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升往直隶：黄河的变幻莫测（1869-1873）
我们正在接近李鸿章即将开始管辖直隶省的时期，此后，他将担任直隶省总督长达三十年之久，直隶省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这个地区包含了天津、北京和易被攻陷的大沽炮台（现已毁）。李鸿章也曾担任过江苏总督一职，管辖包括上海在内的重要区域，和这次一样，因为官居要职，他有很多跟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因此在外国人眼中，他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甚至于说很多人把他当作中国的总督都不足为奇。
在中国，一共有十六个总督，其中八个管辖直隶和广东，两个管辖长江流域（一个管辖江西、江苏和安徽，另一个管辖湖南、湖北），这些江浙等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总督与外国人接触最频繁。四川总督直到不久前才发现他的省内现在遍布传教士。甘肃、云南和贵州的官员虽然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地位显赫，却不能引起外国人的注意。按照惯例，直隶总督和广东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最关心国际性问题。所以，当李鸿章这样的人执掌直隶，他必然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界的领军人物。
然而，李鸿章在担任湖北、湖南总督期间，他曾拒绝向哈罗·凯珀尔上将借钱修建小型蒸汽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突显了他的不同。他也曾试图关闭朝向英国领事馆的官邸大门，他认为领事职位只相当于中国的道台，而道台只能从旁门进入。
当时驻汉口的英国领事拒绝从旁门进入，李鸿章虽作出让步，但是不止一次抱怨英国领事来访太频繁，并说来访太频繁会让他在国内的名誉不好。也正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认为李鸿章同外国人接触太频繁，所以不喜欢他。
不久之后，因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有功，李鸿章还被任命为内阁大臣。这次晋升后，很多人前来道贺，甚至还有人写诗给他的母亲来铭记这个时刻。当云南的回民政权建立时，云南省和贵州省相继发生了动乱。这个时期因平定叛军而名声大噪的李鸿章又再一次被派往西南部。他正要前往，这时甘肃又爆发了叛乱，统军左宗棠陷入困境，请求李鸿章前去援助，左宗棠后来为大清皇帝收复了喀什噶尔。在军粮紧缺的情况下，左宗棠凭借真正的中国人的耐心和顽强，缓慢前行，沿路播种，以满足士兵的需求。
当李鸿章到达陕甘地区的时候，左宗棠可能已经以他缓慢而顽强的方式打败了叛军，甘肃省恢复了秩序。这时李鸿章又被传唤到了天津，在那里与曾国藩一起调查刚刚在那里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遇害者包括十六个法国慈善姐妹（包括一个爱尔兰女孩）、一些其他法国人以及一个俄罗斯商人跟他的妻子，望海楼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也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李鸿章比其他中国官员都了解外国人，他知道这个情形是很可怕的。若不是1870年（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战败。），我们可以想像，法国将采取怎样的惩罚报复措施。但是那个时候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后国内又冲突不断，所以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李鸿章“你觉得法国明年会跟我们开战吗？”的提问时，英国领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回答包含了太多不确定性。即使那样，鉴于李鸿章的谦逊和真诚，英国领事还是写到：“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不能忍受外国人的一点侮辱，但是我错了，从政多年来，他从来都是鼓励、允许甚至纵容任何外国人的暴行，但这也使得国人对他的厌恶有增无减。”
北方贸易专员与总督间也有矛盾，曾国藩离开直隶后，这两个官员均成为了李鸿章的部下。曾国藩降为原职不久，江西、浙江总督也恰巧离奇死亡。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默许天津屠杀事件，并且没有合理地处罚施暴者，但却一致赢得外国人的尊重。李鸿章从不允许屠杀外国人，然而，直至今天，居住在中国的大部分外国人仍对他恶言辱骂。
