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4年，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的军火代理商都在中国，两者都嗅到了战争将来的气息。中国和我们的战事署管理潜在客户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最好在实际案例中解释一下那里的方式。如果不出比实际价值高得多的价钱，谁都别指望把货卖给一位中国总督，因为他总是希望签署比报价高出几千两的收据。买入的价钱和收据上的价钱之间的差额就进了总督的腰包（除非这笔钱落入中间人的口袋），这也是初轮谈判中真正关键的因素，相较之下，货的质量无足轻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一定的脾性才能和中国官员成功地打交道，交易耗时许久，充满不确定性。
有两个人跟我讲过一笔枪支交易，最终结果让进行这笔交易的外国人非常满意。他来到天津会馆为这笔交易享用了一场香槟午宴。那笔交易是与李鸿章做的，而且这两位知情者坚持说它决定了中日战争。许多至今仍在世的人都确切知道李鸿章靠这笔交易赚了多少钱。然而，多少人为之丧命，多少家庭毁于一旦，多少妇女遇害，多少孩子沦为孤儿或被刺刀刺穿，或被扔到井里、河里，就谁也不知道了。在那之后他们说中日战争的输赢已成定局。也是在那之后，大笔的枪支订单都没有发货，更不要说准备战事了，然而资金确是流动了，所有天津人都心知肚明。那些可怜的士兵两手空空地上了战场，到了七月，当地官员从北方收到立即送去十万磅炸药的紧急讯息，大概是供舰队之需，命令自接到电报起三日内立即发送。台湾也接到相似的命令，巡抚邵友濂为一大笔武器立即送至南方提供货到付款。军火库的官员们为如何满足这些命令绞尽了脑汁。一万至一万两千名中国士兵被下令奔赴高丽。为了运送他们，清政府派出了一大批中国商用蒸汽船，高升号被颁发了许可证，为保障其他英国蒸汽船安全李鸿章也费了一番力气。
原因是朝鲜的一场叛乱。根据米奇先生所说：“一个藩属国必定会被其宗主国软弱的保护政策所毁灭。李鸿章和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在1885年签署的条约是十年后事件的致命序曲。这些条约批准给俄国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的权利以及对阿苏瑞省的共有权，这些造成了事实上对中国权利的放弃，和日本签订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也是如此，至于朝鲜，实际上是对中国宗主权的放弃。日本取得了向朝鲜共同的派兵权就是迫使中华帝国移交出在谈判中最不愿放弃的对朝鲜独有协防权。”朝鲜政权解体时，国王迫于压力求助于其宗主国——中国派兵援助。李鸿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总理衙门嘲弄他从不愿伸出援手并且坚持予以援助。中国出兵之后朝鲜东学党起义立即被镇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军队奉命撤退，高升号据说首次被许可把那些清军将士运送回国。
如今日本已经向朝鲜派遣了比中国多得多的部队；不仅如此，一位因其职位而理应知情的先生告诉我，他曾亲眼见到日本为即将进行的战争预先策划的所有战略计划，细至最微小的细节以及日本企图要求的和谈条款；还有希望与另一强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具体计划。也许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令狡猾的日本人也始料不及，导致对所有这些计划作了修改；但如果别人信誓旦旦告诉我情况属实，这样的文件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之前就已经拟出，那么显然日本人不仅清楚地知道如何计划，也知道如何挑起战争；当局全体一致地称将不会发生战争；涌至朝鲜的战地记者散去了，高升号——贾丁的蒸汽船载着一千五百人的中国军队，同行的还有担任指挥的范·.汉乃肯将军。
高升号广为流传的故事总是使我想起布朗宁的《戒指与书》，每一个相关角色都透出对相同环境如此不同的色彩，以至于他们显得迥然不同。但是我不可能在这个章节中放上整整一册与诗人媲美的语句，我能引用《华北公报》上署名“水手”的一段话就满足了，其中隐含着作者透露实情的意图。日期为7月30日：
