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合集：中国官员的典范

3.担任中国官员

有关李鸿章的官宦生涯，在《英国公使馆之京城及各省高官名录》（1902）中简明地概括为：

“1853年与太平军交战。1859年，福建道台。1862年，江苏巡抚。1868年2月，南洋通商大臣。1867年，湖广总督。1870年，直隶总督。1875年，内阁大学士。1882年（代理直隶总督），守孝。1884年9月，再任总督，大学士。1885年，海军衙门会办。1894年2月，三眼花翎。1894年9月，卸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1894年10月，革职留任。1895年2月，担任赴日和平使者。1895年8月，回京。1896年，担任赴俄使者，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1896年10月，上任总理衙门。1898年9月，从衙门退休。1898年11月，黄河。1899年11月，通商钦差大臣。1899年12月，代理两广总督。1900年5月，担任两广总督。1900年6月，直隶总督。8月，全权和谈大使。1901年4月，政府改组会议。1901年11月，去世。身后封侯，谥号为‘文忠’（博学而忠诚）”。

可以发现，李鸿章的生涯记载并没有涉及到1885年至1894年间任何大事或职务之变。这是一段丰富而幸运的岁月，期间他度过了充满吉兆的60岁大寿，轻松地收获了丰硕的财富、尊严和权力。1894年2月，朝廷赐给他三眼花翎，这个花翎几乎是尊严的象征，同时也标志了他的命运已经攀到了巅峰。赞美者评论说，这等空前的荣耀让这位总督大人胜过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财富由当地媒体的作者们描述成可与著名的官员和珅相匹敌，后者是乾隆皇帝时期的大学士，将贪污发展到了无可比拟的境地。

到1885年为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职位已经15年了。这时他已经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与此同时，他凭借与大太监李莲英和紫禁城内其他奴才建立起来的互惠关系而受到保护，才未被敌人的阴谋所害，并使自己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在采用西洋方式组织北洋水师时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有力的首创精神也是相当了不得的。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备战工作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还没有受到严肃考验；其有效性在崇拜他的国人们和大多数外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在外交方面，对于欧洲政府的代表们，李鸿章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化身：事情在北京讨论，却在天津解决（因为李鸿章的衙门在天津，译者注）。海军衙门于1885年创立，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担任其有名无实的总理，而李鸿章担任执行官，这说明朝廷对他过去十年中在总督位子上的付出是肯定的。此后的十年里，直到日本扑向这条华而不实的纸龙，剥掉它身上浮华威武的装饰之前，李鸿章在军备建设上一直收获颇丰。

正好在这些安宁富庶的大年结束之前，皇太后打算用三眼花翎来满足李鸿章的虚荣心。他深信中国如果不冒险和日本交战，就无法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于是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主题为“告别”的折子，陈述自己年老多病的状况。他当时71岁，他到那时为止所遭受的失败和不幸，与取得的成功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他完全有各种理由渴望戴着桂冠退休，让他人去面对他已经预见到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必将很快打破他大肆吹嘘的防御系统。但是慈禧如同不想让自己过退隐的生活一样，也不想让她最信任的顾问甩手不干。

1894年暴风雨来了：六个月之后三眼花翎不再属于李鸿章，一起失去的还有黄马褂（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皇帝赐给他的）、紫缰和其他皇恩的象征。他命运里上涨的潮水开始回落，现在迅速退潮起来；他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时光布满了让人同情的辛劳与悲伤。

如果慈禧批准他于1893年退休，或者若是他在目睹了70岁（1892年）寿辰的辉煌荣耀之后便辞世而去，李鸿章也许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后辈们自然不会将中国后来收到的屈辱归因于他的指导的缺失；他在40年里几乎不间断的成功会让人相信他能独当一面，避免灾难。但事实上，李鸿章在晚年时十分危险地面对着敌人，同时遭受愤怒的国人们的指责，成为外国人轻蔑批判的对象。如果不是皇太后忠实的友情和保护，他一定会在1895年遭到死刑的惩罚。

我们今天研究李鸿章毕生的事业，已经明白他既不该完全得到高度的荣誉，也不该完全受到深重的灾难，因为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坏，他本质上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控制或改变那个环境。他是中国官员的典型范例；那种一度让观察家们忘记了这个事实的环境，是瞬息变化且十分新奇的。把他带到世界舞台并让他格外有名气的环境力量不仅是他无法掌控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无法理解。

当我们倾向于把李鸿章当作一个不择手段的、精明的、充满智慧的政客看待时，我们要记住在儒家知识的范围以外他对人和事的了解和其他普通官员一样肤浅，一样会出错。我们还要记住，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成功的基础，就在于他以一名艺术家的技巧摆弄着手里的毛笔，而中国书法的艺术是天生而来的，不是后天苦练的结果。

在中国，尊重书面语言是一种风尚，在获取名声方面，笔比刀剑更强劲。每一个读书的中国儿童都在笔盒里装着一枚官扣。一级优秀学者的卷卷字迹都被一代又一代人收集和珍藏，这些人对此怀有宗教般的热情。李鸿章的书法在早年当上翰林的时候就出名了，他为此感到骄傲。那本假冒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期显示为1846年1月，这让人看上去以为确有其事。这段文字说的是一个同窗向李鸿章出示了几卷原稿，李鸿章这样写道：

“我不忍明说的话是，虽然我好友作品的故事着实引人着迷，但语言太过平淡，如同市井方言一般。但是，我仅仅批判了他的手迹，说是字太俗气，不雅观。我想着自己最好的行书在天头和左角上都有精美的图饰和讲究的颜色，当把我的行书放在他面前时，他稍显不安起来。”

这当然是一种典型天真般的自足感，李鸿章直到生命结束都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成就里头。但他有资本对自己感到得意，因为他总是努力工作，以他舞文弄墨的自然技巧为基础，登上正统学者的最高峰。他用很大的热情学习中国诗词的艺术陈规，而极其优良的记忆力使他能够无拘无束地引经据典。

