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合集：人物方程式揭示了一生的奥秘

8.人物方程式

李鸿章和任何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毫无疑问地更有资格当选为19世纪的开创者；他甚至比掌握大清帝国命运的那个精明的女人更有资格。慈禧太后虽然有技巧多变和才智出众的统治手段，但她毕竟是个外族统治者，而且就中国大众而言，她的影响随着她的死亡和朝代的结束而消失了。但是，李鸿章的作品和言论以及他多层面事业的成败所变现出的善与恶的力量，如今在中国生活海洋中的许多潜流中都能感受到。

袁世凯，中国后来那个不幸的统治者，不论是出任驻朝鲜总办、直隶总督、中华民国总统还是准皇帝的时候，总是李鸿章经世之道的体现者和传承者，不过他缺乏李鸿章的资质，运气也差一点。

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国家的知识界或行政界以最高表现而出名的人，不论是作为正统的保守派，还是穿长礼服的进步人士，其物质和精神的装备都要归功于认识到了必须采用新措施去迎接西方影响的那个头脑，以及敢于公布这个认识的勇气。伍延芳，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唐绍仪，东西方文化卓越的结合者；梁敦彦，彬彬有礼的国务大臣和美食家；孙逸仙，职业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梁启超，外号“神笔”的爱国者和思想家；还有那些藏身在日本的革命者，如已故的黄兴——他们的理想，或多或少源自李鸿章，他们不少的成就也要归功于他。

在所有华北和华中各省的衙门里，维新派和保守派如今都感受到了来自东边日益逼近的日本的威胁，意识到京城里既没有经世之术，也没有明智的计划，而人们谈起李鸿章，都把他说成是一座力量之塔。事实上，照耀他出生的幸运星一直陪伴他走到黄泉路的尽头，他在中国百姓中的声望无疑得到了增加，因为如今他的后继者缺乏强硬的手段和指挥能力。

李鸿章自己完全相信他的幸运之星。像历史上许多其他伟人一样，他完全凭着精力和头脑在名声和权力方面达到了非凡的高度，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持着天真的超然状态，对自己人生的成功表现出明显的无穷的满足感，这其中不无人们考察他这类超人时经常带有的那种崇拜的惊叹。对于我们这些根据他创造的历史来研究他成功事业的人来说，在他事业起步时，运气因素虽然无疑是一个原因，但与其非凡的身心精力和动力相比，与其无尽的吃苦耐劳的能力、其惊人的记忆力和处理事务的专注相比，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他还拥有那种叫作个人魅力的神秘品质——引起身边人共鸣的天赋，以及让追随者保持忠诚、令敌人感到钦佩的才干。

多少次欧洲外交官对这个对手产生了个人的尊敬，对李鸿章和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而言，这比任何一个权宜之计都更有价值。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天生的和蔼与平易近人，体现于“中庸”之道的通情达理，这一切形成了他的性格，如果在道德上没有说服力，至少是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在大多数儒家传统代表听不见维新派在远处发出的细小声音时，他的头脑不仅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还能认识到学习西方世界机械与军事科学的必要性。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儒家系统无懈可击的智慧的信心；但他又结合了典型的官僚的傲慢与无知以及精明的常识与宽广的视野，后者使他能权衡各种力量，确定相对的价值，这是他的同胞无人能做到的。同时，他拥有远远胜过一般人的智力和勤奋；他之所以非凡，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他成功地培养了强有力的性格。最后，随着东西方的冲突和交流，他获得了强加自身的成就，真实地成为了晚清外交界不可缺少的人。

尊敬的福斯特先生是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中的美国顾问，他在1913年“清政府同意”出版的那本《回忆录》的前言里用赞扬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

“李鸿章不仅是近代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最伟大人物，而且从综合素质看，他也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特别的人物。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作为军人，他在重要战役中为国家做出来有价值的贡献；作为政府官员，在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他在三十年里维持了那种公认的优势；作为外交家，他所获得的成就使他排在了历史上的国际外交家的前列。”

这份《回忆录》的编辑以独特的风格总结了李总督的个性和工作，其中带有批评的口吻和“维新派”式的味道：

“因为手中的财富、军队和外交手腕，李鸿章变得强大起来。为了增加他的财富或影响力，或者是为了造福全中国，他愿意扮演两面派的角色，甚至是十面派。从基督教或者儒学的道德标准来看，他都是不够资格的，但他还是保持着决心，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伟人，一个爱国者。他忠诚地为国家和统治者服务，也为自己服务；因为在他的官员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用这些财富开办了大型的工业企业……

他是一个保守分子，奉行着古代的习俗和迷信；但他又是一个进步者，他引入了启蒙和改革。当他声称看到了鸦片的危害后，他却还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之一。他的品格中既有那种友善的博爱、无情的残忍，还有那种诚信忠实和虚情假意。在国人眼中，他既可爱又可恨，即可鄙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他懂得如何利用外国人。”

