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政变背后的剧院黑幕

22.致命的剧院与政变（1896—1899）

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美国都期待着中国风度翩翩地回报，他们在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时展示出了极大的礼遇。随后当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被太后召见后就被指控擅入颐和园，并为此被革除所有职衔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世界时，整个文明世界都愕然了。这似乎就是中国向全欧洲致谢的讯息！但是如果细致了解一下李鸿章树立的为数众多、心怀愤恨的敌人，就可以理解为他举办的皇家般盛大招待会会如何触怒他们，以及他们自然而然会抓住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扳倒他。皇上（当然了，像往常一样指太后）把这一惩罚减轻为停薪一年，这在英国人听来很严重，但是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中国官员的薪水通常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有价值的是贿金。

即便在中国，人们都很有把握地以为接下来会听到李鸿章病重，恳请回本省休退的消息。但是李鸿章可没这么做！我们不能忘了，他站在太后一边，并且对她的支持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如此，他很可能已经感到害怕了，因为他不在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慈禧把自己姐姐的儿子立为皇上，然后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她自那时起就坚定站在亲戚荣禄一边，她不能容忍任何干涉，即便来自自己的家族。如今，大概就在李鸿章在莫斯科被隆重接待时，皇上的母亲，也就是慈禧的姐姐，来拜访慈禧以抗议对自己儿子的教育。

皇上的母亲去见她妹妹当日还没什么异样，第二天就去世了。这件事最轻描淡写的版本是，慈禧对这次插手感到如此恼怒，以至于不许让她姐姐坐轿。为此她姐姐不得不在酷热的夏天穿过炎炎烈日和风尘，坐着普通的北京马车回家，第二天死于北京宫中常见的疾病——压抑的暴怒！有传言说是慈禧直接命人把她姐姐杀害了。无论如何，头一天她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

此事也许和李鸿章从莫斯科发回的长长电报有关系，虽然普遍认为电报中涉及的是本质上更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比跨西伯利亚铁路满洲分支更重要的事。一个最了解情况、最有才华的报社记者说，在莫斯科报道加冕庆典时，他偶然获得了李鸿章在当时收到一张大额支票的充分证据。

在李鸿章名声败坏到慈禧不得不费一番力气保全他的性命时，俄国挑选他来完成这项庆祝的特殊使命，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目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特别服务呢？那一时期的李鸿章显然处在一个不得不接受任何盟友的位置；他虽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却再也无法忍受孤立状态。当然了，保全他就是保全安徽所有的李党，那些人与其说是清廉，不如说是精明。

李鸿章接下来被派任至总理衙门。他在天津的官宦生涯结束了，人们在这之前已经意识到重大条约将在北京缔结。（此处是暗指李鸿章在当时清朝外交界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哪儿，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地点就在哪儿。）他在东华门附近那座寺中住下来，拜访了所有的公使，请求两个月的休假疗养身体。然而这一请求未获批准，因此他在1896年9月1日上任。然而，他的同僚趁机故意羞辱了他一番：衙门中只有下属们在场接待了他。

朝廷每三年都会列出公使和官员在此期间行政记录考核的结果，这个列表是政府努力激发京城满族和汉族大大小小官员竞相奋进的手段之一。除去对他人的溢美之词，1897年2月23日的诏令提到李鸿章的只有：“至于军机处要员李鸿章，我们多年来都依赖信任他，而他也从未因疲惫而躲避职责。我们特此将他交予礼部，给予他丰厚的奖励！”

然而，在五月初，李鸿章向一个美国牧师吉尔伯特·里德寄出了一封非常有指导性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牧师吉尔伯特·里德这些年来都试图在北京的中国上层人士中创立一个国际机构。

很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多疑、偏见，以及自负的奇怪品质，这一点在他们对他国的评价中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中国在很多个世纪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但是不论原因何在，都可以从中国如今在世界各国中的滞后状态看到可悲的后果。中国的社会、教育和行政体系倾向于让知识分子阶层掌握中国命运。我们如今应当思考一下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优是劣。我认为我可以称自己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热诚接待在我心间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深深喜欢上了你们的人民。如果他们有兴趣得知我对他们印象很好，而且愿意援助你以后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以激励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你可以为该目的用这封信。