李鸿章第一次成为曾国藩的属下无疑是他勤勉睿智的结果。到这时为止，他已经利用自己的绝对能力与渴望成功的意志力而名扬天下；同时，他对传统教育的巨大热情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一名纯粹的正统官员，但对中国学者的老套课程外的一切东西却一无所知。他有一些数学知识，对文学也有基本的概念，但他的学识的主要部分是从儒家文学的不毛之地的土地上获得来的，这包括此前有关治国之术的陈词滥调，以及古人们应用于社会经济与礼仪先例的名言和警句。

作为一名作家，李鸿章从来都不愿像其著名的同事和对手张之洞一样，成为一个锐利的散文家；他的奏折与文书主要以明白易懂罕见的直率而著称。虽然他进入官场时充满了智慧与活力，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官员一样，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出现的一些势力还是一无所知，而这些势力正在稳步地聚集于中国大地，使得这个国家被迫推翻她自鸣得意的古老优越传统。他注定要比同僚们快一些明白，无论是艺术性的书法，还是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从今以后都无法保护中国的统治者不受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当他认识到这个事实时，他也没想到要去海外学习。

有关李鸿章作为官员初次登台的情况，前一章已经记录了一些主要的事实。在没有官方文件证据的情况下（大多数文件被毁于1900年），有关他进入公共生活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是，我们有理由驳回被英国作家普遍接受的说法，即他还是平民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支镇压太平军的民兵，以此显示出的爱国之情。这是一个传奇，很可能这个传奇来自一个事实，即他把合肥藩库（1854-1855年间李鸿章在此任职）筹集的主要银两都上交给曾国藩用在军事上了。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生涯也许不是始于记载中的1853年，而是1855年。虽然他后来得到了很快的晋升，但直到四年过后，曾国藩精心组织的机动部队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李鸿章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名声大噪，知名度才不仅仅局限于当地。通常来说，他的军事功绩得到的回报便是文职上的晋升：他在1856年当上了道台，次年又当上了代理按察使。直到1860年，在他作为江苏巡抚与华尔、白齐文、戈登和上海的外国社区有接触后，才从官僚阶层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发挥那些最终带给他显赫荣耀和闻名全球的外交才能与手段。

我们已经谈过有关戈登对李鸿章施加的影响，即戈登引导他了解了欧洲文明的道德方面，这种道德与他的伦理观完全不同。

戈登对李鸿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从他第一次出任总督（湖广总督，1867年）时，同年撰写的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折的文字当中得到验证。这份文献不容我们质疑，他在那时所怀有的信念的真诚态度，这也将是他政治家身份的永久纪念碑。

那时皇帝颁发密诏，呼吁所有省级高官提供机密建议，以对付洋人在《天津条约》即将修订时的一切野心计谋。由于入侵的欧洲人所采取的军事和商业政策，京城已经意识到威胁大清帝国的新危险，但总理衙门和皇帝在各省的钦差大臣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傲慢自负的优越感再也无法与中国最明显的孤立无援状态相配。有些人也许隐隐约约看出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他们缺乏承认它的勇气。李鸿章当时是最年轻的总督（当时44岁），不仅认识到那种形势下的基本事实，而且还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省略掉这份奏折中有关当时外交、商业和传教问题的一些篇幅，以下的选段值得注意：

“李鸿章说自己有一些愚见，即跟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引起他们的轻视态度；一旦轻视之心被勾起，他们便会处处阻碍我们，即使是可行之事，他们也会百般阻挠，不让成行。如果他们对中国心怀敬意，那么凡事皆可协商处理；即便是难题也会通过妥协或契约得到处置。

不过，洋人并非是唯一受到这种感受影响的人群：凡是人类不分种族都是如此。

常说洋人奸诈狠毒，诡计多端：但中国人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或者说中国人的狠毒和诡计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是，当前洋人势盛而国人气衰。洋人之强从何而来？这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全凭‘仓禀实而武备修，而民信于我’（《论语》）。中国之弱又作何解释？也非与生俱来，而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上述真理的结果。外夷现状颇像中国未统一之前的状况，甚至更为强大。

洋人来到中国，在多处开通商埠，将其货物运往各地。他们开通的商埠达到五处之多，个个都想将我中华财富占为己有。稍加思索便可知洋人冒险前来必有所依，方能无惧；他们所依之物无不可成为我中华所依之源泉。

然而，若我们处于弱势，处于强势的他们分割我们的国土，抢走我们肥沃的土地，那么到这种危险境地时，我们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去面对现实。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情势，我们无需太过担忧，因为除去俄国外，那些国家离我们非常遥远，得到我们的领土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自寻烦恼。

事实上，外国的强大与我们中国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难道他们愿意把中国压榨得一干二净而不留点余地加以利用吗？

与英国修订条约一事是当务之急。一旦此事处理好了，处理其他列强的条约就不会有难处了。唯一忧虑之处就是在下一年修订条约期间，他们是否会采取高压，用暴力强取特权。此事可以预知，一旦成真，便需要挑选得力之将去处理，如果不会发生此类事件，那么谈判便可着手展开。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心怀复仇之计，意欲击败各国列强，则必须等到军队和供给成熟的时刻，那时候地方上也不再有造反和回民暴动，资金筹集不再困难，那么我们出手对付他们也就可以毫不犹豫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可能卷入一场草率的战争中。即使各方面准备妥当，仍需万分小心，静心等待时机，直到士气大振。那个时候，不需战争便可以解决问题；即使需要开战，也是战无不胜的。”

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多年，对他们的性格最为熟悉。他们在处理军务时的态度，就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率直性格。英国人戈登曾经出任过苏州总督，召集了三千名常胜军与叛乱者作战。此后在收复苏州的过程中，李鸿章曾亲眼见到他率领众人打前阵，其勇气和镇定实在可叹。之后他也得到了皇帝的奖赏。

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建议皇帝最好采取与洋人交往的政策。似乎没有必要过于急切地处理这些事项，驻京的外国代表也不会强求快速解决之法。

若皇帝成年后采纳这个建议的话，许多灾难性事件便不会再发生了。

当李鸿章巧妙地提出自己一生信奉的这个政策后，三年过去了，他接任曾国藩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在这个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总督之位和京城的外交前哨上，他一直为朝廷服务了25年左右的时间，且从未中断过。他一个人持续待在一个职位上是不符合国家法典的，但皇太后本人就是法，她习惯了自己在这类事情上开先例。皇太后看人的眼光十分不错，这在李鸿章身上得到了体现。

