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条约和战争的乌云（1879年—1886年）
1880年，李鸿章的事业高峰（相对而言）随着戈登的到来结束了。即使到现在，人们也不能毫无准备的一个周末就来到中国，更何况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交流要比现在慢很多。但是戈登为什么刚来中国，又离开？答案就涉及到了与俄国开始的政治活动。
中国当时四面楚歌，边境争端不断。密歇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国当时的状况的：中国西南方向的云南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收复后的云南人烟稀少；中国西北省份的回教教徒起义不断，遥远的喀什噶尔也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军没有在此驻扎。侵略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并支撑了数年。边境的无政府状态诱使俄国以维持秩序为借口趁机占领中国边疆领土，但是俄国向中国政府表明他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只要中国政府恢复此地主权，他随时准备归还固扎尔（今伊宁）地区。
左宗棠立刻出兵新疆。左宗棠在行军过程中，为了提供军粮，他下令军队沿途驻扎种粮。阿古柏最终兵败被杀，中国重新恢复了对新疆伊犁地区的统治秩序。俄国此时应该兑现归还固尔扎的承诺，但俄国却制造事端宣称此时不适合归还，一场外交战争打响了。
此时俄国已经占领满洲，满洲对俄国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俄国发现从喀什噶尔很容易进退，同时发现很容易保持他们对满洲的控制。“俄国人从不会后退，只会勇往直前”，俄国的这句话从父亲传给儿子，代代相传。
我们确实想象不出拥有庞大国土的俄国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涌入中国，占领中国富饶的土地。众所周知俄国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国家——算上西伯利亚，算大片的粮食种植闲置区；而中国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人口过剩；西伯利亚曾纳入中国版图，现在被那里的自然条件所吸引，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涌入俄国，为俄国人开拓西伯利亚。
俄国曾警告说在俄国的中国人数过多，这种状况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而不是归于政府的鼓励政策。俄国把这些中国人聚集起来，像屠杀羊群一样的杀害这些人。那一年发生了多次大屠杀暴行。
1879年满族高级官员崇厚被派往圣彼得堡与俄国谈判，他曾代表清朝前往法国。谈判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里瓦几亚条约》，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在条约签订中表明他毫无地理知识可言；如果我们的官员把华盛顿领地送给美国，他们该是怎么做的呢？
崇厚把条约抄写了一份寄送给北京政府，而他立即动身返回中国，中国官员在上海迎接他的光荣归来，之后他向北京进发。他踌躇满志地在回京复命的路上，却得知他由于未向朝廷请旨擅自签订条约而被控告。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被任命详细上报该条约。当时在朝廷中主战派强烈要求立即动武解决此事，这一方的领导人是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和喀什噶尔的英雄左宗棠；而恭亲王和李鸿章赞同议和，他们两人更熟悉中国的军备状况。由于恭亲王和崇厚关系密切，所以他更倾向于站在崇厚这方。但是他们并不能阻止崇厚的削职入狱。从这件事来看此时朝廷还是主战派占据上风。
俄国军队驻扎在固尔扎边界，据说其中有二十个英国人。在他们占领固尔扎期间，俄国人认为在中亚这些他们征服和合并的地区中，固尔扎是最富裕和最有潜力的地方，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当时固尔扎人口在10万到13万之间，大部分是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人，但也有大量的中亚其他部落的人群生活在这里，还有一些俄国人和中国居民。
俄国人愿意放弃固尔扎部分地区，只要中国同意并保留他们自己管理的军事关卡，允许俄国人在中国随意进行贸易活动，并补偿俄国500万卢布。张之洞在他的上书中描述了他对中国国情的完整看法，现在正适合仔细阅读他的上书。这篇上书不仅讲述了他的观点和判断，还提出了一些当时可能会用到的富有意义的建议。不过由于文章太长，所以在这里就不一一引用，详细内容可查看附录部分。
