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合集：外交与俄国关系，海外巡游，1990年和谈

5.担任外交官（续篇）：与俄国的关系；海外巡游；1990年和谈

从宏观的立场考察李鸿章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并且把它和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李鸿章从总体来说是害怕日本这个对手和它背后的力量，但他和俄国代表打交道时却没有这样不安的情绪。他从早年开始，实际上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相信俄国绝对不会放弃实现穆拉维也夫的梦想——即俄国实行向东推进的战略，以期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1885年起就成为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潜在危机了。

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个危机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并没有像日本的侵略那样令人恐惧不安，直截了当。此外，李鸿章的政策似乎很频繁地受到他个人情感的影响，他同情俄国人的气质和文化，同情他们随和的半亚洲式的宿命论脾气，同情他们的君主独裁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统治手段。他赞美沙皇广袤的疆土，赞美那种一贯连续而不受约束的独裁统治，还赞美政府对“愚民们”的友好鄙视。从政治上看，也许有些东西能让京城的清政府和高官们长久地放心，因为就在海外蛮夷带着军队冲到京城的近两百年之前，俄国人在北京已经有一个常驻的使团，其行为都是和平友好的，并对中国带有适度的敬意。

撇开思想感情不说，我们曾有机会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外交总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手段，无疑他在1895年之后和俄国的交往受到了沙皇、卡西尼伯爵和维特伯爵强烈个性的巨大影响。在他打交道的所有日本外交官中，只有伊藤博文伯爵除外，其他没有一个人不像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似乎是一个无聊又令人生厌的观点解说员。“大日本”的典型使者总是表现出冷血的礼貌，往往冻结了李鸿章和蔼可亲的活力，让他无法发挥在对待俄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时所采用的那种活泼甚至无礼的亲切感。

李鸿章第一次和俄国接触是在1862年，当时驻京城的俄国公馆秘书佩奇洛夫奉命与李鸿章和其他中国官员商讨由俄国提出的、与英法合作镇压太平天国一事。对李鸿章来说，他当时已和华尔和白齐文指挥下的外国雇佣军“常胜军”产生了很多不快，所以他不想再看到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组建另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建议完全暴露了俄国政府当时的主要企图，即通过及时地展开同情心和承诺的协助在北京获得一些“颜面”，因为当时的俄国没有兵力可以投入，也从来没有派出过任何兵力。

一批步枪和其他军械经由蒙古运到了京城，但消息灵通之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武器是不是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年前，埃尔金勋爵和格罗斯男爵敲击京城大门的时候，伊格纳吉耶夫将军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李鸿章不安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此外恭亲王也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曾有人劝诱他把滨海省和弗拉迪沃斯托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勇猛的俄国将军，作为他所说的（完全是想象中的）“劝说”英法代表在条约签订后从京城撤军的报酬。

俄国人在那个历史时刻表现出的狡诈是李鸿章自然称道的智慧，尤其因为在这个事例中他不是主要的牺牲品。事实上，俄国的政策总体来讲是观望等待。它采用和平几乎是恩惠的方法吞并了中国西北方管辖松懈的属国；在严重危险的局势中，它又会抽身而去；最重要的是，它会照顾中国人的“颜面”问题，掩盖中国失去威望的事实，所有这些都自然让李鸿章佩服俄国人的做事方法，即使在他怀疑他们的动机的时候。李鸿章害怕携礼上门的客人，但他更讨厌一个不带礼物的蛮夷。

俄国在和平渗透的目标上前进的下一个机会发生在喀什噶尔，这是因为在那个地方中国政府管理松散，使得阿古柏在当地造反。多年来，俄国通过中亚的浩罕汗国缓慢而坚定地向东侵略，直到伊犁河谷。

1851年，柯瓦莱斯上校签署了一个通商条约，因此俄国在伊犁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设置了殖民点。1863年，东干族部落发起了分裂活动把中国主权的代表从喀什噶尔赶了出去。此后阿古柏领导下的叛乱势力越来越大。喀什、叶儿羌、和田、莎车，一个又一个重要之地被占领。

有一段时期，似乎一个新的大帝国注定要在中亚部落间的纷争中建立起来。在这时，阿古柏被视为一个重要人物。英国派遣了两位特使来到了他在叶儿羌的宫廷（1870年和1873年），而俄国人则在1872年和他签订了一份通商条约，从而认可了他的势力。然而在这个时候，沙皇的军队有条不紊地划出边界，要求继承大清皇帝乾隆通过武力为中国挣来的伟大遗产，而这份遗产现在从他不肖子孙的手里溜走了。