尽管有些妒忌李鸿章的人和主战派们对她加以指责，说她执行安抚政策，但是皇太后很快就凭经验知道，这些人之中没有哪一个像李鸿章一样在与欧洲人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为中国挽回“颜面”，也没有哪一个人像他一样可以在家门口与敌人谈判。

此后的内容我们会充分地考察李鸿章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所声称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可是单纯地将以上原则和方法与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的地位的关系加以考虑的话，就会显露一个事实，即在他活动范围内，不论参与的什么事件，他都会坚持不懈地奉行着他在许多场合都公开宣称过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仅只在上述引用的那份奏折里出现过。他清楚这样行事会让自己受到他人的指责，说他受屈于洋人。他也经常因为这点被谴责为怯懦和叛国，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御史的指责和弹劾，而张之洞和其他一些空泛的梦想家则对他的安抚政策冷嘲热讽。

毫无疑问，李鸿章本质上是倾向和平的，但非难他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和平的倾向是出于他对中国无力抵抗的完全准确的估计。他从不骄傲自大，而是十分睿智，所以选择弃战。同时他独自有系统地奋斗着，期望他的祖国像日本一样摆脱衰弱的耻辱。

重新组织华北防御是李鸿章的目标（各个省自治会阻止了他目标的进一步推行），同时，在任何危险的争论中快速地与敌手达成统一，这至少是一种计策。如果李鸿章得到机会进行反驳，他可以指出批判他的人中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计策，事实上没有人提出过合理的策略。他也可以自豪地指出，由于他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严厉地阻止过对洋人的攻击，所以他比任何一个同一时期的总督都更有效地减少了欧洲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借口和机会。（1900年中国的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普遍认为要是李鸿章仍在天津，那么义和团运动绝不会持续发展进而蔓延到山东以外。）

尽管李鸿章去世后朝廷为他建立了很多祠堂，赐给了他不少荣誉，而且袁世凯和正统的儒家官僚们在他过世后一直对他的名号怀有敬意。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由于行政和外交才能而得到的名声，在国外比在国内同胞中更为响亮。当一直寻求通向他衙门的道路的外国记者和游人在描述李鸿章武装和改革中国的计划时，很少忽略其中的规模和睿智。

很快李鸿章就从他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优秀媒体的价值。通过热心记者的帮助，他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不是他的个人成就。

所有与欧洲外交事务有联系的中国官员，尤其是在国外的中国使馆的人员一起宣称中国的快速“觉醒”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从1885年到1894年欧洲与美国对“黄祸”（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译者注）的假象恐惧加剧，最终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那时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大量书籍中，很少不包含“武装的中国”、“巨人的觉醒”之类的章节。人们随便地引用德国皇帝与赫德爵士的观点（绝对不是完全公正的），来支持以上理念。

所有的预言家们一起加入合唱，把李鸿章歌颂为分配新世界的杰出构造师。我们有必要及时地考察一下李鸿章担任这样一个重大责任的资格是什么，他管理的20多年的海陆机构的结果是什么。

此刻我们只需指出李鸿章能够通过外国的媒体引起国外有产一族的惊讶之情，能为中国的军事效能和资源造成夸大的形象；而他那些受过教育的同胞们从未像英国人、美国人或俄国人那样，对他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他总督同僚们虽然能充分赞美他挽回面子的计策，却在心里清楚这种威武的基础和中国其他行政事业一样，根本上是不牢固的。这些人还清楚，在雄伟的舰队与装备了现代武器的炮台后面，仍然活跃着官僚们的压榨体系，并且由于新机会的到来这些压榨行为在进一步扩展中。

在李鸿章的族人们和门生们多种多样的活动中，这些人找到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他的海军计划仍然是老一套的传统，即裙带关系和盗用公款。换句话说，李鸿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官僚，所以他管理的结果不大可能和同僚们在其他地区取得的效果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任何一个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海军军官们会有高效的服务，因为这些人得到任命完全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力和地方上的家族利益使然。

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对这一点不抱有幻想。文明世界渐渐把李鸿章看作爱国与智慧的化身，而他的同胞们主要是羡慕他有能力为族人和朋友发掘了一块“榨取”利益的新领域，并从中获利。

李鸿章早就拥有京城第一语言斗士的名声，他还拥有万贯家财，其家族的总督团体标志着家族的巨大势力；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皇太后对他长久以来的支持。这些都让他赢得了同僚的羡慕和尊敬。他们钦佩他的机敏，他的精力，他在困境中无穷无尽的资源。毫无疑问很多人羡慕他对钱包满满的癖好，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不起那些清贫廉洁的官员，比如左宗棠和张之洞。同时，李鸿章尽管颇有外交手腕，但在国人中并不受待见，在许多位居要职的人中也树敌不少。他和中国所有成功的官员一样，不止一次地饱尝到那种因不该得到的屈辱而感到的痛苦。

许多时候，特别是和法国交战时期（1884），李鸿章遭到了朝廷中主战派和其雇佣的御史们的谴责和非难，抨击他通过签订条约期望阻止外国人的侵略。还有几次，由于京城的无知和各省官员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危机的产生，挽救局面的重担都强加在李鸿章身上，比如签订《河内撤退条约》。在所有这样的时刻，李鸿章都尽量从不平等的协议中保留自己的利益，但每次都被京城里那些好战的狂热分子攻击不已，指责他把大清帝国神圣的土地拱手让给了洋人。如果不是老佛爷给他提供庇护，他肯定在猛烈的指责之中垮掉。但事实是他受到了皇太后的恩泽，稳稳当当地挺立着，把他们的指责比作“狗叫”，而且不屑于采取报复。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就连皇太后也不敢再提供给他与直隶总督同等的权势了。太后自己对他的海陆防御系统的崩溃感到极度的失望，对签订《马关条约》给政府带来的屈辱感到十分恼火。