来自你的友人

（签字）李鸿章，

准继位者的高级监护人，

皇上的古籍陪读老师，

军机处议臣，

外交部公使，以及

伯爵

这位老人仍旧挂着职衔，但是不难看出，罗丰禄以他的巧言令色夺走了一些职权。

在1897年6月，北京来了一个特殊的俄国外交使节团。根据当时记载，“皇上为他的宾客俄国使节预备的接待会和表演据说配得上这个场合，这也是当朝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承认一个邻国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不久还在总理衙门大厅给俄国特使乌奇托姆斯基皇子和乌科恩斯基举办了一个送别宴会，恭亲王和庆亲王代表太后作为东道主。除李鸿章因病缺席，衙门的其他所有公使都出席了宴会，宴会完全是异域风情。”

来到北京之前，乌奇托姆斯基皇子在天津参观了距外国居民五公里左右的东军火库，还非常高兴地参观了1895根据皇上诏令新建的俄国学校。皇子向学校的学者们每人赠送35英镑，向学校相关服务人员每人赠送5英镑；此外还向在天津建立的一所矿业技术学院捐赠了160英镑。

使团从北京经满洲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很快就能沿俄满铁路从这条路线穿梭。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来说说皇帝的家事。

皇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被杀，最喜爱的嫔妃遭贬，如今他又不得不用特殊礼遇招待这些俄国特使，虽然毫无疑问他对俄国的意图一无所知。他开始烦躁不安了吗？这里有一份非常奇怪的诏令，似乎是专为什么人的开导而拟定的：

已故傅静亲王的遗孀傅静福晋向我们（太后）呈上了一份抱怨长子也就是其父财产继承人载纾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不孝的行为的书信。事实上，他常常不把母亲拘束他刚愎自用行为的努力放在眼里，最近还在日常举止中故意表露对孀居母亲的不敬。譬如，在10号是福晋的生日。载纾非但没有通过表示对生日宴会的关注显示应有的孝敬，还在之前那天假装生病，请求不参加宴会，以此逃避作为长子和一家之主本该尽一切办法做好的重要仪式。

接着，更过分的是当我们（太后）的生日礼品被送到亲王府，载纾没有露面表示对我们的忠诚和敬意，以及对这一对其母亲慷慨象征的谢意，当皇上赐礼被送进府中时他没有恭敬地跪在王府大门前。更为甚者，他既没有祭拜祖先灵位，也没有在母亲形象面前行恭祝礼，即便他比自己假装的病病得更重，这些也是他在这个时候本该做的事。

简而言之，这种对父母忠孝之道的大胆妄为和挑衅已经实属过分。如果我们不对该逆子施以重罚，就不足以警戒他人。因此，我们（皇上）的裁决是载纾被夺去贝勒名号，被交至皇亲法庭打八十大板。自今日起终身监禁于徒有四壁的房间中。至于取代载纾者，由福晋亲自挑选已故傅静亲王及其财产的继承人。

所有曾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记得，许多随后的报道说为皇上本人也预备了这样一间禁闭室——他将被幽禁于这样一座活坟墓中。我未能查出这位载纾之后还遭遇了哪些麻烦；他可能被义和团杀死，也可能被八国联军释放。

经历了持续数年大量的麻烦和伤脑筋的拖延后，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记者写道，“喇嘛寺庙附近西山的一处秀丽地点，最终被选为光绪皇帝的陵墓地点。这个地方的名字意思是‘建承’，礼部和占星师都认为这个名字会给圣上带来继位的吉兆。”

据说皇上对此地的秀丽风光和吉祥名字都很满意，幸运地发现西山这个幽谷的人也会得到极大的荣耀。

有时建造一所帝王的陵墓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在皇上在世时就开始动工。根据中国人头脑中的大事观念，用三十年来建造和装饰这个死者的宫殿并不算久。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8-209），雇了一百万个劳力建造他的陵墓，耗费了十五年之久，这位皇帝就是焚书坑儒的那位。