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之后，突厥斯坦政府成立了。最后在1871年，一支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理由是喀什噶尔当前的混乱状态对俄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伊犁已经在1866年的造反中脱离了北京的控制，但是中国政府好像没有兵力来恢复被占领的地区。在这种局势之下，俄国驻京城的公使弗兰加利先生通知了总理衙门，说一旦吉尔吉斯等部落安定下来，边境得到了安全，那么伊犁将被归还给中国。但俄国并没有料到，左宗棠胜利的征战粉碎了他们继续合理占领伊犁的希望。

左宗棠在1877年结束了阿古柏的叛乱，收复了新疆南部的八个城镇，但在进军的沿路上却留下了一片荒芜。现在到了俄国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但俄国找到了几个似乎合理的借口拖着不从固尔扎撤军，并提出了一些细枝末节让整个事情复杂化。于是，恭亲王的亲戚崇厚奉命前往俄国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878年2月的时候抵达圣彼得堡。

崇厚是一个脾性随和的官员，对商讨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了解，他同意为俄国支付500万卢布的赔款，同意为俄国的砖茶贸易开辟一条新的商队路线；最后他违背了总理衙门的命令，擅自同意“修正边境”，这使俄国仍占领了该地区十分之七的领土，包括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以及乾隆时期通往木扎尔特山口的著名军事路线。

崇厚的失败不仅仅是由于他对喀什噶尔地理完全的无知，还是由于他得了严重的思乡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回国。所以在沙皇居住的里瓦几亚，他签署了以这个地名命名的条约（1879年10月）后，就迅速回去了。在他匆忙之中，把本来应该打了胜仗之后向对方提出的要求送给了俄国。他在1880年1月回到了京城，随后被革职交至刑部宣判处死。在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李鸿章的表现尤为突出。

之前已经提到，崇厚是恭亲王的亲戚，而恭亲王此时正与李鸿章一起压制京城里以醇亲王和左宗棠为首的保守派，他们的态度倒向排外及普遍的沙文主义。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带领下的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抗议，威胁说处决这位外交使节会损害中国政府在文明世界的形象。但以张之洞（即后来的“学术破坏者”）为代言人的保守派敦促政府执行死刑，理由是“我们的愚蠢使节遭到了俄国人的哄骗，所以俄国人为此付出的东西要以百倍的代价偿还”。笔者有机会查阅了张之洞的相关奏折，以下便是其中的摘录。整篇文章很清晰地表现了张之洞在政治上的精明之处，以及他与李鸿章终身为敌的原因。在奏折中，他提出要和俄国血战到底，他说：

“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臣饷，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曰，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张之洞的观点得到了御史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成，他们谴责李鸿章的让步政策是故意为之，是一种贪财的叛国行径。曾有一段时间，李鸿章的处境非常不佳，甚至十分危险；但事情的进展说明了这此事件和其他任何时候一样，在京城里他是唯一一个能认清国际局势的人，并能够利用紧迫的国际向势达到他认为对中国有利的目标。他清楚并能充分利用的是英法两国都急着（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劝阻俄国在远东实行军事冒险的政策。

李鸿章知道，虽然俄国在中国水域能够炫耀其海军实力，但圣彼得堡的主战派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俄国发动亚洲战争的。所以李鸿章对“吠犬”的争吵声毫不理会，仍采用他明白的外交方式进行辩论，最终崇厚免去了死罪，他也完全脱离了京城的困境，并对《里瓦几亚条约》作出了令人满意的修订。和往常一样，他几乎是单打独斗地获得了这些战果，因为他能让信息闭塞却又精明的皇太后相信，主战派的计划是没法结束灾难的，（在此有必要离一下题。请读者注意，如果不是日本在1894年坚定地发动战争，李鸿章无疑会以他同年主张的同一个政策获得几乎一样的成功。）

李鸿章一方面劝诱俄国人同意修订《里瓦几亚条约》，另一方面又要在总理衙门制造一种和解的氛围，他必须公平地对两边都好言相劝，同时又要施加压力。法国和英国公使愿意和总理衙门接触，催促其免除崇厚的死罪；因此，在圣彼得堡的曾侯爵奉命通知俄国政府，说事情已经解决。