这篇上书中出现了一些反对李鸿章的言论。“每年数百万银两的经费投入到战争武器的生产上，这也是引起今天危机的原因。如果我们甚至连一场战争都不能打，那么陛下信任的这些大臣还有什么用呢？”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这次抨击的对象从已经高位跌落的崇厚直指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刚从英国购买了一队炮艇；此时的李鸿章还担任着北洋舰队总司令，直隶总督和大学士以及两位太后和摄政王的秘密顾问等要职。
戈登提督收到罗伯特·赫德爵士发来的一封电报，戈登是李鸿章的老朋友和下属。此时戈登与瑞普勋爵一同身处印度，他在那里等待他期望的大事件发生。戈登在中国战场中的表现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手执手杖作为自卫的武器，人们却看不出他有多冲动和武断。
之前一位印度王公告诉戈登他受到了无理的对待，戈登艰难跋涉抵达印度后，立即向总督宣布这位王公应该得到赦免和恢复职位。尽管在戈登看来他的结论十分正确，但是此时总督却回答说：“等我们调查清楚后再下结论也不迟，”“如果你不释放了他，我将立即离开”，这是戈登的回答。次日戈登辞职，他计划前去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察看当地的状况；但是此时他收到中国政府通过赫德先生之手发来的电报，电报上中国政府无条件地邀请戈登前来中国，戈登立刻接受了邀请，尽管他也不清楚他究竟要去干什么，或者什么目的，便立即乘船前往中国。
谁又能预测到未来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戈登把他的战略能力、所有的天赋和人格魅力以及他火热的基督教信仰全部都用在太平军上，试想会发生什么？这些太平军希望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却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但是这种猜想的机会已经失去，结果也永远不会发生。戈登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错过了什么。
戈登抵达香港后，与各级官员进行了会面。戈登像平常一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与俄国开战的意图非常不可取。不同版本记录不同，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是在上海还是烟台戈登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如果他还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么他最好不要再发表此类的言论。其中有一个解释是这封电报是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发来的，以对戈登进行警告；另一个说法是这是中国政府经罗伯特·赫德爵士之手发来的，也许这两方都曾给戈登发来电报。无论是哪一方，熟悉戈登的人可以想象他收到电报时的心情，戈登非常生气，然后直接去了天津。
此时发生了一件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这件事情有可能从未发生，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记录下来。这是一位对中国政治事务非常了解的欧洲权威人士告诉我的，他称肯定是真的。我在这里讲述一下。当戈登的船行驶在夜间的白河上时，黑暗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到船上并坐了下来，与戈登进行会谈；戈登也直率地表达他的看法，但是他的汉语翻译却翻译不了这位陌生人的方言。这时戈登的耐心用完，所以叫来另一人担任翻译，而这一个人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人后，又仔细看了一眼，马上庄严地跪下磕头行礼。他就是李鸿章，他在黑夜中独自前来以了解戈登的真实观点。这两位传奇人物交谈了很久直至深夜。
第二天李鸿章正式迎接戈登的到来，就像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一般，但事实是他们已经深知彼此的想法。之后戈登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尽管李鸿章再三恳求他逗留数日。在北京戈登见到了恭亲王，他把他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告诉了恭亲王，但看起来恭亲王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中国政府倾向于拖延时间，认为戈登的建议时机并不成熟。“你们最好赶快做决定”，戈登说，“我明天早起就要启程前往天津了”。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之后他乘坐轮船返回英国，这好像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把这些奇怪的不安感情抛掷身后。
