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合集：国情（1877-1881）

11.国情（1877年—1881年）

毫无疑问，得益于李鸿章多年的外交经验，在《烟台条约》签订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发现李鸿章想积极促进建立一个学习外国事务的机构。有人建议最好举行特别的考试，但是亲王们并没有把这些建议放在心上，相反却致力于往日本和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代表，礼亲王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他认为派遣使者和建立学习外国事务的机构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采取一项措施，这项举措不需要寻找什么特别的途径便可以直接去执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

根据汉、宋两朝的选举制度，李鸿章和其他人想到建立十个地区的等级考试制度。建立学习外国事务机构和独立的考试系统的创举，这两者是可以共同存在且互不干扰的举措，因为并不是要把外国的制度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同时因为中国此时很有必要培养一批外交人才，而上面提到的此类学院或是机构通过考试筛选这些人才，会塑造他们的个性，这些都是需要采取些不同的措施。“我们现在急需这种拥有外交天赋的人才，应该挑选和聚合这种人才。同时外交人才急缺这个问题也不是短期才出现的难题，需要采取的措施也要仔细研究”。由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恳求西方帝国指派南、北方外交公使很有必要，或向政府引荐他们认为拥有外交才能并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才，其中包括沈葆桢和其他人士，同时也向各省官员和总督发布了相似的命令。

显然在这里李鸿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中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上看起来他做的选择都比较正确。作为中国皇家的首席大学士，李鸿章给出的建议符合整个封建时代大系统的规则，他曾支持皇陵的扩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不久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档案馆中用来封门的纸条掉了下来，同时用来锁门的大锁和小锁也打不开了。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后发现，五间档案馆被打开，但是除了218本封皮书外其他没发现任何丢失现象。1878年大饥荒降临到中国，这场罕见的大饥荒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李鸿章认为是由于他的无能，他管辖的地区才遭受饥荒，所以他请求朝廷责罚他。

皇帝的诏书中是这样写的：希望李鸿章用最热忱和最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对抗山西和河南的饥荒灾难中。作为恩典，我特赦李鸿章以前所有的罪责。

在河北、山西、河南和甘肃省等地，由于连续两年没有降雨，大旱使农作物绝收，人民靠树叶和树皮充饥，他们吃草，甚至吃人，最终约有九千万人死于这场劫难中。政府竭尽所能，中国也不缺乏善良仁慈的人，但是因为没有便捷的运输工具和设施致使救援不便。同时，一篇著名的号召慈善的劝勉文章在全国各地广泛地流传开来：

北方各省缺乏粮食，悲惨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在山西和河南，干旱很严重并正在扩展；在陕西、河北庄稼颗粒无收；一年一年又一年，干旱一直在持续，没有粮食可收获；方圆三百里都是贫瘠的红土地，就连草也不能生长；那里已经没有东西可充饥了，树根、树皮和草地都已经被吃光了；人们饥饿难耐；人吃人的事情不断发生，举目四望，满目疮痍；男人被卖，女人待售，但是这里已经没人需要买这些人了；妻离子散，女人投河自尽，那些没有力气的老人吊死在屋梁上……那些仁慈的人被各种原因劝诫或是恳求应该乐善好施，看到捐助箱就好像看到了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逐渐减少你的开支，节省的越多在大饥荒中你就能救活的人就越多；如果养大孤儿，那么下辈子你将会投胎转世；用你所有的力量捐助，你的功德将超过七级浮屠；救活别人的儿子，你也将会得到自己的儿子；救活老人，你的寿命将会被延长。

不要出入色情场所，那里是座销金窟，那些钱可以用来做慈善，这样上天将会给你一个好的声誉。不要赌博，否则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这些钱可以用来捐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穷困潦倒还要赌博那更不应该了。日常饮食不要奢侈，粗茶淡饭也是十足的美味，上天会对你的德行做出奖赏。

穿衣忌奢华，织物和棉布就可以了，把用来购买绫罗绸缎的钱做慈善，上天会回报你的善行。不要吸食鸦片，不要参加庆祝大型的活动如结婚典礼或是朋友生日聚会，你可以用这些节省下来的钱做慈善了来展现自己的美德。现在到了端午节，各家各户都在庆祝，到处都是肉类食物和水果，如果这些食物减少点，你也不会面临窘境，这样就可以把钱省下来捐助，上天和大地都能看到你的善行，众位神灵也会保护你。你将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和垂青。所以不要让这积攒你幸福的机会溜走，牢牢地抓住这些机会。

