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属私事
料理一个省以及中国北部的商贸关系，再加上担任圣上的特别顾问，还作为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中的第一人选，这些似乎对他还不够，李鸿章在这些工作之外更是笔耕不辍。
罗伯特·哈特爵士除了为清政府服务外，还请艾约瑟博士为中国翻译了十六卷科学入门教材，以填补刚落成的科学学校之需。这些科普著作的前言很精彩，其中极力宣扬科学教育的益处，赞扬了西方在科学道路上取得的进步，这一前言由中国两位最有分量的政治家——总督李鸿章和曾纪泽执笔。一年之后，李鸿章承揽了一部树木培植类的书籍的出版任务，这本小书由艾约瑟博士译自阿德莱德林业展览会出版的一本书。这册著作对中国人应该很有用，因为中国许多地方的山丘已经草木不生。
在这种情形下，当艾约瑟博士去上海途经天津时，有幸与李鸿章会面，谈话的许多内容都是基督教传教事宜。在李鸿章的问询下，艾约瑟博士说有五十四万中国人转信罗马天主教。李鸿章说依他看来，传教士应当限于道德教化而不宣扬宗教。
这也许会使人想起数年后李鸿章访问艾尔西克时和戴尔上校之间的对话：
李鸿章：“我认为智力决定成就是个谬误。这完全是碰运气的事。一人荣华富贵，一人穷困卑贱，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智力的差异，而是要看他们运气的好坏。”
戴尔上校：“哦！那我明白了，我们欧洲人犯了个大错误。我们都以为李鸿章是靠着自己的才智升至中国最有分量的位置。现在我们必须得改变观念，说他的成就不过是靠运气罢了。”
李鸿章笑了，欣然接受这番恭维话与机敏的反驳，然后说道：李鸿章：“人应当总是渴望成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像你们中一些聪明的欧洲人竟然要去崇拜耶稣基督。天啊，那个人的一生是个失败，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死法不仅充满痛苦，还使人蒙受耻辱。你们怎么能自称是这样一个人的追随者呢？”
戴尔上校：“啊，阁下！我不知道你把什么定义为失败。要是有一个人一生的言行在近两千年中影响了许多最优秀最尊贵的人，我不认为这是失败。”
耶稣基督的死往往让中国人困惑不已。有个人说，“不，这无法使人相信。因为他是个好人。一切都表明他是个好人。我无法相信，怎么会有人恶毒到杀死这样一个好人。”
1891年，医学博士圣S.A.亨特出版了一本中文的治疗与药物指南，李鸿章为此书作了前言。我在此引述当时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将让我们透彻了解李鸿章睿智的观念：
李鸿章作的序是这本书一个有趣的亮点，序中不遗余力地赞扬了国外的医疗方式，而同时大概可以想到，他对古老的本土医疗系统评价也很公允。前言开始就讲述，在汉朝（公元前206到公元220年），十一名远近闻名的医师使用四类药方，在著名的《本草经集注》（宋朝）中描述有365种药物，113种配方。他说西方的医药专家一代沿袭一代，子从父业。他们建立医药研究机构，为做出重要贡献的医药教师颁发荣誉证书。
他正确地指出，中国人使用原始的煎药汤药时，西方的药剂师却制作出了药力持久的萃取物，使用精确的重量予以分配。“古人使用金属模具展示人体内部结构，西方的医药教师也有精确的绘图和模型。如今，中国的医师应当探究医术的每个细节，使自己既对中国经典中的传统疗法熟稔于心，又熟悉国外书籍中的疗法。斯蒂芬·亨特医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医师，他的著作既让人读完后既可以丰富知识，又能益寿延年”，因此阁下向同胞们力荐此书，并欣然为之作序等。
李鸿章作的序以摘录扁鹊的话为开端。从那些遗失的书籍中，我们可以得知神农、黄帝，还有另一位医师是中国人心中最早的医药宗师。其中列出了三十九种著述。其中至今尚存的仅有两种。在1800年前写作的扁鹊知道这三十九种著述。扁鹊的两本书至今仍被传阅，这两本书包含着古老的医药理论，李鸿章认真地阅览了他的著述。
李鸿章在序中引述了这两本书的原文。《素问》和《灵枢》这两本书是中国医药的《希波克拉底》和《伽林》。每一个知识丰富的中国读者都对之很熟悉。李鸿章满怀钦慕之情阅读了它们。他曾在天津负责辅助传教士进行医疗的工作。他读过化学、生理、物理、植物学及其他各种学科的西方科学著作中文译本，绝没有怀疑外国科学的念头。他接受外国科学，但也不会把祖宗的老典籍扔到一旁。
