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叛乱：李鸿章回忆录合集回顾

23.义和团叛乱（1899—1900）

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他以商旅的身份来到中国，得到了和王子一样的接待。在武昌，与学识渊博的总督张之洞谈话时，他事实上直率地说：“当然了，我们可以取走长江流域，你知道的。”这位中国政要带着高贵的沉着静静说：“噢，当然。”然后机敏而坚定地转移了话题，熟知中国礼节的人耸耸肩。只有后来留下的苦痛和不信任显示了查尔斯勋爵在武昌和南京留下的印象。

查尔斯勋爵事先保证过避免提及这一话题，却立刻深深陷入这一话题。在天津，他表现得更过分，事实上，他向袁世凯提议说他应当长驱直入北京，抓住慈禧太后，又说自己愿意亲自随他去。然后，当这一谈话泄露出去，他无比震惊：“我从未见过中国这般古怪的地方。当时在场的只有袁世凯，我和我的秘书。会是谁讲出去的？”“啊，当然是总督本人了。你不明白你是严重谋反么？如果被发现我听到这些却什么都没说，我就会被斩首，所以，我当然要立刻把它讲出去保住自己性命。”

由于查尔斯勋爵是一个特别受英国君主信任的特使，我们不用描述就可以想象，表面上是“商旅”却没做过什么生意他被丢在中国，心里该如何充满怨恨。接着这位英国特使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的坍塌》，这本书当然未受限制被译成中文，然后广泛传播开来。然而在这之后，人们还是继续愚昧地把中国官员分为排外、反英、和亲俄。既然每个人的手都伸出来攫取利益，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反对所有其他国家——只是被迫选择立场，一阵和这个国家站在一边，一阵又和另一个国家靠到一边，作为保护自己对抗其他国家罢了。

据记录，这时的李鸿章在1899年7月和俄国公使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神秘会见。

也是在这一年，李鸿章的兄长圆脸的李瀚章在安徽的祖宅中去世了，享年八十岁，死于癌症，他所有的儿孙都聚集在合肥最后一次为他尽孝，1901年李鸿章也随他而去了。

李鸿章在那之前就从总理衙门告假，并且得到了在宫内乘坐两抬轿子的特权。他如今被任命为死刑犯最后一次上诉法庭的主席。似乎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必须接受所有任命，况且还能有比他更合适的长者吗？

关闭了金连山刚刚在上海高调开办的女校。金连山是个能力出众的广东老人，也是上海的电报业一把手，双耳已经完全丧失听力，然而他思想开明，敢于坚持自己主见。康奕在另一场合中的讲话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最近喜欢开办学校。这些学校教育出的好多人一旦学了点西方的东西，讲了几句外文，就立刻想变成卖国贼，而狡猾奸诈的商人又对资助这种学校表现得极为热心。我必须说，我对此种行为感到深深的愤慨。”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可以领会他在军纪上的观念：“我看到最近团指挥都开始依照外国的方式操练士兵。这实在是个有害的习惯。他们把剑、矛和盾牌扔到一旁，谈论的内容只有让士兵们整齐划一。他们犯了个大错误，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损失。在如今的战斗中，奋不顾身向前冲的勇气才是获胜之道。这样与战友整齐划一，士兵们该如何向前冲呢？唉，这种训练法学到的只是如何输而不是赢。”

人们开始注意到，别的将领正在北京周围聚集兵力，宦官警卫队装配了武器，有许多关于太后在宫中建造保险库的秘密报道；有些人说这是为了预备在最糟情况下确保她自己的安全；还有人说是为了关皇上——他仍被囚禁在一个大湖中央仙境般的岛上，围绕着各种华美的亭台楼阁，精致小巧的亭檐闪闪发光，金黄色的琉璃，奇异的凉亭，树木盆景，处处美不胜收；在这里看着远处的大殿，一颗心可能会因渴慕而生病，那里宫顶轻轻翘起的屋檐两端恰似岛上囚徒从未得到过的权力，以及可能永不复得的自由。