在8月3日皇上下了一道诏令，李鸿章被任命为武英殿的殿试考官。同一天的另一道诏令任命翁同龢为翰林院的老师。翁同龢，一个生活简朴品格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位刚正不阿的官员，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是李鸿章一党的头号对手。

李洪涛对未来看法极度悲观，正如在他死前不久讲话中表示的：“噢，中国发生之变化多么巨大！在过去三十年间日渐羸弱。根结在于官员，因为他们已经失信于民。如今已经不比从前曾国藩和左宗棠在世的时候了，似乎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这是我在上海有幸被邀参加的一场中国宴会上他表达的观点。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出中国宾客的姓名，恐怕这会使他们陷入比如今更大的麻烦中；但是说见到了宫中女眷的老师文廷式则无甚妨害；因为他已经遭遇厄运，不可能再糟糕了。我认为这是我出席过的最悲哀的一场宴会，因为每个人的表情和言谈不约而同地陷于绝望。他们就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在绝望中邀请了我，因为我对抵制裹脚、让中国妇女重新站立起来的兴趣已经出了名。

一位英国总领事布雷南先生并不是在1897年写下的这些正确的句子：“种种努力遭到阻绊的漫长痛苦经历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泄了气，以至于他们开始把停滞状态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接受。”

如果这个由政府保护撑腰的坚定英国人都是此种感受，我们还能怀疑中国改革者的绝望吗？我多想用一两章来写一写中国范围内广泛的改革运动，把那些最有前途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一排个名！

但是李鸿章和改革运动毫无瓜葛。中国改革与俄国的利益相悖，因此也就抵触其同盟国法国的利益；因此北京的外交使团从一开始到今天都在把欧洲政府的重心置于这里，改革的先驱者们被逐个或成批杀害。对那些生命岌岌可危的人们来说，对幸存者谈论的越少越好。欧洲人也是如此，与其说他们害怕中国的报复，不如说恐惧欧洲人的阻挠，如果那样，他们的观念就无法被权贵接受。

十月份，李鸿章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在英国，我们应当把这一职务视作明显地把一位政治家束之高阁。

来自中国各个地区，齐聚北京梦想夺取状元的考生中，只有七十三名可以荣幸参加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殿试。在这些人中，二十七名广东人胜出；曾经名列榜首的江苏，这次中有六名，榜上第三名是位苏州考生，第一名来自直隶省（北京）。就这样，直隶省保持了它的记录，之前四届三年一度的第一名都清一色是直隶人。这一点更加不同寻常，因为北方人在科举考试中通常不怎么出彩。

到了这个时候，总理衙门中的李鸿章被降级至一个很低的职位，恭亲王作为总理衙门负责人承担名义上的领导责任；满洲事务总秘书助理荣禄在他之下，实际上指挥着外务部的政策，他是兵部侍郎，也是北京宪兵队指挥。

皇上非常赏识荣禄出众的才能，一直对他宠爱有加。这位总秘书助理向皇上推荐的事从不会遭到拒绝，如果不是因为他，李鸿章会在军机处有更大威名。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荣禄是皇上生父醇亲王的特殊追随者和恭亲王的忠实部下之一，他是看着皇上长大的；郁郁寡欢的光绪在之后所有的政变中一直受到父亲的忠实仆人荣禄的保护。

荣禄一向被形容为目不识丁，但是他也被描述为“护卫军中最受欢迎的将领，虽然他有权势的家庭可以为他谋到一个文官官职。荣禄总是喜欢以身为武官为荣，尤其是他所到之处都被一群文学士和文官簇拥。他总是衣着考究，有着北京城衣着最讲究的名声，而满族贵人中的阔少总是竞相模仿其衣着并且极其追捧‘荣禄风格’。他的马匹和骡子总是北京城中最优良的，甚至胜过皇上的马群，他出行时还喜欢骑最烈的马和最难以驾驭的牲畜。因为这个原因，有几匹从蒙古精心挑选出来上贡给皇上却没人能骑的烈马，在皇上的旨意下被特别赠送给了他。他的衣着华丽和奢侈无度使得他在每个地方都成为受人追捧的偶像。”