中国的报纸上开始刊登那些感人的事迹，让我们感同身受。以下内容摘自《申报》：

《一位女帮佣的微小力量》——为了援助河南饥荒，政府准备了捐助箱，一些人热心地捐助了十个或几百个铜钱；同时一些人在痛苦地挣扎，因为他们被强迫必须捐助一或两美元。6月28日下午，一位年迈的女帮佣突然出现，在捐了1000个铜钱后哭着匆匆离去。一旁围观捐款的人纷纷猜测她哭的原因，一些人猜想她在捐钱后，肯定是后悔了，所以才哭。但是，人群中认识这位老妇人的人说，她是一位帮佣，这1000个铜钱是她两个月的工资，是她从老板那预支的工资，原本准备用来买夏衣的。看到了街上的捐助箱，她第一时间从路人那里得知这是为了援助河南饥荒中受苦的人民，她怨恨自己的能力微薄，不能像地主那样扩建房屋接纳灾民，也不能像富人一样捐助大把的银两来拯救这些苦难中的人民，所以她才难过地哭了。听到这些，那些围观的人都纷纷为这位善良的老妇人鼓掌。现在，如果清朝的那些富人们的心像这位老妇人一样无私、仁慈，那么为饥荒而成立的捐助行动和慈善基金也就不会这么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了。

另一篇新闻更令人吃惊，故事是这样的：

《母亲和儿子》——河南的饥荒致使很多人把他们年轻的妻子和女儿卖到了南方。这样的风俗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但是犯罪的源头是卖者而不是买者。

接下来的这件事例很典型，南京的贾先生的婚姻故事是我们很少能听到的。贾先生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家族是从事贸易的。他刚刚接管家族事业，已经二十多岁，却还没有结婚。他听说来了很多待售的女人，就让他的朋友帮他选择一个女人。他的朋友帮他选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贾先生认为虽然这个女人的年龄不小了，但是他对价格比较满意，所以就同意了这桩买卖，与这位女人订立了婚约。虽然贾先生继承了一些家族财产，但是叛乱几乎把他的家族破坏殆尽。他家的房屋幸运地没有没完全毁掉，他的婚期确定后，他就把这些房屋重新整修了一下，并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举行了婚礼。

新娘到了这里后，开始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贾先生试图安慰她，但是她哭地更厉害了。他对新娘说：“尽管现在我没什么能力，我并不是什么优秀的人士，但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工作；尽管我的房屋很破旧，但是这是家族传承下来的遗产；我有足够的财产供我们吃住，你也是自愿嫁过来的，我并没有强迫你，但是你为什么哭呢？”这位新娘答道，“我不得不悲伤，在这片土地上流浪了半生后，燕子重新回到它的旧巢，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让她激动万分。”事实上，这位新娘是贾先生的母亲，她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贾先生的父亲并于不久生下了贾先生。

在那个叛乱四起、官兵横行的年代，她被一些叛乱的士兵带走并跟着人来到了河南。就这样这对母子被隔开了二十年，贾先生坚信他小的时候被母亲抛弃的事实。这位女人现在已经36岁了，她跟随一位男人南下，然后被选择跟她自己的儿子结婚；在进入这间房屋后，她就情不自禁地悲伤和恐惧。贾先生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的母亲说：“我亲手在屋后埋下了酒、银子和一些铜钱，如果这些东西还在，那么它们将证明我所说的属实。”贾先生去屋后找到了这些东西，证明了他的新娘其实是他的亲生母亲。从此以后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用挖出来的财产他重新娶了一位新娘。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神秘的天意见证了这一对母子团聚。

中国的报纸更多地是在说教，它教导我们每个人都要善良如初。我们也常常自得其乐地认为宇宙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小人物而转的。

1881年李鸿章在空闲中与世界禁烟联盟秘书长进行书信交流，在书信中表达了他对鸦片贸易的看法。

1881年5月24日，来自中国天津总督：先生，很高兴收到您代表世界禁烟联盟于2月25日寄来的关于压制鸦片贸易的信和其他附件。(www.xing528.com)

很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国人就听说过禁烟联盟，我敢肯定那些鸦片受害者和那些此时激动万分的人想同我一道向贵联盟表示感激，我代表中国为你们博爱的行动和努力表示感谢。

我听说你们的国人都团结起来持续不断地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国也在努力地从鸦片贸易中挣脱出来，中国政府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很满意。我把您的信抄写了一份上报给了政府。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深受鸦片的毒害，像您这样仁慈的英国人表达对我们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我们。

在鸦片问题上，中英双方的争论从不可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中方从道德立场上思考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增加收入的一个稳定来源，而中国为了它的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奋斗。中国统治的方法就是通过在全国范围课征重税来抑制鸦片买卖，而英国的对策便是降低鸦片的价格，以此来增加和刺激中国鸦片的需求量。