公正的读者或许会从这些评价中看出李鸿章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和许多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既有保守思想又有自由精神，既诚实又虚伪。和大部分人一样，他有时善良有时邪恶；他的人物方程式中包含着无法满足的野心和贪婪的因素，这些因素由于其他因素比如爱国和忠心而得到平衡，那些最熟悉他最了解他的人，一般能预料到在紧急情况下他的善良和邪恶中哪一面会占上风。但是，如果对他的一生作出总体评价，那么必须记住，李鸿章方程式的因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数值和结果。这是根据普遍的法则进行运算的；但就他自己来讲，差别更大，因为正像那个自我任命的编辑坦言的那样，这使他“即可爱又可恨，即可卑又可怕，即被人贬抑又被人褒扬。例如，1895年给他带来耻辱并且让他接近死亡的事件，毫无疑问增强了他对金钱的热爱，以及他对具有安抚作用的财富的信任，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贪财成了他内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激情。

当李鸿章在紧张繁忙的天津衙门里，人们往往被他外表活跃的现代主义所围绕，忘记了他是一个翰林编修任职时，是一个儒家学者，对他来说，文学的传统和圣人的教诲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随着1898年清政府改革危机的出现，他性格中的这一面就像50年前那样显现出来。

慈禧太后在1900年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差点失去宝座，这时李鸿章虽在去广州时被人怀疑他的忠诚，但他不动摇的忠诚压倒了一切，直到他成功地和列强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挽救了慈禧太后的尊严和她的财产。总之，以最终决断性的权威对他发出命令的声音会在突发危机中决定他的行动，这些声音是他的守护神和祖先神灵发出的，有着返祖的本能，在许多世纪延续下来的家长制社会和由这种制度引发的激烈斗争中，这种本能遗传给了每一个汉人的子孙。

欧洲人在思考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哲学时，往往会忘记那种苦苦斗争的激烈性；但是这种斗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心中构成了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文人学士和绅士中，这种斗争如同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农民中一样的激烈；其残酷的阴影隐藏在道德公理和仁政理论的美丽外表之下。李鸿章一直都很明白那些成功的官僚在仕途上必须经历的困难和艰险；他和一个赌徒一样，以处变不惊的姿态进行战斗，充分利用了统治者的恩宠带来的各种机遇和变化，心里也十分清楚在任何时候他那精心设计的计划都有可能被紫禁城里突来的嫉妒或者是贪婪之风刮倒。在他的官宦生涯中，他有过三次被剥夺所有荣誉的经历，并被罢免了官职；正是在逆境中，他极力地发挥了沉着刚毅的品质，而这正是他令人佩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性格的许多方面，李鸿章明显和威严的统治者慈禧太后相似，然而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同一种话语崇拜和古老的社会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两者都有着天赐的、超于常人的体力和智力。这样的天赋又自然在两人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点，即冒险的冲动和根植于内心的传统观念。而且对李鸿章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赞美和忠诚必然使他在很多方面都以她为榜样。于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都有大气的特质，同样具有贵族的傲气，而且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同样尊贵无比而又鲁莽无礼；同样对古代传统怀有深深敬意，多才多艺，且相当迷信。最后两个都很幽默、有着睿智的常识和避免极端的快乐天赋：两者都是中庸之道的坚定信徒。

李鸿章通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且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称号；但是两者之间的类比并不十分贴切，因为这两个政治家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各自的国家都掌握着皇位后的大权。“铁血”的称呼从来都不适合李鸿章，“鲜血和银子”或许更为妥当。19世纪80年代，当他的权力和声望达到顶峰时，给予他这样称号的人是认为他的军备似乎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他粗豪的举止、开怀的大笑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那位“铁血宰相”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李鸿章和俾斯麦很少有相似的地方。在性格和政策方面，李鸿章在本质上是个和解派：他的外交是属于策略型的，主要运用手腕和头脑而不是残酷型的。赫德爵士在1900年很有见解地把他描述为“诡计多端的老绅士”，以简洁的语言总结了这个总督的国人对他的一般看法。国人有理由相信，李鸿章的备战活动事实上是他精心打造的治国策略中“弄虚作假”的一部分，对他和随从来说，这是一个捞钱的大好计划。所以无论怎么想象，都无法弄清他那柔软的指头怎么会变成坚硬的拳头的。