一到塘沽，高升号就被命令掉转头去运载煤炭和军队。船长和船员询问是否已经宣战，他们被告知还没有，情况和离开上海时没什么变化。他们以为这个信息无误，就带着一千五百人的部队，一些火炮和一些军需品，以及直到在海上航行一段距离时才允许打开看的密封命令离开了塘沽。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高升号抵达浅海湾入口处的贝克岛，在那里遇到了一艘等着他们的日本军舰，已经整装待发，而且很明显是在等他们。一到军舰的射程内，他们就被命令抛锚，不久从日本军舰上过来了一位军官，这位日本军官告诉高升号上的船员说中日之间已经宣战，他们运送的货物违法，但是由于船长和部分船员是英国（中立国），日本人不愿动他们。日方要求高升号上的所有船员必须到日本军舰的甲板上来，日方同时承诺说他们会在最近的港口靠岸并保证高升号上的船员的生命安全，但是称他们打算炸掉高升号，灭掉船上的中国人，高升号上的英国人出于荣耀感，他们拒绝在危难时刻抛下同船的中国船员。
日本军舰长官重复了他的命令，但再一次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回到了日方军舰上命令日方军舰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把船尾炸掉了，接着又发射了一枚把整只船炸了。几秒钟的工夫里，水里满是挣扎的人，为宝贵的生命而奋争，徒劳地寻求着任何形式的援助——甚至盼着一艘英国军舰出现。
那艘日本军舰急向后转，并且缓缓地从那片挣扎的人群中间驶过，在此过程中还用机关枪对水中的人群进行射击，直到水中的人几乎全部丧命。要说他们没有和外国人作对的打算大概是错的，因为有个外国人本可以爬到沉船的桅杆去，然而日本人转回来专门把他射下来，射了几次才击中，却丢下几个爬在同一只桅杆上的中国士兵，这几个人最终被法国炮舰莱昂号救起来。
与高升号事件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880年的福州，当法国舰队司令库伯特“面对中国的十一只木船，排列好他的九艘战舰，要求他们即刻放弃堡垒和舰队。几分钟内，除一艘外其余的中国船都被毁掉，三千名中国人遇难。”当时也没有宣战。中国人确实没有很多了解西方战争规则的机会，就这样常常遭到额外的对待。
接下来，一个外国军事专家继续声称日本若与中国开战没有获胜的可能，这位专家说日本起初可能会取得一些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必将被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又有着丰富的资源的中华帝国所战胜。我见过湘人的勇武，他们是中国最好的战士，他们曾经坐着舢板船顺着长江几千公里漂流而下，头上绑着黑色方巾，用辫子缠起来固定住，每个人的表情上都流露出了对敌人的蔑视；我还见到过日本的士兵，他们来自山区，在东京汇编起来，毫无怨言，秩序整齐，装备精良，而且显然训练有素，能吃苦耐劳，坚决刚毅，纪律严明。我从来都看不到中国获胜的希望；似乎中国必定要从外部受到致命打击，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只能把专家的不同观点归因于很少有人深入中国内部，确研切地究了中国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整个事件（指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后面发生的高升号被袭事件）在中国人眼中的版本。“朝鲜，”他们争论道，“在过去两百多年间都是我们的藩属国。全世界都知道，朝鲜一直向我们进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朝鲜叛变迭起，我们对这个弱小的藩属国心怀同情，屡次予以援助，最终在其首都驻军保护其自身利益。
在今年的四月份（公历五月），朝鲜又起了一场叛变，国王又一再请求我们援助平定叛乱。于是我们命李鸿章派兵，他们刚到达牙山，叛军就仓皇四散了。但是倭人（古代对日本人的蔑称）无缘无故地忽然也往朝鲜派兵，进入首都汉城，不断增兵，直到兵力超过了一万人。
在此期间，他们强迫朝鲜国王改变统治体系，表现出一种欺凌朝鲜的姿态。然而我们一直惯于帮助藩属国，从未插手过他们的内政。各种强国联合起来谴责日本的行为，对其在朝鲜派遣的军队给不出合理的旗号。日本从未顺从过公理，也不愿听撤军并进行友善商谈的建议。恰恰相反，日本表现出了不顾形象的好斗脾性，又在那里继续增强兵力。