戈登从未见过罗伯特·赫德爵士，依照他的电报他来到了中国，但他并没有去拜访这位英国公使。戈登在航行中从某个港口寄来了这封特别的信，信的内容很值得深思，而不应该匆匆浏览。如果听取他的建议，中国也许就不会在1894年被日本打得惨败，1902年的英国也不会这么悲痛欲绝：“森林的花已不知去向了。”
如果我们熟知“陌生的国家处处是刁难”，就像中国谚语所说的“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么我们便能知道轻捷灵便的布尔人怎么能够抗击装备完善的军队了（此处是指英国人与南非德兰士瓦地区的布尔人进行的第二次英布战争，英国战败）。以下是戈登在1880年对中国提出的建议：
中国拥有一套历史悠久的军事制度和常规军事纪律。一定要保持它的完整性，它适用于中国人民。
中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于它的庞大人数，在于军队的行动快速，在于士兵的便捷装备，在于他们单纯的需求。我们知道如果整个国家民愤被激起，如果这些持刀握矛的人数压倒性地超过他们的敌人，尽管这支军队装备着精良的后膛步枪和其他装备，那么使用刀和长矛的军队可以战胜装备完善的军队。如果只是对抗简单的步枪装备的军队，那么持刀握矛的军队的胜算更大。
中国不应该加入激战。中国的实力在行动快速，在于切断敌人供给，在于夜里突袭，而不是拉长战线不停地担心他的对手。
当敌人涌入攻破城墙，中国士兵不应该继续对抗敌人、包围都城，而应该去袭击敌人后方的供给，并在敌人到来的路上袭击他们。保持中国军队轻便的装备，没有枪的负担，他们可以在敌军中灵活地作战。今天中国军队在他们前面，明天将会在他们后面，后一天将会出现在他的左侧等等，直到敌人筋疲力尽，比较之下他们是长途跋涉而来，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冲突或是水土不服及生病等问题不断出现。
记住，这个过程中中国不需要外国人来担任这些高级职位，我说的高级职位就像我在中国的职位一样。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会惹恼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他们也会想派遣他们的官员在中国担任要职。此外，我也并不是那么被需要，中国人可以自行做那些我建议的事情。如果实在做不下去，那么我也无能无力了。
广州，七月七日
C.G.Gordon
附注：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为北京距海口太近，外国军队可以长驱直入，中国没有力量阻挡他们。蜂王应该处在蜂巢的中央。
只有中国有实力停放和保养装甲舰或者铁炮舰时，它们才能帮助中国；只有中国能拥有一支真正的军队，才能有实力拥有这些武器。
如果军队要求招进2000名士兵，但军官却召集了5000名士兵，这名军官应该被砍头惩罚。只有精挑细选，中国才能拥有自己的精锐军队。(www.xing528.com)
戈登的建议客观而坦诚，但是这些建议很难在当时的中国得到施行。再让我们回到中俄外交斗争问题上来。
崇厚的撤职处分后被撤销，但是他仍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释放。曾纪泽是赫赫有名的曾国藩的儿子，后来出任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中国政府派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其中商定“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归还中国，同时作为补偿，崇厚协定的500万卢比增加到了现在的900万卢布”。
尽管李鸿章也谴责崇厚的卖国行为，但他仍尽力保住了他的官位。
1882年到1885年期间朝鲜发生兵变，英国政府对此作出了两个失策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对李鸿章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1882年，朝鲜国王到了亲政的年纪，而他的父亲摄政王妄图废黜国王。双方权利倾轧过程中，日本公使馆遭到毁坏，很多日本人被杀死。鉴于台湾问题的经验教训，李鸿章认为最好提前与日本确立关系，随后派遣了一位公使率领一队骑兵，把妄图篡权的国王父亲作为政治犯押到北京。1884年，两名中国公使被暗杀身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朝鲜想在日本的帮助下挣脱中国的统治。以下是日本统计的伤亡情况：7名官员被这些激进分子杀害，7名激进分子被朝鲜军队处死，38名朝鲜士兵死于日本军队之手，95名暴乱分子被处死，67名激进分子被关押，11名人士被残忍地砍头。金玉均逃亡日本，他被全世界认为是这次政变的罪魁祸首，是他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关于金玉均的这些评价总是深深的触动我，我认为这些描述极不公正。
金玉均最终死于政治谋杀。他曾担任国王的机密顾问，金玉均的存在总是让朝鲜国王深感不安。最终在一个周密的阴谋计划下，金玉均被朝鲜人引诱前往上海，在这里他被一个朝鲜爱国者杀害。朝鲜国王听到金玉均死的消息后，表现地“欣喜若狂”，举行宴会庆祝，并邀请了所有的外国公使。