李鸿章是个伟人，但他也有软肋，那就是对金钱的迷恋。瓦伦丁·吉尔乐爵士曾有过很好的机会在当地研究李鸿章和他的事业，他在1896这样写道：

“就连他的崇拜者也承认，腐败以最大最无耻的规模在他的亲朋好友中繁盛起来，这些人是他在社会上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双手是干净的，因为他以巨额的财富而为人所知，许多人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腐败行为如何影响了他的军队管理，他的裙带关系是如何直接导致了海军在1894年到1895年的失败，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他的两位相对比较廉洁的同代人和评论家，即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看法，自乾隆时期富可敌国的大学士和珅以来，李鸿章和大太监李莲英要为公然腐败的风气负有相当的责任。

维新派的报刊的确喜欢把李鸿章比作和珅，也喜欢唤起这样一个事实，即和珅的悲惨结局是由他的无度贪婪引起的，他在别人心中会唤起贪婪的回忆。李鸿章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其财富肯定远不及我们洛克菲勒家族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但在中国也算是十分巨大了。在远东地区没有遗嘱检验和遗嘱公证；而且也没有像收取所得税的欧洲一样，有规避性的匿名财产。这个有钱的中国人把大部分积蓄投资在了各种零售业中（比如钱庄、典当行、鸦片、食盐和粮食等），其资本在这些行业中可以赚取极高的利润；于是他的资产成了公共财产，随着他操作范围的扩大和贪婪程度的增加，他的富有名声越来越大。他把另一部分财产变成了可动产（比如金条、珠宝、皮毛和翡翠）。于是在1894年底，当厄运降临时，坊间盛传他的可动资产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被秘密向南运往了安徽老家，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正如1901年慈禧在外地暂住后返回京城时带了整整一列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

随着财富的积累，李鸿章的贪婪欲望越来越大了。在与“常胜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出了很多贪婪的迹象：他与戈登及常胜军其他军官的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一直不愿放弃支配薪饷的权力。他宁愿让军队靠打劫平民以维持生存，也不愿从自己的支票上拨出定期的给养。无疑，前面一章已经讨论过他个人对金钱的考虑影响了他的决策，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削弱了他的决心和意志，他考虑到自己在朝鲜的既得利益，害怕战争的负担会让他的财产严重受损。这些都是不需争辩的事实。但当我们为之评论和谴责他时，应该记住盗用公款在东方是官僚的权力，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阶级特权。

在中国人的是非观里，这些在公共服务中有成就的官员可以把这种财富作为报酬。老百姓并不是不尊重官员的清廉，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品质是不正常的。就如同他们对张之洞这样清廉的总督所具有的世俗的智慧所持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个穷学者，他们的尊敬之情里混杂着同情心，这个人无法向他们教授圣人的智慧，即“有钱人的财富是他坚固的堡垒”，以及“礼物为人留出地方，带他接近大人物”。

李鸿章很好地运用了东方经典的智慧。这种智慧代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他身上十分明显，由于他名扬四海，由于他显然打算接受其他的理念和方法，这是他与欧洲文明接触的结果。亲眼见过李鸿章作为管理人和外交家而取得成功的欧洲人，希望他成为新制度的预言者，这个新制度会带领官僚们走出贪污的荒野。他们认为每一个伟人，无论他多么杰出，总是祖先和教育的产物，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他无法改造那个造就了他的社会：

“伴随着整整一代人，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随着这代人的制度、语言、知识、行为以及大量的艺术和工具，他也是巨大力量凝聚的产物，这些力量已经协作了很多年了……所有这些变化的产生都在他这代人中存在着主要的原因，而他是这些变化直接作用的结果。”

人们想要找到官僚阶层中诚实的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阶层的理想和行为是产生他们的制度的结果。吉尔乐爵士（写到李鸿章时）这样公允地观察到：

“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欺骗性组织。一个中国人一旦进入官场，他就属于寡头政治集团了，这个集团完全和国家的其他人是分离开来的，完全被它世袭的高傲所联结，捆绑在自身利益上。他也许会努力保持廉洁，但如果他妨碍了别人，那么自己就会惹上麻烦。”

李鸿章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和慈禧太后一样，都小心谨慎地奉行着官场弄虚作假的传统，书写着激情四溢的奏折，描述着他忠诚的管理，宣扬着裙带关系的丑陋和大公无私的美好，用绝妙的古典风格书写着有关道德的陈词滥调。但是为李鸿章总督事务之外管理财政的那些人，和行政人员是不同的，他们非常不适合那种为国家金库担心的职业。

李鸿章的衙门允许“压榨”这样的古老权力，并且大众接受了这样的行为，但在他担任总督的某个时期，衙门的名声在百姓心中非常臭。中国舆论，按照惯例都希望官员走一条介于贪污和责任之间的中间道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那不知廉耻的流氓行为和随之导致的危险后果已经为人所知；张佩纶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也典型地代表了李鸿章手下那些提着钱袋子或坐在海关收款处旁的官员们的样子。这些人身上带有上司所有的缺点，却丝毫没有可敬的品质。