日本的行为惊吓到了朝鲜民众和我们在那里的商人，因此我们派去更多部队予以保护。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去朝鲜的半路上，一大批倭人的船忽然出现，趁我们不备，在牙山附近海岸的一处地方向我们的船只开火，这使得我们在他们出其不意的奸诈行为蒙受了损失。”
“由于日本违反了一切法律，如今又虚伪欺诈，行为猖獗，主动触发敌意，使自己处于各种强国的谴责，因此我们希望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向来遵循博爱之道，在整个复杂局势中完全正义，然而另一方面，倭人却破坏了所有国家间的法律和条约；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忍耐的限度。因此我们命李鸿章向我们各种军队下达严格指令，全速把倭人剿除出他们的贼窝。他将向朝鲜连续派遣勇猛的军队，以将朝鲜民众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我们还命令满洲总督和沿海诸省巡抚，以及各军总司令准备战事，全力向进入我们港口的倭人船只开火，彻底击垮他们。我们劝告我们的将军在执行命令时丝毫不可懈怠，以防止遭受我们严厉的惩罚。”
到了8月3日，李鸿章在皇上那里失宠并被收回黄马褂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情。当时有许多戏谑之语，以至于已故总领事查洛纳·阿拉巴斯特爵士向《标杆》撰文写道：“李鸿章被夺回黄马褂并不意味着他蒙受了欧洲人观念中的耻辱。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朝廷就赐给官员荣誉，事态变糟时就收回它们，这是中国的一个习俗，只要官员未被革职，赐予和收回都无太多含义；事实上，一位负责任的官员都肯定常常遭受三个月甚至长达一年的停薪，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在任期间根本不去领取公职的薪水，而一个高官在整个生涯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不止一次被剥夺职衔。”
很明显，李鸿章起初抵制着总理衙门的施压。据之前提到的情节，李鸿章最终为中日战争让路是因为做成了一笔自己和他人都称心的军火交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也许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如果不发生战争，就不会购买那批枪支，这很清楚。但也许在战争之前这笔交易就已经被李鸿章决定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下面的描述（如往常一样，我总是尽量引述一位目击者的话）尤其有趣，它显示出所有人眼中的李鸿章对中国观念中的合法和苛刻的正当性如何热切。它同时还显示了“高升号事件”中普通中国人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妄加揣测。
日本人在天津的街道上匆匆忙忙，高升号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带着使人义愤填膺的故事归来后，社会普遍认为应当立即驱逐日本人。塔库塔格和打火机公司的官员非常慷慨地在日本穷苦人聚集的码头放置船只，在星期二晚上趁天黑把他们运走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日本领事的家眷在星期三晚上被火车安全送到重庆。
1894年8月2日下午7点，英国某在华公司负责海运的一位官员威尔森先生当时写道：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粗暴的攻击。在塘沽运煤码头的交易厅里传出可怕的声音。日本女人大喊大叫，沿着甲板被拖下舷门，像猪或家禽一样被扔到码头上。五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了整艘船，守卫着所有的通道；他们称自己是在执行命令，其实是被两名官员指使。我们彻夜无眠，我从没见到过这么残忍的景象。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可怜的女人和领事夫人身上榨出六百多美金，还有手表，小饰物等。我很确定我们没有听到这起可怕暴行的最后部分。当我们请求他们礼貌些时，他们只是喊‘高升！高升！’那些女孩被关在海关连接处的仓库中，并未受到恶劣对待。这些施暴者身着制服，配着步枪，他们据说是临近营地的士兵。”