在这篇序中，李鸿章没有说自己是否相信那一套阴阳理论，不过他在结尾处提到，如今翻译的这本书严格限于治疗手段。他建议读者不要因古怪就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要把它视作像葛洪或孙思邈的著作一样珍贵的著述。李鸿章在末尾处说如果学医的弟子将中国和外国的学说合二为一，这一融合的能量将不可估量。这将造福世界，人类寿命将被延长，由此获得的益处将无法衡量。
这就是李总督对外国医术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古典医药典籍里发现了西方的神经学说。他猜测现代欧洲解剖学的主张与中国汉朝时期的观念不谋而合。他还注意到佛教和道教都对中药有所影响，而且毫无疑问，炼金术在发展中药中大展才能。至于印度的影响，多个世纪前从尼泊尔带回的五尺高铜解剖雕塑，作为教授解剖学的标记，是一位不容置疑的见证者，现在它被收藏在医部大厅。
1889年，李鸿章被朝廷赐紫腰带以示鼓励；1891年他又被皇家赐予习武，在官阶上也提了两级；189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两座做工精细的镌字雕花纪念碑上，上面刻着经典名句和深奥的隐喻，表达了对皇上和慈禧太后在他七十岁寿辰上所赐礼物的谢意。皇上赐的礼物在数目上不敢超过太后，因为他必须屈让于长者，以下是皇上所赐礼物的清单：
一副刻碑；也就是一副刻有皇上笔迹的刻碑。
一对卷轴，同样由皇上亲自书写。
一副有“福”字的卷轴。
一副有“寿”字的卷轴。
一小尊佛像。
一只镶玉如意。
一套龙袍。
十六件“小篆”绛缎。
太后赐了如下物品：
一副刻碑。
一对亲自书写的卷轴。
一副有“福”字的卷轴。
一副有“寿”字的卷轴。
一副有两个“寿”字，按她自己设计样式书写的卷轴。
太后亲自作的一幅画。
一尊佛像。
紫貂颈皮制成的袍子。（这件袍子由五十四块燕子或紫貂颈部皮毛制成，每块皮中央都有一个暗色的圆圈，其余的部分发黄，因此效果看上去就呈现出许多中国人所谓的“眼”。在袍子前面，这些“眼”被排成九行，每行三只“眼”，后背的布局与之相似。这件袍子只被皇上穿过，除非皇上赐出去，任何人不得持有这件袍子。李鸿章是自乾隆皇帝在1736-1795年间执政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汉族官员。）
一只镶玉如意。(www.xing528.com)
一套龙袍。
十六件绛缎。
这些各色礼物都被送至总秘书的侄儿李映庚处，他是一个翰林院二级编修。
天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精彩绝伦的《大总督传记》，接着是对戈登大厅那场气派宴会的记述，以及湖南、湖北总督张之洞对将迎来七十大寿的李鸿章之颂词译本。“您是当之无愧的人选”，演说中讲到，“合肥注定要显山露水。直隶省的总督和议和大臣、海军大臣、贸易总管，我们亲眼见证您忙碌于这四项职责，而每项都能独占鳌头。您所有的称号都名副其实。能有您这样一位得力大臣实在是皇上的福气。”
上面的事情都发生在1892年8月，然而就在7月1日，李鸿章的妻子李夫人死于伤寒疟疾。为了救回李夫人性命，所有法子都使尽了。医学博士金夫人每时每刻都守在这位忠实的朋友病榻前，欧文医生娴熟的医术也出了一份力。
中国驻日本公使理亲王曾在前些年为自己母亲的去世向圣上请愿休退，（许多年前，他在亲生父亲去世时曾被李夫人抚养）但未被允许，他只获许修一百天的假。可如今他却为养母——总督李鸿章的妻子去世获许退休。
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李夫人的遗体才在北方分舰队两只装甲巡洋舰的护送下被运回芜湖。民政和军队的官员，以及部队加入葬礼行列，并向逝者进行了惯例的祭拜。棺材当时被放入一只漆成红色的大船中，准备送至合肥内陆的族陵。九只蒸汽船下了水，六只大游艇带着李家的族人和仆役，最后形成的一长队更像是假日出游而不是殡葬队伍。远从天津赶来的理亲王在最近三个月中在家中宅邸过着平静的生活，他监管指挥了养母陵墓的建造。
如果日文资料无误，毫无疑问，理亲王在养母去世时必须退休。他在东京被认为是中国派遣至那里的迄今为止最有才干的公使，他还迅速压制了中日之间长久存在的嫉恨。他为此目的做出的努力得到了日本某位海军将领的极大肯定，他在东京和横滨极受欢迎，当然，还有中国舰队的支持。