1897年，在李鸿章名声的棺材上又楔进了一枚钉子，因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下面这段话是胶州湾被德国强占的具体过程：

14日早上八点，德国一只先头登陆部队被派到岸上占据港湾周围的高地。同时德国远征军指挥官高莫若姆的先头登陆部队也收到命令，占领弹药库。接近九点钟时，这些据点都已经得手，德国远征舰队的旗舰上尉带着最后通牒去见中国将军，这位上尉告诉中国在当地的驻军指挥官在三个小时内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营地。这位德军上尉同时告诉中国军队指挥官允许清军士兵带着武器和财物离开。德国军舰凯撒号和威廉公主号在港口外抛了锚以控制堡垒，这两艘军舰收到命令，一旦接到信号就向那些堡垒开火。

接到最后通牒后，由于抵抗毫无意义，尤其是既然清军的弹药落入了敌人手中，清军指挥官撤退了。士兵们也纷纷撤退。接近下午两点，东堡垒上升起了德国旗；舰队司令对船员作了一番演讲，他们为德国皇帝行礼欢呼了三次。德国旗缓缓升起时，军舰上行了二十一响的军礼。附近居民表现得很平静。事实上，他们对摆脱中国士兵感到心满意足。清军撤到了山丘后面，在大约五公里远的地方建起兵营。(www.xing528.com)

《纽约先驱报》的一个人就这一题材采访了李鸿章，当他见到一份采访的材料并且批准了它，认为它非常有趣，非常值得那些希望做出公允判断的人们一读：

德国对胶州湾的武力占领是对现行条约的公然违背。这一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山东省内两名传教士被劫匪杀害。中国政府对此暴行做出了全部补偿——惩治凶手，开除当地官员，为所有损失提供大额补偿金。由于急着躲避敌对行为，当德国军队着陆时，中国军队从胶州撤退，而且中国政府不顾全国人民保卫家园抵御外侮的强烈情绪，没有向胶州湾派遣任何援军。

中国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有歹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协约、法令和宗教虽然可以谴责并惩罚罪犯，却都无法完全镇压犯罪。每个国家都有犯罪猖獗的地方，是德国传教士明明知道当地居民常常成为那些土匪的受害者，还是决意要去山东这样一个地方。

不幸的是，中国尚未从上次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需要一段时间的和平以实施最近开始的改革事业。在最近这些年，从上到下中国人已经开始把西方国家作为典范，认为他们的司法之强甚于武力之强。当我们正从古老文明的遏制中奋力崛起，改善和进步平稳持续时，对我们进行压制是公平的吗？难道中国应该苦于海岸被入侵，领土被侵占，仅仅因为一件西方国家宁愿诉诸法律而不是武力的事——我国政府强烈谴责，又给予全额补偿的一件突发事件吗？我们的愿望是保全领土完整，稳步将它改善为为所有国家提供商贸发展机会的国家。

然后德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提出了六项要求：——“（1）为郴州两位遇害的德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提供三万英镑的赔款。（2）重建暴乱中毁掉的小教堂。（3）偿付德军占领胶州湾的花费。（4）山东快退休的总督李秉衡被革职。（5）对杀害德国教士的凶手和暴乱发生地的当地官员严加惩治。（6）（a）德国人得到在整个山东省开煤矿的专权；（b）赋予德国在山东铁路事宜上的特殊优先权利；（c）给予德国在胶州湾储煤的永久特权。”