之后便是维新分子的打击，皇帝的改革运动，满人、汉人明显分成两派密谋策划宫廷政变，这一切事件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自然而然地，她将这些事情归咎于大清帝国丧失的威望，而威望的丧失是由日本带给中国的。

慈禧太后是一个情绪化的女人，李鸿章与伊藤签订和解条约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而慈禧本人也不可能没有想法。各省所有的高级官僚，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汉族人，都一致上书反对合约的批准，主张继续和日本打下去。刘一坤，在他年老的躯体中迸发出愤慨，宣称不同意割让中国领土，还要一战到底。但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是他根本没有打仗的资质。张之洞是李鸿章多年的老对手，他也加入了“狗叫”声中，谴责这位他三年前曾歌颂的忠诚爱国的同事。有几分奏折说该以“警告叛国者”的名义把李鸿章和其主要随从处死。然而尽管慈禧心中不快，还是很信任这位为她服务了近40年的政治家。她没有恢复李鸿章直隶总督的位子，但采取了措施保住了后者的性命，并给他安排了其他工作。

李鸿章于1896年被任命为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使臣，毫无疑问，这是在俄国大臣的建议下皇太后做出的安排，这样可以用最好的方法让李鸿章远离敌人的势力范围，同时给他一个喘气的空间和恢复“脸面”的机会。

中日战争之后五年，李鸿章从海外游历回来之后，实际上一直远离官场，因为他被任命的位子不是闲职就是临时代理人。人不在官位，必有错可挑。他在欧洲和美国旅行时，他的敌人在京城忙活着。在列强给李鸿章隆重接待的气氛里，他们找到了机会，向慈禧和朝臣们暗示道，李总督忘掉了慈禧一直强调的大臣们应该坚持的谦卑和忠诚。

此外，当京城里的宫廷权谋和各派势力重组时，李鸿章都不在场，所以利益受到了影响。与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的伙伴、大太监李莲英此时还和他保持统一战线，私下联合俄国对付日本。但是满人与官僚中的保守分子组成一个阵营，维新派和官僚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另一阵营，两个阵营间的敌意愈演愈烈。

从职业上说，李鸿章同情反动阵营，从李鸿章广博的智慧影响来说，他又倒向进步阵营，或者至少让他保持中立。所以尽管外界觉得惊讶，但那些熟悉此中门道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当李鸿章从国外回来时，皇帝的诏书罢免了他的官阶和头衔。对外宣称的罢免理由是李鸿章有一次觐见皇帝后没得到批准就走进了颐和园。这道诏书明显是让他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活动，也是让他意识到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大把的银子让他的宫中朋友同情他，以便将来的方便。

无疑慷慨的金钱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处了，因为李鸿章常常痛苦地说到在他进京时总要花费一大笔银子。大笔银子给他带来了想要的效果，因为之后不久他又被恢复了官阶和头衔，且被任命至总理衙门——这是一次爱尔兰式的晋升，按普遍的说法在这件事上他花了39000两银子。

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广州总督，从之后的事情来看这个任命相当有趣。此次受命和上任时的情形有助于我们判断他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主要的做事动机。当时的英国公使馆宣称把李鸿章从直隶省的位子上调走是英国外交的一个胜利，而对俄国来说却是一个挫败。但无论是外国办事处还是驻京公使馆都没有明智地预测到1898年至190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

李鸿章被朝廷委派至广州一事，首先说明了尽管皇太后当时对端郡王和义和团的首领们深信不疑，但她还是李鸿章的保护人。这表明了李鸿章自己已经预见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并希望早日离开风暴的中心。最后，这也说明京城的保守分子把李鸿章当成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将蛮夷赶到海里的想法在头脑发热的人看来是完全可取的，比如徐桐这个人就是如此。徐桐总是说如果不杀掉荣禄和李鸿章就不能取得胜利。

无疑，李鸿章在慈禧太后明确表态支持端郡王的这种政策和行动前，就多次警告她，说这些人是不会成功的。但皇太后在希望和恐惧之间纠结不已，很难信任任何一方的忠告，也难以避免受到满汉种族敌视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正是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特征。李鸿章大胆向皇太后说明，她的愚蠢行为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最终，他去了南方，脑海里始终坚守着一个想法，即很快就会有人要他出面调解，他会再次地受命，站在中国和统治者的无知、愚钝、傲慢所造成的后果之间。

义和团声称他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且战无不胜，但这个神话被从天津来的外国联军的胜利进军破灭了，慈禧太后试图摆脱可恶洋人的期望也破灭了。她对端郡王、刚毅和他们的狂热追随者的担忧也不存在了；她立马又成了老佛爷，对许多意见谨慎处理起来；为了收拾不顾一切后果而造成的危险局面，她只好请李鸿章帮忙。在公使团得救的两个礼拜前，她下了一道敕令任命李鸿章恢复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让他立即北上，声明“急需一名对外交事务熟悉的外交官”。

李鸿章年纪大了，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正是这种疾病在次年夺去了他的性命。然而他丝毫也没想过要拒绝慈禧给他的这个危险而不愉快的任务。对他来讲，无论是嘴上功夫还是投机，他都会忠于朝廷（一般以慈禧为代表）；在毕生事业中他都坚持不懈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并把它作为学者和官员的首要职责。

在这个时候，李鸿章身体虚弱不堪，脾气也变得容易发怒，没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对慈禧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同时他还能恢复旧职，挽回一些1896年丢掉的“面子”。他回复了慈禧太后的紧急谕旨，对朝廷的信任他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过他还是禁不住想起那种愚昧的行为，他20多年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曾经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现在毁于一旦了。

李鸿章对朝廷毫不动摇的忠诚是这个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在很多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这种忠诚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忠诚，它本身有时也高于并独立于他对慈禧太后的个人奉献。比如他是一个极其正统的人，在1898年底的军事政变后，当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皇帝，并计划把端郡王的儿子扶上帝位时，他反对慈禧这种个人的、不合法典的政策。(www.xing528.com)