东京《日日新闻》刊出一篇称颂理亲王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到：“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好的结果归功于中国公使驾轻就熟的管理才能。他知道如何用友谊取代敌意。这样的公使真是凤毛麟角，而且我们敢设想，既然理亲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这么大成就，那么他接下来如果继续居住于日本也许将彻底转变我国对中国的情感。”
不仅皇上的父亲醇亲王和曾纪泽去世了，李鸿章也失去了母亲，还有妻子。然而他的七十大寿还是要大肆庆祝一番。这和他的死对头张之洞在许多做法上大相迥异，张之洞在同年生日前一天下令锁上衙门所有的门，这样一来，要是城里官员早上来祝贺就进不了门了；门边附近不得有一个人停留，这些门都被侍卫严严把守。那些什么都没办成的官员只得悻悻而归。衙门不得进行娱乐活动，一切公务照常进行。次日总督会召唤那些费力跑到他前门的官员。据说他从心底痛恨那些空虚的仪式，比起那些整天只知叩头和溜须拍马的官员，他更钟爱勤奋诚恳的官员。然而不难明白，这两个人中，李鸿章会更受官场的欢迎。
安徽总督在去世之前那年收到了一封来自李经述的请愿书，上面写着：
请愿者之母为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妻，他们一起居住在直隶省。她持家节俭，却乐善好施，在需要之时总是尽其所能救济穷苦的百姓。听说去年自己老家安徽北部欠收，她拿出一千两白银送至安徽作为赈灾专款。同时她拒收任何回报。关于她参观外国的妇女医院，在保定府发展新工业，都有一些有趣的记录。她是一位能力出众、性格坚强的女性，她对自己的丈夫施加的影响力很大，然而亦是合情合理；她在妇女事务中兴趣浓厚，而且在每项注意到的慈善工作中尽其所能予以协助。李鸿章在太平军叛乱初期悲哀地失去了第一任夫人和全家，这之后李夫人嫁给李鸿章，此时李夫人五十六岁。
中国人尚未学会访谈的艺术，也还不会把他们伟大人物中的生活细枝末节引入公众视线。所以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从李鸿章传记中了解到更多这方面内容，在他去世时，经理亲王提议，一位饱学之士手中拿着一册他的传记；我们被告知，为完成这部著作，对官方记载和私人资料查阅的准备工作耗时六年，而且必不可少。
然而，对于向丈夫施加了大量影响的李夫人，我们确实知道一些情况，她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很可能一直让李鸿章困扰不已。她在1879年染上重疾，让总督头一回和西方医学界打上了交道。她之前就病了一段时间，但是接近年底时，中医认为她的病无药可救于是放弃了。英国领事馆一位官员看到李鸿章眉目之间的愁绪，了解到了缘由后，立即建议请他一位外国医生。李鸿章对此还有些踌躇，但是当李夫人夜里忽然状况恶化时，他派了一个信差把伦敦传教会的马根济医生请了过去。欧文医生也被请去了。医学博士霍华德小姐在一旁护理，一种疗法生效了，李鸿章任命妻子的专用医师马根济和欧文医生为其他家人的医师，他还满怀感激地建立了一所中华自由医院，任马根济医生为院长。在总督面前，几例外科手术成功完成；不仅如此，他的三名秘书，天津监督生，一名将军，以及海关道台的妻子都亲自接受了这些外国医生的治疗。不计其数的吸食鸦片者申请治愈鸦片瘾。
医院起初设在一座寺庙中，但有人提议在外国住宅区新建合适的建筑，因为如果医生离城区足足两公里远，就不可能及时处理紧急病例。总督本人为医院的建筑、设备以及运营费用出资，又提供了自己有力的影响力和鼓励。
作为医生和客人在总督衙门住了一个月后，美国M.E.传教会的医学博士霍华德小姐（如今是金夫人）结束了对李夫人的治疗，启程返回北京。她带着那些豪华的丝绸、瓷器礼物，还荣幸地由总督的通信船拉至通州。
有个人讲给我的一个奇怪轶事表明，李鸿章有些惧怕妻子，这个人担保故事绝对属实。李鸿章在成立了一家欧洲医院后，参观了一艘德国军舰，喝着香槟，有人劝他说科赫的发现引发了医药的变革，因此他应当在北方舰队安置一位德国医生而不是英国医生。最后李鸿章同意发电报向德国征求一位合适人选。
一直护理李鸿章家人，同时也被任命为舰队医师的欧文医生听说这件事后，去找当时任天津海关专员的德崔英先生。德崔英先生听完欧文医生的来意后对他说：“你愿意把这件事全部交付给我吗？我给你二十四个小时仔细考虑一下。但如果你想要我帮你的忙，那你必须完全按我说的做。”欧文医生仔细想了想，最终决定这么做。德崔英先生继续说道：“既然这样，很好。立刻辞掉你目前的职位。”然后德崔英先生去找李鸿章，后者的声音立刻响亮起来。“当心——当心，”李鸿章万分惊慌地叫到；然后带着一副滑稽的表情说，“我妻子可能会听到你。我不想让她知道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信息。”