由于中英双方的目的和原则是如此的截然相反，所以1876年在烟台商讨至今没有结果也就不奇怪了。整个会议的商讨记录显示英国试图劝诱中国不要增加鸦片的附加税；而中方相反，行使它无可置疑的权力——规范税收的权力——至少是规范鸦片税收。

我在此重申一下，我国政府对鸦片征税的唯一目的是关乎未来，和它过去的作用一样是为了抑制鸦片贸易——从来不是想从征税中获得收益。既然杀死这条毒蛇的行动失败，那么谁还会这么急忙要把它养在家中呢？如果你们认为中国支持进出口贸易是为了获得高额的税收，那么你们应该清楚我国政府将乐意削减、关闭所有这样的收入，以阻止鸦片进口。我国陛下也从来没有把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寄托在贸易进出口上。

在讨论鸦片征税这个新生的焦点问题上，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岌岌可危，我们中国政府担心会失去这部分税收，也有一些人反对在港口或是国内进行鸦片输入。印度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在背后谈论鸦片贸易，他们都建议必须作出方案，一个政府可以接受同时又不会影响到税收的方案。事情并不应该这样下去，各国政府都应该有权利根据具体国情来自行处理鸦片事务。如果中国政府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希望对鸦片征收重税以压制鸦片的使用，印度政府也应该平等拥有这份自由，如果这个方法应用得当，通过提高鸦片的价格来保持收入的稳定，结果也会像中国一样，鸦片的需求量会降低。

尽管中国的法律和法令禁止种植罂粟，但在一些偏僻区域有些人仍在秘密地种植罂粟。不过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政府还是比较偏向于处理罂粟种植这种犯罪的。同样地现在鸦片进口关税已经确立，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屈服于外国的坚船利炮。就中国方面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为了反对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反抗。

我国政府深知鸦片在全国泛滥的危害性，所以在鸦片席卷全国前采取措施奋力控制鸦片传播。在与美国签订的新条约中包括禁止贸易鸦片的条款，并宣扬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中将充满广泛的公正和人性化原则。我国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禁止罂粟种植；我真诚地希望贵联盟和你们国家充满正义感的人们支持中国在禁烟方面的努力，使更多人早日远离鸦片的毒害。

敬上谨启

李鸿章

很多人都说这封信写得太伪善，与其说是表明清政府如何执行世界禁烟联盟的有关条例不如说是为了表现清政府在禁止吸食鸦片方面能够做出的努力。中国人吸食鸦片就如同英国人酗酒一样，双方都是深受其害。人在酒精的作用下会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但是在鸦片的作用下会走向灭亡。另一方面，饮酒成瘾的人中男人占的比例较大，而且他们一般都拥有特别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们缺点重重，却能让人很容易就喜欢上他们。

据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吸食鸦片并不像饮酒一样，它是以一种恶毒的方式毁灭人的道德良知。另外由于自然原因，印度鸦片买卖的收益比以前下降了一半，所以英国不禁会想也许这一状况能在中国得到改观。鸦片贸易在中国的最终合法化并不能质疑是李鸿章促成了鸦片贸易。

同年（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逝世。在那个时期，李鸿章除了要和托马斯·威妥玛商讨条约问题外，还要筹划一些商业活动，其中包括中国轮船招商局，基本上是由李鸿章自己筹办建立的；他出资买下一家美国公司的全部轮船和码头设施，他认为外国人的船航行在中国的江河和海洋里，中国也应该拥有这些船只。

除了招商局外，李鸿章还创建了开平煤矿。现在引进外国先进机器来采掘矿藏，李鸿章实务事业蒸蒸日上，后有人建议李鸿章在相邻铁矿间打竖井，后来所有的这些机器都被叫停，原因是统治者认为外国的这种钻孔技术会打扰地下的龙，会使它暴躁，甚至是愤怒以致引起灾难；中国传统的采掘方法只是对它轻摸和安抚。“如果这样做慈安太后将不能安息！”无论如何，1884年，开平煤矿和招商局得以重新开始运营。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事件，尽管它们本身无关轻重，但仍值得记录。这两件事分别是：

皇宫屋脊上装饰的一件巨大的黄铜“八卦”镜被盗，该镜子有四平方英尺，其上的龙头、狮鹫等有铜链相连，每条铜链重数英磅，上面都镀着黄金，同时丢失的还有宫殿屋檐下和门上的铜网。这群盗窃团伙中，有年仅十三岁的少年，还有一位是五十岁的队长。当被问到他们是怎样进入皇宫的，这群盗贼表示他们只是越过了一道墙，就像普通的城墙一样，只是墙外有一道宽达五十英尺的护城河。

在翰林院，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官方图书馆，现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一本书。翰林院编纂的书籍版本都是官方特定的，在书页的上方和下方都有大片的空白，中国人曾以这里的书自豪，但是现今这些书页的空白处被切割下来当废纸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