在这次危险的局面中，李鸿章大胆领头，并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一起以国策为由据理抵制慈禧的计划和行动。只要涉及朝廷方面的事务，李鸿章总是坚定的保守派，奉行先例和传统。只有一次在突发的危机中，他打破了传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和皇太后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1875年），他奉命把淮军调到京城，协助慈禧打破继承皇位的常规方式，支持她把幼年的光绪送上宝座。这次行动他得到了慈禧的感激，但这也违反了合法继承的原则，所以受到了正统派的谴责。

然而不管如何违背了传统，李鸿章的行为并没有达到造反天子的程度。因此李鸿章靠着自身的能力成为了慈禧忠实的追随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从她的吩咐。但身为一名官员，当慈禧太后企图给可怜的皇帝即她的外甥罗列罪状时，李鸿章坚决地表示了反对立场。

李鸿章同代人的看法，还是基于东方特有的愤世嫉俗的方式，常常把他在这两次危机中的行为归因于他自私自利的远见。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他1875年的行动过程中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李鸿章通过慈禧继续摄政以及在小皇帝登基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这位女统治者一样，因为那次破坏儒家传统而做出的行为而感到懊悔内疚。1898年，李鸿章个人的既得利益仍旧是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持，以及她身边的大太监的友情。而对于他的个人利益来说，他自然反对皇帝和广东的改革人士主张维新派掌权的政策。他和两江总督共同阻止皇帝被罢黜的行为，应该说是出于他对个人利益更为优先的一些考量。

据说在李鸿章的一生里，他不止一次地心怀秘密篡位的野心，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1863年戈登在一封写于中国的信中说到了这个谣言，但似乎没有进一步展开。1900年在俄国还没有表明其政治意图时，外国列强的代表们仍在天津不断地讨论着让满洲人继续掌权是否有利的问题，其中他们时常提到李鸿章的名字，把他作为执政者的候选人。然而，就像赫德爵士当时所关注到的情况那样，也正像中国最近的历史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把满洲人赶下台没有什么好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权威，足以让其在统治国家时受到人民的满意和爱戴。

李鸿章的智慧告诉自己，中国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让这个王朝的宝座不受动摇，让它成为大清帝国社会制度完整的组成部分，成为国民崇拜祖先的基础。李鸿章清楚让自己的家族去建立一个王朝是不合适的。他支持满人掌权，既不是因为他爱戴满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令人满意的执政者，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位子上存在着。

李鸿章的政策是正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混合了利弊和他对慈禧的忠诚。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在1901年，为了表明支持满洲人继续执政的正确性，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原因，这个原因和著名的儒学家梁启超在1912年用于反对袁世凯称帝及其建立中国朝代的理由非常相似。

在1875年的政变中，李鸿章对慈禧太后的影响牢固地确立起来了。此后，他直接通过李莲英去影响慈禧太后，这让人们感到李鸿章是左右宫廷和政府各部门的支配力量。1884年，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由庆亲王（官员中臭名昭著的商人）和皇帝的父亲，即醇亲王代替，出任有名无实的政府首领。这样一来，李鸿章权倾朝堂，特别在涉及外交事务方面更是第一把手。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国家海陆军集权化的必要性，并在醇亲王的协助下，致力于把海军部门和其海滨防御从省级转向中央级。

在很多年前，大约是太平天国年间，李鸿章就故意破坏了谢纳德·阿本思的舰队计划，不允许这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控制的新军队被京城当局使用，不允许它脱离省级当局的控制。现在作为直隶总督，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他渐渐意识到这种中央集权的好处，他通过明智的游说后，海军衙门在京城建立起来了，并由他在天津担任全权负责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李鸿章都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赞同和支持后才采取行动的。他很精明地猜想，这种中央集权制会得到慈禧的兴趣，只要这个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能在大沽入海口拥有一支威武的舰队，慈禧的大清帝国将会威信大增。但慈禧和他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或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却忽略了），那就是军事力量的集权化是要在实施初步改革的财政中央集权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的。

在十年里，海军计划看起来前途远大，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化为泡影；在这些年里，与官僚的财政思想密切相关的贪污腐败没有被暴露，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受到质疑。然而，李鸿章自己肯定是十分了解，中央集权化与保卫国家安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他也清楚，户部用来制造舰队和加强防御的钱，长期以来一直按照慈禧的意思用于重修和装修颐和园了。他还知道，天津方面拨到的确实用于海军建设的银两，相当一部分被他贪婪的女婿张佩纶的手粘上了，更不用说有些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但是直到暴风雨来临，他那些在偷工减料中建造起来的伪劣的国防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他或海军衙门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正式表明过如此会让国家损失惨重。

只有一次在崩溃发生后，1896年觐见太后时，李鸿章才斗胆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一支海军被剥夺了经费，就既不能发挥作用，也不能装备精良。如果在财政事务方面李鸿章是清白的话，他会为自己辩护，把纸龙崩溃的原因归因于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但是他是同代人中的聪明人，宁愿选择圆滑的沉默，仰仗慈禧出自感激的保护和大太监的帮助，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在中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有人递上折子谴责李鸿章应为中国所受到的耻辱负责。其中有一份折子让李鸿章感觉异常恼怒，因为它坦率地提到了国家的财政情况。这是御史安维峻的折子，他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也是李鸿章的大多数批评者和同僚们想说的话。

公正地讲，除两江总督外，几乎每个中国高官都可以被同样的理由指责。在清朝的行政制度下，这种事情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中对一个大人物提出来的，除非事情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或者被谴责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境地。在这种体制下，那个被谴责的人便是可以被合法逮捕的，但如果要洗刷财政污点，那个不走运的犯法人必须有足够多的财富，多到可以引诱高层从而不被弹劾。这些都是在紫禁城里悄无声息的交战中不成文的法典。

李鸿章和这场游戏中的每个玩家一样，睁大了眼睛，等待机会，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鼓鼓的腰包具有的保护性价值。安维峻的折子提到了李鸿章的腰包是如何鼓起来的，他的言辞十分坦白直率。李鸿章十分憎恨这种在公开场合中洗清官僚战袍的做法，因为这会结束他毕生的事业。但是作为中国官员贪污手段的大曝光，尤其是对李鸿章贪污手段的揭发，这份文件具有特殊的价值：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属隐情。及诏旨严切主战，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绳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有言宣战者，动遭阿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闻风希旨，未见贼踪，先行退避，偶遇贼影，即惊溃败。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