要么因为是一个虚弱患病的女人往往能控制一个好脾气的丈夫，要么是因为她本人聪慧高尚，觉得自己性命是欧文医生救回来的，最终李鸿章同意向柏林发电报说他不想要那位已经在电报中定好的医生了。
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当李鸿章开始世界航行时，曾经想辞掉欧文医生，因为李鸿章觉得自己不可能把一个英国医生带到俄国或德国去，但他是个从不与朋友分开的人。欧文医生在旅途中陪伴着他，并且确实在李鸿章手下的职位上走到了生命尽头，他在李鸿章人生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因为妻子的疾病，李鸿章没法有亲生的儿子，因此他收养了如今理亲王英年早逝的兄弟的儿子作为长子。事实上，他的妻子病愈之后，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但是养子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动摇。他仍旧算作长子。
莫里先生给李鸿章取了个“老乡绅”的绰号。李鸿章一个早逝的兄弟撇下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儿子，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李鸿章似乎很喜欢他，这个孩子也很敬爱他。在北京被围困之前，（指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前）在北京为盲人开办了一所学校的莫里先生被请去给这个小伙子上了几堂课，莫里就这样变成了那个孩子的老师，同时也感受到李鸿章家中亲切友善的家庭氛围。他将之描述为非常友善和气，使李鸿章“老乡绅”的形象增色不少。一段时间后，莫里先生发现自己无暇亲自上门授课，但是他派去自己一位最有天资的学生，在这个学生的帮助下，李鸿章侄子的学业突飞猛进。李鸿章虽然对这一切感到很高兴，却从未对盲人学校有过什么捐赠，甚至也没为莫里先生费心教课给过什么酬劳。
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批死于义和团暴乱的人，这应该不是李鸿章的失误。但是李鸿章可能为侄子付了一笔慷慨的学费，他竟然让一个自己爱护备至的家人去接受一个外国人办的慈善学校的好处——一个在中国非常被需要又处境艰难的机构。李鸿章却未曾努力帮助它改善状况，这似乎让人很是惊诧。
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莫里先生是那种只会给予不求回报的人，我甚至很难从他那里获取事实。他急切地把李鸿章说成是一个家族中慈爱的父亲，温和地包容着家人，仆人和晚辈都很听他的话，李鸿章俨然是一个完美的中国“老乡绅”；但是他却绝口不提自己献身的慈善事业有什么需要李鸿章进行帮助的。“我从未向他提过要求，”他口口声声这样说到。
直截了当地说，李鸿章身上没有多少慷慨大。在前面提到的医院建立之后数年中，当马根济医生去世时，医院为挽救食不果腹的中国人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但令传教会大吃一惊的是，总督忽然称医院的房产属于他。接着双方发生了愤怒的争执，英国领事馆做出了偏向李鸿章的裁决。自那以后，传言李鸿章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看起来当然是李鸿章理亏。我们一定会在这之后找到大部分外国对李鸿章不太美好的描绘，之前的描绘也许太过完美了。还有许多别的说法支持对李鸿章吝啬的指控，然而大家更多谈及的是他的贪婪。事实上，李鸿章也许把钱视作一种获取权力的手段，而且从不愿花什么冤枉钱。通过明智地支配钱财，总是能轻易得到更高地位，又通过身居高位捞到更多钱，对于李鸿章而言，如此就能不断向前向上发展。
当我在1900年春天和李鸿章进行一次会面时，我注意到他性格中的另一特质。我是作为反缠足运动的代表对李鸿章进行这次访谈的，虽然他没有捐款，在我的建议下，他和善地（相当艰难地）站起身，在我的扇子上题了词以示赞同。但是他还当即许诺向一位好意陪我同来的美国女医生的医院捐款；李鸿章在她的册子里仔细查阅前任总督们给过的捐赠数目后，以便参照先例行事，然后坚持让她等着，走时把钱一起带走。