曾经为日本无缘无故对中国发起攻击而幸灾乐祸的欧洲，此时也认为德国这一行为有些过分了。俄国当时在北京的临时代办要求解雇中国铁路上的所有德国员工。他还就其他许多事提出了要求，据中国报道，俄国人有对阿瑟港的临时监管权，根据协议当东亚水域发生破坏和平的事件时，中国应当把阿瑟港借给俄国。因此俄国舰队为了阻止德国先发制人进入了阿瑟港，当俄国舰队司令保证“再次维护和平后”归还这个地方时，中国当局同意了。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要求得到三门湾，法国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只有奥地利据信没有索要任何东西。

卡西尼学会向世界出版了一本当时遭到愤怒反驳的R.W.利特先生的书，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本书上的观点与现实情况实质上丝毫无误。人们说如今北京的中俄银行有一张很大面额的支票等着李鸿章签收，条件是俄国把日本逐出中国。其他人暗示那一大笔钱在莫斯科就付给李鸿章了。还有一些人坚持说，多亏了俄国和慈禧太后的保护，李鸿章才得以保住性命，这本身就算是酬劳了。而那些知道这种事情实情的人们总是有绝妙的理由不透露它们。”

但是在这些真真假假中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人有千万个理由希望摆脱所有的欧洲国家，因为它们必定表现得与劫匪和海盗无异。

中国在鹿台的兵营，所有的德国练兵教练都被开除，一个俄国将军成了总管。这位俄国将军并不是中国人请来的，这一变动也没有征求中国人的意见。他是由沙皇派遣来的，因此不能领俸禄，却每年都领到额外开销的“津贴”——每个月不少于50英镑。他将和中国将军有着的相同级别，需要请求指示的事情就汇报给俄国公使，让后他从沙皇而不是北京那里得到指示。

李鸿章被一个监察官控告，称他为了一百万先令把国土卖给俄国。就连他在环游世界途径新加坡时，那里的华侨也都认为他为了金钱卖掉国土，人们公开地指责他这一卖国行径，以至于他不得不让英国政府给他增派一支警卫队，新加坡华人对他的愤慨之情如此激烈，他登陆时甚至被人们投掷石块进行攻击。李鸿章当时对经那条路要去哪里犹疑不决，英国警长本人甚至被逼得惊慌失措，而使警卫队时刻跟在他身旁更是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他在这之后才忽然明白，所有看似无序的危机其实都是新加坡政府对他的敌对情绪。

与此同时，张之洞总督提请辞职，因为皇上同意把他管辖的省份的盐税和茶叶厘金控制权交予罗伯特·哈特爵士，以担保部分最近的英、德贷款。据报道，朝廷正在重整军备。皇上于4月11日下了一道长长的诏令开始一系列改革。近一千二百名京城官员和学士联名向皇上上书，恳请他自己做出定夺。

同样在这一年的四月份，李鸿章陪同一位满族亲王在天津会见了普鲁士的亨利王子。就在这之前，李鸿章曾经遇到了一次危及性命的袭击，这件事却被小心掩盖了起来。事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凌晨三点钟李鸿章进入神圣的大厅打算面见皇上，正要穿过拱门的两道线时，一个一身黑衣的男子忽然穿过界线对着李鸿章的头部就是一击。幸运的是，李鸿章注意到了这个人穿过警卫时引发的骚动，把头稍稍向旁边偏了一点，躲开了这一击，但是还不够快，偷袭者的一拳落到了李鸿章的肩上。袭击如此地突然，以至于袭击者想要绊倒李鸿章时，警卫军才来阻止。接着当那个人为绊李鸿章伸出右腿时，一个警卫抽出剑挥了出去，紧接着歹徒被制服并被捆了起来。

如果皇上得知此事，许多人都会因为缺乏警惕丢掉职衔。李鸿章带着惯有的镇静若无其事地去见皇上。但是我们情不自禁会猜想，这件事的内幕必定比表象更加复杂，因为这个偷袭者竟然能在这种地方隐蔽自己并且穿过两道防卫线。

皇上为亨利王子预备了一些贵重的礼物，包括两把太后画的扇子。亨利王子受到的待遇就像一个本朝皇家王子——这是外国皇室成员第一次有人获此殊荣。上述事发生在1898年5月。