惟叶志超、卫汝贵，均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节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谕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久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垣、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有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人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干，我不能奖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欤？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耶？

惟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之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始事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是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皆已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反之实在情形也。若能反，则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钺，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把中国战败的原因归结到慈禧的总管太监身上，这个观点一般是进步人士和南方广东的革命党人用作斗争的武器，但这一次直接的攻击会伤害到慈禧敏感的自尊心，从而使她下决心保护李鸿章。中国的整个官僚阶层联合起来谴责受皇太后保护的人，并且诋毁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但是慈禧仍然毫不在意，行事果断不犹豫。给安维峻的答复只有一张纸的敕令，其中将他革职并流放到张家口的军台。慈禧太后（在皇帝签署的一道诏书中）这样说道：

“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辞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部训遵行，此皆联恪恭求治之诚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

此等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傲戒，原折掷还。”

事实证明1900年李鸿章在有生之年报答了慈禧太后给予的这些恩典，反过来把慈禧太后从愚蠢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中拯救了出来。他在北京和谈中让俄国和其他列强互相争斗，自己却渔翁得利，这种政治手腕让慈禧太后恢复了丝毫未减的权威，并挽救了李莲英的性命。这位77岁高龄的大臣以自己的才能处理了这些谈判，为自己赢得了朝廷和外国人的尊敬。他在任期间为国家做过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完全可以说，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李鸿章那样在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带给中国这样的结果。

根据李鸿章同僚们的看法，从曾国藩时代的官员到袁世凯时代的官员，都认为李鸿章一生的成果要归因于皇太后的恩宠，而他之所以得到这份恩宠，是因为他敏锐的本能和高超的行贿手段，同样也是因为他作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的非凡才干使然。他在同代人中，并不十分受欢迎，在高级官员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反对他的声音，而洋人则对他怀有好评。中国的官僚阶层从来也不是一个互相称赞的团体，正相反，这是一个为了势力为了权力互相激烈斗争的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东方人所特有的妒忌、仇恨和阴谋总能发挥作用。每一个高官一般都会在对手感到安全时，抓住机会攻击对方，从而彻底将之毁掉。尽管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们不可能把左宗棠和张之洞之类的官员对李鸿章的怀疑和敌意归结到嫉妒和敌意身上。他们的感情通常是他们所理解的爱国主义使然。当中国在李鸿章所主持的谈判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割让土地，受到凌辱的时候，全中国都听到了掠夺者对他的称赞。

在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期间，据说法国政府不允许对旅顺发起如同福州兵工厂遭到的毁灭性攻击，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我们的朋友李鸿章”。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政府接着放弃了对赔款的要求。十年后，日本政府实际上坚持李鸿章担任中方代表，进行马关的谈判，而他的任务刚刚完成时，俄国政府又对北京方面施加影响，让李鸿章担任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

在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人的称赞总是让人怀疑，所以李鸿章也很值得怀疑。他的第一号对手张之洞，是一个不讲实际、文笔犀利的哲学家，不相信李鸿章的智慧，即承认中国可以用武力与西方抗衡。相反，张之洞总是把李鸿章的政策归结于他的懦弱和腐败。同样的，左宗棠是一位率真的军人，他怀抱着高尚但完全错误的观念，一点都不遮掩他对李鸿章和解政策的蔑视态度。1871年，当李鸿章在天津担任北洋通商大臣时，左宗棠担任南洋通商大臣，他们激烈敌对的状态一度成为全国每个衙门的谈资。

在那个时候，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遭到了屠杀，但李鸿章宣传以后不再会有任何针对洋人的骚乱，这件事情让他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不受待见。1900年他拒绝站在义和团运动的一边时，也是这样的让国人不待见。左宗棠在去世前得到了李鸿章年轻时就得到的教训，那就是一个没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应该压制战争的冲动，而他的心胸宽大足以改变从前的想法；但同时代的很多省级官员，也就是和他同一级别的官僚们仍然对这种真理持有蔑视的态度，一直到死这种态度也没有改变。于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旅顺沦陷后，皇帝召集所有的省级高官让他们呈递奏折递交意见，超过三分之二的折子主张硬战到底，不同意割让任何土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懂得打仗，也没有人在战争中担任过任何角色；他们的观点总体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却很雄辩的证明，这个证明赞扬了李总督的智慧，尽管这些人瞧不起他，说他给洋人溜须拍马。

张之洞和李鸿章既是同僚又是对手，前者的特点在于他总是彻底的只凭经验行事，而后者的政策是建立在实际情况的明智认识上。1880年，当中俄发生伊犁危机时，张之洞率先显露出一名犀利的政治事务批评家的作风，但他以这个角色取得的成功是由于他学者般的文学风格，是由于他对人民的一无所知，而不是由于他在某些方面有任何程度的可靠论据。

当时张之洞和以后的岁月里一样，十分钦佩李鸿章的才能，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1880年6月1日）里反对《里瓦几亚条约》的批准，其中所运用的论据不仅说明了他对讨论的话题一无所知得十分可怖，而且还包括他对同事乱发牢骚的恶意。他在建议拒绝承认这份条约并对崇厚（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代表）加以处罚后，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与俄国交战可能会取得胜利。在陈述理由时，他敦促朝廷让李鸿章自证对得起朝廷的信任，让李鸿章把海军的经费与军备的巨大费用利用起来。下面是这篇奏折中的节选，具有很明显的教育意义：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回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抑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患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

张之洞是一个愚昧的幻想家，是一个“学究气息很浓的笨人”，一直放不下对工业化梦想的追求，却又总是妒忌李鸿章讲究实际、有利可图的智慧。同时，他也嫉妒李鸿章的高位，嫉妒他得到慈禧的恩宠。然而作为一个儒学家，一个坚定的保守分子，他只能承认而且佩服这个对手对太后的忠诚。他和左宗棠一样，最终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而被迫承认李鸿章在处理洋人的事务中采取的和解方法，比之谴责李鸿章的那些无知的玩小把戏的人的看法要明智得多。