据一份中方报纸报道，连接小岛和湖岸的吊桥上一块木板掉落了，这既是背叛也是友情；皇上带着几个随从想要穿过吊桥逃跑，当时护卫和太监们都慌乱不已，却没一个敢碰他一下，含着泪恳求他，说：“这条路能为您带来自由，但是您知道如果那样，明天我们就命丧黄泉了。”光绪用那双黯淡哀伤的眼睛——这双眼中的浓重悲伤曾经甚至使冷酷无情的公使馆秘书们被召见后写下了悲哀的描述——看着他们，知道他们的话分毫不差，就折回了那个属于他的亭子，做一个心甘情愿的囚犯。

大概在这时，中国的基督与常识传播协会办公室为皇上拿出了许多书籍。他先前的老师，现任驻英中国公使告诉我，他经过学习英文已经讲得相当流畅；他仍旧相信自己能坐上更高的位子，还满脑子都是让自己更胜任的想法。自那以后，中国的皇帝还是否有能力执政几乎成了一个种族问题，法国和俄国人说他是个废人了；而英国人，还有中国人都会说他是个才智出众的人，也并不虚弱，只是他因学习工作太过劳累而过度损耗了精力。在所有那些见证了重返北京的报社记者中，只有一个日本人有机会见到皇上和他随员中的绅士们进行诚恳生动的对话。

在这时，太后希望任命李鸿章重新担任他在天津的职位，但是荣禄——康奕的死敌，许多人的眼中钉，作为“一个将很快高兴地回家玩他的弓箭的人”——尚且不能下定决心放弃对佩阳陆军的指挥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汉人——而不是满人——上书反对罢免皇上，使得太后作罢。李鸿章对于离开北京只有感激。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见到他的人如何不断讲到他对离开几乎孩子般的欢呼雀跃！

在1899年12月，他被任命为广东总督。这一任命是否是由于北京策划了什么，为了控制一下暴烈的广东人？因为只有李鸿章才能把一个省管理得井井有条。或者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把他打发走？因为李鸿章的欧洲朋友们都声称如果李鸿章留在直隶总督的职位上，就不会发生义和团暴乱。

人们普遍认为比我们的阳历新年晚一些的春节之前会发生另一场政变。几个月之前，皇历编纂者接到指令，暂时空出皇上的名字；出现在苏州的皇家丝绸专员收到命令，制作十六件和皇上身上穿的龙袍相仿的宫袍，而且很明显不是为将要被宣布为继位者的那个孩子做的；而且在某个地方议会，所有的高级官员都被令带着权杖出席，平常只有皇上登基才会这么做。确实流传着各种谣言，最普遍的一条是光绪将被处决，接着在1900年1月24日，他“被迫签下退位书”。这是一个在场的中国人给出的描述：

我和别人一起站在旁边拿着供皇上用的砚台和毛笔，太后亲自为他拿出笔。可是到了这时候，皇上还是犹豫着要不要接过笔，签上已经预备好并被递给他的退位书；但是右下角已经有了一个御印，太后朝他皱着眉，用锋利恶毒的眼神注视着他，似乎使得皇上迷了心窍，立刻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接着叹息一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似乎做了一件要命的事，然后太后胜利地从他外甥手中夺过“诏令”。

接着突然出现了变化，她周围那些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太后的脸庞立刻满是笑容，她的眼神变得柔和善良，她对自己的皇甥完全是一副和善和慈母般的关爱！他这位失势的皇帝，签完那张生死攸关的文件后跌入椅子，他的面容忽然呈现出极度的苍白，过了片刻，他吐出的血染到了袍子和下面的地毯上。

陛下的情绪激动使得他本就虚弱的体质不堪重负。太后亲自和善温柔地照料皇上，当他看上去缓过来一些时，又亲自把他扶到一边，挥手令那个要来搀扶皇上的太监退下，然后她带着对皇上健康和舒适的极度关切亲自护送皇上到他的静居处，看着他被安全禁闭起来，吊桥再一次被升起，当她和无数随从返回她的寝宫时，她的面容又恢复了那种惯有的冷酷深邃的表情。