日本政府对此并十分不乐意，井上馨被派往朝鲜查明朝鲜对中国和日本态度；同时在伊藤博文的带领下，日本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讨，但并没有商讨出结果，因此日本同意与李鸿章在天津处理这件事情。经过数周协商后，伊藤博文最终成功与中国签订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拥有对等的地位，但是中国在形式上一直保持宗主国的位置，直到九年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重新订立条约。
尽管李鸿章十分精明，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1885年为他的国家战胜伊藤博文。
另一件事情是英国占领了巨文岛。格兰维尔勋爵说：“这么做很有必要，以防巨文岛被另一个国家占领。”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极力反对，俄国公使认为为公平起见，他应该占领其他港口。在占领巨文岛18个月后，英国得出结论：这个岛不值得占领。朝鲜建议如俄国所愿，把巨文岛和拉扎尔港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但并没有得到同意。
整件事现在看起来这只是英国在远东失策的事情之一。还有一件事是英国准备派马科蕾考察团和其他300人前去西藏。在派特使钱德拉·达斯前去北京取得通行证、西藏大喇嘛同时也派代表到达后，却收到了政府停止前进的命令。
从所有这些纷乱的问题中很难明白英国的最终目的，不过从其中可看出李鸿章和他的同僚在努力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北京的政治集团也充满问题，其中恭亲王和他的支持者以及训政的慈禧太后和她的拥护者之间矛盾重重。
1881年慈安皇太后突然辞世，对一直支持她的恭亲王是个沉重的打击。25年来恭亲王都一直稳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位置，现在慈禧太后撤了他的官位，并想提拔她的妹夫醇亲王，醇亲王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外交事务现在由李鸿章和庆亲王负责，庆亲王取代恭亲王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那位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通过一句“来自庆亲王的其他人士”而闻名世界的庆亲王。
在为母亲丁忧前，李鸿章前往旅顺港视察，他对港口的防卫工作和船舶设施都非常满意；在返回天津的路上，他考察了各种军械库和沿路要塞。1884年9月，李鸿章正式恢复总督、对外贸易负责人和大学士的工作，尽管这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在上书中曾表示说自己应该退休了。这一时期，李鸿章与一些欧洲人进行了一次会面。在会谈期间，由于房间的门没关，李鸿章三岁的孙子跑了进来爬上了他的膝盖，当时其中的一位外国绅士微笑着说：“那里坐着中国未来的外交部长。”李鸿章以一种黑色幽默地语气说道：“我的孙子，你长大后不要和这些外交事务打交道，你就不会像你的爷爷现在这样受罪了。”
李鸿章在返程的路上收到一封电报使他顿时情绪低落，电报上显示了黑旗军在越南保胜城的战况，同时法国公使要求李鸿章共同参与解决此事。战况看起来非常不好，黑旗刚占领一座城市就会马上又被法军攻破。由于黑旗军不是政府编制内的军队，所以法国称他们是强盗。越南政府请求黑旗军帮助他们抵抗法国，中国政府也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
由于法国军队相继攻打中国的附属国交趾支那、安南与河内，他们破坏与安南国王订立的条约，在巴黎的中国公使曾纪泽和在中国的李鸿章都通过各种方式试图与法国谈判但毫无成果。
这位中国公使态度强硬，称对北宁或是兴化的攻击便意味着开战。但是直到1884年春天，法军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后，并无下文发生。法国舰队司令米乐写到：对河内的占领是在考虑法国的原则后作出的决定，法国宣称他们不会实施侵略。欧洲人会抱怨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出尔反尔，但有时看起来他们其实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现在曾经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由法国军舰护送前往广州任广州海关税务司，原因是他建议法国军舰舰长福禄诺应该与李鸿章谈判，也是他发现富饶的广州毫无防备可言。尽管广州的官员也充分意识到广州薄弱的城防，但不敢向清政府上报。
随后德璀琳返回天津与李鸿章商谈越南事宜，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德璀琳是他的其中一位下属，德璀琳在中法谈判中充当斡旋、协调角色。尽管他们希望中国人接受海关这一国家机关的存在，它本身是中国的国家机关，与外国的政治没有丝毫的关系，现在却插手到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上。
