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担任外交官并与法国、日本建立良好关系

4.担任外交官：与法国、日本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李鸿章在外交领域的事业，考察他在三十年里处理国家对外关系时参与的各种外交活动——也就是说，这三十年是从1870年他在天津担任总督开始算起，一直到他1901年去世为止的。他获得的国际声望（我已经说过，他在国际上的名气远大于国内的名气）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成就超过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军队组织方面的成就。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字斗士、通向北京外交大道的保卫者、中国的主要苦水倾倒者以及中国战败后，周期性地承受的苦痛和赔款的缓解者。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了李鸿章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份著名的奏折，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此后的生涯里对奏折中表明的基本原则都始终不变地坚守着。智慧让李鸿章明白必须采取小心谨慎的和解政策才能应对那些外来的物质力量，而这些力量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中还从未梦想过，勇气让李鸿章坦然面对着这种必要性，而这一切都归因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有着明显的影响力，后者不断地给予他支持和保护。

就国内政策来说，李鸿章和慈禧一样，仍然忠实于几千年来一贯有效的治国原则和传统，因为这些治国之道有效地维护了专制君主政府和该民族传统的权威性。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努力寻找一条中庸之道，既能保留那些原则和传统，又能让中国快速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这就是李鸿章外交的主旨和不断受到鼓舞的灵感。虽然他的这些主旨受到了野心和贪婪的污染，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毫无疑问是遵照自己的想法的，仍然是充满勇气和爱国之心的。

李鸿章不喜欢也不崇拜欧洲文明或西式文明。相反的是，所有有关生活和写作的记载都显现出，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1900年，义和团向慈禧太后建议“把洋人赶到海里”，尽管这个建议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慈禧还是冒险采纳了；李鸿章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做法，于是致力于另一个政策，即缓解西方的冲击力并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一种临时解决办法的政策，具体措施就是通过机会主义的拖延政策和长久以来的权宜之计——以夷制夷。如果这种政策能够成功，那么很显然就要按照西方的科学原则将中国的陆军和海军防御同时进行重组。

李鸿章以不屈不挠的精力面对着这个毫无希望的任务（之所以说它没有希望，是因为实际上他是单枪匹马地在行动）。多年以来，他一直寻求结束这样一种反常的局面，即中国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而实际上却是毫无防御之力。密吉先生公正地观察到，李鸿章是这样努力地结束这个局面的：

“一方面削弱中国政府自古以来的荒谬的自傲，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物质力量，让中国能够和平、自信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合适的轴承，中外之间的关系可以围绕着这个轴承安稳地旋转。但是在这个国际交往的真实想法中，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同胞中有什么人会同情他，他的孤胆奋斗自然不适合对这种思想产生效果。”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当李鸿章名声大噪且获得武昌总督这个高位时，外国人对他的看法（主要是来自于他与戈登及阿思本上校之间的交往的记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却又十分“狡猾”的官僚。对李鸿章性格的评价，可以参见阿思本上校在1867年做的记载（中国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而从英国购买了一支炮船舰队，后者是该舰队的指挥官）。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在依照条约而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中的欧洲人对李鸿章的一般看法。尽管这种看法的某些方面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有所修改，但它坚定地代表了英国外交的观点（比如巴夏礼爵士在1883年所持的观点，麦克唐纳德爵士在1900年的观点）。所以阿思本上校的观点（见1864年国会文件，中国卷，第二号）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的关注：

“李抚台是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跟所有的中国官僚一样不讲道德原则。他打算剥夺我的权力，之后利用我，把我踢到一边，就像他对军中所有的欧洲指挥官一样。他是受过教育的文官，不是一个军人，但他却管着陆军和海军的事务，尽管他对此没有一点军事知识……他已经得到了优秀军官戈登少校提供的服务，戈登好像是为李抚台而不是为皇家军队提供服务的……李抚台开始剥夺他的权力，从两方面影响他的行动：一是剥夺他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的手段；二是给许多欧洲其他人提供相同的职位，以便让他们互相作对。戈登少校计划攻打苏州，要求给他配备100个欧洲士兵。李抚台同意了，却说这100个士兵只能供他使用1个月的时间。戈登拒绝和他达成这一的协议，觉得抚台这样的做法不公平也很愚蠢。抚台羞辱了他，质疑他和太平军交战的愿望，并提议突击的部队应该由他雇佣的所有欧洲军官组成，而这样一来，中国人便可以踏着他们的尸体向着胜利前进了。

布朗将军是我国在华的军事指挥官，也是抚台的下级，他告诉我，抚台不听从他的忠告和意见，还有意地避开和其商讨。当布朗将军想要和他见面时，他以公事繁忙为借口故意不见。既然这样，我作为一个下属，怎么会指望所有的中国官员听从我的建议呢？”

密吉先生一直是李总督忠实而又满怀同情的辩护者，在李鸿章去世后，他在文章里对李鸿章的政策做了一个介绍，让人留下了很不一般的印象。虽说密吉先生和李鸿章之间有私交，也有职务上的往来，但他对这位总督的目的和方法的认识，从整体上来说似乎比阿思本上校在生气的情况下写出的看法更为公允些。密吉先生这样写道：

“李鸿章已经成为拐弯抹角、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之徒的代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大方向去考察他的职业，那么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他是一个领航员，职责就是避免让轮船触礁。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照顾船长、安抚船员，避免和其他船只碰撞。他扮演的角色确实是个卑微的角色，而且还要时常被羞辱。

机会的把握，对潮流、风向和水流的研究，注意那些不遵守规则的船只的活动，都是维持安全的必要条件。为了安全，经常要做出牺牲，货物要舍弃，航向要调整。有时这些局面可以用金钱来改善，但从本质来说，安全是通过体面或不体面的让步买来的。于是日本在1874年获得赔款后被打发好了。又有一次，即1885年，为了避免一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国允许日本共同控制朝鲜，这对实力薄弱的一方来说是关键性的安排。大约在同一时期，通过割让东京，中国买到了与法国的和平。在1894年，他可能会舍弃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但是这些让步尽管买来了和平，却让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从逻辑上说导致了按照俄国的要求，割让了满洲。”

从以上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外交官，李鸿章政策的基本动机不论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尽可能地维护和平，如果外国人的既定目标或本国人的愚蠢行为就是把战争强加到他的头上时，他的基本动机就是尽量快速地和敌人达成和谈。对于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吉先生的评价是较为公允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密吉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李鸿章在履行作为领航员的责任时常常表现出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出自于船上货物的个人利益。此外，对于密吉先生的观点和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的理念，一些现场的观察家强烈地表达了反驳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在1894年促使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朝鲜事件中说李鸿章不仅是决策人，也是个赞同者。在我们考察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时，这个问题还会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讨论。在此要说的是，英国学者争辩的双方都各执一词，但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毁掉了。

李鸿章的国际外交生涯，可以说是在他1870年6月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时候开始的。那年他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调过来，调离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担心法国会因在天津发生的严重动乱而对华宣战。法国领事馆和教堂在这次动乱中被焚毁，法国领事和16名法国修女也被杀害。

李鸿章得到了赫德先生（时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绝妙指点，从崇厚和曾国藩那里接手了与法国当局的地方谈判，三个月后，成功处理了法国政府的要求。李鸿章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便利，那是因为他知道法国当时没有用武力向中国所要赔款的可能性。他灵活而又巧妙地借着他对法国的了解，成功地摆脱了困境。谈判顺利完成了，这挽回了中国政府将要丢失的面子，也挽救了对那场动乱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国官员的性命。

在官员的人格尊严遇到危机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对此立场坚定，毫不动摇。由于他的这种态度以及这次残杀的极度野蛮，在香港、上海和其他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里的欧洲人社区中，大众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但是他在这次问题中的成功解决赢得了京城各派人士的欢迎，他与法国公使罗什乔特进行谈判的方式给外交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有关各方都明白，如果法国代表没有明智地把谈判从京城转移到李鸿章的衙门的话，问题就不可能达到圆满的解决，因为那个时候的总理衙门是十分无知、无能而又高傲自大的做派。

