城墙的基石卸下，最终顺利进城。

李鸿章抱怨道，无法通过电报发送密报给朝廷，让他举步维艰。接着，我们便听到李鸿章给朝廷的信件在途中被偷的消息。这是因为他想要答应洋人的条件，签订相关条约，被朝中顽固派拒绝，而他感觉无法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根据中国传统做法，为了保住颜面，只能说信件被偷，朝中无法收到他发出的信息。

3月25日，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称：“如果皇太后不批准这个条约，那么俄国将会永远占据满洲，而其他国家将会效仿。如果皇太后批准了，俄国承诺归还满洲给大清，这也会让其他西方列强停止抗议。”对于一个明白人而言，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处境，这时，洋人已经直接公开地阅读通过电报线传输的电报，而电报线的另一头，慈禧太后也是腹背受敌，情况不容乐观。

慈禧太后西逃至西安府时，还带上了三个大型戏班子，他们几乎每日都在慈禧太后的临时宫殿外为慈禧太后表演，而在朝中大臣和各官员也能够每日欣赏他们的表演。然而，这时在民间，物价飞涨，每担米要18，000两，一杯水5两，甚至连人肉都能卖高价钱，每日都有人饿死。然而，一位刚从西安府回来的官员说道，慈禧太后气色很好，对那里的生活也很满意，她保养得非常好，看起来就四十出头的样子而不像是一个年近百岁的人。相反的，光绪帝则精神不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5月，李鸿章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大房，准备将合肥的家人接来同住。在这时候的北京街头，我们大约可以听到41种语言，一份中国报纸中说道，联军将一些本国的新闻工作者带来北京为他们从事相关工作，而在北京的新闻界中，还有一些之前曾活跃在朝中的六部重要官员，以及最近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的官员。

6月，一些外国使臣在拜访李鸿章时建议，当外国使臣进宫觐见时，宫中应为他们备好轿子，迎接他们的到来。李鸿章很快回复道，关于为外国使臣备轿，之前从未有先例。外国使臣说：“那好吧，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到访欧洲时，难道会带着轿子和马车前往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皇家轿子呢？”李鸿章听罢，一直沉默不语。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总是被迫以沉默表示默许的那一个。

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地反对革新。但一旦引进了新技术、新方法，他们便不再多言一句。一些人还会以自尽来表示强烈地反对，哪个国家的人民又会通过这样的方法反抗呢？

在北京，当八国联军攻入时，许多家庭不堪屈辱，在家中自尽，一位负责清理工作的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对此震惊不已，在一个民宅中，他发现除了一位老人，所有人都已经在家中的横梁上自缢而亡。“你们没必要这么做。我们并没打算伤害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答道：“因为我们对生活已经感到十分厌倦，除了自杀，我们别无选择。”而在其他的民宅中，他所见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满洲吉林，一位守护内城的将军和他的妻子、兄弟、兄弟的四个夫人、四个侄女，在家中放火自尽。最终，他的名字被刻在寺庙里的英雄牌匾中，人们还为他和他的妻子及亲属们建起了一个拱门以做纪念。翰林院中的一位祭神官员与他的妻子一道在家中服毒自尽。关于这时期死亡的人员，具体的统计如下，但我不敢保证这份名单是完整的：

自尽人员名单

第一等：徐同：汉族，在慈禧太后西逃时自尽。

崇漪：满族，在慈禧太后西逃时自尽。

桂恒：满族，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时自尽。

禧庆：满族，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时自尽。

李平衡：满族，通州之战后自尽。

曾纪：满族，中俄之战战败后自尽。

严茂：汉族旗人，中俄之战战败，吉林失守后自尽而亡。(www.xing528.com)

第二等：徐程毓：汉族旗人，北京失守后自尽而亡。

福俊：满族，北京失守后自尽而亡。

死亡人员名单（不含自尽）

第一等：一位大学士在冲突爆发之前，因年老自然死亡。

协办大学士：在随慈禧太后西逃途中，因过度惊吓以及舟车劳顿而亡。

福：在随慈禧太后西逃途中，因过度惊吓以及舟车劳顿而亡。

都察院御史：北京被围攻前死亡。

工部尚书：在逃往西安府的途中因病而亡。

荣禄的幕僚（北方军队司令）：八国联军进军前，因怒气攻心而亡。

北方军队左翼指挥官在慈禧太后西逃后不久，因年事已高（88岁），自然死亡。

第二等：都察院副御史：在逃往西安府的途中死亡。

福建主管文学的地方官员，在听闻所有家人被义和团屠杀后死亡。

陈宝宸：山东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革职，因病死亡。

胶州巡抚因病死亡。

前山西司库主管，在八国联军进军前死亡。

据说，还有很多人死于前往西安府的途中。

除此之外，还有五人被端王处死、两人被慈禧太后处死、两人被义和团杀死、一人被八国联军杀死，还有三人死于战争之中。

3月2日颁布的一道诏书中，有将近两千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方交战中死亡的人员的名单，以及那些不堪屈辱而自杀的人员名单。他们在死后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奖，而他们的后代，则被授以官职，以表彰他们家人为国家荣誉而做出的牺牲。