在李鸿章七十大寿的时候（1892年3月），整个官僚阶层和宫廷一同向这位总督大人表示了敬意，张之洞也以他最优秀的超经典的方式给他送去了一段辞藻华丽的贺词。整个贺词在文学界引发的关注比政治界还要多。在这个场合，张之洞向来没有诚意，但他却是文艺做派，如同品尝美酒一样欣赏自己的文采。从理智上说，这个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儒学家们还是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一直受到的教育，即是“细闻各声，其意自证”。把这件事情在以后当成往事回顾，就会非常有趣。它发生在李鸿章虚张声势的海军防御和海军舰队垮台的前两年。张之洞这个作为朝廷笔杆子和栋梁之人，在他垮台两年前，竟然用极其赞美的言辞给其写了一封信：

“克虏伯之号犄角取势，山斗入海，台上通天，设伏兵于羊马之墙，藏军资于蛰虫之户。八面受敌，则如斗运中央；左右旋抽，则如月缺半晕，旁贵四下，故受攻击而不伤；直角相交，故合首尾而相应。顺八风而列八阵，循环无端；藏久地而攻九天，高下皆准。易京十丈，受降三城，方斯蔑矣。”

在中国的官场里，栋梁之才拥有这样的智力，而整个官僚阶层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装腔作势”的基础上的，那就难怪张之洞和那些有同样想法的人在中国失败的时候，把攻击对象指向了李鸿章。

尽管李鸿章此后得到了俄国、法国、德国的帮助，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但两江总督们继续提出官僚的要求，即寻找一个替罪羊，激烈地攻击李鸿章，拒不承认他签署的条约。受到这些人的鼓舞和指引，整个御史阶层都开始一起攻击并要求处死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们，并把他们认定为国家的叛贼。对于李鸿章和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李鸿章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翁同龢（皇帝的老师）第一个认识到继续交战的愚蠢行为。

翁同龢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劝说皇帝批准条约，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凭着慈禧太后有效的保护，御史们的攻击声音被制止下去了，李鸿章被临时安排调离了天津，脱离了险境，肩上的脑袋算是保住了。此后，李鸿章的同僚中，有越来越多的开明之士逐渐意识到这个老者似乎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再次称赞他的机敏，因为这种机敏让中国在与侵略者的冲突中保住了尽可能多的利益。

然而尽管这样，在多数国人心中，李鸿章作为国家主要栋梁的声望已经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毁坏。曾经一度让他在同僚中脱颖而出的海陆军建设，已经通过了检验，证明了它的价值比京防营所使用的弓箭好不到哪儿去。作为一个西洋兵器的引进者，他二十五年来的威望已经消失了，这让他很快降到了普通省级官员的地位。的确，他的大多数批评者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声称李鸿章的军舰和造船厂只是为李家谋财的巧妙工具而已。1895年，他从倾权朝堂的位子上栽到了让人笑话的深渊里。尽管这样，他还能在生命最后的六年里，用充沛的精力和外交活动中的胆识和资源，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从前的威望。他那种不肯认输的性格也是他作为大人物的表现之一。

我们研究李鸿章作为官员的一生，要想考察全面，就要涉及到他在金融和工业方面五花八门、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在他长期担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时候，他肯定接触了很多外商、领事官员和渴望成为特许权拥有者的人。在对外国商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他构想并实施了许多能够为他的追随者和他本人带来利益的计划。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商业能力非常强。如果这种能力能够致力于国家进步，而不是个人利益，如果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必要性的认识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刻，那么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为国家带来持久的利益。但不幸的是，他所发展和保护的各项事业只是为了给相关人士带来眼下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考虑任何健全的、合理的商业法则和诚实的财务。贪污公款、启用裙带关系的行为到处可以看到，这导致了管理不善和玩忽职守的局面。铁路、矿山、棉纺厂、缫丝厂、电报、航运——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李鸿章对开发可获利的生意机会具有非凡的把握能力，这些都是建立在他那合法的“为中国人谋利”政策之上的。但是，他任命的人员、采取的方法却让这些事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在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之前，在他们还没有强求居住权和从事工业活动的那个时候，中国官僚习惯把钱投资在本国的钱庄、当铺、米店、房地产和有价值的古玩上。这些方面的投资为官员获得了有利可图的机会，但这很容易被统治阶级没收，或者是受民事纠纷的牵连而毁于一旦。

李鸿章经营的赚钱项目和投资的各种活动中，有很多的经营成果没有被完全透露过，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索美赛特大厦，也不知道税务局局长，而且李鸿章非常谨慎，不会把他的鸡蛋都放进“华商”航运公司或“北京联合企业”这样引人注目的篮子里。一般的中国报道说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且在房地产和当铺方面有很大的投资。那本《回忆录》在有关李鸿章的财政方面，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很多亲属（这些人至今仍然允许这些伪造的记录四处传播而不提出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鸿章商业活动的受益者，他们熟悉他的方法：

“在西方，好像小额放贷者，或说是小笔金额的借出者，一般都被大众看不起，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榨取借钱人的血。当铺老板在本地不受欢迎，也是这个原因。

但我要说的是，许多人觉得我是中国大多数当铺的老板，显然是夸张了。我的兴趣主要是在几个省份建立的钱庄上。我并不认为从中赚钱是可耻的。此外，我还很乐于借出一些小钱，去帮助穷人，有时用他们的货物做抵押，有时他们的劳动做抵押，或者仅仅靠他们一句承诺。

我不是在说我的什么美德，但是当一个人的名声受到诋毁时，保护它们肯定是他的权力和责任。所以我要说的是，尽管我已经从我的贷款中赚到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过分索取。如果我让所有向我借钱而又无力偿还的人把钱还给我，那么我早就是天下的首富了。再说，我从来没有用上天给我的财富去做什么坏事。我不买官位也不买封号。如果让我去买官位或者封号，我宁愿用刀削自己的脸。

我确实向各省放贷大笔的银两，甚至也向朝廷放过。但当朝廷成为我最大的债务者时，我的头衔也受到了损失，这也是事实。”