在这次危机中，李鸿章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才干，这也形成了一个奇妙格局，这个格局让欧洲的外交官在多年里都无法摆脱。根据条约的常规，合理的程序一般都在京城的外事部门进行谈判，但最终要由天津的李鸿章总督做出决定，而且还要不断地被迫寻求这位天津总督的非官方介入，以期尽早结束在京城的耻辱僵局。这样产生的反常局面非常适合总理衙门，因为这样一来，衙门里面贪图安逸的官员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令人厌恶的公使交给李鸿章处理，如果处理结果不合他们的意思，他们又可以否决他的非官方谈判。这种做法也非常适合李鸿章，因为这会不断地增加这位李总督的威严和新利益，会带给他两样他所钟爱的东西——权力和能够抓住得到朝廷任命的机会。

在困境中，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用迂回啰嗦的陈述来避免明确表态的做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马嘎尔尼与埃尔金使节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在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之后，他们在与欧洲外交官处理事务时，需要更微妙的方法，才能胜过东印度公司时代已经用过的方法。

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被授予了可以在洋人就任何问题提交给总理衙门受理之前就进行初级审理和行使地方性的权威，所以总理衙门在对任何事情做出最后决定时都会和李鸿章商议。同时，由于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成为总理衙门的官员，所以即使他的建议十分真诚，也不一定会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所采纳。

京城将李鸿章的地位用作无限期的拖延。能干的公使（比如巴夏礼）认为李鸿章这样的职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很多外交官因为遇到了这种东方特有的逃避手段，而把拳头“砸到羽毛做成的床上”，最后弄得筋疲力尽，甚至名声败坏。还有一些外交官寻求最小的抵抗力，则与天津总督衙门进行非官方和间接的来往。所以日积月累，外交事务越来越多地落到了李鸿章手中，他会将谈判进行到一个火候，在此总理衙门能与相关的公使团达成有利的协议。

在维护中国政府的面子时，在挽救同僚的性命时（比如在天津暴乱中），李总督值得赞扬的地方是自他天津上任开始，就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决心，要在管辖之内维持法律和秩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压制所有排外的骚乱。当他抵达北方时，向百姓贴了一份告示，提醒他们说他手上有个精良的部队，在镇压叛乱方面有过经验，任何不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镇压。不止一次地他证明了自己的言行一致，在他这么多年的任期里，外国人的财产生命安全都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态度正好和他在1867年那份奏折里表明的主张一致，即承认洋人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承认中国长久以来的排外政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所以应该采取一种顺应时势的妥协态度。总理衙门和其他的大多数总督官员都认为《天津条约》是外国偶然袭击中国的结果，所以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的宽大视角只是洪流中的第一波而已。因此不管国人们对这个条约进行了什么样的谴责，他还是继续让这个条约得以生效，一方面维护中国的权利，一方面又不给洋人发动战争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要明智，他的勇气也是令人敬佩的。国人们没有领悟到其手段和事实的微妙性，所以总是指责他是“外国人的朋友”，事实上，李鸿章比他们都了解欧洲人，尽管如此，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

随着李鸿章对世界知识的了解，他之前对欧洲伦理道德的高度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戈登对他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对急切的特许权所有者和地盘抢夺者的质疑。同样地，对于传教事业的看法在他心里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从没出现过的。尽管如此，他到去世的时候都对欧洲（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的道德法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这种道德有什么缺点，它所培养的官员说出的话都是可以相信的。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他常常表现出对这种西方式的美德的欣赏之情，他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真诚的，即使在利用这种欣赏去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处理完残杀法国天主教徒的天津动乱后，李鸿章负责的另一个重要谈判就是关于英国领事馆官员马嘉理被杀一事。这位军官受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之命，为印度政府于1875年组织的一支探险队提供服务，探险队的任务是探索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商业路线。马嘉理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却遭到了杀害。他的死亡被证明是一场阴谋，是缅甸国王和中国的云南巡抚岑毓英合谋的结果。

英国政府按照威妥玛爵士的建议，坚持让中国当局负主要责任。从政治角度看，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因为岑毓英在他的管辖内从不重视中央政府的干涉和劝告，此外在中国的体制下，省级高官对发生在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动乱都要负直接的责任。所以威妥玛爵士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要求岑毓英奉命前往北京，接受渎职罪的审判。如果英国政府和公使馆对中国官僚的基本原则有更生层次的了解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除非是把它作为开战的借口，如同25年后对义和团的处理那样，官僚阶级已经做好了抛弃金钱和领土等一切东西的准备，但就是不能抛弃高贵的阶级尊严。

在天津教案中，法国政府只是要求惩罚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一名知府和一名知州，但在总理衙门递给朝廷的一封密奏中，也将这一要求视为“极其傲慢无礼、万不可答应”。但在马嘉理这个事件里，英国公使为了一个领事馆官员被杀一事就要公开羞辱一个巡抚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阶级。所以即便是京城大街上的人都知道这并没有交战的危险。接着在李鸿章出场之后，使用了一种比总理衙门粗暴的方式更为微妙的方式，让这位英国公使的处境变得越发困难和窘迫。而此前，英国公使的赔款要求被迫成为长久无用的商讨话题。他辛苦奔波的唯一成果就是成立联合委员会，去现场调查马嘉理的被杀一事。中国政府用特有的处理方式，把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湖广总督）和岑毓英委派为该委员会的代表。由这样一个委员会调查马嘉理被杀一事只能让事情发展为没完没了的讨论。

中国人如果不是坚信英国公使定时发出的战争威胁并不会发生，他们是不敢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最后，威妥玛爵士已经放弃了任何解决的希望，此外他很想吓一吓总理衙门，如同他声称的那样下决心离开京城，前往上海或者是伦敦通过电报联系。中国政府面对着这样决定性的时刻，便惊慌起来，于是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前去解决此事。按照赫德先生的建议，李鸿章一直在北京谈判的这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中沉默不语，扮演了有效的角色。有个阶段，他（在天津）与英国公使就调查委员会进行了谈判，这个委员会安排了他兄长李瀚章的任命，同时保证政府会严肃地考虑威妥玛爵士的要求。但总理衙门回绝了他的和解政策，事情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马嘉理被杀一事最后以《烟台条约》的签订而得到了解决，这个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进行外交活动的重大胜利。这让人毫不怀疑他以夷制夷和准确判断对手的能力。在他处理此事前，他就是这样在北京进行谈判的，这使云南发生的事件渐渐不可避免地和《天津条约》的修订问题搅和在一起了。

比起对英国官员被杀一事，清政府对条约的修订更加有兴趣，而且签订条约也是列强们关心的事情。在取得这个结果并让问题复杂化后，李鸿章就很容易说服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列强的代表们，让他们对烟台会议上讨论的“商业问题”产生兴趣（英国代表也被骗入这个会议），并且从各国代表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有竞争性的外交官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回报。

通过这些聚到烟台的各国代表们李鸿章了解了情况，也通过中国海关税务司赫德常常从伦敦方面提供给他有用的情报，他了解到英国是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开火或是登陆的；事实上，英国方面对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厌恶，他们会很高兴能有看似公平的方式挽回颜面，了结此事。在李鸿章这方，一旦在马嘉理被杀一事中取得承诺，豁免云南巡抚，他就十分愿意照着惯例赔偿这个英国官员的性命，支付其家属的抚恤金。但李鸿章也提出了条件，即让中国大量增加对印度鸦片的征税，并对外国商品征收过境税。