在1899年12月，慈禧向所有沿海和长江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发去了一份派遣通知。在那时，它读起来简直不像真的。鉴于之后发生的事件，它表述得非常明确并且直至现在也非常值得深思：

由于意大利在侵占中国的厦门湾问题上并未得逞，他们也许会寻机夺占我们沿海其他领土。不仅如此，法国在广州湾（自从被法国侵占）挑起骚乱，以此向皇家政府要求更多割地制造借口，他们的专断挑衅行为也许会导致中法之间真正的敌对。因此我们理应为防止敌人的突袭做一些必要的提防。

在省级高官中有这样的恶劣习气，他们以为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职责仅仅存在于保卫自己辖区内的领地，而对邻省可能出现的危机置之不理，却忘了一旦邻省沦陷，本省很快大概也难以自保。这种缺乏团结是可悲的，但是自今日起必须予以纠正。

衙门已接到太后殿下的特殊指令并给予你们用武力抵制对你们辖区所有侵略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如果必要可以宣战，不必向北京请示，因为其中损失的时间也许对安全产生致命后果，也许会使得敌军对你方军力做出充分部署。最后，阁下将对任何再次发生的优柔寡断或过度信任侵略敌军的说法负责，如已经发生在山东张国元身上的（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港时，这位将军是青岛堡垒的指挥。）

1899年9月21日，朝廷以慈禧的名义下达了另一份秘密诏令，结局处的词句几乎更令人震惊：

我们特别命令一旦任何高官迫于形势只能诉诸战事解决问题，他就要坚决将职责履行到底。因此我们全国各地的总督，巡抚和总指挥理应抛开辖区差别或特殊化，联合兵力，一致行动，以对敌军形成统一战线，亲自激励将士们为保家卫国而战，阻挡外国侵略者入侵的脚步。我们的高官口中决不可讲出“议和”二字，也不可让它在胸中滞留半刻。

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蔓延数万公里，物产丰饶，人口上亿的大国只要你们每个人都显示对皇上之忠诚和对国家之热爱，谁会惧怕什么入侵者呢？谁都不要想着和解，而是要奋力阻止对祖先土地的毁坏和践踏，阻止它灭于入侵者无情的双手。让我们这些话传至彼此，传遍我们的疆土。

我在这里不会描述1900年中国那场可怖的动乱，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请读者们去查阅许多相关的书卷，在阿瑟史密斯修订版的《动乱中的中国》中，他描述了义和团的入团方式。义和团取这个名字也许是个不幸——团也表示拳，“拳脚”是拳击的中文名称——借着这个名字，这个团体的发展并未招致太多注意。它最初是毓贤管辖下山东的一个剑术协会。由于毓贤对外国人敌意很深，俄国人反对他在那里就任。然后他被派任至满是英国传教士的山西。

义和团训练有一种形式：“两只手向上，脚放到一个十字架（画在地上）上，面朝东，念一个咒语三次，再连读这个咒语三次；一百天内就能修炼至巅峰。附注——除非你戒荤，不沐浴，而且念咒时真的保持敬畏之心，否则就没有功效——这一点至关重要。”还有：“鞠一次躬，向东北方向叩头——念一遍下面的话——再念三遍，鞠躬叩头，闭上双眼，并脚站立——用拇指施咒，口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重复上面的做法——用拇指施咒，口中念‘敲天，天门开，跺地，地门来。吾欲习神拳，请神师来’，接着是原物咒，向南方鞠一躬，再念一遍，迈一步再鞠躬，再一步，闭上眼，两脚并拢。”

相信他们刀枪不入的红灯照被带到义和团面前时，义和团的财富和幸福之王制定了下列宣言，宣言的开头使人想起欧洲最古老的道德戏剧“每个人”：(www.xing528.com)