无疑，李鸿章曾“借”了大笔银子给朝廷，但“朝廷”两个字在这里肯定不是指的政府机构，而是慈禧和大太监李莲英。同样的，皇太后在1894年从她的私人金库里“借给”李鸿章大笔的钱（估计为800万两白银），作为他对抗日本的赞助金——这是一笔迟到的良心钱，其中部分作为还款，填补之前颐和园从海军拨款中“榨取”的部分。

事实上，在管理公共事务时，李鸿章和他威严的女主子都无法放弃第一时间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李鸿章的敌手总是谴责说他在谈判中，涉及到的分割领土的条约时所采取的和解政策，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希望避免战争，给自己带来私人利益，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通的。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国家的目的而经过他手的资金都一直不可避免地成了他自己的钱。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对中国人来讲，这是典型的官僚财政，是被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认可的事情。

当考察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管理者的能力时，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谈。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个人利益妨碍了他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最高利益产生了损害。翰林院的成员在1894年12月上奏了一份折子，里面指出李鸿章在日本的煤矿投资了数百万两的银子，而他的养子李经方（后来的驻日公使）在日本也有大量的投资。虽然这些陈述或许是被夸大的事实，甚至是无稽之谈，但它反映了李鸿章把公共事务与个人投资混合的关系受到了大众的怀疑和指责。

李鸿章是发展中国官办商业的先驱者，这种官办商业组织是以欧洲的联合股份公司为模型的，但它有自己的特色，即他创立的这些企业总是有着官方的目的，且是由官方经营的。这些企业受到这位强势总督的保护，既排斥洋人也排斥中国人的竞争，所以我们不用多花脑子都能想到这样的商业垄断会获得多少利润。

李鸿章最著名的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它建立于1880年，其资金一部分由李鸿章自己提供，一部分来自大众的捐款。这个企业由李鸿章的支持者管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帮助，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担任高级船员，所以变成了一头多产的奶牛，尽管大规模地挪用了款，却仍在很多年里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面上是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为轮船招商局取得了粮食运输和其他政府供给品的运输垄断权。以同样的手段，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支持，成功阻止“福尔摩沙”巡抚和其他中国航运业老板在长江贸易方面和他的汽轮竞争。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80年代早期开始，李家在祖籍安徽省的财富、权势得到了迅速增长，最终控制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供给中心的大米贸易。接着1884年的时候，随着开平煤矿工作效率的提高，以及该矿和天津之间的铁路通车，李鸿章不仅为轮船提供便宜的燃料，而且还增加了官办商业的获利。他用同样的方式支持棉纺厂和丝织厂在上海的建立。

在李鸿章的许可和授权下，他的这些企业由他忠实的追随者盛宫保（即盛宣怀，以下同）经营，此人非常能干，却也臭名昭著，肆无忌惮。这些企业的生意在1895年前仍然是官方垄断，原因很简单，因为李鸿章作为北洋通商大臣，能够阻止与其竞争的欧洲公司进口机器。但是在盛宫保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腐败活动，所以企业的利益往往是看不见的。盛宫保是个身兼多职的实业家，多年来一直担任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经理，在上海充当李鸿章商业上的代理人和经济人，在这个职位上，他的贪污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所以他的亲密搭档都叫他“老狐狸”。在他灵活而势力极强的双手的操控下，一些铁路、矿山开始租借给欧洲的资本家，这样他便可以从中获利，却让中国面临长久的麻烦。

在1894年李鸿章名誉尽失后，盛宫保熟练地见风使舵了。他主张的是国际化策略，更加关心金钱而不是手段，同时，金钱帮了他的大忙。他继续奉行李鸿章的原则和兴趣，和外国的特许权拥有者做生意，轮流与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密谋。盛宫保是李鸿章的追随者，正如李莲英和慈禧的关系一样，或者在更近一点的梁士诒和袁世凯的关系类似。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追随者的罪行不可能和主子的责任没有关系，所以盛宫保的许多恶名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

1897年以后，铁路建设的问题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期望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铁路修建对中国的自主企业非常有吸引力。此外，全国各省当局和士绅们提出的地方自治的要求让这个问题变得迅速复杂化起来。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活动被限制在天津到山海关的建设上（在一段时期里，这条铁路有可能是全世界这类企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他对这个企业的财务表现出了热切的兴趣。对于其他铁路路线，他说自己坚决把铁路当成最好的工具，用于开发国家的经济资源。早在1889年，他就已经说服了皇太后，让她相信建设国家铁路是合理的。但他对铁路事业的兴趣超出了他自己的总督管辖权限，所以不足以让他全身心地去对付皇帝的顾问和反动势力。

最后，我们还要考察一个敏感的问题，即李鸿章种植和贩卖鸦片的官方记录。在这个事情上，他和大多数的同僚相比，其作为不算坏也不算好。对于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李鸿章利用他中国式的圆滑派头和雄辩加以解说，在这方面他很引人注目。

为了压制鸦片贸易而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常常令人生疑，因为那些赞同这些措施的人总是被迫把压制行为寄希望于中国官僚，而这些中国官员却从印度贸易的禁止令中看到了有利可图的远大前景。

于是在1881年，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秘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他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该协会支持“中国努力摆脱鸦片奴役”的状况。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说，尽管法律和法令三番五次地禁止种植鸦片，但是罂粟仍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偷偷摸摸地种植。《泰晤士报》的记者G.E.莫里森博士在1894年的中国之旅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观察到从他离开湖北直到缅甸边境，他都能够看到罂粟。他还说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就是李鸿章家族！李鸿章公开宣扬自己的德行但却在背地里大肆谋利，这完全是遵行了他所在的阶级的古老传统。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爵士”在担任驻外大臣时，同样滔滔不绝地谈到了中国即将摆脱鸦片的祸害，但同时，罂粟在他安徽老家的院子里茂盛地生长着（他自称是为了“药用”）。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李鸿章经营鸦片就像经营大米和是其他大宗商品一样。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他毫无疑问希望鸦片贸易被废除，但在反对鸦片方面，李鸿章既不是一个先驱，也是不独立的思想者。他只是一个中国官员，他的这些行为是受到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