李鸿章急着了结这些事情，所以用自己的名义给曾纪泽发了份电报，劝说他在修订条约时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不清；他知道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兵部尚书正从京城给曾纪泽拍电报，但他说的意思和李鸿章的意思恰好相反。俄国政府对总理衙门有关崇厚一事所作的让步感到满意，所以在劝说之下，俄国同意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庄重地宣称，在战场中如果没有增援部队，他将无法抵抗左宗棠的军队，所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李鸿章想起了戈登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看法和他在世界范围享有的威望，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即请这个著名的游侠骑士速速来京，关于打仗还是讲和的问题希望他给出意见，接着让赫德爵士去谨慎实施计划。当时戈登特别繁忙，正准备去印度和桑给巴尔去实施他所幻想的风车。但是当他一接到请求后就赶往了中国，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京城和全世界都知道他会劝说政府花一切代价进行和谈工作，并知道他会说李鸿章在现代化军备中花费了太多的钱。

在李鸿章的引导下，总理衙门原来以为戈登会接管军队的指挥权，率领部队去攻打俄国；所以当他们知道戈登在上海新闻界发表观点时，他们感到非常懊悔。戈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赫德爵士给他发了一份电报（他没有理睬），劝他不要进京。后来戈登进京了，和李鸿章、恭亲王等其他大臣进行了一次次的见面，然后直接返回了英国。他提出的意见尽管不合主战派的胃口，但毫无疑问是有点作用的，因为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好斗了；同时，他的意见也给主战派们提供了一个反对李鸿章的新武器，因为戈登宣布李鸿章用西洋方法操练的军队和舰队是没有办法让中国免于羞辱的。但是李鸿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保留了自己的态度。

《里瓦几亚条约》的谈判重新开始了，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新的协议，最后中国挽回了颜面，俄国归还了谈判中的大部分领土。根据新条约（1881年2月12日签订），特克斯河谷和木扎尔特山口还归属于中国，双方在谈判中都没有强调俄国保留了对这些战略要地的所有权。在外交上，中国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李鸿章从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官帽上插上了新的很漂亮的孔翎。

但是，主战派远远没有被击垮，其带头人也无论如何没有因修订过的条约而高兴。他们暂时被迫接受了慈祥太后赞同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左宗棠的支持者中的激烈分子公开表示了不满。

左宗棠在1881年2月底返回了京城，马上在总理衙门抨击了这个条约，他采用的言辞其中的本质和20年后义和团的支持者所采用的非常相似。左宗棠对李鸿章流露出的西方思想和和解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鄙视；他完全相信中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能够击败俄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他把这个新条约说成懦弱的协议，建议朝廷一劳永逸地赶走可恶的蛮夷，因为他们的出现给大清帝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危险。但下一个20年的历史注定会证明，1901年，中国官僚深受这种愚昧无知和民族自大的影响，一系列的灾难和屈辱会让大清帝国支离破碎。

李鸿章是一群瞎子中的独眼人，他没完没了的任务就是和这种无知和自大作斗争。但是，他对固尔扎事件的成功解决获得了慈禧的赏识，后者再也没有倾向于左宗棠的猛烈抨击。1881年11月，李鸿章一箭双雕：他把对手刘坤一从南京总督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还通过把左宗棠放到这个重要的位子上与他巧妙地握手言和了。

固尔扎事件结束了10年后，沙皇皇储尼古拉斯二世（即现在的沙皇）在游历了印度、中国和日本之后，开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下令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中国政府仍然坚守着自大的传统，所以没有在恰当的时候约束这个未来的沙皇。而张之洞，这位武昌的总督，竟然愚蠢到粗鲁无礼地对待了这位俄国未来的皇帝。但是俄国没有公开表示仇恨，没有向京城提出抗议，也没有把中国与日本接待沙皇继承人的态度进行令人反感的比较。这条铁路大干线很快就让中国的满洲受到俄国的控制，它的建造是一个不祥之兆，或许对任何一个有眼睛看、有耳朵听的政府来说，它传递了一个警报，虽然俄国温顺地接受了冷落和无礼，但是总理衙门不仅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

对于李鸿章来说，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政策对毫无防御的中国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威胁都要严重，以至于一开始他就把俄国的“和平渗透”当做一种保护性的力量而非干扰性的力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从俄国的角度说，它不希望中国政府高效、有远见；中国越是坚持古老守旧的中世纪思想，俄国就越容易在以后的机会中，把满洲、蒙古和西北省份归到自己的大亚洲统治之下，并且可以在简单的力量的引导下完成这个目标。