衙门状况糟糕得无法形容。官场贿赂成风。他们丧尽天良，肆意妄行。他们全都一个样——以不当手段谋财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冤屈者们绝不会求他们中任何一个伸张正义；单纯无知的民众在镇压中被杀害，他们的哭声直达天庭，闻于上天。虽然天上派下圣人传布正道，传播好书，教化民众，嗟乎！从者甚微。有谁明白呢？……如今天庭之怒气遣下精灵拷问身份大小的人民。主要的抵抗者皇上本人却无子嗣，龙脉无法传承。整个朝廷的文官武官都糟糕透顶。他们沉湎声色，不顾寡妇之恸哭，既无任何忏悔之心，也无任何长进。

国家处在巨大灾难之下。西方列强带来的教条——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徒已经为数众多。这些教堂没有人际关系，却狡猾无比地吸引了贪婪之徒作为教徒，并且无休止地进行压迫，直到每个品行优良的官员也堕落，变得觊觎外国财富，成了他们的奴仆。这些洋鬼子建立了电报，制造了洋枪洋炮，以及取悦他们邪恶本性的机器商店。火车、热气球、电灯，在洋鬼子看来精美绝伦。虽然这些外国人坐着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轿子，中国还是把他们视作上天厌恶的蛮夷之人，并且正在遣下精灵毁灭他们，红灯照与义和拳——上天旨意已定；吾等将清扫这一切。

就这样，他们也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

长江流域的总督们对新皇帝登基进行了抗议。四十六份这样的抗议被递上去，有时一天里就有一打，但是第一份是一封上署金连山先生名字的电报。这封电报内容如下：

致总理衙门亲王公使们的电报：

1900年2月7日当我们接到24日的诏令，其中称皇上因病意欲退位我们非常震惊，官员、绅士以及来自各省居于上海的商人都满是焦虑，这件事在大街小巷被人们议论纷纷。为此，我们向诸位致电，恳请诸位忠于皇上，代表国家求皇上勿思退位，虽然他的身体有恙可使太后毫无阻碍地在这个年纪统治一个杂乱无序的国家，以使我们祖先之灵安息，百姓安居乐业。”

“谁胆敢发这样一封电报？”慈禧太后愤怒地问到。“好！我们就给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对付叛徒的。”李鸿章于是被令掘地三尺找出金先生，但是这位电报主管却立刻消失了。金先生最终被发现在澳门，而且为安全起见被葡萄牙当局安排住在一个堡垒的监狱中，直到1901年末他才出来。

我或许该把和李鸿章的会见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这一命令，这是唯一一个中国总督对一位外国女士进行的会见；因为在生动热烈的谈话中间，这位样子高傲的老人从桌子那边倾过身子，正视着我的双眼说：“金连山是您反裹脚协会的成员吗？”“不，”我答道，“我认为他对这项运动很热心，但并不是我们协会的成员。”“可是有人告诉我说他是协会一个领导成员。”李鸿章喊道，几部把脸贴到了我脸上。“阁下被告知的信息确实是假的。我们所有的委员和官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尤其希望不被判为政党。而且金先生真的从未向我们协会捐过一分钱。”总督大概是感到在如此近的审视下，我的脸上都毫无愧色，于是确信我不知道金先生藏身何处，然后谈话又回复了开始的样子；而自那以后，我就认为大人物李总督是我交谈过的最有趣的人。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的无礼问题，而仅仅是在会见从始到终说笑着。然而谈话表面上的主题——他对反裹脚运动的同情——却没有使我感到很亲切。

他走到书桌时需要两个侍从把他抬出椅子；他的儿子理亲王告诉我，他的腿虚弱无力是他唯一的病症。他无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当他接待我们——可以理解，我不是独自去的——的时候，他的长袍甚至更增加了他的负荷，他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他的听力显然还很敏锐；而他机智的应答和幽默对任何国籍的老人来说都是令人惊叹的能力，而我们要是想一想这场对话还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就更要惊叹不已了。