以中国人的观点看，从上海和香港商会对《烟台条约》所怀有的敌意充分反映了李鸿章的外交成功。上海商会的一个代表说，“《天津条约》清晰、简单的条款比《烟台条约》好得多。《烟台条约》里的条款有模糊的地方，如果为了这些条款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吵来吵去，那么对于《烟台条约》中不明确的条款引发的争吵，恐怕没有人能够活到争吵结束的那天了。”因此，由于英国政策的错误和犹豫不决的结果，再加上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成就，这场由一个英国领事馆官员被杀引起的谈判，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减少《天津条约》中给予外国人的贸易权的契机，并且大大增加了关税收入。

英国商人反对批准《烟台条约》，其批评声一直持续了9年，但中国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在伦敦的曾侯爵和在北京的赫德先生所进行的活动都集中致力于增加税收的关键问题，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勋爵于1885年7月签署了附加条款，此条款为中国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建立了一个以税收为目的的“国内之国”打下了基础，使得北京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最终目标——垄断国内的鸦片贸易。

在签订《烟台条约》的时候，李鸿章给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1876年10月5日），上面记载了此次谈判的经过和对马嘉理被杀事件的解决。在和英国代表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并证明了中国官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未来做出保证了。同时，他抓住机会对国民做出了强烈的警告。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强调了严格遵守条约的必要性，这个观点和他在1867年所宣称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承认这些都是他真实情感的流露。在马嘉理被杀后，总理衙门被迫向各省当局发了一个公告，为的是提醒他们按照条约，持有护照的外国旅游者应该得到保护。李鸿章在这个奏折中这样写到：

“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臣懔遵上年九月十一日谕旨，再行严饬所属仰体国家敦睦友邦之意。嗣后遇各国执有护照之人往来内地，于条约应得事宜务必照约相待，妥为保护。若不认真设法，致有侵凌伤害重情，即惟该省官吏是问。并于各府、厅、州、县张贴告示，使之家喻户晓，洞悉中外交际情形，以后衅端自可不作。如蒙谕允，即由总理衙门拟定告示，咨行各省照办。”

李鸿章很清楚，这次中国政府之所以逃避得了报复性的侵略和掠夺，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在它本国附近有更为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他也知道，长久地无视条约，或者再次发生暴乱事件，迟早会让中国在毫无防御的状态下受敌，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友好国家给予的同情。他知道英国和法国不是困境和危机的发源地，根据他的远见，日本才是一块阴云。日本在1870年还是一个不如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已经满天乌云密布，迫近地平线上。在马嘉理被杀一事发生的同一年，李鸿章不是向威妥玛爵士求助以便收买对台湾疯狂侵略的日本人了吗？他很清楚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急于争吵一架，而俄国就要开始对动乱中的喀什噶尔表现出不祥的、侵略性的兴趣。

1874年中国支付了日本的赔款，目的是为了补偿日本远征台湾的费用，按照密吉先生的话，这是“一个真正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交易，它告诉全世界的人，这里有个富裕的大清帝国，它愿意掏钱，却不打算打仗”。对于那些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的人来说，这个事情显然说明了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文明的先天缺陷，而中央王国接下来的历史便是这些发展中的症状的自然暴露。但是对中国来说此后的10年里是李鸿章经历的美好时光，是一段喘息的时段，在此期间如果中国能够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地位的话，就有可能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与法国的关系

第一场暴风雨爆发于1884年，起因是由于法国通过安南（交趾支那和河内）向广东和广西边境进军。法国的冒险政策野心勃勃，梦想用中国的损失为代价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这个打算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想挽回1870年在天津受辱的经历，以及当时被李鸿章利用的窘迫局面。当法国军队在70年代末通过安南稳步前行时，中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没有任何措施来保护这个附属国。后来当李维利上校带领的远征军明显流露出野心勃勃的计划时，中国驻巴黎公使（曾纪泽侯爵）奉命告知法国政府，任何对山西和贝宁（这两个地方都是越南国地名，译者注）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宣战的表现。1884年的春天法国攻占了这两座城市，总理衙门不仅想不出什么抵抗措施，而且还由于担心广州的危险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满腔的焦虑。对李鸿章来说，这同往常一样，阻止灾难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在1874年加尼尔远征之后，法国与安南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1875年5月这个事情通过官方传达给中国政府，得到了恭亲王的正式承认且无抗议。安南国王的臣属如此脆弱，他本人又视野狭隘，直到1882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和京城方面就这份条约做任何沟通。到了1882年，他已经弄清楚有名无实的国王和暴君有各自的优缺点，于是下决心向宗主国寻求帮助以期对抗法国的侵略。

在1874年的条约里，法国政府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建立对安南的保护关系，中国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些条约和维护宗主国的古老地位是不能兼容的，而这种地位是安南的进贡使团到现在为止一直承认的。但是他们缺乏勇气也没有实力来承认这个问题，所以就让事态照着“等等看”的原则发展下去。

随着法国一步一步的侵略，中国由于不采取行动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最后，河内要塞的沦陷（1882年4月）终于迫使中国采取了措施。于是中国方面派军队与非正规的“黑旗军队”合作，后者是一个地方部队，在河内发动过一些游击战，取得过一些胜利。之后的战争和谈判是十分拖沓的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直到1885年4月才结束一切，和平才得以恢复。这方面的记述，中国历史方面的学者能够从科迪埃的书中得知，即《中国关系史》的第二卷（巴黎，1902）。

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扮演的是引人注目的和事佬角色。确实在外交冲突的很多阶段里，他都大胆挺身而出，反对总理衙门和京城主战派的政策和做法，对敌人对朋友都很坦率地宣称他不赞成中国驻巴黎公使曾侯爵笨拙的强硬态度。但是，实践证明他的和平政策是明智的，有远见的，最后他的朋友和敌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如果他的政策没有受到总理衙门愚蠢的错误的影响，如果他于1884年5月和海军上校福禄诺签署的条约能生效的话，中国可以省下一亿两银子，而法国就会少打一场没有多少荣耀的战争。

1882年年底的时候，李鸿章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他诱导了法国公使宝雷签订了一份协议（上海，12月20日）。根据这份协议，作为对中国部队撤军的补偿，法国保证正式承诺尊重安南的主权和领土。河内被一分为二，一方是法国势力，一方是中国范围。但是这个协议被法国政府方面拒绝了，宝雷本人也被召回。法国拒绝承认中国介入安南事务的权利，或者中国在河内行使宗主国的权利。

关于此事李鸿章的胜利更加值得注意，因为他知道宝雷也许已经猜到恭亲王和京城的主战派会拒绝这个协议，那样的话李鸿章的境地就会非常不堪，可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公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三个月以后，李鸿章从北京方面奉命通知法国代表，中国坚决不同意在附属国的事务中遭到忽略；安南国王的特使刚到达京城寻求保护；中国军队已经奉命重新进驻之前在河内的驻地；李鸿章本人要奔赴广州出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因此法国驻河内的公使立刻采取行动加强了法国在交趾的军事力量。事态看起来似乎是李鸿章被迫违背自己的心愿，为了军事敌对行动而放弃外交战场了。到了4月份，法国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了提议，即给河内方面增拨550万法郎作为海军军费，德里古先生从日本东京调往京城，代替之前的宝雷公使，奉命“友好而坚定”地同中国政府交涉。

德里古先生于6月6日抵达上海，在那里会见了李鸿章，此时后者正假装前往广州接受军事指挥官的职位。李鸿章一度采取好战的姿态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态度与他之前的态度是相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去南方一事不过是“虚张声势”，目的就是利用京城的主战派吓唬一下法国政府。但他并没有往前行动，到了上海就停了下来。德里古先生在7月20日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坚定的态度足以让他在这里待上一个月，能阻止他前去接受南方省份的指挥官一职。”德里古先生建议政府在这个关键点上尽心尽力，封锁安南沿海，并增援部队去河内。此外，曾侯爵在巴黎密切配合京城的主战派采取措施，从一开始就动摇李鸿章的和解政策，他现在通知总理衙门，说法国议会和媒体都不愿意在远东地区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