“领事的夫人和孩子没有被带走，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劝说那些士兵平静下来，劝他们离开船舱。当然了，船上的儿童和欧洲夫人们情绪激动。我们就在交易厅里等，女士们留在她们的船舱。在凌晨3点时，船里的女人手脚被捆起来。5点时他们被带回船上。总督被这一事件弄得不胜烦扰，而且毫无疑问他要向所有有关方面交出足够满意的报告。”
李鸿章已经奏请圣上为朝鲜局势拨出两百万两银子的军事预算。虽然户部尚未发出这笔钱。
中国在朝鲜的驻军统帅袁世凯当时任山东总督，之后又任直隶总督，中国人普遍认为他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被李鸿章任命去指挥一个四千人的部队，在下个月启程去朝鲜。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军队下属军务秘书的总管，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将是平定朝鲜军队行军路线的沿途区域，据说部队对他坚定的服从。
在九月，北京盛行着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将被赶出天津衙门的谣传。还有报道称，李鸿章的两个侄儿触怒了监察官，将被革职，如今两个谣传都被证实无误。
李鸿章在佩阳的军队几乎未歼灭一个敌人，引发了众怒。张佩纶同样臭名远扬的兄弟张适宇身兼台湾和直隶皇家铁路的总管，把钱袋捂得死死的，以至于正在修建的铁路不止一次被迫停工。但张佩纶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曾经是位学者，有着常人罕见的坚毅品格，他据信曾在过去数年间对自己的岳父施加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北京公报》以它一贯的直言不讳，将其总结如下：
朝廷监察官同梁要求张佩纶被遣送回家，这样他就不会再插手公共事务。他之前因政绩不佳被革职。之后，在总督直隶衙门，他再次插手公众事务。我们听说了大量关于他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因此我们命令李鸿章将张佩纶遣送回家，不得延迟。
在十月，李鸿章亲自上阵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就这样，这位已经72岁的老政治家又身披戎装，但是这次没有戈登在其左右了。事实上，据说中国人询问是否还有毛奇和拿破仑一样的士兵，一个高官反问道在英国还有没有戈登一样的人。十月恭亲王退休十年后被传召管理总理衙门、海军及兵部相关事务。他接受这项任务时非常不情愿。
恭亲王召来自己的旧日同僚，就是在那时，广东官员圈子蔓延开了恐慌，只因为李瀚章从他弟弟直隶省总督李鸿章那里接到了如下电报：“皇上的心思难以捉摸，提高警惕行事。”李瀚章在当天晚上企图自杀，他的侍从颇费了一番力气才阻止他做这件事。(www.xing528.com)
11月23日，魏居越将军被斩首。这个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军官；他持续得势在很久以来一直让人很头痛。之前的夏天，在总督进行沿海防御视察时，他的士兵在视察当天悉数叛变。他在平壤溃退中的助理叶志超和聂士成都被降级，丢尽了脸。据报道，李鸿章将被调任至北京，刘坤一将被从南京传唤来接任他的职位；朝廷将到古都西安避难，它在所谓的义和团叛乱期间确实退至到了那里。
作为李鸿章的宠儿和骄傲，阿瑟港轻而易举地被日军攻占了。起初欧洲人不敢相信这个令中国官员大吃一惊的消息。约一万三千名中国人和一万五千名日本人卷入战役；中国人中约两千人丧命，而日方死伤仅有约两百人。一进入堡垒，日本人就发现一切完好无损——什么都没遭破坏，接下来的描述和这一陈述不怎么吻合，但至少出自一个中国目击者之口，而且包含一些生动的描述：
“在11月7日晚上，指挥官龚照玙悄悄窜至烟台并从那里到了天津。次日早晨，连国外都传言说指挥官已经潜逃，各个部门下为数众多的工匠和劳工都离开岗位四散而去，在混乱之际，士兵开始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龚道台亲自指挥的部队一听说自己的上司已经逃窜，也开始抢劫，他们把目标瞄准了造船厂的保险库。短短几分钟的工夫，金库里一美元都不剩了，仓库里的东西也被驻扎在那里保护的人员劫掠一空。