李鸿章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宫中的盟友大太监李莲英一样，连再小的钱财也不放过。他有着敛财的卑鄙本能，这和他在其他方面的宽厚品质相矛盾。比如在1900年9月，当所有人包括逃亡中的慈禧太后都急着盼他从上海赶到北方去承担他为中国提供的服务中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他的行程却神秘地耽误了两天。谣言说俄国人提出了新建议，让他乘坐俄国的汽船去北方，因为这比坐英国的轮船要安全；还有说是因为克劳德·麦克唐纳德爵士反对李鸿章的和解政策，等等原因。事实上他耽搁行程的真正原因是他正想方设法从上海道台那里压榨他给圣彼得堡发电报花掉的3000两银子，但是上海道台并不上当，两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在这样的时局下，指望京城报销这笔花费是不太可能的。李鸿章在家里的节约习惯大家是知道的；他喜欢寻欢作乐，却没有心情对付花钱的痛苦。

李鸿章在总督任期中，不止一次地在御史们的谴责下被迫公开表示自己廉洁正直，但当时的舆论裁决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确，他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以及他在重要岗位上安排的那些人的品质让人们毫不怀疑他贪污的行径。他的某些心腹在大把大把捞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厚颜嘴脸，常常引发一些严重的丑闻，为此朝廷不得不出面谴责李鸿章。郑克同因为在巴黎没有授权就借款而被革职；李凤苞是驻柏林的外交官和巡洋舰采购员，在国外遭到批评；盛宫保和张佩纶在中国已成了笑柄。与李鸿章比起来，这些人的手段是笨拙的；但当李鸿章反击对抗时，他坚决地支持这些人，所以他的敌人把他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视为同样的性质，很自然地认为他也从他们的身上分到了不少好处。他在处理比如黄河整治和运输粮草等事情上，也由于对财富的贪婪而玷污了名声，这就如同他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管理军事事务时表现的一样。

与注重实际的常识相比，李鸿章头脑中迷信的一面经常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很少让迷信改变他为了私人利益或公共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在他的一生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相信神灵的影响，相信天地间存在无形的力量，如同他老家最卑微的辛劳者一样，他的信仰是儒家不可知论和具有返祖趋向的超自然信仰的奇怪混合物。只要是和守护神或鬼魂相关，他总是准备好给予合理质疑的利益，只要他的腰包不会马上受影响。

外国观察家对李鸿章在天津衙门从事的进步活动往往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原始的迷信只是对公众感情加以巧妙调解的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但外国观察家在这一点上弄错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李鸿章不会讨论不朽的神灵或者魔鬼的力量，但他对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总是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他庄重地给皇帝交了一份奏折，请求在常州的一个庙里树立一块皇家石碑，以此纪念这里的守护神，感谢神灵的帮助使其击败了造反派。

1887年，北方各省遇到了特大干旱，于是李鸿章派人去请神圣的求雨碑，此后便上奏皇帝，说这样做对龙王的影响十分让人满意。1894年，我们再一次发现，李总督在一份长篇奏折中庄重地向朝廷报告，天津附近大运河两岸河堤上有个十分危险的裂口，是一个凶恶的河神造成的；后来花了很多钱在供奉这个河神上，最后神怪被安抚好，裂口也被填好了。为了这件事，朝廷在李鸿章的请求下赐予所谓的河神一座庙宇（政府开支）。

但是如果李鸿章敏锐而务实的眼光意识到了有利可图的机会，这种对古代祖宗的崇拜和迷信就会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了。比如在他的管理之下，第一条电报线在天津和北京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地方保守分子破坏了电线和电杆，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他的下属告诉他破坏这些东西是由管风水的神灵愤怒所致。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拒绝承认此事和风水有关，下令让属下严惩搞破坏的人。同样，吉林的鞑靼将军裕禄极力阻止吉林到锦州的铁路和新唐铁路在奉天连接，当时反对的理由是这条线路会破坏这座圣城的神灵安息。李鸿章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铺设一条这样必需的铁路只会给奉天的风水带来好处。在这两个例子中，他都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1900年，当外国联军计划拆除天津的老城墙时，绅士和贫民都向李鸿章请愿，要求停止这个工程，理由是如果城市没有城墙那么就像女人不穿裙子一样。李总督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这些旧城墙已经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它们被拆除后是对大家有利的。(www.xing528.com)

通过对旧城墙周边土地的拨款，很多土地投机商赚了大笔的钱财，他们当中有许多外国人，还有李鸿章手下的几个随从，而成千上万个不幸的居民变得无家可归了。李鸿章竟敢如此违背“老习俗”并干扰风水，通常都会有财政方面的充分理由。