六月时我们听说李鸿章身体依旧非常健康，且每天都在总理衙门职位上，还是所有衙门官员中工作最努力的一位，皇上任命了大量官员去烧香以平息老天爷的怒气，这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采用的传统求雨方式，但是天空仍旧万里无云，一滴雨都没有落，小麦完全被毁。这一状态持续了多久啊！年迈的恭亲王在耀眼的阳光下奄奄一息。皇上和太后都来探访过他，当太后看出他已经没救了时，她向恭亲王俯下身，急切地询问他会推荐哪个合适人选在军机处接替自己。“王文韶，”亲王毫不迟疑地说。“王文韶来北京的话，你建议谁在天津接替他的职务呢？”太后又问道。亲王沉默许久，显然是陷入沉思之中。最终他缓缓摇了摇头，似乎不知道可以胜任的人选。

就这样荣禄被任命为天津总督。就在那时文廷式上书强烈建议皇上把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置于英国保护下，嘲笑了俄国假惺惺的友谊，还浅显描述了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来龙去脉。他哀叹了中国每个人都被俄国假象迷惑的悲哀现状，来说明中国的获救在于英国的作用。但是英国自己不乐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任何人表示出友好。

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守旧派多年来的领头人物如今被解雇了。当一个外国人问李鸿章，他听到这个在中日战争时要他性命的死敌被革职开除作何感想时，李鸿章黯然一笑。中国官场也流传着关于李鸿章和克劳德·麦克唐纳之间争论的奇怪故事；还有报道说这位军人兼公使对李鸿章的愤怒有时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李鸿章常常庆幸他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然而，天津人很是敬重李鸿章，他们说毫无疑问在荣禄治理下，天津官员们厚颜无耻的行为比李鸿章治理时期还要猖獗，腐败更加盛行和露骨。

翰林院的一个广东学士康有为如今忽然成为皇上御选的顾问。在他的指引下，据说光绪通过了许多改革的诏令，但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每一条都很有必要，而且每一条都没有可以取代的先例。

因新政认为多余，大概五千人因六座在建的小型宫殿的停工失了业，李鸿章也从总理衙门中被开除，当地的英文报纸将之描述为“是英国在北京态度更加强硬的标志”。但是李鸿章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他和慈禧太后都认识到时不我待。康有为确实一直在建议皇上秘密地把慈禧关在什么地方，这样她就无法再干涉政府事务了。

袁世凯被委托执行这项方案，（指关押慈禧太后）但是却把它泄露给了荣禄，他们之一或两人都又泄露给了太后。皇上警告康有为赶快逃命，康有为侥幸逃脱，我们必须看一看康有为运气如何。

一到天津，康有为发现有一辆汽轮正要开动，就直接登了船。搭载一个没带行李，也没有事先买船票的中国游客违背了汽轮公司的规定。因此那艘汽轮开走的时候没有带上他，这艘船虽然挂着英国国旗，还是在抵达上海之前被一艘中国巡洋舰搜查了一番，而且据说是为了搜捕一个逃犯。

乘坐之后一艘汽轮的康有为对他危险境地一无所知，事实上当船在烟台停靠时他登了岸。当地道台已经收到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的命令，但这位道台却有事去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胶州。当这位道台回来的时候，汽轮已经驶出了视线。这是康有为第二次侥幸逃脱，但是第三次更是令人叫绝。

上海没有听到任何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据信电报中断了，每个人都认为北京一切平静。但是照片上的那张脸可不像个罪犯的脸。大家开始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最后一个英国人拿着那张照片登上了北方驶来的下一艘汽轮，认出了康有为，立刻把他换到另一艘即将驶往香港的P.＆0.汽轮上。英国舰队的埃斯特号尽可能地护送着P.＆0.汽轮，由于速度不够快，又让另一艘船来护送。当这艘船也被抛到后面时，一艘动机不明的中国巡洋舰立刻全速开动，正要赶上英国客轮时，英国舰队的博纳旺蒂尔号冲进了视线，中国巡洋舰又被挤到了后面。