李鸿章受到了都察院的攻击，被指责成叛国贼和懦夫。他们在李鸿章离开天津南下之前就要求总理衙门把谈判交给曾纪泽全权处理。然而法国7月份的时候仍在继续备战，曾纪泽因局势的恶化而震惊不已，总理衙门鉴于此便把李鸿章召了回来。9月，德里古先生在天津与他再次会面，在接下来的友好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让他想一想如今在总理衙门抱怨曾侯爵挑衅的态度。10月，法国封锁了安南沿海，并派出了增援军队，李鸿章拒绝为整个事件负责，并公开指责了曾纪泽的态度，要求总理衙门免除他在谈判中的职责。李鸿章很坦率地对德里古先生说：“总理衙门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幻境。”这并没有妨碍他在这个时候劝说美国和其他列强为了中国利益而对法国的入侵行动进行干涉。真正的无所作为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

1883年11月16日，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和所有涉及条约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公告，内容涉及中国在安南事务中的地位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了中国军队在河内的状况，也提到了中国会用武力阻止法军在那里的进一步意图。在此可以看到李鸿章灵活的手腕，因为曾侯爵已经在巴黎反复通过官方渠道说明了河内没有中国部队。结果曾纪泽成了笑话，总理衙门被迫表示不认可曾纪泽的说法，于是李鸿章又重新开始控制局面。

1884年3月，中国政府从山西（越南河内西北部）和北宁的沦陷中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4月，事实上担任了大清帝国24年宰相的恭亲王和他那些许多好战的同僚们，因为慈禧太后的一份诏书而被免了职。从那时开始，李鸿章的影响便高高在上了，求和的意见也渐渐占了上风，他重组国家陆军和海军防御的政策也得到了实施，而这些都是在慈禧太后和醇亲王的支持下进行的。

李鸿章玩完了一场等待的游戏，在游戏中他获胜了，但他对法国的求和政策直到一年后才得到了实施。凭着忠实的亲信德璀琳先生的帮助，他在恭亲王下台的一个月后成功地与福禄诺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位海军军官以前曾与李鸿章、德璀琳建立过友好的关系，现在突然被法国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处理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所有问题，这实际上强调了李鸿章心里十分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在远东的冒险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李鸿章得到了太后的同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根据《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他同意把对越南的保护权让给法国，但取消了法国对赔款的要求。双方的问题似乎被这样的方案解决了，费利先生拍电报给李鸿章表示了衷心的祝贺，李鸿章也以同样友好的言辞做了答复。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根据协议，中国军队要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军。然而在条约签署的四天后，总理衙门声称（不知是否有诈）除了双方停止敌对外没有明确地解决什么问题。5月17日，在和李鸿章会见中，福禄诺上校尽力劝他按照协议的精神，定下确切的日期，把中国军队从谅山和其他被占领的地区撤离。李鸿章很愿意做出承诺，但要求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对清军下达明确的撤军命令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一个有关撤兵日期的协议已经被签署了下来，并得到了福禄诺上校和李鸿章的同意。根据条约中国军队将于6月6日撤兵。

19日，法国军事当局按照命令要求中国撤军。但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的撤军命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们要注意到，总理衙门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的协议总理衙门一概不知，当谅山的中国指挥官急切地等待命令时，李鸿章认为最好不要给予答复。

按照密吉先生的说法，李鸿章希望，甚至暗示，在不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情况下，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可以自己来应付局面。这是李鸿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外交的影响作出的很典型的安排。但是，对双方来说不幸的是，法国派去攻打谅山的军队力量太弱，而且又遇上了作战经验丰富的黑旗军，因此被击败了。于是敌对状态又开始了并这样持续了下去。

李鸿章指责福禄诺上校因为“误解”而导致重新开战，而总理衙门因为法国军队的溃败而倍感信心，决定让中国军队继续占领谅山和老街，直到前线所有问题得到商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赫德爵士在李鸿章小心谨慎的提议下前往上海，与新上任的法国公使巴德诺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是想让巴德诺先生在上海与赫德，或者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半官方的预备会议，这样一来就能防止他直接到总理衙门吵架。换个说法，也就是为了防止让事情进一步恶化。但是巴德诺先生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法国政府明确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宣战，其政策被秘定为“继续努力谈判，让两国在那儿不要卷入战争”。尽管有着这样的限定，福禄诺还是获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这样的通牒，即要求中国军队立即从越南北部撤退。就在两天前，总督衙门宽容地对通知法国公使团，说中国是不会坚持索要赔款的！实际上双方都在虚张声势。

7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南京总督与法国公使（还在上海）谈判，而京城便拖延了法国最后通牒中的期限。这是李鸿章的要求，这样他能够把“华商”的船只换上美国旗帜。同时，赫德驻伦敦的秘书在上司电报的指令下，在巴黎举行了半官方性质的谈判，而这个谈判实际上是一群顾问的聚会。脾气很大的老将军左宗棠（征服过喀什噶尔）在北京的出现让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中非常尴尬，因为左宗棠请求太后不要留心什么和谈政策，而是发动一场强大的战争，把法国人从西贡赶出去。

很明显，现在只有强制的手段才能让总理衙门那些有着化石般脑袋的官僚信服。因此，法国人进一步轰炸了福州，摧毁了闽江里停泊的中国战舰，而且还封锁了台湾。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开始收获他在和解之地上种上的粮食了。在福州被轰炸后，费利先生拒绝让海军上将库贝特攻击旅顺，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给“我们的朋友李鸿章”带来麻烦。

法国政府的态度有些犹豫，李鸿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态度，因为他知道皇太后因为战争巨大的花费而心里不安，战争会让她的金库倾家荡产。但他这样的想法只维持了一段时间，赫德爵士受令，通过海关驻伦敦的秘书和巴黎的费利先生进行谈判。

3月初的时候，法国政府很高兴地从赫德那里得知他得到了一份密令，被授权进行谈判，既不用通知李鸿章，也不用通知中国的驻外公使。赫德的做法非常过分，他要求不让李鸿章知道他的特殊任务。但是三天过后，李鸿章本人却正式通知法国驻天津的代表，说总理衙门已经命令让赫德全权谈判。

事实上，赫德和李鸿章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意见非常一致，但两人都认为将谈判神秘化，让谈判人数增加会带来不利结果。这次，两人走运了。赫德的伦敦秘书J.D.坎贝尔在4月4日成功地和法国外交部达成了协议，同意终止敌对的状态。根据这个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在京城签订最后的条约，并且这个条约基本上是以1884年5月签订的《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为基础的。在巴黎签约的一周前，法国和中国都知道法国军队在谅山被击败了。费利先生自然认为中国将不会承认巴黎的谈判，所以决定不向议会提到任何有关那些谈判，针对谅山失败后的暴风雨般的敌对批评，他宁可鞠躬弯腰，引咎辞职。

李鸿章现在稳稳当当地掌握着大权，不管是胜还是败，他和皇太后都没有心思继续打仗。所以6月9日，他特地从京城赶到天津，与巴德诺先生签订了最后的合约。法国参议院对这次战争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这次战争不仅保证了法国在越南的地位，而且法国基本上成了越南的保护国。但是中国既没有支付赔款也没有割让土地，还把一次军事胜利炫耀成决定性的战争，因此中国也对这个合约表示满意，因为它挽回了显贵们的颜面。对李鸿章来说，事实充分地证明他的政策和耐心是正确的，因为中法双方都承认他早在一年前就单独与法国签订的条款是合理的。一切问题解决后，他于6月23日给法国外交部长弗雷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趁机表达了他对巴德诺先生和天津的法国代表里斯特赫伯的深切敬意。这封信中有一段文章很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

“应我的请求，您已经批准了里斯特赫伯返回法国。在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我认为您如果要向他询问有关当下的事务，那么这可能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为此我深表敬意。您的代表一定会向您解释我的愿望，那就是与贵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与您商讨今后双方能给彼此提供的帮助。”