如此惨烈的情况，也深深触动了李鸿章，这使得他再次回到了北京。我们知道，当他在天津的时候，也早已预料到当前的局势了。1900年11月，英国公使萨道义爵士给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道，李鸿章已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向各国公使发了一份无礼的照会，抱怨在保定府的联军军队以及中国基督教信徒。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回复了该照会，他们不会接受李鸿章所提出的条件，而其他国家则拒绝回复。但这似乎并不会让李鸿章态度有所转变，接着，在没有征集外国公使同意的前提之下，他召集了袁世凯的部队进入北京，维持秩序，如果袁世凯的部队与八国联军碰面，双方很有可能开火激战。

然而，人们把李鸿章生病的新闻仅仅当成是一次外交手段，难怪李鸿章病倒了一次又一次，但这些人的臆测和谣言是错误的，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刻，不管出现怎样的状况，李鸿章都是绝不会以装病来推辞其责任的，他会拼了老命再一次承担起和列强议和的重任。

显而易见的是，清政府（直到慈禧太后带着御玺西逃，清政府一直在她的掌管之中，不管在哪个时期，她都没有将权力完全交给光绪帝）迫切希望摆脱洋人，因此决定部分依靠民间秘密组织的力量，借秘密组织之手，将所有洋人赶出中国。

实际上，慈禧太后几乎就要取得成功了，但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够成熟，因为这些秘密组织作为非正规部队，清政府只是暂时将他们召集起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并不能完全掌控他们，因此便发生了袭击铁路以及铁路工程师的事件。然而，外国政府正紧急派出部队来华保护他们的公使团，他们认为这些秘密组织是在清政府的授意下进行叛乱，甚至我们还能够看到，他们按照清政府将领所规定好的路线，攻占一座座城池。

在这种可怕的情形中，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一些官员有可能会被这些秘密组织的成员杀掉，自然李鸿章也在其中。

皮埃尔·洛蒂在他所著之书《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有一张1900年北京秋天的图片，其中通过对一间被毁坏的民房的拍摄而形象地展现了北京满城的萧条之象；一些脏兮兮的哥萨克人站在门外看守，而在门廊之中，摆放着一张桌子以及两三张雕花的黑檀木扶手椅，剩下的便是扔在地上的小提箱，里面凌乱地塞满了出远门所要的必需品，这样看起来，这一家人好像已经做好逃亡的准备了。

在书中，皮埃尔·洛蒂把李鸿章描述得非常高大，突出的颧骨、明亮而敏锐的双眼，看上去就像典型的蒙古人，尽管如此，他的长相一点也不难看，虽然他的皮毛长袍已经破旧，但从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却流露出一股贵族的气派。

李鸿章询问法国人、在颐和园的瓦德西以及相关的其他人士，他们究竟在慈禧太后所有的宫殿里做了什么，并警告他们，不能在宫内进行任何破坏活动，要小心翼翼地对待宫内所有物品。接着，李鸿章做出了一次他人生中最为动人的演讲，他说：“我几乎已经去过了所有欧洲国家，也参观了你们首都的博物馆。同样，北京也有博物馆，它就是京城中的所有皇家宫殿，它们都建于几百年前，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与你们国家最好的博物馆媲美，但现在它们被你们摧毁了。”

1901年4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六名官员，被任命联合摄政。就在同一个月，朝廷收到许多从北京发出的奏折，要求慈禧太后携朝中大臣立马回京，弹劾庆亲王和李鸿章。就在此时，李鸿章和庆亲王请求英国公使同意让李提摩太保卫上海，让西方与清政府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在那里得到解决。

然而，萨道义爵士不会让李提摩太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海，同时，他还要求清政府给予赔款。在一片狼藉的京城之中，直到签署条约之日，年迈的李鸿章一直日以继夜地为国辛勤工作着。实际上，在签署条约之日，李鸿章真的没有必要去冒险，但是他心意已决，一定会出现在签约现场。