这本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透出我对这次会见的回忆，因为当我写到他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李总督的和蔼亲切。当我送给他一幅中国女人和欧洲女人的脚的透视照片时，他不悦地说“我可不喜欢看骨头，不管是中国女人的还是外国女人的。”当时的翻译觉得这话太无理而难以翻译。同样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让我们两个人等着，我的朋友本可以把原封未拆的礼物带回医院（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

他那个时候必定也是公务不堪重负，可还是说笑着，似乎对那些毫不在意。我在那里见到他之前不久，还有人企图暗杀他，但是爆炸发生得有点太早了，刚好在他进入某座寺庙前爆炸了，就这样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无恙地逃脱了。

在五月，一份上海的报纸刊登了在北京一个中国记者的信，那位记者据说后来在围城期间被杀害。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人都有机会读一读它，在那之后很久我们才意识到那年夏天会有很多人遇害。我们读到的内容如下：

我怀着最严肃最真诚的态度提笔告知你们，有一个巨大的秘密方案，目的是毁灭中国所有的外国人，夺回那些被“租借”给他们的领土。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是慈禧太后、庆亲王、团亲王（准继位者的父亲）、康奕、晁淑桥、李秉衡。用以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全是满族人——庆亲王手下的北京区兵力（五万人）；团亲王手下的虎松（一万兵力）；以及康奕和其他人手下皇家护卫军（共计一万两千人）各色旗兵。这七万两千人将组成“复仇者之军”的核心力量，而义和团在比北京和其他地方外国人预料更早到来的大战斗中被当作辅助军。

中国的上层人士都知道这些，那些把外国人当作朋友的给了他们警告，然而就我所知，他们更多地因这个多事之举遭到嘲笑，而不是因为对其西方朋友感到担忧而被感谢。但愿我警告你们的时候更幸运吧！我知道，外国公使们已经对北方省份义和团组织的增加对总理衙门进行了抗议，不仅山东和直隶的义和团比起成立那年增长了十倍，而且就连皇室的顺天辖区（北京）和东北三省（满洲）如今都满是这个危险的组织。我这次只举两个例子，表明北京当局对义和团的极大偏爱。

首先，一个姓王的监察官，北京本地人，最近被太后召见。他们谈到了义和团，太后对这位监察官说，“你是本省人，所以我想知道你对直隶的义和团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当战事开始时，他们真的会加入部队和外国‘鬼子’战斗吗？”“我很确定，殿下。更何况他们的教条就是这么教他们的，‘誓死捍卫天朝，铲除妖魔。’对您的臣仆来说，我深信这一社团会消灭‘鬼子’，您臣仆的一家老小都在练习义和团的咒语，我们中每个人都参加了义和团以‘保天朝攘蛮夷’。如果我有权力，我愿意在时机来临时领导义和团成为复仇军的先锋，在那之前力所能及地帮他们组织军队，”太后赞许地点点头，沉思之后又叹道，“唉！这是个了不起的社团！但是我恐怕他们现在没有经验丰富的领导者，这些义和团军会鲁莽行事，在一切就绪前就和这些‘洋鬼子’一起给政府惹上麻烦。”然后，她又停顿了一下，“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义和团军必须得在直隶和山东安排一些负责人引导他们的行为。”召见就这么结束了。

次日早上，下了一个诏令任那个王监察官为北京巡抚。也就是说，大笔一挥，一个六品官员就被提为京城的四品官——一个仅次于省级法官的地方次级官员！王某将得到他所渴求的机会——也就是组织、建议以及武装义和团。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要表明外国人如今的地位。自1870年天津血案后，官员——除去保守派中最顽固的官员——下达了一道禁令，不许再使用“洋鬼子”一词；用这个词的人一旦被官员发现将受刑罚。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词不仅出现在义和团的战争口号中，就连太后自己也对它进行了正式许可。

至于荣禄，他迄今为止没什么动静，而且大家认为一旦北京的团亲王和庆亲王，康奕和晁淑桥以及别省的李秉衡的诡计出了什么事，他都决定站在皇上一边。他本质上是英国的朋友。这一点我知道，在不久前军机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意大利、法国对南部领土的要求时，荣禄自己一人建议政府去寻求英国保护，争论说如果俄法威胁报复，美国、日本一定会帮助英国。