出于很好的理由，李鸿章非常重视良好的私交，他通过自己的处事风格、和蔼和机智方面的魅力，常与欧洲人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亦敌亦友。在许多场合，他凭着无穷的精力、胆量和资源从敌人那里赢得了敬佩和同情。对中国来说，这比在炮台和军舰方面的花费更有价值。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费利先生的例子就有关系的成分。更明显的是1895年他和伊藤博文在马关的谈判。李鸿章完全清楚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价值，明白如何利用私交去赢得给予他同情和尊敬的人们的友谊。

在和自己的政府打交道时，李鸿章通常要面对各路人不同的思想，但他长久以来的适应能力使他很少犯错。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以上引用的信件和下面他给皇帝的一份奏折，里面提到了合约的事项：

“今乘谅山大捷之后，皇威震慑，薄海同钦，法都既有悔过之诚，中土亦可藉收戢兵之益。仰蒙皇太后、皇上坚持定见，杜要求之诡谋、扩怀柔之大度；诸王大臣和衷匡弼，实力赞襄。自本年正月迄今往复辨析，煞费苦心，遂得定艰危于俄顷、跻举世于平康，实天下臣民之福。”

在1884年遭受主战派的极大打击后，李鸿章在宫廷和整个大清帝国的威望也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而彻底恢复了。10月他几乎是胜利返京，醇亲王亲自前来探访，而且慈禧还对他秘密召见了几次。这些会面的结果是皇帝批准他“武装准备”的政策（需要在他的领导下花费巨大的开支），这样一来，他便到达了一生中权力和威望的顶峰。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十多年——也就是说，直到日本发动战争的阴云密布，暴露出这条纸龙的木板和浆糊的虚弱本性为止。

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他外交生涯的早期便认识到，在处理和日本使节的关系时，所遵照的原则要完全不同于和欧洲列强相处的原则。他极少犯错的政治本能告诉他，早在1847年以前，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冒险与日本不可避免的军事扩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www.xing528.com)

1874年，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大日本”的勃勃野心；同年，日本军队以最蹩脚的借口侵略了台湾，李鸿章用贿赂的手段打发走了日本人，向全世界掩盖中国虚弱的防御能力时小心谨慎且实际。

这一年，李鸿章又发现和欧洲人交往时往往有效的逃避和拖延策略对日本人来说是根本没用的，他们本身在东方外交艺术和技巧方面就是高手。日本派来使节副岛处理台湾问题，但是他温和坚定地拒绝和李鸿章商讨问题，坚持要和清朝最高决策者直接处理事务。随后到达北京的使节团甚至都没有打算去拜访天津的李总督。李鸿章和日本人的第一次交往便受到了屈辱，这让他本能地讨厌日本人，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后来那么多年一直尽力通过展示自己雄伟的军队来恐吓他们，而且在受日本野心威胁的地区给其他列强好处，以此来抵抗日本人。

在李鸿章外交生涯的每个阶段，有证据表明他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比来自西方的威胁要大，因为欧洲列强的兴趣和野心不如日本那样，核心目标是侵占中国的领土！。

1876年，日本必将发生的扩张的危险警报和明确的迹象发生了。这个扩张趋势是日本地理条件决定的，是由日本中世纪的武士精神决定的，也是由迅速增长的经济压力决定的。

在这一年，日本向征服朝鲜走出了第一步，与朝鲜国王签署了一份独立的商业条约，而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附属国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堡垒。就连麻木迟钝的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个步伐的意义，因为这是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挑战。但朝廷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策略击退或防御日本人。虽然京城方面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但走一步看一步的政策占了上风，直到李鸿章的出面。

李鸿章很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说阻止日本野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朝鲜向全世界开放。1882年，这个建议通过朝鲜国王与外国列强签订商业条约而得到了落实。同年7月朝鲜前摄政王，即现任国王的父亲发动了一场骚乱，这导致汉城的日本使馆被烧。李鸿章接着奉命转移危机，他派了一位心腹马建忠率领庞大的海军和陆军前往朝鲜。日本虽然急着确定维护其权利，但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行动。马建忠的外交是彻底的和解姿态，这次事件以抓住了前摄政王结束，此人被作为国家的囚犯被押送到直隶的保定府。同时，朝鲜派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日本道歉并支付了赔款。

下面的一段文字出自李鸿章于1879年10月23日写给汉城宫廷的官员苏善的一封信（此信不打算公开），从中可以看到李鸿章与日本打交道的政策和背后的动机，也有利于解释他对日本人的真实感受：

“承蒙赐告贵国政府与日本之关系。倭人性本倨傲自大，野心勃勃，狡诈万分，步步为营，贵国被迫视情应允其要求。睹此情状，深感阁下任重道艰。去岁会晤朝鲜使节团，余已阅尊函，蒙阁下反复示知，倭人求阁下转达其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之愿望，并言我们大可放心，其用心可昭日月。

愚见以为，领邦关系自古易明：两国有隙，可由共同利益之纽带走到一起。若无互惠之基础，即无一致，互为敌国。明知倭人缺乏诚意，宜佯装不知。为自卫起见，避免争端，维护友好关系。为此于前信中奉劝阁下莫露疑心，恐其成为不利于阁下之借口。”

谈到日本在领土扩张中寻求财政和经济解脱时，李鸿章建议朝鲜秘密组织军队进行防御，同时小心谨慎地遵守条约内容。他在信中继续说道：

“本国政坛首脑皆以为，此类事防胜于治。或言最易避祸之法，莫过于关门静坐。误哉，我东方国家殊难办到。日本之扩张运动，非人力所能阻拦。贵国亦被迫与之互签通商条约，开新纪元之始。诸事表明，以毒攻毒，借力打力，方为我等最佳出路。阁下抓住所有机会与西国缔约，便能以其遏止日本。

西方通则，一国不得无故侵占别国领土，然则国际法之保护力，仅于共享商业利益之强国有效。去岁土耳其沦为俄国侵略之牺牲，土国将要屈从，英国召各国共商，俄国迅即撤军。若土国如同贵国坚执孤立，便将成为俄国之食物。比利时与丹麦皆为欧洲小国，均已与各强国签约，因之无人敢于欺侮压迫。此即救弱阻强之妙计。”

不仅要面对日本的威胁，还要警惕俄国，所以李鸿章建议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签订通商条约，建立海关关税制度，往国外派遣朝鲜公使。最后他在信中说：

“西方国家利用我们之不幸，以武力强加其愿望于我们。其用于缔结条约的辩论乃武士。正如阁下所知，执行其条约已成无尽困难之源。贵国政府今若主动实现其自由意愿，则西方列强在诉诸武力之前，定会万分吃惊，竟至难以苛求。循此办法，贵国便能不给其提供保护之口实，坚持禁卖鸦片，禁止基督教传播，禁止各种腐败影响……阁下既已知晓敌人之力量，便可动用一切手段加以分化。谨慎前行，运用机智，则阁下将以善谋者闻名天下。”

李鸿章在京城巨大的舞台上坚定不移的奉行着上面的策略。

1882年的危机之后，日本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威胁已是非常明显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张佩纶（即李鸿章的女婿）给皇帝呈上了一份奏折，呼吁不仅要对日本防御，还要准备好进攻。朝廷命令李鸿章就这些建议作出汇报。他的回复常被外国学者拿来来证明他有进攻日本的想法，也是他该为1894年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责任的证据。但事实上，从他以前主张的政策和此后的行动来理解这份奏折的话，这个折子只是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野心和中国的无能。

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表示了对张佩纶观点的赞同，即应该准备与日本交战，所以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以便实现这一目标。但之后他又提醒朝廷，伊藤博文访问欧洲的结果是当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时，外国列强有可能会站在日本一方来反对我们。

接着他提出了明智而小心的忠告：

“然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西方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预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只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