法国舰长福禄诺被从烟台召唤到天津，等待德璀琳的到来。在天津他收到了法国发来的电报，电报中任命他为法国的全权代表，尽管此时在北京已经有一位法国公使。福禄诺和李鸿章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并在5月11日签订了条约，之后为了庆祝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李鸿章为这位勇敢的海军官员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这不过是慈禧太后赏赐后的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时慈禧太后赏赐了李鸿章数盎司烟草、一条腰饰和一些刺绣品。但在条约签订前，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举行私人会谈，据说慈禧太后当时说：“军机处现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皇位，一些高官也在推波助澜，但是你李鸿章”，她威严地说道，“我希望你只把注意力放在此刻你眼前的事情上，对未来的事情你不要过度关心”。
这一时期很多人指责李鸿章，批评他胆怯、粗心大意和管理不善。据说李鸿章对《中法协定》也很不安，在看到《中法李福协定》译成的中文版本后，翰林院群情激愤，超过45名新秀和其他同僚联名弹劾李鸿章。不难想象到李鸿章在签订《李福协定》时的心情是何等的低落。
当时的中国报纸是这样描述李鸿章的：他把自己锁在房中，目光紧紧盯着窗外的月亮，不时地发出沉重的叹息。尽管这些描述与李鸿章一贯的高大形象不符，也与其他的一些记述不同。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每天不停地有各种政务文件送达给李鸿章，它们堆积成山，足有一英尺多高。李鸿章的下属们快速地阅读这些文件，李鸿章几乎是边听边答。还没到正午时，抄写员和文书助理就显得极度疲劳。另外，李鸿章还得亲自外国公使商讨国际事务，所以从早到晚他几乎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根据密吉先生所言，当时李鸿章正试图把中国军队撤军的日期无限期的拖延，他的翻译把他的话概括为“提前完成撤军”告诉福禄诺。据舰长福禄诺所说，中国军队撤军和法国军队驻军的具体日期已经商定，后来还用笔画定了日期。李鸿章的两个秘书极力否认他们在福禄诺协定上动手脚，他们看到福禄诺舰长自己用手抹掉了一些字迹。
如果当时法国指挥官已经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兵力，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这么重要了；但是事实却不是那样的，当他要求中国指挥官撤离他的军队时，中国指挥官却说他没有收到撤离的指令。但是法军坚持推进，最后被中国军队击退，损失惨重。
依密吉先生的说法看起来是李鸿章故意把撤军日期搞模糊，因为他担心要求政府撤军他会因办事不利而遭到责罚，同时他相信法国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来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这一次被拒绝的法国人终止了曾经的协定，中法战争据说在1884年8月爆发，到次年的4月结束。法国摧毁了中国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制造的军舰，马尾造船厂的毁灭最让李鸿章心痛，船政局是由那些“天才的法国人”组织建设的。法军在攻打台湾的战斗中战败，法国政府出于非军事目的没有派他们的海军舰队前去袭击旅顺港，他们试图拯救“我们的朋友李鸿章”的威望。
最后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成中法和议，与法国达成了新的协议。
当法国被清军打败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法国费里政府已经准备与清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在此次战争中法国孤拔将军受了重伤。费里认为中国政府在打胜仗后不会遵守之前签订的协议，尽管这个协议可能拯救他的政府免遭倒台的厄运，但他丝毫不敢提起，以致费里在骂声中辞职。他的继任者认同李鸿章和福禄诺之间的协商。
在和谈期间，中法战争持续将近一年。中国投入军费大约一亿两白银，法国的投入也大致相同。慈禧太后对中国军队所取得的胜利并没有特别高兴，她迫切地希望尽快和法国和谈。密吉先生如此说到，这就彻底瓦解了李鸿章在制定《李福协定》前的美好幻想。与此同时，这一协定遭致朝廷中主战派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声称以后无论时候他们都不会出兵，这也是对李鸿章的强烈控告。
李鸿章对法国做出退让，答应了与一些法国经济组织继续通商并延长了通商时间，从中看出这项工作需要一个比他性格更坚定且政治生涯毫无瑕疵的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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