赫德在他那部有关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的形势和前景的作品中，把排外运动部分地归结为西方伤害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他说他们“天生的自傲，有着广阔高贵且自我陶醉的无知背景”——为种族而骄傲，为智慧而骄傲，为文明而骄傲，为优越而骄傲，但他们的骄傲“受到了外国极大的伤害，让中国人性格中的其他闪光点受到了打击而无法做出反应”。

李鸿章肯定充分怀有这种民族自豪感，他相信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有着难以形容的优越性，通过敏捷的思维，他通常能够把他对实际问题的无知藏在睿智的外貌之下。但他的无知在很多方面还是“广阔而高贵”的，就像他那个著名的同僚——武昌的总督张之洞一样。直到1895年他出使日本为止，李鸿章一直夸口说他从未出过国门一步，除了几本翻译过来的英国教科书外，他对欧洲文学和科学毫不清楚。甚至在商贸和财政这些实际事务方面，他也经常是误入歧途，自负地认为经典知识已经足够让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外国的特权者和金融家打交道，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他都会被那些西方冒险家弄得非常窘迫。但是他天生的智慧通常告诉他用柔道智慧来掩盖缺乏的知识，他的对手会反而显得非常愚钝。跟外国人打交道时，他总是习惯性地把话题引导到他喜欢说的事情上，经常问些不相干却看似天真、通过深思熟虑的问题，以此向敌人发起口水战。这些简单的技巧为他赢得了世界名声——举世无双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外交家。

但是，在李鸿章为直隶统治者之前，和戈登的交往让他认识到，尽管对一个总督来说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它却是中国官员的弱点；中国官员应该学习外国人，掌握他们的机械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技能。由于对欧洲文明的伦理和思想不甚清楚，所以他觉得中国只好通过教科书来掌握这些技巧和器械，以便与西方在平等的关系中打交道。他虽然聪慧，却似乎也没想到国家的衰弱不在于机械，而是在于制度；如果不对官僚集团反复灌输责任感和公益精神，那么任何军事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是无用的。他认为只要用一些西方的科学就可以加强东方的智慧，仅此而已。

当李鸿章鼓励人们把欧洲大量的科学和历史著作翻译成中文时，却也仍然很乐意地讴歌神农或女神元妃，并从孔孟著作中引经据典。1877年，他请求朝廷设置一所研究外国文学和科学的教育机构，当时他的目标不是去干涉已经存在的为仕途而设置的经典教育，而只是在官员之外培育一批人，去接管熟悉孟子著作但无法胜任的特殊岗位的人。

在李鸿章自己的总督生涯中，他经常因为自己不懂外语尤其是英语而感到遗憾，因为这种无知让他不得不和翻译员分享官方的最高机密；因为让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人去管理铁路、电报和外交事务而导致浪费，他也感到十分懊悔。所以，作为达到明确目标的手段，他提倡“师夷”，于是到1898年为止，他一直被维新派人士当作进步者的领军人。

李鸿章喜欢给科学初级读本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作序，这些读本的出版是由赫德爵士牵头的，为预备学校所准备。他用最经典的文风，为他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著作写赞扬的前言。家谱学、化学、外科学或高等数学全都得到了李鸿章的关爱。但是，他只要抓住机会便会在宣扬科学培训的时候暗示，世界上并未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西方的智慧是中国天生就有的，早在黄帝的黄金时期，这些知识就以不同的形式和名字而在中国存在了。所以在为一本由在华的传教士医生所著的医学书作序时，他表扬了外国在配药和处方上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但他又提醒读者一千八百年前由张仲景所记载的医学理论，现在读来还是对人类有用的。

李鸿章劝说中国学生不要因为西方医学新观念奇怪而拒绝接受，应该把西方医学和葛洪与孙思邈的文章放在同等价值的位置上，应努力在医疗技术上做到中西合璧。在说到细节时，他强调说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知识的源头，是因为中国早在汉代对《周礼》的评注中就发现了东方解剖学的本质。我们很难找到什么东西能够比这些说法更适合表达李鸿章的思维习惯了。这种习惯让他煞费苦心地教诲他的翻译员和发言人文章。

的确，在李鸿章巡游国外期间，罗丰禄有个习惯，就是在中国圣人的著作中找出和欧洲科学知识相对应的部分，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枯燥乏味；医圣张仲景的灵魂总是要出现在每一篇演讲中，作为各种学问会提及从政治学、经济学到航空学等每一种知识。

为了让中国人从西方获得机械技术，李鸿章提出和外国人自由交往并让自己身体力行，雇佣了许多欧洲顾问和技术专家，这让他树敌颇多，因为他这么做冒犯了中国倨傲排外的传统。在实施这个明智的政策时，他发现受教育的国人中没有人同情或支持他；但他还是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实施着这个政策。通过明智地雇佣欧洲顾问，通过把年轻人送到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了解到了日本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他还知道了中国对外国专家的需求更加紧迫，他做好了挑战保守思想的准备。