沙皇皇储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铁路落成五周年典礼（同时中国已被日本击败），俄国开始收获从它的耐心和远见的等待策略中带来的成果。但这一策略受到了日本不断加强的陆军和海军实力的干扰，俄国的外交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却最终获得了日本的战果，并把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下，特别是让李鸿章置于条约的约束下。俄国坚持自己的权力以保证中国支付日本的战后赔款，因为通过这个手段和其他手段，它在京城获得了有利地位。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一年里，俄国实际上（尽管没有在外交上得到承认）控制了满洲，此后通过进一步的“和平渗透”继续巩固了它在这个富饶地区的地位，比方说，通过对铁路和银行的控制，通过贸易协定，通过获得开矿和木材的特许权等等，而这一切都与李鸿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同意把东西伯利亚铁路向辽东沿海末端延伸，这是李鸿章由于俄国的“保护性友谊”被迫在1896年在莫斯科做出的体面的让步之一。俄国国旗在旅顺港口和大连（1898年）扬起，这只是让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中国出于感激而做出的进一步报答。

在特许权争斗（1898到1899年）的狂风暴雨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毫无目的地、一阵一阵地挣扎着，同法国、俄国对中国主权的“压路机”式的侵占进行斗争。这种不对等的斗争一种延续着，直到义和团远动爆发（1900年）给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俄国的政策就是等待一个机会，并为俄国军事占领满洲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之后（1902年1月）的英日联盟投下了一片阴影，预示着为了占有这块诱人的、肥沃的土地，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其实也存在着证据——在李鸿章去世之前（1901年11月7日），在他关于和平协定和庚子赔款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为了俄国人的“友好关系”中国已经付出了，并且正在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实际上是和日本想通过战争胜利获得的利益一样。在杜撰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据说是李总督从马关回到京城后写下的，内容看起来很像李鸿章后期的看法：

“俄国今天是我们最大的朋友，但又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它之所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作出了友好的样子，它像比它们更为友好。它之所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因为俄国人认为这是命运使然。俄国控制了整个亚洲北部，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发挥优势性的影响力。它帮助我们把日本拒之门外，是因为它自己想要进来。”

这种想法非常简单，但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非常简单，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是在于它们的应用。

通过和卡西尼伯爵在京城的谈判以及后来和维特先生在莫斯科的谈判，李鸿章肯定为俄国在中国的优势性影响力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在国内外的敌人毫不犹豫地确定，他和李莲英从这些谈判中获得了巨大的贿赂。两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对于利益毫不掩饰的贪婪足以证明这些指责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指责都没有什么证据。不过，不论李鸿章和卡西尼伯爵和其他俄国代表的亲密关系是因为爱国使然还是个人利益使然，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在满洲的地位最终一定让他意识到，“和魔鬼一起喝汤的人必须有一个长柄的勺子”。

1896年李鸿章从国外归来后，给皇帝呈上了一份奏折，从这份奏折来看，维特先生让他相信了俄国把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领土的目的，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是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真挚希望为基础的。此后双方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同盟，内容是俄国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报答，中国允许俄国将铁路延伸到满洲。

的确，李鸿章强调了这些铁路可能会带来的危险；他极力劝说维特先生允许用自己的钱铺设这些铁路。但在这一个问题上，俄国财政大臣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说“没有铁路就没有同盟的关系”。(www.xing528.com)

接下来李鸿章和沙皇进行了难忘的会见，沙皇要求李鸿章把所有毫无价值的怀疑抛出九霄云外：给中俄银行修筑铁路的特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伤害呢？而且中国的利益在这里是得到充分保护的。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宴请和会见之后，李鸿章和罗拔诺夫在《满洲铁路协定》的秘密协定上签了字。由于卡西尼伯爵强有力的说服力（他和李鸿章在中国朝廷里的朋友仍保持联系），中国在1896年9月30日批准了条约——即在李鸿章回到天津的三天之前。它遭到了总理衙门几个大臣的强烈反对，但皇太后的懿旨把事情都定下来了。广州的维新派常常声称在这件事情上，大太监李莲英和慈禧太后共同瓜分了俄国公使所给予的数目巨大的贿赂。

1897年后，沙皇代表在远东的态度和行动给李鸿章留下的印象，跟他在1896年几次密会沙皇时留下的印象相去甚远，当时，沙皇表现出的“优雅的敬意”和对中国未来福祉的关切挂念让李鸿章折服不已。无疑，除了以上这些（就像李鸿章之后给慈禧所报告的那样），这位总督也怀有一种担心，那就是热情而野心勃勃的代表不见得有一样的同情心；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毕竟是俄国人赶走了日本人，无论它索要什么报酬，都要支付。