接着，李鸿章的身体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十分虚弱，他将他所有的儿子召集到自己身边。据说，在李鸿章签署条约的两天之后，将机要秘书派往俄国公使处告诉俄国公使作为全权代表的他已收到来自西安府的指示，要求他们撤离满洲，因为条约签署之后，大清和其他西方列强间的和平得到了保证。俄国公使回复道：“我只是被委派来京的公使而已，对当地事宜才有决定权。很遗憾，我无权对撤离满洲如此重大的事宜作出决定。你们最好派出全权大臣到圣彼得堡与外交部长进行交涉，只有他才可以决定如此重大的事宜。”

接着，以冷酷无情闻名的俄国公使萨尔抵达北京，这时李鸿章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但他在10月初时仍带病坚持与其进行了一次长谈。据一份中国报纸报道，在10月7日时，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会谈。10月8日，回到天津他的临时衙门住下，接着，他将要乘火车去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清，作为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人，李鸿章十分不安，11月1日，李鸿章身体突然严重不适，但24小时之后，症状有所缓解，尽管如此，遭受重创的他已变得更为虚弱。据说引起他重病的原因主要是长期的沮丧和不满，尤其是在近来的一些政治事件中。庆亲王在与他就满族问题协商时，强烈反对他在一些重点问题上的处理办法，最后，庆亲王退出，放弃所有权利，不再管这件事。

俄国公司萨尔一直在催促李鸿章签署《满洲条约》，然而十一月以来，李鸿章的身体越发的虚弱，似乎已经康复无望了。据说，他已经虚弱得无法起床了，只能邀请俄国公使来到他的榻前，告诉他朝廷采取了刘坤一和张之洞总督的意见，拒绝批准《满洲条约》的新增条款；与此同时，朝廷还要求李鸿章恳求俄国，希望对于条约的签订能够放宽要求。

也许俄国公使此时的感受十分复杂，他想通过逼迫李鸿章签订条约，让俄国取得满洲的主权而使自己政绩斐然的愿望破灭了。据说在李鸿章和俄国公使就满洲之事密谈期间，日本公使也拜访了李鸿章，强烈建议在条约中要求俄国在条约签订后的十二个月内彻底撤离满洲。因此，李鸿章在条约中增加了一个条款，即：俄国人在1903年春天之前撤出满洲，“这稍稍多于十二个月，这与日本政府提议的十二个月相差并不太远。”

11月6日，李鸿章要求清政府召庆亲王回北京，而他自己也立即向庆亲王发了关于回京的电报，因为他很有可能随时咽气。据说不服气的俄国公使每天清早都要到李鸿章府上，试图得到李鸿章的印章来盖在《满洲条约》之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李鸿章的最后时刻是在哭泣中度过，最后，他彻底陷入昏迷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去世前最后的一项举措是推荐马丁博士翻译的最新《国际公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鸿章仍然在工作，1901年11月7日，78岁零六个月的李鸿章与世长辞，根据中国传统说法，李鸿章卒时的年龄应为79岁。

慈禧太后听闻李鸿章死讯后，立即写道：“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因学而优则仕，他颇有军事才华，在军事上创下了许多辉煌战绩，他镇压叛乱，为大清江山的稳固做出巨大贡献，这使得他在朝中名声大噪。在他最后的三十年中，他全面掌管大清的外交事宜。自从去年春天，北京卷入国际纷争以来，形势异常严峻，而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出于对大清的忠诚，毅然决然扛起了所有的重担。如今，大清江山得到保全，人们又生活在和平之中。在他患病期间，我常常向他发信，由于所有事端才刚刚得到解决，我希望他能够早日养好身体，继续为大清效力，然而，他却突然开始吐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再也没有醒来过。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我失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帮手！这是多么的不幸！……”

在李鸿章死后，为表彰他对大清做出的巨大贡献，被慈禧太后封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并为其举行葬礼；接着，慈禧太后命恭亲王从皇家护卫队中挑选十人护送李鸿章灵柩，并让其代表自己为李鸿章穿上寿衣。恭亲王还被要求以皇上和皇太后的名义为其祭酒，以告慰其在天之灵，最后，刻有李鸿章名字的牌匾在京师祠中，与为大清做出巨大贡献的先人一起，留给后人祭拜。

李鸿章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毕德格回京晚了一步，没能见到李鸿章最后一面。1900年，他率领一行人到南堂（译者注：宣武门教堂）解救基督教徒时，不幸身负重伤，身体状况直转急下。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他也驾鹤西去了，而他与李鸿章之间的秘密也随之永远带入坟墓里。