就这样，康有为第三次逃脱了。然后，他被关进香港牢狱保住了性命。他所有的家人都不得不在夜间逃离那个广东附近的村庄，因为他如今被定的这种罪要连诛九族。他的兄长和其他五个人，一个检察官，一个翰林院典簿以及军机处三个一级秘书，还有湖北总督的儿子贵族谭嗣同都在他离开北京当日，也就是1898年9月28日被杀头了。十四个伺候皇上本人的亲信宦官也被杀了——这些都在皇宫内总太监的办公室院内进行。其他带头改革者都出去避风头了。

北京一个报道称，京城一得知康有为获救并被英国当局安全带至香港，太后立即向牛庄一个将军下令，命他在山海关聚集八千精锐部队；命董福祥将军带着甘肃军队的一万两千人聚集到北戴河附近；命天津的罗将军率七千军队驻扎在大沽和北塘；命梅将军率八千军队奔赴大沽西南北戴河海湾的一个港口。荣禄因为担心英国舰队在北戴河的所作所为，两夜未能入睡，害怕英国舰队已经听到了蓄谋政变的风声，他此时命令袁世凯和聂自成军团中抽出的一万军队进驻北京。

政变之后，太后立刻急着在总理衙门中把李鸿章官复原职，却遭到了荣禄的反对，他告诉她“在天津的时候听说如果这么做，英国舰队将占据牛庄”。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报复心似乎起了一些功效。但是荣禄特别组建的部队是为了保卫自己还是皇上就不甚明了了。不仅如此，有好一阵时间中国每个人都不相信皇上还活着。甚至当一个法国医生在九月为皇上开药方——政变后立刻就报道说皇上病了，而且那之后的报道中他再也没好过——有些人仍旧认为医生看到的是个别人假扮的皇帝。似乎没人怀疑，杀死光绪是满族人的意愿，但是外国公使馆的态度，大概还有军队领导荣禄的态度使得他们犹豫了一阵子之后放弃了。

在9月份甘肃军的总指挥董福祥接到太后召见，他恳请允许率军对抗外国公使馆护卫军，作为对整个欧洲宣战的初步行动，他担保他和他的甘肃士兵能把所有入侵中国的外国人逐回海中。

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李鸿章未被允许镇压黄河流域叛乱。太后读过山东总督苦恼不已的上书之后，召来李鸿章并且和他进行了长谈——据悉这是他自从1895年以来的第一次私人召见。李鸿章以年迈体衰为借口却没有用，然后致电中国驻华盛顿和伦敦公使，请他们打听一切可能获得的关于美国、埃及、印度的信息，并且在12月6日带着一大批随员启程——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在中国北方的寒冬踏上这样的旅程。巴黎臭名昭著的陈季同总领事也在这批随员中。

戊戌政变之后，更多的宦官遭到惩罚，更多的改革领袖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中有几位向同一位无力拯救皇上的理查德先生致电，恳请他为他们向英国寻求保护。他呆坐着，悲哀地想自己去向英国公使馆求助也无济于事了，就在这时，曾去访问康有为的《时代周刊》记者进来了。“噢，把那份电报给我，”他说。“啊！这很可能是我能对之做出的最有益的事了，”理查德先生悲痛地说。那位记者立即把电报转发给了《时代周刊》。第二天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公使：“寻求英国保护的中国改革者都有哪些？”公使馆没有人知道，因此这个问题被转发给上海的总领事。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可以从谁那里得到答案，然后立刻传唤来了理查德先生。就这样，兜了一个完全没必要的圈子之后，那些年轻人的性命当时才在英国的干涉下获救。