但是他遭到了庆亲王、团亲王、康奕和晁淑桥的反驳。康奕说，“我们为圆明园要与英国算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用火烧毁了圆明园。）；和日本为占领台湾岛算账；和美国为对待移民那里的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牲畜不如算账。我们跟俄国没有什么冤仇。如果法国帮助俄国，虽然我们和法国积怨较深，还是比他们强。我更赞同和俄国保持最亲近的关系，因为有俄国撑腰我们就敢与全世界抗衡。只要有俄国愿意帮助我们，英国就会缩回老家去。”这些观点得到了军机处的一致认同，包括热烈点着头的慈禧太后，荣禄沉默了，再也没说一句话。

然而这显示了当前政府挑衅的姿态，外国人理应对此进行深思。与此同时，义和团正日益壮大起来，在直隶的东南部迅速扩张。你们很快会发现南方人变得像过去八个月左右的直隶和山东一样仇视外国人。

然而公使馆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四散在中国边远地区不幸的欧洲人和美国人。

忽然，三十位外国铁路工程师被义和团包围在了保定府，随后这些外国铁路工程师带着女人，整整三天全天战斗。接下来是拆毁到北京的铁路；然后外国人之间以及与国外的联系都切断了。碰巧经过那里的人，有些一天之内就离开了；有些再也没有离开。即便这样清政府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分散在山西地区不幸的欧美人；在毓贤的关照下，在1900年7月9日，他们先是被带进他自己的官邸，然后被砍死，被杀后摆成睡着的样子。

毓贤的业绩故事最好到此打住。后来太后从列强各国接到必须遵从的要求，用电报下达对毓贤的死刑。巡抚恳请说中国不办公的春节临近，去恳求毓贤自杀，但是毓贤不愿意，说：“如果我不免一死，也要死在你手上，然后百姓会为我报仇。”然后，这个下不了手杀死自己旧日上司的巡抚自杀了，毓贤受到巡抚之死的刺激，组建了到处高喊“欧洲人去死”的游击队员，而所有的墙上都贴着吁请救援的字幅。

为了防止发生暴乱，清廷决定立即处决毓贤。毓贤请求允许留下一个妻妾以抚养孩子。另外两位妻妾被强迫吞鸦片，一个很快就死去，另一个抽搐得非常剧烈，据说以至于毓贤亲自用自己的短剑刺死了她，之后他继续写信给自己母亲和朋友。

在1901年2月22日凌晨，他还在写信。最后有人告诉他他必须出来了。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不能被普通刽子手斩首。斩首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头上；毓贤走到街上那刻就被命令额头碰地跪下。他昂起头时，剑就落了下来。但是剑只是深深掖进了他的脖子，他昂起流血的头，颤巍巍地说出，“没砍到”；于是他的一个仆人用自己的刀子割断了他的喉咙，了结了他的性命。

北京财团的人们带着许多警卫硬拼出了山西，他们自己也保护着一些同他们一起逃走的人；然而他们知道自己的逃跑使得被留在那里的人们所处情况更为险恶。大逃亡就这么开始了。幸运地是西部没有暴乱；四川总督犹豫许久后，终于决定和长江总督放弃，他意识到不论俄国在北部做什么，都只会使这个地区更加无力抵抗英国，决心把英国作为同盟，自己维持和平。他们这么做时表现出使我们钦慕不已的治国之才和决心。他们是忠于国家的中国总督！他们唯恐英国立刻占领长江使得俄国通过和约得到满洲。

以攻击铁路工作人员为开端的暴乱开始了，最后一批受害者之一是在中国西部探险的沃茨.琼斯，R.E中尉。他在山西一个边界的镇子上被杀害；但是在此期间一小队传教士，还有数千中国基督徒被杀。所有这些发生这后，我们可以看看后来李鸿章如何用他的过人常识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