李鸿章总是认为可以在蛮夷之间制造纷争，所以他预料到俄国对满洲和朝鲜边境的“暂时性的军事占领措施”一定会让它和日本变成敌对状态。如果当那场战争爆发时，如果在之后三年的喘息时间内，李鸿章还能用经验丰富的手段掌握大权的话，中国肯定不会在最终导致俄日和解，在最终决定大清帝国北方附属地区命运的博弈中，成为孤独无助、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但是由于慈禧对义和团运动的默许，由此制造的局面让李鸿章的治国之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其外交政策也是一无所获。这种形势迫使他不惜一切代价在公使馆解围后就立即寻求俄国的协助。他之所以需要俄国的协助是因为他要达到这个时期的最大目标，即尽量少让中国丢失颜面，少受惩罚，让皇太后重新获得权力。

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要获得帮助的代价是巨大的，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朝廷对此也十分明白。此外，当他奉太后之命从广州赶到北方时，在上海租界、天津联军海军当局那里遭受的屈辱经历让他十分地痛苦。他深切地体会到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会把他视为嫌疑犯，而他从始至终是法律和秩序的坚定拥护者，也从来不容许在他总督管辖的范围内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乱发生。

总而言之，在义和团运动的策划中，李鸿章的良心是清白的。就像之后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他表现出了少有的勇气。有一次，当他所有的同僚都抱着小心翼翼观望的态度时，李鸿章在奏折中大胆地指责了皇太后对端郡王的袒护，同时催促太后不惜一切代价和恼怒的列强和解。所以当他发现自己和自己的使命被怀疑被鄙视的时候，当他意识到英国官方的态度和实际的危险没有关系，而是由于他1896年以来和俄国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当他把这种态度和俄国当局对他表示的礼貌的体谅和帮助加以对比的时候，如果他再不惜一切代价地接受俄国人这样巧妙的帮助，那么他就不会是其人了。

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笔者曾居住在上海（1900年7月21日至9月14日），当时有机会和李鸿章讨论义和团运动和其后果。这位李总督年事已高，身体迅速衰弱，走路需要仆人搀扶，显得十分脆弱。但他不屈不饶的精神没有消失，头脑也没有衰弱的迹象，当他愤怒时，两眼发出火光，如往常一样。一些领事机构决定不来拜访他，他没打算掩饰自己对他们无礼行为的愤怒之情；市政当局把他的随从和仆人限定为20人，他也没有掩饰对市政当局的愤怒；对于英国一再公开要求与被围攻的使馆直接联系，他还表示了愤慨。他让人传话保证他们的安全，这难道还不够吗？甚至当时他孤军奋战，国人质疑他，外国人蔑视他，而他还是表现出那种天真的自满和无畏的自信的奇妙心理，而这种心理正是他和外国人交往的特征。

7月23日，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那时非常关键）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就是让列强给华北的联军指挥官拍电报，下令让他们停止向京城进军。对他自己来说，他不打算北上，直到慈禧已经意识到她在这个政策上的错误决定并准备做出弥补的时候，她的声明在本质上和他呈给朝廷的奏折中的警告是一致的。

但是当李鸿章在上海摆脱所有事务时，却要在俄国人的帮助下为他高贵的女主人恢复威严的地位。他在摩登居住区的住所是广州人刘学洵的房子（当时是臭名昭著的“白鸽”彩票的组织者），一年前这个人曾受命于太后去日本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李鸿章的亲信和财政代理人盛宫保每天来到这里进行长时间的会谈。由于领事机构总体上拒不承认李鸿章，所以其中的官员会单独而小心地在这里和他们见面。盛宫保当时还是中国电报局的董事，在这个时候他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在上海、天津和圣彼得堡之间奔波十分繁忙。7月31日，李鸿章接到了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的一份长文电报，得到了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如果太后尽快否认义和团并且寻求和解的话，俄国政府会尽力帮助中国摆脱困境。

7月3日，俄国批准了美国发布的通告，这个通告规定了结盟的列强共同采取行动的几项基本原则。在此前的通告上（6月16日），俄国宣称将与其他列强合作以恢复秩序，维护现状。它承诺会保护中国，让中国免遭其他列强的的攻击，这是李鸿章于1896年签订的秘密条约的自然结果，但由于条约的内容没有公开过，所以局面变得更加微妙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俄国所谓的现状绝对不是秘书海先生所说的那样。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俄国没有太多情感上的顾忌，为了更好地发挥能力，俄国驻京城的公使（帕夫卢）早在1897年10月便坦诚地告诉窦纳乐爵士：“俄国政府并不打算把紧邻俄国边境的中国省置于除了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影响之下。”