当时我觉得这有些让人不舒服，因为访谈其实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光自己没法告辞，这倒没什么，可我们好像还过分地耽搁了总督和他的随从人员。但是李鸿章脸上面无表情，这在中国表示有隐藏的深层意味，他说：“不，把钱带走。等一下把它带走，钱马上就到，花不了多长时间。”显然，他知道这是确保医院得到全部捐款的唯一办法，而且他满怀好意地希望如此。所以我的朋友带着几百美元走了，她笑着说自己应该一直拿到现在，因为总督坚持要求她拿着钱。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人做出的善意的，合情合理的举动，我们并不知道他不近人情的行为，因此记住这件事很有趣。
关于李鸿章的处事风格，我们可以从中国驻外机构人员的叙述中有一些了解。一次盖尔斯先生被派去就一些事宜和李鸿章总督会谈，发现没人接待他，做什么的人都没有，会堂空无一人。于是他沉着地坐到房间一侧门附近的座位上，离房间另一端李鸿章或其他人可能会入座的高处位置远远的。
最后李鸿章终于出现了，吵吵嚷嚷，跟着一大群人；而且，他没有为让客人久等而道歉，因为没有请他坐到高处位置来，李鸿章开始用难懂的安徽方言冲他喊，接着那些天津随从陷入了惊慌，他们知道自己得立刻做些什么，却压根搞不懂自己该做什么。
然后，让每个人都哑口无言的是，盖尔斯先生一反他平时一向礼貌的做法，以同样又高又粗的嗓门大喊作为自己的应答，尽力模仿着李鸿章对他讲话的那副嗓门。
当场每个人的震惊和恐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连李鸿章也吃了一惊，降低了音量。逐渐地，谈话回到了普通的语调。开始的喊话现在过渡成了“你在中国有多久了？”之类，没多久，李鸿章就诙谐地笑着招手让这位英国胆大的年轻代表上来坐到他旁边。他们很快成了极好的朋友。关于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轶事描写都着力渲染他开始时的粗鲁，然后又夸赞他随后的亲善。
事实上，李鸿章的粗鲁是一向出了名的，不是行为粗鲁，而是言语无礼。1892年，当接待美国一位来访官员时，他唐突地问这位官员，“要是我把英国舰队借来炮击华盛顿，你们政府觉得如何？”这似乎是他尤为青睐的一个念头，因为在烟台一次非常正式的场合上，他对一位很有身份的英国海军军官说，“要是咱们联合起来去摧毁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岂不是很好？”对两个骑自行车穿过亚洲来到北京的美国年轻大学男生，李鸿章显得有礼貌多了，他说：“学问人应该对学问人彬彬有礼。”他问到：“你们觉得到过的国家中哪个最好呢？”就像所有爱国的美国人一样，这两个美国学生告诉他说美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那你们为什么来见识其他国家呢？”李鸿章问到。他们回答说，“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识过别的国家，就不会知道我们国家才是最好的。”
对这些年轻人，李鸿章成了礼貌的化身，他仔细询问他们沿途所见到的清朝官员的行为。也许他对那两个年轻美国人格外礼貌，是因为他惊诧于他们的无礼，因为按照中国礼节，他们应该说“我可悲的国家”，“您伟大的国度”，“我的敝舍”，“您华美的宫殿”，如此等等。
他身上一直留着这个看似无礼的习惯。他在英国的时候，一位美国报社女记者说他问她的年龄，她靠什么谋生，以及她写作能挣多少钱。我忘记了她使用什么具体悦耳的词句解释说她虚报了自己的年龄，报多了自己的薪水。次日，一位英国的报社女记者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噢，您一定是个不怎么样的记者。”李鸿章直爽地说。“昨天这里有个小女孩，比你年轻得多，却比你薪水高得多。”翻译本应当在翻译这番话时显示一下对两位女士的尊重！有一次，当李鸿章埋怨说哈瑞·帕克斯爵士和其他外国人一个样——讲话一点都不合情理——当时的英国领事达文波特毫不顾忌地指责他，率直地评价说：“那都没什么问题，可你眼里的道理就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而忽视我们的立场，跟你讲话就像冲着一排书讲话。”除了这个他可以贸然采用的粗鲁，李鸿章总是要在谈话中占上风的名声也陪伴了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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