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画责臣，窃谓此事规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经营数年，方有成效……蒙圣明毅然裁决，则中外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议也。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知指拨之时，非尽有著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叠此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

李鸿章在奏折最后的总结是：“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事实上，这就是“等等看再说”的谨慎策略。

通过1882年和朝鲜国王签订的条约，日本在朝鲜有了立足点。从此以后，这个隐士般的国家历史将乱作一团，有朝鲜、日本和中国轮番上演的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背叛、计谋和破坏没完没了地发生。在前摄政王被抓捕之后，李鸿章把他最得力的副手之一袁世凯任命为驻朝鲜的中国代表，其手下有一支人数不多却很精干的部队。通过垄断朝鲜的电报，还在赫德爵士的指导下创立了朝鲜海关，李鸿章强调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阴谋和动乱在汉城仍然发生着，直到1884年，又发生另一场暗杀和暴乱，王宫遭到了朝鲜和日本谋反者的攻击，而中国部队则保卫着王宫。日本公使馆被烧毁了，公使和卫士经过艰难的斗争才从汉城逃到海滨。

日本政府非常清楚中国正忙于中法战争，没有力量抵抗朝鲜地区的压力。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不需要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井上伯爵和伊藤伯爵熟练的那种外交肯定足以结束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摧毁袁世凯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伊藤伯爵率领的使节团在1885年3月抵达了京城。当他发现总理衙门比以往更混乱的状态时，格外乐意和天津的李鸿章进行谈判，而总理衙门也很高兴摆脱这样的麻烦事。

和平常一样，李鸿章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温文尔雅地鞠了躬，但是心中有所保留。他和伊藤伯爵签订的条约，尽管中国的宗主国身份仍在，但实际权力已经丧失了。李鸿章和其他一些官员开始认识到朝鲜半岛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一般来说，这份重要的条约虽然预示着远东的大变动即将到来，但相对于法国人更加惊人的行动，它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在大清帝国走向下坡路上迈出的不可挽救的一步；对日本来说，这是大清帝国走向扩张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李鸿章接受了和日本共同管理朝鲜地区，也就实际上放弃了这个要塞，把日本放在了此后操控中国对外政策的位置上。就李鸿章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他希望能够说服朝廷相信未来的危险，今后能恢复往日的局面。

为了防止日本巩固其地位，李鸿章之后的活动只要是在他有权做主的范围内，肯定着手于海军、陆军的筹建和外交计划的准备工作上。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实际上他是只身一人，朝廷也希望他能想出一些办法和手段来对付海上的入侵。这时他要对付法国人，和俄国争论《里瓦几亚条约》，接着日本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的政治家才能建立在费边主义（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简称“费边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已经在上面引用的奏折里得到了证明。但最后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他失败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城官僚们在智慧和力量上的自鸣得意。

于是在1885年，麻烦的种子在朝鲜落地了，十年后它就会发芽壮大，给中国带来旋风般的灾难。后来在处理朝鲜的事务中，李鸿章努力摆出一副勇敢面对局势的姿态，且这种局势他知道是十分微妙十分危险的。作为驻朝鲜的中国代表，袁世凯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位在策划阴谋和虚张声势方面的高手，成功地维护了宗主国惯常的表象。

从一开始，李鸿章和他的副手就意识到在汉城的日本代表在温婉言辞和秘密活动的背后隐藏着坚定的意图。他们明白中国的大国地位，或者说中国的存在受到日本政治和军事力量科学组织和稳步增长的危险？。李鸿章的观察家经常提到，李鸿章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很少采取半安抚半吓唬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他常给欧洲外交家们留下的印象。

在《李鸿章—伊藤博文条约》签订后的几年后，中国不惜一切地保住了朝鲜宗主国的空洞头衔。1890年，从京城来的大清帝国使节团受到了朝鲜宫廷隆重的接待，接待的仪式符合藩属国应遵守的古老礼仪。（当时朝鲜仍为中国的藩属国）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京城官僚们无可救药的傲慢和保守造成的，也是由于袁世凯偶尔不理智的行为造成的（当他在朝鲜宫廷的影响节节攀升时，他的自大也在扩张）。无论怎么样，这种做法让日本政府十分恼火，也让它增加了欲望，意图做出最后处置，加快准备侵略朝鲜的行动。产生危机的因素迅速增加，数以千计的日本移民和殖民者涌向了朝鲜。通过经济渗透，日本征服朝鲜的道路正在稳稳当当地铺设过程中，不幸的朝鲜人迅速沦为给外来侵略者砍柴挑水的地步。反抗的人越来越多，反抗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日本人渗透朝鲜几年后，朝鲜人的地位十分危急，危急到足以引起1894年爆发的起义，这场起义并不是日本政府直接鼓动的结果。我们不妨这样说在朝鲜有日本间谍策划暴乱，鼓动造反，这就如同他们过去十年里不止一次地在中国做过的一样。然而，从1885年到1894年，由于每个到朝鲜的日本冒险者和殖民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密探，东京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等待那场无法避免的危机发生，（指朝鲜东学党起义）让日本用实际上的保护行为去取代中国人即将丧失的宗主国地位。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京城的中国政府和往常一样只是发怒，但还是不关心问题的本质和中国面对的日本强大军事力量。李鸿章和通常一样，一门心思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径，以此维护中国“颜面”，同时躲避战争。一些作家和外交官们经常用权威的口吻说，李鸿章期待1894年的中日战争，甚至是他挑拨起了这场战争。对于那些仅看到事情表面的人，或者对那些没有看到李鸿章把大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组建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海军和国防线上的人来讲，刚才那番话是可信的。还有一些人，习惯性认为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样好斗，这个结论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听说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赞同并支持这种好斗情绪。但是那些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且知晓真相的少数人，尤其是赫德爵士、德璀琳先生和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毕德格先生——他们都知道，当李鸿章不得不执行朝廷的指令时，他都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极力阻止总理衙门里那些年近古稀之人的空洞勇气并提出警告和建议。

当时笔者在赫德爵士手下负责机要事务，在工作中有机会看到大量的文献以证明李鸿章的谨慎态度与和解的愿望。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不能不说，战争不是他的目标，而是强加到他身上的，一部分是由于日本的扩张政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京城的主战派（即皇帝的党派）的愚蠢行为。不幸的是，这些文献证据都荡然无存了。刚才提到的赫德爵士在京城的档案以及德璀琳先生在天津的所有私人文件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了；毕德格先生小心地保管着的日记在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那天也神秘失踪了。但是撇开这些文件不说，只要仔细研究李鸿章处理日本事务的政策，就会发现他在对抗强国的战争中所得之物是非常之少的，而损失却是巨大的。他心里明白，要是冒着风险和一个武装精良、战备充分的强国打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其他事情一样，英国人把李鸿章当作外交家的看法是不公允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李鸿章认识到了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向俄国寻求帮助。这样一来他就接受了一个强国的帮助，而俄国当时在中国是受到怀疑的。

从1890年开始，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开始把李鸿章和他那个阴谋家心腹盛宫保当成支持法国、俄国在中国势力扩张的帮凶，这个观点实际上并没考虑到当时中国在朝鲜和满洲要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公开说自己并不喜欢李鸿章，这完全代表了在上海和香港的英国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作为俄国1898年前进政策的结果，在权力斗争中对铁路和银行方面的野心达到顶点，那么刚才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什么远见。但是英国的公众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在向俄国求援时，只是奉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贯作法，若是因为他对俄的政策而谴责他，这就是不公允的。范伦坦·吉尔乐爵士在1896年的京城给《泰晤士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若说李鸿章急于躲避战争，而中国政府坚持主张对日宣战，那么很难从中看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尤其他的态度和驻朝鲜代表（袁世凯）的政策是矛盾的。的确，李鸿章的整个军事目的是为了某天能对日本这个暴发户加以惩治，对他来讲，种族那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让他无法掩饰心中的轻蔑。尽管在备战方面他做得没有日本人好，但他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精神和意图。中国人都相信她的铁甲和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是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衙门是多么的贪婪，多么的无知，这让他的军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是做一些他很乐意指挥的宏伟壮观的表演。”