在这场大混乱中，人们开始转移家中财物和家人，很快城里住人的地方都荒弃了。水雷和鱼雷公司的主管在恐惧中切断了电线并立即携带射击仪器流窜了，他的下属也学着他的样子照办，就这样，港口存放的六百多只鱼雷没有一个被用来射击敌军。你能想象得到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在11日和12日，我们的一部分军队抵达距阿瑟港二十公里远的穆城。他们在那里俘获了参与监视地形并绘制清晰路线图的五个日本人和五个中国叛徒。在这场危机中，龚照玙回到了阿瑟港，他这么做既是迫于李总督之令，也是害怕被正盯着弃逃者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逮捕。一到那里他就召集了六位将军和各色当时驻军阿瑟港的上校，组成了一个战事委员会，这群人的惊慌失措，犹豫不决，以及争风吃醋实在是很滑稽，没人能提出什么计划。
没过多久阿瑟港的堡垒就落入敌军之手，一部分敌军到了张将军分部的兵营，开始在那里纵火，这又更加引发了骚乱和无序。没一个人留下来；所有人都逃窜了。那么阿瑟港的驻军指挥官龚照玙又情况如何呢？在那天早些时候，他在向自己军队的命令中说“看情况逃跑或战斗”，他自己穿上棉布衣服，装扮得像个小贩，在几个贴身仆人和秘书的随同下，偷偷潜行至造船厂后面，从后门出去，在那里上了一条船并开始了自己的逃亡路。他的同伴是魏居越将军。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
当时刚好起了狂风，他们的船又很小，从那天下午五点一直到当晚十点他们才渡过港口。他们又花了四天才到烟台，当他们经过那里港口的外沿时，可以看到四公里开外敌军有五只鱼雷船在那里巡逻，另外有九只英国军舰的舰队，估计是驶向刚被一小支日军占去的据点。
一到烟台，魏居越将军就伪装成船夫下了船，但是龚照玙留在船里，还不敢暴露自己。然而天气寒冷，他向烟台道台刘汉芳派去一个仆人，请求给自己一件羊皮袍子。
11月27日，龚照玙搭上了一艘驶向天津途径港口的蒸汽船，恳求船的主人即有权有势的直隶省总督的保护。至于魏将军，自从他在烟台下了船就再也没见过他。（然而，他因“不忠，侵吞公款和懦弱胆小”被扔进了刑部大牢）。黄子林将军乘一艘小船逃离了阿瑟港的事迹也变得尽人皆知；但是大家知道的只有那么多，自那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将领们怯懦和愚笨的这幅可怕图景已无需任何评语。如一种论调所说，人民指责中国的独裁者，多年来负责中国的海军和军事防御的李鸿章，称他为这些严重失职官员的保护伞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一位翰林典簿和五十四位成员向上提交一份针对他的奏折，这份提议书因太长而无法全部插入此处，然而有些话非常值得一读：“谁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提议书中这样质问。“是谁控制进退，以众敌寡，以强敌弱，结果却连连溃不成军？如果不是这份提议书的主角，又是谁——那个能力欠缺，傲慢自大，目无法纪，身居要职的官员，其行为危机国家利益，其名之臭令同胞掩鼻？”接着是状书中的五项罪状。再一次地：“因此，国家之利益，人民之福祉完全依赖于此人之离职。”
我从未从中国人口中听到过李鸿章对其国家长期治理的其他看法。中国人是很讲究实际的。他们说：“他掌了权，等着看结果如何吧。”多年与其做生意打交道的外国人，为这位大人物亲和脾气的影响力所折服，也许很难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他们也从未解释出中国是如何被引向如今腐朽没落的境况的。事实上最能做出的评论正如这段报纸上的这些话：
总督于11月27日赴往大沽视察堡垒，并去往山海关亲自坐镇。据说他天亮之前启程，只有七个下属随从，这在他们看来是众所周知的不光彩。事实上，据报道他已被夺去所有荣耀。没有人可以应付压在他身上的诸多职责，尽管他有很大缺点，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不得不身负更应归咎于他人的恶行，也着实让人心生怜悯。尚未听说刘坤一在前线增兵的消息。如果刘坤一总督的援军不尽快前来，李鸿章的北方之行将毫无益处。
据说李鸿章家族拥有估价不少于五百万两白银的财宝，其中有古老珠宝，还不包括几乎七百箱贵重的毛皮和袍子，都在长子的监管下经天津运向长江，他从上海经过时一直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外国女士仍不允许返回北京，一大批中国家庭都从北京撤离逃往南方。
皇上下达了两条重要的圣旨，其中下令逮捕阿瑟港的驻军指挥官龚照玙，以及李鸿章委派去镇守那个重要堡垒的四个将军，并将其发送至北京接受处置。海军将领丁日昌同样被认为应该对军港之失负责。