二月份（1889年），李鸿章忽然被命令迅速返回京城职位上。在1月26日，亲王们都带着他们的孩子齐聚宫中，讨论了将他们中一个立为继承皇位者的问题。

然而李鸿章的返京也许和这件事并无瓜葛。因为太后正在调查对山东总督挥霍无度的控诉。当李鸿章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山东总督为他预备的接待奢华到了极点，甚至还摆上了极为昂贵的家具和器皿，自从他们来到省会济南府，一天的吃喝玩乐开销不少于200英镑。不仅如此，李鸿章随员中身份更尊贵的还被送了一笔钱作为“住宿费用”，“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指控者，一位翰林评论说，“李鸿章所有随员的渴求都得到了满足。”自李鸿章抵达之日起，状书说“每一天都上演着奢侈的大摆筵席和寻欢作乐”。

关于上述奢侈无度，李鸿章受到太后的责问，问他为什么身处这一切却没有当即制止并且将山东总督告至朝廷，而是接受了这些荒淫。但是李鸿章给出了太后自己的解释，虽然长期在中国任职以及时任加州大学讲师的福莱尔博士将李鸿章描述为“一座死火山，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一个秘密反对外国文明影响的人，而且仅仅因为一次援助太后的军事战略行动，就成了皇室的宠儿。”

李鸿章上交了关于黄河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个永久控制”的计划和一个“暂时缓解”的方案——第一个计划要花费六百万英镑，后一个也要花费三百万。然后，他上书辞退在北京的职务，恳请准许他回到老家颐享天年，报道称太后想要首肯李鸿章的请求，但是没有就此颁布诏令。就在那时，在太后的主持和荣禄的协助下，军机处会议研究了一项高级机密；每个局外人都被令在会议期间退出听力所及范围。

就是在那时，李鸿章强烈推荐任命山东新总督毓贤——如今读到这个名字使人不寒而栗——为黄河治理工事的总管。报纸上的评论是：“任何有效率的事都不太可能做成了，除非外国公使们敦促总理衙门赞成西方的用人制度。”

在这个节骨眼上，当英国和俄国刚就中国事务达成了一项有些含糊的协议时，北京一个记者报道了一位身居要职的英国人和李鸿章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

李鸿章评价说他不能在英、俄协议中看到任何英国鼓吹的对中国的友谊。“你将在南方为所欲为，不受俄国阻挠，俄国将在北方自由行动，英国不会有任何异议。这难道是对中国深厚友谊的强烈表达吗？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瓜分，而汝国还声称‘英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不得不说我可没看出来。”

解释并不容易，但是即便如此英国还是声称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为没有这个协约，俄国的侵略将更加迅疾，中国的肢解也会更迅速。由于无法阻止俄国的发展，英国已经竭力对之进行延迟和限制。在这种情境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可没法说，”李鸿章说；“但是后果全都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有害。你们的解释使这件事刚好处于我所说的实情中。不论如何，你们和俄国最终都要得到中华帝国的三分之二，而我们却要失去这些。我怎么可能从这里看到英国对我们任何好意的证据呢？”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董福祥的骑兵继续“慢慢小跑着，五十骑紧密排列在一起；缎带摇晃着，大红斗篷飘动着，带有红缨的长矛在他们手中像芦苇一样轻颤着，他们掠过乡间宁静小道的样子立刻令人想到战争的声势浩大。他们看上去对自己的力量以及摧毁外敌的能量非常自信，一旦收到命令，他们就更加怀着怜悯的蔑视而不是厌恶看待外国人。

当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在一个月里都听到这种声响，他就会清晰地明白，将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如果慈禧太后开始彻底转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她就已经专心汇集足够的兵力以确保该政策的大获全胜，不论如何残忍。（此处指慈禧太后决意要对外宣战，她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彻底铲除在中国的西方势力。）

冷酷的结论是，所有农村人口在这两个月的炮击中被征入伍。在城市和乡下都传言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将被杀或被驱逐，他们的日子没几天了。这些话很少单独讲给外国人听——虽然已经这样在通州街道上当着外国人的面说了——但是中国帮手和信徒满耳都是这些。”

上述引自接近1898年12月月底通州一位记者向上海一份报纸所写的报道；我们都读了这篇报道，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想了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