俄国驻北京公使馆解围后，李鸿章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电报联络的结果，很快就从俄国公使和军事指挥官的态度中看出来了。格尔斯先生制造了一个变化，即把中国政府这个愤愤不平的施暴者转化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朋友，这个过程太突然了，以至于有些生硬缺乏技巧性。中国的舆论认为朝廷下令残害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是不合适的。8月14日解除了对公使馆的围攻；同月9日，慈禧准备逃走，下令让李鸿章全权与列强谈判，并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命令，即他必须“拍电报给各国外交部，以期结束敌对状态。”

到了8月底，李鸿章从俄国和日本那里得到了慈禧太后个人安全的保证，接着发电报给正在逃亡中的朝廷，请求长江沿岸的总督和庆亲王在和解谈判中协助他；同时，他继续待在上海。到了9月初，他和俄国的协议有了结果；满洲三省在俄国军队的占领下，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宣布这三个省份不在国际协同行动的范围内。9月7日，格里尔斯凯将军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对面的阿穆尔河右岸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感恩祈祷仪式。穆拉维耶夫的语言终于灵验了：“河对岸迟早会是我们的。”

8月21日，李鸿章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拍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敦促美国政府暂停敌对状态，撤退军队，任命和谈代表。25日，俄国公使馆发布了一份通告备忘录，其中的言辞和上面的电报内容非常相似，所以两份电报无疑出自一个文件。9月8日，俄国代表单独建议说，如果朝廷同意立刻返京，那么列强就会开始撤出京城，于是第二天李鸿章便发电报敦促朝廷回京。13日，他又给荣禄发了份电报，请求他劝说太后和端郡王断绝关系并停止所有工作，此外宣布立即返回京城。同时俄国公使馆通过把公使馆和俄国军队转移到天津，以此表现出了努力“履行诺言”的样子。但是由于没有人追随这个显而易见的迁移，也由于其他列强决定在京城进行和谈工作，所以俄国人又悄悄地在10月份回来了。

李鸿章得知庆亲王抵达京城的消息后，服从了朝廷一再坚持的命令，于9月14日离开了上海前往北方。在天津，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李鸿章的态度和俄国对他健康状况的过分关心又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这也更加坚定了这位老人的决心，让他更加相信俄国人，相信俄国人有办法解决未来的事情。至少他总能得到太后的赞同和支持，因为俄国公使馆承诺保护了她许多义和团的亲信，并许诺把大太监李莲英的名字从列强的黑名单上抹掉，从而赢得她的感激之情。此外，俄国公使已经尽力全力让外交机构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谈判的代表，并且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尽管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都因为怀疑而有些犹豫。

李鸿章回到了北方，年老的肩膀最后一次扛起了重担，弥补了他的政治对手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后果。在离开上海之前，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奏折，弹劾了端郡王及其同党，他不仅在奏折上签了名，还得到了刘坤一和张之洞两位总督的同意，后两者都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李鸿章在这份奏折里说到，如果义和团的首领们得不到严肃的处置，那么就不可能指望成功的谈判。但和平时一样，张之洞否认自己在奏折上签了名字，但是皇太后接受了这个劝告，下令惩罚她之前的顾问，这样一来，李鸿章又带着往日的自信重新掌权开始面对外交使团了。的确，靠着俄国公使团的支持，他逐渐采取了一种对各国代表有着小小冒犯的态度。比如在11月，他给各个公使馆发去了一份典型的不太礼貌的公文，抱怨联军在保定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建议把中国军队调进京城“以期维持秩序”。他在京城的住所由哥萨克士兵保护，他本人与俄国公使的关系也最为亲密。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俄国人的篮子里。

尽管皇太后和她的许多高官对俄国的保护都存有感激之情，但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这种保护的背后将是沉重的代价。由于他提议整体地或部分地兑现这些代价，所以他自己肯定会被朝廷、御史和同僚们谴责为卖国贼。

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后，紧接着《满洲条约》的内容也在10月底公布了。这些条款向全世界暴露了俄国出于“无私的友谊”而索要的报酬，于是立刻激起了长江流域总督们的愤怒抗议。李鸿章又一次地陷入了困境。