赫德爵士和马格里爵士带给中国的杰出服务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两人在公共服务中无私的忠诚和廉洁的品质。但是李鸿章官僚的思想不可能让他把充分的行政权交给他最了解、最信任的外国人，尽管这样能让他们为中国提供真正的服务，并产生深远的价值。在和对手、抨击者打交道的时候，他总体上来说是心胸开阔、慷慨大方的，对自己的人难得地丢弃了东方阴险嫉妒的弱点；但和在华当高官的外国人打交道时，他常常表现出攻击性的怀疑和嫉妒。在戈登的事例中，他很自然地渴望把这个勇敢军官的成就最小化，因为此事关系到中国政府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功绩。此外，他和白齐文之间不幸的交往过程也让他害怕把独立行政权交给任何一个外国人。但在赫德的事情中，李鸿章没有理由对这个为中国付出了很多的人表现出不信任，或是偶尔敌对的态度。

在李鸿章坚定的头脑里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肯给予任何欧洲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哪怕那个人拥有了25年左右的可靠信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一直不喜欢也不信任根据治外法权授给外国人的特权地位；因为在他自己及其可能产生的不满的背后有着公使团的影子。但这也关乎自尊问题；他讨厌政府的主张，即应该对外国人委以独立权力和责任，这样的思想正好打击到了官僚阶层自尊的基础。所以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赫德完全适合将海关有效的组织方式扩展到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危害，但他还是反对扩大这个总税务司的权限。当遇到麻烦时，他很乐意让赫德冲到外交战斗的最前线（比如在签订《烟台条约》或1885年和法国谈判时），这个总督不止一次地有充分的理由对在京城为他忠诚工作的、聪明机智的爱尔兰人表示感谢。

1885年，赫德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正是李鸿章坚决反对允许赫德任命其总税务司的继承人，并提议在这个岗位上任命一位值得尊敬却没有能力的中国人时，海关管理很快变得不成样子了。此外，当重组朝鲜财政和确立中国在此地的宗主国权力势在必行时，李鸿章反对用赫德的人和方法管理朝鲜事务。他任命了学究气很浓、不讲实际的冯·莫伦道夫男爵去管理朝鲜，宁可让隐士王国随便在什么官员的治理之下无目标地漂移着。最后在1891年，他或多或少直接参与了一个阴谋，目的是策划解除赫德爵士的职务，任命一个中国高官上任总税务司这个职位。该活动是由李鸿章和几个受过外国教育的广州籍副官策划的，这些人既有智慧又有学识，比如唐绍仪和梁孟亭。

李鸿章肯定非常清楚，海关管理中的那个口号——“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将会迅速摧毁大清帝国唯一的税收资源；但是他对赫德地位和权力的嫉妒驱使他同意了这个阴谋，并努力削弱了这个总税务司手下不止一个官员的忠心。但这种努力没有多大力量，而这些人的企图太过明显，赫德爵士的能力更胜阴谋者一筹。李鸿章很快就撇清了自己的责任，与这个注定失败的计划脱离了关系，他和总税务司的关系表面上还是好朋友，还是互相信任的。但是阴谋的野心只是受到了阻碍却没有消失；1906年5月野心再一次表露出来，当时唐绍仪担任外务部次长，他位居高位发出攻击，想把赫德爵士和海关管理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最后中国最能干最忠诚的顾问被迫辞职了。

我说过，由于李鸿章自己的地位，他对戈登的嫉妒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所流露的方式暴露了一种狭隘的性情，和所有在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打交道时他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只要太平天国的军队还没有被击败，李鸿章就要依靠“常胜军”作为大清军队的脊梁，而一旦太平天国的瓦解指日可待，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外国人应得的报酬和荣誉，尽可能用廉价的条件摆脱他们，而仅留下几个专家在马格里博士（后来成为哈里戴爵士）手下的金陵机器局供职。

戈登在记载中说当他即将结束在李鸿章手下服务时，后者表现出有意阻挠和令人不快的态度。巴夏礼爵士也描述了同样的印象，李鸿章在给予阿思本上校狡诈和不礼貌的待遇时也没有减少这种印象。这个性格坦率的水手因为李鸿章对待戈登的态度而感到不满，所以拒绝让他的舰队作为一支地方力量去服务政府，并进一步宣称，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英国军官都不可能再在李鸿章手下工作。很多次当李鸿章和戈登出现激烈分歧时，尤其是在杀害太平军首领后，赫德先生（后来的鹭宾爵士）用他聪明的技巧让两人重归就好。此后李鸿章间接地让赫德代替了李泰国先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因为正是李鸿章明确拒绝接受李泰国—阿思本舰队而导致李泰国先生被取而代之。