欧洲对李鸿章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但是李鸿章也是幸运的、杰出的，他知道如何抓住机遇，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很崇拜他。1870年天津屠杀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了1891年无锡屠杀事件、1895年福州屠杀事件、以及1990年一系列屠杀事件，我们不过多考究这些事件的详情，但是我们亦可以提到，从这些事件起，人们就已视左宗棠、李鸿章为死对头。李鸿章负责北方港口贸易，不久，左宗棠也受命负责南方港口贸易。左宗棠是中国保守派的代表，忠诚、墨守成规，但迟钝，不求改进。他曾经因拒绝上交皇家接见费，在北京城墙外安营好几日。
而李鸿章却从未做过这等事。通过看李鸿章之所不为，以及他人之所为，或可对李鸿章之性情另有所了解。
比如，曾国藩以总督身份去南京，我们不会想到他在此刻发表追忆性文章：
我能力不强，朝廷却赐予我重要的职责；我在职位上十分努力，却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几年前，我去山东，却未能击败捻匪，一回到南京，我自感惭愧。去年，很荣幸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但自感不胜任，军队管理不善，黄河也未治理得很好。每想起这些错误，我倍感焦虑，我被这么高的职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这也提醒我去要更加尽心尽责地去履职，以此来感谢皇上对我的信任。
但自从今年二月开始，我的身体变得日益虚弱。因此在我上任前两个月，我都不能处理任何公务。在此期间，清廷授命我即刻前往天津。我知道天津发生的事情很严重、也很重要。我并没有病把当借口，尽管那时我的眼睛受伤很严重，但是我决定尽快解决天津屠杀事件。
我即将退任，在这之前我也曾说过。到达天津后，我头疼的要命，太阳也折磨着我，还伴随着呕吐、腹泻等症状。后来其他症状有所缓解，但眼睛不能治愈了，右眼几乎失明，左眼在白天也越来越模糊。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是阅读下属呈递上来的奏章，但因眼睛状况，我不能阅读任何信件，只能将这些职责托付给抄写员。江西、江苏、安徽等江南事务很繁忙，假如以我目前的身体状态去承担的话，事情务必会一团糟糕。
去年春天，我到直隶上任已过去18个月，因我犯下的错误，我不断责备自己。我的视力已经如此，将来做起事来一定比现在还糟糕。以往皇帝对我的支持，我感激。皇太后、陛下宽容大度，从不提我犯下的错误。我打算退休，修养在家，并不是自私地考虑到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而是我的身体已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如果硬要坚持，我会把事情处理的非常糟糕，这样做也只能更加证明自己已无力管理公务。
我因上述原因请求朝廷任命他人接替我的职位，陛下下诏书委任我力荐能者，这使我非常感激陛下的圣明决定，我推荐的李鸿章得到陛下认可，这更让我感到皇恩浩荡。现在天津屠杀事件还未解决，李鸿章到达的时候，我会立即转交印章，并同他一起解决该事件，分担陛下的担忧。待决事件一旦得以处理，我将提议辞去内阁大臣一职……
曾国藩在担任了直隶总督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南京，李鸿章接替了他的职位。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是很有意义的事。
曾国藩从南京离开时，人们对这位上了年纪的总督的深厚敬意，让人难以忘怀。没有欢呼，没有万岁声，没有在他出城的道路上竖立凯旋门，但是从总督府前往西门的沿途之上，每隔几里路，就有蜡烛和焚香，在这些之前，人们排成两列，一遍又一遍地向从中间抬过的曾国藩的官轿鞠躬，并像对待上帝一样对他行注目礼。妇女们把自己的孩子拉上前去给他，就好像上帝正在街上行进一样；但是最感人的一幕是城市的老者们，这些人数量大约有一百名，都是些六七十岁、须发皆白的老年男子，他们上前去并将手久久地放在轿子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让这位老人离开。这些人的行为让人想起了一些宗教的节日，并且很容易让人错认为这就是宗教节日。以老年人为首的人群，紧随轿子，如同一条长河，从城门流向等待曾国藩的船舶旁。
以上所描述的画面，给我们展示了备受爱戴的曾国藩总督离开他管辖很长时间的省份的情况，对于这么杰出的官员，一定有其可敬之处，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得到百姓如此的爱戴。