3月份的时候，李鸿章曾向朝廷保证俄国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只是暂时性的。在议和协议签订之后（9月7日），朝廷以他的保证为根据，命令他和同僚们向俄国公使提出正式请求，让俄国军队从满洲三省撤退，恢复中国对山海关铁路的控制。生来不诚实的庆亲王背弃了李鸿章，支持了朝廷的这个决定。李鸿章询问了皇太后，是否还有他法可取，以期让她恢复理智。难道要从英国或日本那里获得帮助来对抗俄国吗？

这时已经是10月底，这个老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可恶的坚持要从他身上割肉的雷萨尔公使，一边是中国完全孤立无助的深渊，但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承担这一大堆的麻烦。长江流域的两位总督已经联名上疏反对批准《满洲条约》，而且得到了朝廷的赞同。这就好比满人吃掉了大饼，却还希望大饼还存在着。

李鸿章奉命提醒他的俄国朋友，他们反复承诺的会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他们提出的条约却企图破坏这个承诺。不过雷萨尔公使愤怒地说，他还记着在最需要“友谊”的时候李鸿章在私底下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对此李鸿章感到十分的不安。日本人也表现出急躁的好奇心；英国人虽然正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南非的德兰士瓦，但也明显心神不定。所以从俄国人的角度看，必须用木已成舟的事实来面对他们，让中国政府自己“让步”。

11月初，李鸿章卧病在床了，毫无同情心的雷萨尔公使一直在烦扰着他。到了同月7日，李鸿章便与世长辞了。对他来说，或许无法逃避的人生结局是一个逃避困境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却是一种残忍的方法。他把满足雷萨尔公使的任务留给了庆亲王和王文韶，如果在他们讨论五个月后将会签署那份条约时，他那无法安宁的灵魂还在京城上空飘荡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看到那些同僚和批评者无可救药的无能为力，从而得到一些快感。

即使我们承认李鸿章和俄国的外交关系是一种仅仅能够应付眼前事务的机会主义，即使承认他可能是一个从祖国的困境中捞取好处的人，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他在棋局中走的每一步都有合理和肯定的目的，在整体上都对中国的需求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国际政治局势也有着明智的理解力。所以他不同于中国官场上那些引人注目的精英人士，也不同于旧政权里墨守成规的保守人士，也不同于维新派的进步人士，他们中的每个人从来都没有根据对中国以外的人和事去制定一项可行的政策。

李鸿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俄国的“友谊”，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从对他的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了解看，有理由相信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幻想的态度；他之所以和莫斯科交朋友，那只是因为他在1895年的确需要朋友。当那一天来临时，不是他而是慈禧太后的愚蠢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是支持义和团运动，而这种态度给俄国提供了机会。

如果不谈李鸿章在欧洲和美国的成功游历，那么就无法对他作为外交官的生涯做一个完整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远游。这位中国外交界的第一把手当时已经73岁，除了前一年曾出使日本外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是他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仍能保持镇定、处变不惊，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给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们提出建议，对于他们迅速崛起的文明导致的道德沦丧他还将之与自己国家的道德进行了比较。他的言行给全世界的媒体提供了六个月的具有异国风情的有趣话题：他讨论的人和事的方式，不仅有世外桃源般的天真幽默的批评，还有出人意料的唐突言辞。

所有在天津衙门里认识李鸿章的人都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态度是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东方式的微妙又神秘的气氛。为了制造这样的氛围，他带着一个选举代理人所具有的新闻工作者的本能利用了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他在欧洲诸国首都表现出的神情给他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带来了荣誉。不管是去哪里，他都会让有产阶级感到惊讶，结果充分表明了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回到中国后，他对一位在天津的英国朋友谈到了这件事情，说中国官员对欧洲事务的无知程度并不超过欧洲政治家对中国事务的无知程度。无疑，这位年老的政客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让他陷入了深思，他在余生中对外国人的态度比起游历之前更有礼貌，且少了一些嘲讽。

我们已经看到慈禧太后派李鸿章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他置于其朝廷中的敌人和批评者的打击范围之外；同时，俄国商讨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以期对付日本将来的侵略，能够让他挽回在《马关条约》签订中丧失的一些威严。在李鸿章耗资巨大的军备被击败之后，对慈禧太后来讲，要想支持他在天津对付御史们的攻击是非常困难的，让他留在京城也是不明智的办法，所以卡西尼伯爵邀请他参见沙皇的加冕礼正合太后的心意。他把旅程延长至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也是为了能让他多些呼吸空间；同时，李鸿章希望在休闲中办点事情，劝说英国政府（因为它最感兴趣）同意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海关进口税。