吉尔乐爵士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代表了那个时期英国公使团的观点。但是从李鸿章前前后后的政策来看，我们有理由肯定地说，李鸿章所有的陆军和海军方面的筹备都是防卫工作，而非为了进攻。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以及背后根深蒂固的原因。密吉先生对李鸿章的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

“李鸿章知道，由于蹩脚的武器、平庸的才智和混乱不一的意见，中国拥有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只是一朵外来的不会扎根的花朵，一阵大风便会将它吹得无影踪。此外他还知道若是和日本交战，整个负担便会落到他的肩上。所以他费尽心思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与敌人开战的政策。”

就连中国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的做法，李鸿章也是反对的。他的警告被朝廷忽略了，此时他只能面对不可避免的事实，尽力安排最好的部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重要的紧急关头，慈禧太后的意见和李鸿章基本是一样的；但与外交事务比起来，她更加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她让年轻的皇帝拿主意，而向皇帝进言的大臣们都主张向“倭寇”宣战。这时，太后党和皇帝党这两派势力正在宫里酝酿斗争，并且于1898年的军事政变中达到了高潮。大体上说，李鸿章是太后的人，于是皇帝党在总理衙门和宫里采取嘲笑他的策略，谴责他是不爱国的懦夫。这样，李鸿章便被迫卷入到灾难性的战争中，而他之前曾为逃过这一战而高兴；当战败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时，他感到慰藉的是他已经预见了这一点，他已经了解了俄国的意图，让俄国人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最后的手段。

这次战争过后，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表现把中国降低到长期落后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展开说明。现在我们只谈李鸿章的外交，而正是这个阶段当他的名声被败坏时，他在外交方面显示出的勇气和机智却令人敬佩。他的部队在纪律严明的敌军面前节节溃败，他那过分吹嘘的舰队在一个德国军官的指挥下进入黄海作战。整个装模作样、宏伟壮观的防御系统轰然倒塌——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上被彻底打败；但是李鸿章仍然毫无畏惧，精力不减，他对国际事务敏锐的眼光和认识让中国暂时免受了彻底的羞辱和肢解。

多年来，李鸿章早就预见了俄国和日本在朝鲜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在他的建议下，京城方面从1894年后对俄国的态度也是小小谨慎、礼貌有佳。在失败的痛苦中，他还遭受着朝廷中敌手的羞辱，难怪他不惜代价让俄国将来为他报仇。他此后与俄国的关系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他长期以来认真策划的防御计划。

京城的清政府和整个世界刚刚意识到中国已经完全崩溃并开始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时，李鸿章的对手们便一致地展开对他的攻击。在御史安维峻的带头下，一批翰林院的学者们给皇帝呈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猛烈地抨击并要求弹劾这位总督。这些人把李鸿章描述成一个无能、傲慢、不讲道德的官员，将他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对国家利益的危害行为，所以他的名字被认为给中国人抹了黑。下面就是这些御史的文字：

“另外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李鸿章把几百万两白银投在了日本的煤矿上，他的儿子已经在日本建成了三座商馆，金钱的利益已经让他心智昏迷，以至于日本人为所欲为，中国战败的消息让他兴高采烈，而中国战胜会让他万分沮丧。”

这些官员强烈要求在战败这件事情上采用个人负责的原则，因为李鸿章长期把持最高权力，这让皇太后不得不重视这些议论。这场战争实际上以威海卫于1895年2月的沦陷而告终。几个月后，李鸿章被剥夺了黄马褂和其他的荣誉，这说明朝廷对大清帝国军队的失败很愤怒；但李鸿章还在官场任职，慈禧太后并没有让他彻底失败。

早在1894年11月，根据李鸿章和恭亲王（10月份重新任命为高官）的建议，德璀琳先生被委派到东京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李鸿章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他派了一位级别较低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受命于大清帝国的大使，批评者将他的行为归结为他对“倭寇”的蔑视；但对他这种行为的真正解释比人们一般猜测的还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让德璀琳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主张最初是德国人的主意，李鸿章只是顺了这个想法，因为他很清楚其中的目的和作用。这是李鸿章的第一步策略，这个策略便是与德国、法国和俄国采取的联合行动，以期夺取日本的战果。这个计划的提出者是德国人冯·勃兰特先生，此人担任过18年的德国驻华大使，并于1883年离华。当这位能干的外交官在京城居住时，他已和李鸿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职务，但李鸿章并没有随之结束这种友好的关系。

李鸿章自己非常赏识冯·勃兰特，喜欢他对人对事的广泛经验。在固尔扎争议期间，勃兰特先生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因为他对中国和俄国都提出了明智的建议。他曾在圣彼得堡为俄国服务多年，所以在李鸿章和俄国交涉时，完全能提出很好的辩论路数和忠告。后来他对俄国的了解让他能够给德国政府解读日本的对华政策，使得德国政府对俄国人的目标逐渐表示认同。

黄海海战（1894年9月）以后，在李鸿章的建议之下，中国政府请求勃兰特先生担任一项特殊使命，即作为中国的特使，给各个列强说明中国当今的局势，并请它们进行干预。勃兰特先生小心翼翼地谢绝了这个任命，但他自荐为中国政府驻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讯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以特有的经历和能力让德国舆论支持中国反对日本。负责这项任务需要技巧，要让德国皇帝和许多德国高官改变之前怀疑俄国、同情日本的心理；完成这个任务也要求他十分熟悉新闻行业，并能够对媒体产生影响。勃兰特先生正好具备了这两点素质。他撰写和编辑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在英法两国反复印发；他的宣传渐渐让德国的大企业（包括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扭转了思想，让他们相信，支持日本就等于骑上一匹拙劣的马。他的行动干预了英国的贸易观点，让德国和法国走到了一起，联手支持俄国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政策。

11月3日，日本进入了满洲地区，并进一步威胁了旅顺港，中国请求列强们给予帮助，但它们建议首先要努力的与日本直接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勃兰特先生当然是参与者），所以德璀琳先生的使命便确定了下来。在派遣这个任务时，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伯爵写了一封私信，请求他接见德璀琳先生，说“他能够传达并说明我的意见和观点”。

在《李鸿章—福禄诺条约》的签订中，读者应该注意到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宁可选择间接的，也不要直接的接触手段，并且强调平等的价值。但在这件事情上，德璀琳先生被匆匆安排的这个使命的目的，主要是要让李鸿章（背后有慈禧太后和主和派）有充足时间和手段，以期思索如何度过这次难关，因为他清楚，当旅顺港沦陷的时候，这场暴风雨就会降临京城。皇帝的诏书任命李鸿章为德璀琳和朝廷之间的联络人，只要这个使命仍在，李鸿章的位子就会安稳；如果使命不在了，旅顺港的沦陷很可能让他的事业突然终结。德璀琳的使命便是李鸿章为了躲避这场灾难所筹备的第一个策划。

日本新闻界一直把这个使命描述为有预谋的侮辱。德璀琳先生受到了粗鲁的接待，德国的国旗也没得到日本人的尊重。这一切李鸿章早就有所预料，这也是有利于他的目的。下一步计划也是李总督设计好的，即让美国从中调停，然后让美国驻京城的大使田夏礼上校说服恭亲王找回德璀琳。这自然而然会在德国引发一场支持中国的活动，这个活动正好可以被勃兰特先生利用。

1月份，美国人调停的结果是，第二批中国使团在张荫恒的带领下被派遣到东京。这个使团得到了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机构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个使团不够资格，所以拒绝了谈判。所有这些失败的结果让外国增加了对中国的同情心，并为俄国决定干涉的政策赢得了时间。在德国的影响下，欧洲逐步形成了一致的阵营；之后克虏伯先生赠送给李鸿章自己的一副肖像，以此纪念这一开端。