说完了曾国藩再让我们说说李鸿章。李鸿章的自传中非常明确的地表达了对其曾指挥并且希望再次指挥的军队的偏爱之情，在他的官职得到很大提升时，他并没有忘记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士们。
1869年8月，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名义，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章，其中建议皇帝关照一下在1868年剿灭捻军的作战中起重要作用的将士，因为此次作战行动确保了大清帝国的稳定与和平。皇帝很乐意授予这些将士荣誉。然而，兵部的做法却和李鸿章的意愿大相径庭，兵部要求受嘉奖的将士均需详细列出他们做出的贡献。
同样，1870年4月，李鸿章请求皇帝授予在西部抵抗捻匪的将士一些皇家荣誉。然而，兵部又要求受嘉奖的将士均需详细列出他们做出的贡献。李鸿章也被兵部要求列出所有他推荐受奖的将士所做出的贡献，李鸿章认为兵部的做法实在是在吹毛求疵，因为那些他推荐的将士名单都是同捻匪英勇作战的战士，这些人行军万里、历经万险，同捻匪作战逾百次。
李鸿章推荐的应受嘉奖名单中没有一个人列有兵部所要求的贡献。并且有的官员已回家或加入其他军团，现在给予每个人嘉奖已不可能。因兵部的苛刻要求，那些身经百战而有幸存活下来的英雄，只能捶胸叹息。因此李鸿章向朝廷请愿希望兵部能直接按照1869年与1870年上报的名单给予嘉奖，而不再过问每个人的细节。
此时期的兵部同我们现在的陆军部（指作者祖国的英国皇家陆军部）一样麻烦。这个时候清朝兵部里的那些大员们开始研究理论知识，那些身份高贵的亲王们总是准备着去将他的才能运用到军事部署之上。不管这些人被付10磅或者1000磅，在他们运用自己的才智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说到了满清官员的俸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清朝建立政权之初最低生活工资是足以满足一个官员的所有需求的，因为那时货币通胀率很低。但是最低生活工资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是固定的，并且从没被改过。这样导致的令人忧愁的结果就是，官员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清官员变得再也无法用名义上的工资生活，于是官员们开始了收受贿赂，甚至是勒索钱财，随后逐渐地发展出了卖官鬻爵，
一份报纸的记者写道：
例如道台一职，是值得付大量的钱购买的。这就意味着可以在三年内抢劫百万的人。官员关注的不是运河、马路、军事防御或者本地的任何基础建设，虽然这些会给他治下的人民造福。那些用钱买官的人的本能就像这些蝗虫一样，没有任何悔恨地吞噬了今年的粮食产物，而且还吞噬了种子。在他的三年任期内若发生洪水。他就会借此向当地的富商敲诈银子。
如果一个道台具备了这样的便利，我们就可以到估计一下李鸿章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他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方贸易港口专员两职。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鸿章是一只龟，即水的象征。无论他何时到直隶，洪水就会来袭北方，一旦他离开，洪水也就退去。从一开始，他就发现他自己备受黄河灾情“青睐”，黄河俗称“中国的忧患”，但是也在过去几年成为几代中国官员财富的稳定来源。但是下面这些内容反映的却是李鸿章治理其他河流时的一些事迹。
1872年2月，李鸿章向朝廷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疏，指出永定河的维修款不足。奏疏的大致内容如下：
永定河去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决口。管理河流的官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成功地堵上了缺口，他们的努力应当得到朝廷认可。(www.xing528.com)
在同一年的9月5日，李鸿章又向朝廷报告说到：
永定河已经决堤。由于8月1日开始的暴雨连续7天一直在不间断地倾注而下，长城附近的平原地区已经被淹没在了水下，这些暴雨形成的洪流除了永定河没有别的出口。因此在8月4日早上9点，石景山地区的官员不得不报告永定河的水位猛涨了9英尺；并且在同一天的下午5点，又涨了3英尺6英寸。第二天涨了23英尺5英寸，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为了消除险情，所有想到的计划都被官员尝试了一遍，但是汹涌的洪水还是使他们的努力泡了汤。泄洪区的水闸最后被打开，之后的洪水水位大约下降了2英尺5英寸；但是水的体积是如此巨大，这么小的消退无济于事。河堤最终还是在几个地方决了口。