只要事关外国人，李鸿章通常会容易忘记所接受的好处，但绝不会忘他给予对方的好处。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大概赫德在国外的名声达到了偶尔盖过自己名声的程度，当这个总税务司在政策问题上被迫和他意见矛盾时，李鸿章往往强调古代知恩图报的传统，并埋怨这个爱尔兰人自作主张。说句公道话，赫德爵士在1900年因危机而被削弱权力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把自己在爬摸滚打中学得的好方法如数教给了李鸿章，但他将其半独立性的权力伸到了中国的各种内外事务中，这足以让李总督感到妒忌的恐惧。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大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足以危害到他们以亲密友善的合作方式在一起共事。

除了对身居高位的外国人心存嫉妒性的怀疑外，李鸿章和那些一起共事或在其管辖之下为中国服务的外国人相处时，双方的关系都是让人满意的。的确他和慈禧太后一样有着难以形容的个人魅力和和蔼的样子，这让为他服务的那些人保持对他的忠心。他还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看透别人的性格；他选人首要的标准是看人品，其次才看技术素养。他通常不以一个人的专长为标准来安排职务，但结果往往证明了他对人性方程式适应力的看法是正确的。

有几个事例表明李鸿章和外国雇员之间的关系接近于亲密的友谊，这缩小了东西方思想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的德国人得到了李鸿章的尊重和信任，作为回报自愿为其服务，他们四人分别是欧文博士、亚历山大·密吉先生、毕德格先生（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和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先生。除了依靠德璀琳先生从各国公使团那里获得有关京城人事方面的精确消息外，李鸿章还委托他负责许多微妙的谈判。欧文博士（有关他的任命尽管李鸿章的家族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医生）和毕德格先生也许比其他欧洲人在他身上观察到了更多的人性，而少一些官僚作风。据他们所言，李总督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他按照东方家长制的方式去热爱家庭，即慷慨又和蔼。尽管俄国采用了种种外交手段试图让人取代欧文博士，但他后来还是陪同李鸿章到欧洲巡游；国务方面的紧急事件和女眷们的强烈抗议都没能让李鸿章割断他和这个爱尔兰人的亲密关系。

在许多场合，当那些为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成为外交牺牲品或是被选为在京城进一步发展成高级政策的替罪羊时，李鸿章对他们都会表现出公平、真诚的爱。正是这样的品质，让李鸿章在天津的外国居民中受到了欢迎和尊敬。

在李鸿章前往莫斯科的前天晚上，天津当局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这些欧洲人对他表达了看法。当时，宴会主持人祝贺这个老人“成功地度过了公众侮辱的风暴时期，这反而成了这位政治家的最大荣誉”。在天津的人非常明白中国惨败的真正原因，也完全清楚李鸿章对海陆军管理中的腐败行为所负有的责任，他们在表达这种看法时，有意或无意地描述了他们对李鸿章作为一个按良心来做事的优秀官员的欣赏。

这位老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刚毅和优雅、从容中，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义和团运动证明的那样，这种美德一般从儒家哲学的良种中生长出来，而和土壤的质量没有关系。对宫廷政治和政党政治来说，李鸿章如果没有太后的保护，他的巨大财富不会是防御而会成为危险之源。他完全了解太后冲动和多疑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她听信了端郡王或其他政敌的劝告而与他为敌的话，他的命运和生活将陷入危机。然而他虽然清楚这些，仍然从容地稳步向前，不愿为了大众的呼声或个人的阴谋而牺牲掉他那些不多的做事原则。

关于勇气，李鸿章有着更为引人注目的道德品质。这是因为李鸿章往往因为其成功的冒险而为人所知。在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与捻军的对抗中，他通常不会在炮口下追求虚名，或者带领部队亲自上战场。他坦言钦佩曾国藩、左宗棠和戈登身上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里对笔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剑的喜爱，他认为在战场上的苦难经历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值得的。他意识到必须有人去面对这些苦难，他知道军事上的荣耀或许是掌握权力的最好捷径，但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里，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为国家为自己保住性命，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如此宝贵。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让个人遭受危险的因素总是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妥协或逃避的倾向。他用沉稳的勇气玩着治国之术的游戏，好像去冒险一般，即使这些危险有着激怒慈禧太后的可能性。

李鸿章在事业的发端时期，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文人学士的对立面做了一件事，这引人注目地表现出了他的道德力量，这件事即1867年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著名奏折，其中讨论了中国对外关系（已在此前引用过）。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奏折中公开谴责了太后并警告她说不要再和义和团做疯狂的事情。这篇文章的已经在《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被翻译过来，但它值得在这里再次引用，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弄清李鸿章的性格，以及他在国家危难时表现出的高尚勇气：