在欧洲和美国，很少或没有人知道李鸿章在国内的危险境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得到了近似皇室成员般的待遇，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外交任务是朝廷给他这个中国最显赫政治家的至高无上的尊荣。李鸿章和精明的翻译兼秘书罗丰禄对于这种观念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当有人认为李鸿章在订购大量的军备、铁路建材和军舰时，他们也不否认。相反的是，无论他到哪，这位大清帝国的使臣都要参观一下造船厂和兵工厂，非常热情地打听产品的价格，但是他没有预定，因为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权进行购买。但是他被视为中国未来口味的总调剂师，他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所受的待遇增加了他作为儒学家面对西方自称的道德和行为优势时所怀有的嘲讽态度。就像科迪埃公使曾公允地观察到的那样，欧洲人之前从未在中国人面前暴露出缺乏尊严或如此的道德低下；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既丢了钱还弄得十分难堪。

密吉先生令人敬佩的著作《英国人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精准有趣地分析了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的活动，虽说这本书已经于1900年出版，但很奇怪的是他对李鸿章的海外游历只字未提。更遗憾的是，对这位老政治家在这次值得纪念的远游中的思想、言辞和行为都没有进行可靠的叙述。如果我们有可能获得这个旅行者对俾斯麦、克虏伯、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克利夫兰总统的看法的真实记录，能够知道他在很短时间内见到这种文明以及看到德国步兵和英国舰队时的想法的话，那将会是多么的有趣啊！

李鸿章对记者所说的几乎都是玩笑话，是他通常乐意想说就说的话，或者对于客人来说是不太适合的话。他那忠诚的美国秘书兼知己毕德格先生保存了他1901年前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一定记下了这些事情，但不幸的是，自从他去世后，这些日记都找不到了，这让全世界都无法知道李鸿章内心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还保留着他那高傲冷漠的姿态和令人不开心的对比习惯。

李鸿章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因为自从他确定了国家外交政策之后（也就是说，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国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降低到仅有的自由贸易了。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科布登主义（科布登主义是一个经济理论，以英国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科布登的名字命名，主要论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对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的英国的麻痹作用，并预料到这种放任自由主义原则的后果，这个后果在帕莫斯顿勋爵去世后的远东地区出现了。

1860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英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十分积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开创性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得到了英国政策的承认。但从1870年起，我们对京城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个时候引进的政治系统反映了影响到外交部门的新精神，也反映了感情用事、软弱无力的贸易主义新理论，这种理论逐渐破坏了帕莫斯顿的传统。商业部在约翰·布莱特先生的管理下，开始轮流用强制和安抚的政策，这种政策无力而举棋不定，迅速把英国在中国的外交和领事事务缩减到无法自立的地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特征基本没有变化。通过减少接触来减少摩擦已经成为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基本立场，所以对英国和中国的利益同样造成了伤害，结果是英国的政策在坚持条约权力和宽容对待条约的违反之间犹豫不决，一边强烈抗议其他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一边又徒劳地用相同的行动来恢复英国的威望。

李鸿章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让他很少误解外交言论中的精神，也很少弄错外交交往中遭到拒绝或规避时有利或不利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嘉理”一事和《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种睿智而精准的思想，能够看透导致中国对外国贸易敞开大门的治国之术显著变化的原因。他对英国事务的了解程度并不能让他分析出英国对外政策为何退化；但他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操控英国命运的政客是非常虚弱的，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负担感到畏惧。李鸿章最终把英国当作一个小店的店主，其国家理想就是在最便宜的市场进货然后以高价出售，它在中国的整体政策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护既得的贸易利益，只有除了利用某一亚洲国家的手段外（指印度，印度被英国征服后彻底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李鸿章得出这样的论断后，就坚持以此为准处理他和英国官员的外交关系，但是无疑他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混淆了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政府的性格，因为英国政府是政党机器的产物；然而从他在这件事上所犯错时两国交好，所以没有给他带来惩罚。

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李鸿章是典型的代表，因为他不服理，却总是屈服于恐惧。就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只有实力才最让他信服。他十分看不起那些非常有力量却不愿意或害怕运用这些力量的人——英国于1885-1905年在中国就是扮演的这样的角色。但是，除了政治以外，他对那些有别于商人的英国官员的值得信赖的品格抒发了真诚的钦佩之情，并且在这些官员中结交了很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