最终刘坤一抵达了天津，得到了以该省总管李总督为首的所有当地百姓以及军队官员的正式接待。人们很好奇两大行政划区的总管——一个是湖南人，另一个是安徽的代表人物——会见时将如何表现。虽然其中一位是来接替另一位的，而且实际上是被皇上挑选出来剥夺对方权力的，李鸿章未向外界表露任何可能感受到的情感，却对刘坤一总督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庄重姿态，甚至显得热诚友好。后者几乎立刻离开去面见皇上。
当时刘坤一来北方被认为搅乱了北京和天津和谈演习，但是德特令先生被召回日本不过是因为美国驻东京公使提供调停。而且要不是这一提议，有些人会坚持认为他本可以促成和平。德特令先生的使命在欧洲人看来很是奇怪，最好从李鸿章被派去会见伊藤博文时说的一段话中发现一些信息：
我们大清朝素来与各国和平共处，除去最近与贵国发生了不愉快的争端，平素的友好交流变成了战争状态。看到最近降临苍生的巨大灾难，提议两国暂时指令其海上和陆地兵力消除敌意。向圣上提议这一进程之可取性，我威严陛下下令如下：
“而德特令先生在我国任职多年，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真诚，值得最高的信任。我们命李鸿章毫无保留地告知他目前的审议和决定，并请他在时机来临时，即刻去往日本促成和解。德特令先生按适宜速度通过李鸿章发电报秘密告知我们和谈进程。”
“依照圣上指令，最高级别的官员德特令先生被指派前往东京作为这一派遣之代表，了解可以赢回和平，重建往昔友好交流的条件。因此，请求阁下与德特令先生讨论如何重树友好关系。”
在这之前，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去为皇室的女眷教书，在那之后，以改革派领袖的名义向皇上提议西迁首都。年轻的皇上发布了一道诏令作为回复，内容如下：“我们执政之初有意引进许多改革。然而忽然日本人打破了和平，使得我们的朝鲜丧失独立，夺占了我们的边界。我们已经派遣将士们去教训日本人，但我们从未打算搅乱日本国的和平。这一点为我们的祖辈和外国所共知。我们从未预料到我们的将领如此无能，士兵如此违抗上级，以致于日本人接连获胜，攻城掠地，直到惊扰了我们墓中的祖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笨拙，用人不当。然而若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日本人占领了圣坛，我们就只能与之殊死一搏。时机来临时，愿你恭敬地护送太后西行，选出一位得力人手看管祖先祭坛，以雪耻辱。”
在1895年一月，太后亲自下诏：
我朝自建立伊始素来慎于维持宫中严明秩序，尤其对后宫各色成员保持严格监管，任何人不得插手国家或政府事务。然而，太后发现皇上嫔妃瑾妃和珍妃利用在皇上之侧，一直尽力施加影响，为其亲友谋取利益，此种行为若放任不管，必将招致恶果。虽然因总体表现良好，瑾妃和珍妃逐渐升至贵妃，然而为预防他人模仿这一危险先例，必须予以惩戒。因此我们下令这两位妃子降两级以为惩戒，警示后宫。
两位妃子的父亲桂祥是翰林院的领军人物，最近也是反李派不遗余力的支持者，范·汉乃肯先生那里被召至都城并受托负责中国军队的重组，同时也被提名任命为西伯利亚边境上一个偏远地区的长官。
在1895年2月12日，舰队司令丁汝昌向日本的舰队司令送去了一面休战旗，主动提出交出所有军舰、武器和筑垒，只要保障船上船员、士兵和外国人的安全。投降的协议被正式约定，日本海军将领对中国人已经做出的英勇抵抗予以祝贺。
中国官员普遍坚决不相信丁舰队司令投降的消息，称他不可能置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和那些下属官员的性命于不顾，如果他真的投降了，他们一定活不了。
然而，威海卫在12日沦陷，丁汝昌司令，海军准将刘步蟾，以及杨用霖将军在当晚自杀了。已故的刘公岛上堡垒平民指挥官杨用霖是已故李夫人的一个侄儿。关于英勇善战的丁汝昌，我在《亲密中国》中已有详述，他的一生是一位高贵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中日战争可以说就这么结束了，剩下李鸿章被夺去所有的荣耀和名号“以给他带来更好的精神状态”，然而他的权力还是足以让那些胆敢与之对抗的人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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