随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回京，《泰晤士报》对其回京的情形进行了生动详细地记载，慈禧太后打扮成普通妇人的样子，照料着她的行李，她还一改往日威严，与身边的人谈笑风生，在进入城门之前还与站在城门之上的外国女士点头示意，甚至还呼喊她们的名字；而光绪帝则一直沉默不语，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李鸿章不可能出现在欢迎的队列中。

1902年6月1日，李鸿章的灵柩在军队和宗教队伍的陪伴之下，由64位轿夫抬出北京。在抵达通州之后，李鸿章的灵柩被放到船上，通过水路运达大沽口，在大沽口再换汽船，最终抵达安徽合肥，灵柩的运输路线是依照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所待过的地方而设计。在丧葬船靠岸的地方，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再次等候，向李鸿章作最后的告别。在不远处，还设置了一个祭坛，一整个早上，当地官员都在此为他焚香，以示尊重。

后来，他的儿子李经述，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因不堪丧父之痛，也随之而去了。李经述才华横溢，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他曾被指派为李鸿章书写传记，为了写好传记，他花费了六年的时间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材料。然而，随着李经述的去世，这项工作也无法完成了。李经述有一位夫人以及几个孩子，作为名门望族、朝廷高官，这种只有一个夫人的情况却不常见。

从中日之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备受慈禧太后信任的李鸿章在组织清军自卫反击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甚至可以说是失败。李鸿章的主和思想让清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退避，然而却让大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面对这样的情况，广大人民首先会选择忍受，但当洋人强索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从人民身上压榨、在人民身上的重担被加压到一定极限时，他们便会奋起抗争，反抗当地政府的活动以及针对洋人的暴乱便发生了，这种情绪以及反抗斗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迅速铺遍整个中国，然而，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又会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东西。

和朝中其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人们对他这一政策极为担心，害怕终有一日会因此而吃到“苦果”。在李鸿章的一生中，他坚定地支持着慈禧太后，同样地，慈禧太后也力挺李鸿章。从这一层面看，这里并不存在机会主义的影子。

如果没有李鸿章和戈登，清朝很有可能被太平天国推翻，新的王朝很可能随时拔地而起。实际上，这时的清朝腐败、堕落，她是通过牺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才得以苟延残喘，而西方列强已将长矛直指中央政府，然而，各省总督为早日击退洋人，正埋头努力发展所管地区的军事和经济。这时，李鸿章被比作黎恩济而非俾斯麦，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清政府还大有希望。因为后者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而前者则造就了意大利的分裂。

通过前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在恶劣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处理问题的。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犯下极大的错误并不罕见，当他面对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唯心主义。

但我们有证据显示，李鸿章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人。他非常忠于朋友，甚至当他们背叛他时，他仍然能够和善地对待他们。也许这并不能够说明什么，顶多只能说明他的好脾气。但是李鸿章一直以来都对自己严格要求，从未非难过任何人，而对于那些非难他的人，他也从未心怀仇恨之心，从这里便可以看出李鸿章过人的度量了。还有人告诉过我，李鸿章在记人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天赋，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只要他见过，他都会记得，并且知道谁将会跟他见第二次面。

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饱含深情的丈夫、一个和善却又带有一点严厉的父亲，他还是一个慈爱的祖父。从未有人抱怨过他有一丝恶习。李鸿章喜好交际，一个熟知他的英国人说，在他们的交际圈中，他以适可而止、中庸克己而出名。对于他身边的人想要进行的活动，即使他不太感兴趣，也会鼓励他们进行。

在时局还不太紧张的时候，李鸿章虽然外表威严，但只要他在，都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当中国被外国人瓜分得四分五裂，西方列强纷纷伸出贪婪之手，企图将中国变为另一个印度的时候，老天将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身上注定要身负重任；但年迈的李鸿章面对如此状况，也无法找出打破僵局，走出死胡同的方法。也许这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李鸿章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就是借权敛财。李鸿章爱财是毫无疑问的。在他一生中到底收敛了多少财富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并没有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我们很有可能高估了他手中所积累的财富。事实是，虽然最终没能完成，但他仍为提高大清的防御能力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当日本入侵中国时，举朝上下严重的贪污腐败情况让大清不堪一击，李鸿章的防御工程也未能为大清挽回颜面，正是因为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才使得各国有机可趁，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百官之首，李鸿章自然要为此负责。

虽然李鸿章已经驾鹤西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一直会记得他开怀大笑的样子，而其他已经去世的、曾为大清做出贡献的大臣们，同样也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