去年决堤之后，当地官员建立了水闸，清理了河床，希望借此来避免未来的灾害。当地直接负责防汛工作的官员又命令说防汛的材料必须时刻放在手边，以防止紧急情况的发生。然而，河堤在去年被完全渗透了，以至于它们到现在都是潮湿而松散的。河流的涨势难以置信，大约20英尺，雨水倾注而下，狂风大作。人类的力量和如此的灾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尽管李鸿章做了努力，从保定府来的人在1873年9月这样报告：
直隶省地区所有河流在决堤后长时间内都没有河堤。当时直隶省的洪泛区给人的总体印象就好像是在海上航行一样，很长的距离都看不到一块陆地。所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河流突然的汇集使得大量的棺材随之移动，它们之前都安静地躺在祖坟里，但是现在随波逐流，被风和浪所驱使。就像方舟一样，它们“不从港口出发或停靠在港口，它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快速到达陆地上。”
有报道说在洪灾发生后李鸿章立刻发动他曾任职过的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经济发达省份捐献赈灾衣服，给在直隶水灾中受灾的人们提供一份慷慨的礼物，这时李鸿章的老朋友和江浙的现任总督胡光瑛捐出了一万件大衣。但李鸿章又提出希望这位老朋友再增加五千件大衣，以及一定数量的农具，这些物质总共价值一万两白银。此外，李鸿章去年八月在天津城墙边建造了一个避难所，给难民提供住宿和饮食，三个月里每天的食物开销就超过了五千两。他现在每天给超过2500人提供一天两顿的伙食。西城门外面的医院和难民食堂也同样需要经费。这些数目加在一起，大约需要两万两白银。
随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疏中请求授予广东官员荣誉，因为他们为北方去年的洪灾中受难的人们慷慨地提供了救助。除了提供用于减轻受灾程度的公共资金，一些衣物、粮食和钱也从江苏、浙江和其他省份被调拨过来。
广东是一个富饶的商业大省，一切都是总督的意图，发动了一个广泛的捐献，就是为了尽一切可能救助北方受灾的人群，但是不幸的是，广东自己也经历着洪水，并导致最后粮食颗粒无收，所以不能指望从农民或者商人阶层寻求帮助。
然而，李鸿章想为直隶挨饿的百姓做点什么，于是他在满清官吏中开设捐赠清单，最后捐赠总额共42000两。李鸿章居于清单之首，共捐赠6千两；海关与盐铁使每人各捐赠1万两；省级司库捐赠2千两。在这件事上，李鸿章的做法是应该受到嘉奖的。但是对于像海关与盐铁使这些许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来说，李鸿章就不能请求皇上给予他们什么荣誉；对盐铁使来说，李鸿章可请求皇上嘉奖他“太傅”官职。尽管司库以下所有官员均称不会接受任何嘉奖，李鸿章提议，在捐赠清单上写上所有的捐赠官员后再呈给皇上，他们可以将自己所受嘉奖转给其府邸其他人员。
对于鬼神的敬重是李鸿章等清朝官员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1872年二月，李鸿章上奏强调祭河神对治水的重要性，并请求皇上赏赐牌匾以表纪念。由此，一条新的法令产生了。在去年的夏天和秋天，出现了如此大的暴雨，环绕天津的运河水位涨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高度，但是“通过河神仁慈的干涉，天气变得晴朗，洪水消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激的神迹，翰林院应当准备一块合适的碑，并将它送给李鸿章，将它虔诚地放置在天津的大王庙，以表示天恩浩荡”。
其实李鸿章虔诚的行为并不例外，我们必须提到在同一年，关于左宗棠的奏章中，也请求皇帝给雷神立一个碑表示尊敬。
这一年（指1872年，译者注）的农历六月，朝廷派兵镇压徐州（甘肃省西北部的一个县）的回民叛乱，借助风神的神力相助，清政府顺利镇压了反叛军。蒙受恩泽，翰林院特制牌匾交予左宗棠安置在甘肃省会的雷神庙内，以供奉雷神。同年八月，山东总督丁宝桢也上书朝廷，请求为黄帝在其庙宇立王室牌匾，以表示天恩浩荡。
嘉祥巡抚担心由于去年春季两个月无雨干旱，唯恐殃及庄稼，因而召集地方所有官员和大地主前去黄帝庙诵佛祈雨。祈雨三天之后，充沛的雨水终于降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都认为是关帝显灵了。当地的地方官无比感激，用他自己的工资将关帝庙修缮一新，之前几乎都被荒废了。
同样，同年八月，在运城地区，黄河决堤，该县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毗邻的平原地区也被卷入这场灾难，洪水泛滥，尽管人们奋力抢救，但状况仍颇使人担忧。更加糟糕的是，16日开始下雨，并且狂风大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造成的结果是水位持续上涨，并且风吹起巨浪，冲击着保护着城市的大坝，有些地方的墙已经被冲倒了。城市挤满了难民，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一副混乱和恐怖的景象。