“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

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难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至此而欲议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

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戆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

李鸿章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两份奏折之中。其中一份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另一份表现了他高尚的道德和勇气。此外，赫德也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运气和环境在其中和智力一样，是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之处，但普遍就是这样的。李鸿章的成功取决于环境因素，在于他意识到了（尽管这种意识非常模糊却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同胞们看不到的严峻现实。他人的盲目可以被看作他的运气，但他非凡的远见足以让他成为伟大的人物。李鸿章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在近30年中，他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希望的迹象，代表着中国期待很久却未到来的觉醒。

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郊区的徐家汇，树立着李鸿章的铜像，这是克虏伯公司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以此表达对过去所获帮助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继续受益的期望。这个外国产品很好地表现了李鸿章复杂性格中贪污、冷漠和虚情假意的一面，表现出贪婪的李鸿章生活在一个污秽的氛围中，里面充满了妥协让步、条约协定和榨取钱财。但是为了纪念他在京城和安徽老家建造的庄严的祠堂，也一样很好地表达了他性格中高贵的一面，即坚定的爱国之心、非凡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智慧。在这些祠堂里，每年特定的日子中，他的后代们便会向他鞠躬敬礼，威严的官员们执行着传统的祭祀活动；哪怕在今天这样共和主义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时代，儒学仍然对人们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位学者式的政治家已经获得了“文忠”的谥号，这把那些头戴高帽、身穿长衫的官员心中所怀有的敬意引向了反面。

人们为李鸿章建造的纪念碑象征了他的邪恶一面，祠堂象征了他的美好一面；在这两处都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向他致敬。这些分裂的名誉，这些旧社会和新中国的纪念碑，一个指向西方，一个指向东方，已经被一些草率的观察家视为游走在两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胜利的记载；但实际上它们恰恰说明了李鸿章忠诚地坚持了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是克虏伯所建造的铜像不可避免地让欧洲想到了官僚体制中最恶劣的弊端，想到贪财和走后门的贿赂，想到失败和分裂的所有令人可悲的后果，那么它也许会作为一个合适的纪念碑流传在后世，它所纪念的人宣称自己相信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同胞们为他建造的祠堂里，他的贪婪被赦免了，他的失败也得到了原谅，人们纪念他的只有美德。

1901年，78岁高龄的李鸿章去世了。和他在世时一样，他去世的时候还忍受着国家的苦难，所以他既让人同情但又极其高贵，他勇敢地挽救了慈禧太后被打劫后所剩无几的财产，减轻了列强对中国的报复。他死时和生前一样，处在战斗的最前线。

皮埃尔·洛蒂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在李鸿章居住的肮脏的金鱼港见过他。现在洛蒂画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画中的李鸿章处在义和团在京城留下的废墟中。这幅画鲜明地强调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由于慈禧太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只能以坚韧的精神顶住敌人的压力，极力地运用外交技巧在列强间制造矛盾，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即使在临终前的病床上，他仍在坚持抵抗俄国提出的要他通过割让满洲各省来偿还“友谊”的要求。最后，李鸿章为慈禧太后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并为她的回京铺好了路，之后就去世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见上慈禧太后一面。这位帝王女人哀悼他的死讯，命令她的亲王们代表朝廷给他的灵魂洒下告别的祭酒；她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不管李鸿章身上有怎样的缺点，他始终都是积极的、不可动摇的化身。

在李鸿章奉命掌舵之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了，罗盘摇摇晃晃，船员们纷纷失去信心。不止一次，他凭着一己之力，引导大船穿过险滩躲过巨浪，停泊到安全之所；不止一次，他找了人找了技术去堵住船身的漏缝，修补毁坏的风帆。但19世纪中叶的狂风已经让它无法安全航行，特别不适合在变化多端的危险海域里行驶。也许运气最好的一流领航员能够延缓这艘大船的解体，但绝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这个任务是一般人不能胜任的。

李鸿章离开旧中国这艘大船时，它在很多方面都比他刚上船时要好得多。这些年来，他大肆地使用了油漆和彩旗，向外宣传一种勇敢的、可以远航的外表；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通过向他学习才知道如何在没有标明的海域上航行。他不止一次地因为天气压力而被迫扔掉一些货物，其中有领土有主权，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他十分在意自己的货物和机会。但是他毕竟是大清帝国最优秀、最勇敢的掌舵人，他让这艘船插上龙旗航行了30年。随着他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掌舵的强手已经不在。今天，这艘古老的大船浸满了水，孤立无助，被国内冲突和外国侵略的新危险包围着；还有许多船员深深缅怀着李鸿章的智慧，他们还记着他那尤利西斯般的声音，传送着明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