1895年2月19日，根据皇帝的诏书，李鸿章把天津总督衙门的职位交接给了王文韶，并回京请训。皇帝非常冷淡地接见了他，同时下令让各省的最高官员就缔结合约的事情向朝廷上书；大部分的回复都赞同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不得割让土地。

李鸿章出面亲自谈判的时机成熟了；通过勃兰特先生他得知，若日本对他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俄国、德国和法国都会进行干涉，给日本施压让其放弃这一要求。在伊藤博文伯爵的建议下，李鸿章被任命为特使前往日本，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订和平条约。于是在1895年3月，他离开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这时他已经72岁的高龄，身体欠佳，但他还是勇气满满，接受了眼前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此次谈判的结果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敌人还是对手，李鸿章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态度。3月24日，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伯爵进行第三次商议后，一个日本狂热分子朝他的面部打了一枪。虽然伤势不重，却让他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日本天皇的休战。在这一期间，这个老人顽强地在病床上继续谈判，这给文明世界留下了一个有教养、有韧性的良好印象，表明他遵守了儒家学者的优秀传统，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普遍的钦佩之情。

对于那些密切关注《马关条约》进程的人来说，中国特使显然是一个极其受辱的地位，这样的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但是从李鸿章对俄国决定干涉的认识来回顾这些谈判，就发现其中有一种坚强的品质，这是他大为得意的地方。在割让领土的问题上安心后，李鸿章的目标就是签订一个结束敌对状态和尽量减少赔款额的条约。关于这个目的，他也成功了。4月18日，条约签署了，但之前李鸿章没有通过德璀琳和总理衙门得到柏林关于俄国会进行干涉的确切消息。20日，李鸿章返回天津。

双方批准条约的时间只有21天。第21天的时候，批准的条约在烟台进行交换，同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就联合干预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这几天的时间里日本的命运十分危险。俄国战舰得到了德国和法国分遣舰队的支持，准备从渤海进攻日本。如果这些列强（像当初计划的那样）阻止批准这一条约，那么日本会被迫进行作战；如果日本舰队被摧毁，那么在辽东半岛的日本陆军将会受到俄国的威胁。英国是一个危险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同盟国的外交作出结论同意批准该条约，这样就避免了一场新的危机。

中国朝廷和总理衙门清楚俄国的企图，便下令让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但是在他签字返回直隶的时候，各方的激烈抨击开始了。各省高官不知国际情形，谴责这个条约无耻地割让了中国的领土，说李鸿章是腐败的叛国者。只有皇太后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才让他免于遭受控诉者主张的死罪。恭亲王也出面保护他，并明智地觉察到这是朝廷的“皇帝党”人针对太后和满人阴谋的开始，且在三年后达到了高潮。

长江流域的总督们的奏折和其他李鸿章的批判者所呈上的奏折都被“存档但不进行批示”；李鸿章自己失去了荣誉和头衔，并且被召回京城（1895年8月），奉命去处理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条约的细节，这又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从这天起，俄国公使卡西尼伯爵、李鸿章和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了，这种关系是虽活跃却不为常人所知的。《马关条约》于1895年5月8日在烟台得到批准。三天之后，日本政府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一致要求下，同意把满洲南部（奉天）退还给中国，但条件是增加赔款。10月16日，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就日军撤出辽东半岛的问题在京城达成谅解。的确，当日本屈从多国压力的时候，李鸿章当时一定是苦中有甜；但他对日本代表的态度像一个彬彬有礼、充满同情心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怀有报复心、正义感的代表。

尽管李鸿章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但他在朝廷的敌人还在积极地活动着，试图让他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诚实、爱国的官员，他一改往日态度反过来站在李鸿章这边；但当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皇帝几乎是以残酷的方式接见他，强迫这个年老的总督用膝盖行至大殿。

为了让李鸿章免遭阴谋的进一步威胁，俄国大使提议将李鸿章任命为特使派去莫斯科参见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太后同意了。总理衙门之前是派级别较低的官员王文韶执行这个任务，任命的唯一理由是他在1894年曾被派至俄国转达中国政府对亚力大三世的去世的哀悼。但卡西尼伯爵很快说服了总理衙门，说政府若不能派一个亲王去莫斯科，那么应该派遣一个总督级别的人物前往，这样便能保住“颜面”。那么还有谁比李鸿章更合适呢？于是黄马褂、花翎和紫缰绳又回到了这位大人物的权威标志中；四位海关官员（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为李总督做向导；天津的议政处还给他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率领了大批随从，到外面蛮夷的世界去亲眼看看。他和慈禧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精力，抛弃了重担，忘掉了33年的辛劳，像一个好奇的学生一般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

自那以后，李鸿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便被他对俄国的义务限定和操控了。他没能活着看到由于他的原因，俄国无法避免地成为朝鲜命运的仲裁者之一，与日本成为对手，虽然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必然结果。他知道俄国会因为在中国失败时给予了帮助而索要报酬，他准备答应这个报酬。在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卡西尼伯爵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密谈，后者很容易成功劝说了前者，让他答应如果要阻止日本进一步攻打满洲，俄国必须在那个地区获得强劲的立足点和战略优势。关于这点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1895年12月，俄国创建华俄银行，新的谅解得到了巩固；东西伯利亚铁路的铺设，预示了俄国“和平渗透”政策已经画出了蓝图。

在沙皇加冕礼之后，李鸿章和罗拔诺夫亲王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互惠”条约。这样对日本来说，李鸿章就是破釜沉舟了。在和年轻的沙皇进行私人会谈时，沙皇的性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沙皇跟他保证，俄国对中国领土没有企图，它保护朝鲜是为了对付日本，纯粹是一种自我防御。但我们清楚，在固尔扎谈判时，李鸿章对俄国的野心计谋冷嘲热讽，所以他对俄国的保证的真诚信任就让人怀疑了。

可以肯定地说，当李鸿章返回京城时，他便说服慈禧接受了这个保证，从此依靠俄国的诚信和友谊，这样对满洲来说，李鸿章的政策是正确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皇太后在所有事务中都利用了这种友谊，从而挽救她的皇家颜面，保住亲贵们的脑袋。当俄国在1897年占领旅顺港之后，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外交事业来说，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就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只要允许俄国在京城成为第一强国，抵制其他列强们图谋“病人”的财产即可。

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前已经意识到，在和俄国友好合作的过程中，俄国的利益正以摧毁性的进度积累着。但我们不妨说，他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和无能将把中国带入这样的境地，这个境地几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李鸿章去世后，中国的迅速衰败最能证明他的远见和睿智。在慈禧去世后，那些掌握国家事务、思想僵化、办事无能的官僚给日本人提供了侵略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李鸿章仍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关系的话，是绝不会发生的。

1897年，日本眼睁睁地看着旅顺港这个战利品由中国同意落到了俄国手里，从那时起，日本全国上下就在为接下来必定会发生的决斗做准备。同时，日本并没有放松在中国的活动，只是转移了方向。李鸿章很快发现，日本通过改革派发起作用，这些人便是给光绪皇帝出谋划策的维新派人士。俄国并不同情维新派，因为这一派的主张和1898年的大清帝国诏书所宣称的那样，虽提出了改革建议，但一旦执行起来，就会严重影响俄国的意图。

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思想保持一致（不过各自的原因大不相同），而李鸿章是个倡导变法之人，却发现自己无可挽回地归队于反动派了。他对俄国做出的承诺和他对日本的反抗，使得他被迫支持一种国内政策，这种政策在政变后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导致了对朝廷不忠思想的播撒，也导致了反朝廷的革命。李鸿章的视野比同辈人更为宽广，在他视野范围之内，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他与日本的外交充满了谨慎和睿智；但是，一个人即便是聪明绝顶，他也无法预料到他的行为在长期之后的结果，也不能预料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国民运动和国际关系所具有的无限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