地方官在人们的陪同下，前往关帝庙去祈求他显灵，随后风和雨都立即减弱了，水位也逐渐下降。多亏了关帝，整个城市幸免于难，并且这个奇迹太过于令人震惊，即使是女人和孩子也崇敬他。现在整个庙宇被完全翻修了一遍，为了感谢天恩浩荡，当地官员也上奏疏请求在庙里立一块碑。
说完了清朝许多官员敬神的故事后让我们把话题转向李鸿章即将遇到的一些麻烦。由于过于快的升迁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李鸿章开始受到朝廷一些官员的检举和弹劾。因为在李鸿章推荐的所有官员受赏之后，永定河决堤。“这些主管工作的官员很明显应受到责备。”部分官员因此被剥夺了勋章，但是仍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部门保留了职位。由于领导下属不力，李鸿章被移交到了刑部。
以下有关于李鸿章的野史记载很有意思的，详情如下：
1872年8月30日，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上书朝廷，怒斥李鸿章媚上取宠，贪污枉法。他请求处置李鸿章，以免助长不正之风。那些阿谀奉承者的谄媚之言行需要及时的预防和制止。
从汉代到唐代，官员争先恐后地将国家的繁荣与吉祥的征兆联系起来。起先只有一两个大臣沉迷于谄媚惑众之言，但随后他们愈发过分，即使是杂草丛生也能被他们说成是丰年祥兆，并且争先恐后地上奏禀报。没什么能比此举更能使朝政浑浑噩噩，使民众愚昧被欺的了。鉴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的《京报》上报道了清苑县和广平府的麦秀两歧异象，记录官也跟随其言论做出了上述言论。
作物的样本也被带去给皇帝检查，并且被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极好的态度对待。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稍微查一下历史就能证明。在宋太祖四年（公元954年），在直隶开州以及濮阳县出现了一支上有二到六个穗的小麦。在明神宗统治时期，同样在沈州在直隶出现了四十亩的双歧麦。随后，在崇祯年间，蔡州出现了一根茎上有二到八只穗的作物。这种现象的起因也许是由于土壤的肥沃，或者是不适当的营养分布，被这些特定的茎干吸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已经足够解释这个现象。所以，这种普遍的现象怎么能被认为是一种祥瑞呢？
李鸿章怎么能将这么一个常见的麦秀两歧现象作为祥瑞之兆呢？去年直隶经历了数十年没有见的大洪水。直隶省的东南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什么都没有剩下，只能向别的省寻求援助，从皇帝的粮仓中拿出玉米，陛下也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和焦虑。即使是到现在，很多地方仍然被淹。假设今年春天和秋天的粮食都很充足，他们也不能弥补去年的损失。但事实却是今年该省一半地区的收成并不理想。
此外，谣传已被修整过的永定河堤仍抵抗不住洪水的冲击。由于沟渠水势凶猛泛滥，保定、天津和顺天府以南地区被淹。
同时，旱地的农作物遭遇了蝗虫之灾。如此一来，我们还如何期待如祥兆所称的麦穗双歧呢？正因为朝政大臣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才会形成令人生恶的阿谀谄笑之风。一旦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便只会趋炎附势。同样，那些地主、旧贵族一逮住机会就竭尽全力地献媚。
这类败坏之风正在盛行。一些毗邻省份还未从灾难中平复，难民仍身陷痛苦之中。李鸿章对皇帝提问的回答十分无力，就说出了这个“祥瑞之兆”，实际上这是为了表扬他自己的管辖。这样的举动，一旦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效仿，并且将引发无尽的灾难。
河水的这种无规律的行为，以及请上奏的讽刺，并没有严重损害到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这一时期，这些事情也没有占据他所有的精力。
这一时期，李鸿章正致力于皇家史书的修订和更新。这本书最后一次出版距今已有140多年。他说现在是时候加快脚步草拟出那段历史的框架，否则以后将可能没有可靠的史证加以借鉴。
李鸿章打算将此工作委任于大学士和绅豪来草拟历史文案。资料来源于官方文献和个人家庭记载以及老一辈的记忆。整理过程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提供的资料全部被采用。省财政部承担此次史书修订准备工作的所有经费。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转向一个重要情节——年轻皇帝的婚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