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早年生活及家庭背景

2.早年生活和家庭圈子

在上一章里我们研究了李鸿章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产生这位东方超人的教育情况和国内环境，以及早年引导他思想和行为的事件与境遇。

首先，毫无疑问，李鸿章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母亲强壮的体魄、非凡的精力、温和的脾气还有宽容的处世态度，这些特点让他的私生活十分与众不同，因此而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些朋友便是在外交和生意中认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总督生涯起步时和其以后对外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国人的卓越认识，是明显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与戈登将军亲密交往的影响。

有关李鸿章父亲的事宜鲜为人知，我们只知道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属于“仕途不济”、满腹失意、沮丧的“候选”官员之列。李鸿章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学之士，总是宣扬道德之中孝顺第一，在私人谈话中很少说到自己的父亲。在他为了训练文采而撰写的赞美诗中也没有写下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知道李鸿章的父亲属于文人学士阶层；也就是说，他曾成功地通过省里的乡试，但和努力奋斗的学者大军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手段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很早就成婚了，生了五个儿子（李鸿章排行老二），李鸿章的父亲能为他们提供一般正统教育的入门课程：在乡村博学者的指导下，几个孩子都获得了鹦鹉学舌般的背诵经典的本领，在中国，这些经典之作都被当作是对智力的启蒙而广为传授。

上一章说到的那本所谓的《回忆录》中，介绍了一些对于李鸿章在1846年与父亲的关系。其中一篇文章据说是由李鸿章于25岁那年写于老家合肥，父母当时都是42岁；这就说明李鸿章的父亲早在15岁的时候就已成婚。另一篇文章标的日期是1846年1月的某一天，记录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不愿听从他“高贵而严厉的父母”要他成婚的想法。李鸿章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发生在此时或不久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他1853年弃文从武之后不久，他年纪尚轻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失踪了，毫无疑问，她们都死于太平军的袭击中。

根据记载，李鸿章通过伯父（伯父在当地厘金税征集处任职）的影响力，在衙门里寻得了一个职位，而此时当地的知县听闻了这个谨慎行事的年轻人文采不错，让他倒背了《春秋》，他做到了，这使李鸿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几年里，通过勤奋的工作，他将精力放在通过修炼文学功底和写作技能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声誉，这帮他铺下了官宦生涯的康庄大道。

1847年，在为考取进士而设立的殿试中，李鸿章以第三名的成绩在40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翰林院，即“文人雅士的栖息之地”。1851年，他成为翰林院编修时，已有了不小的名声；他那优美而儒雅的书法已经名扬于京城的文人雅士之中，甚至名声已传到了各个省市。但是，他到此为止除了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对自身才能的敏锐认识外，还没有表现出区别于正统儒家学者的精神特质。吸引他的老套僵化的学习体系，其所有细节完全还是父辈的那套体系，它摧残了父辈也正破坏了他同时代人的精神活力和想象力。

无论倒背还是顺背，李鸿章都能背诵整本的经典之作，撰写出无数篇文、散文以及诗歌；同时，他的聪慧敏感让他知道，要想踏上雄心勃勃的成功之路，必须有充实的钱包，以及贵人的相助。但是，在他进入翰林院的那年，在中国南部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利地丰富了他的经验，开阔了他的眼界。

李鸿章28岁那年住在安徽省合肥的老家，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职业，人们知道得很少。曼尼克思在为那本编造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太平军在李鸿章从京城返回老家的时候取得了如何惊人的进展，他写道：“当他回到老家时，他看到太平军一路走过，正向京城胜利进军。当他看到那个给予他如此荣誉的朝廷和古老的政府身处危险之中时，爱国之情在心中澎湃不已。他立刻开始组织了一支去袭击和骚扰敌军后方的志愿军。”道格拉斯教授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发端也有大致一样的描述，但是他把时间定为1853年初。但是，我们知道李鸿章在金钱上极为吝啬，这让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故事，更不用说即便是他愿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组织一支军队。

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证据解释了李鸿章为何放弃文人生涯而加入他所鄙视的军事之中，即因为在太平天国强盛之后，曾国藩（大清帝国军队的都统）要求京城方面配备一些秘书，而李鸿章得到了一个安徽籍翰林的推荐，获得了其中一个前途不错的职位。正如资料所说，他和父亲（1856年去世）在为军官征收地方税中立了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父子俩都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做事。

当代的证据已经部分地证实了这个观点，因为李鸿章曾在1855年出任合肥的藩库，顺带着赚了一些钱。他在这方面明智的作为吸引了知县的注意，知县便向上级报告，说李鸿章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官员。按照这一报道，李鸿章好像受到了曾国藩的几次接见，这位伟大的学者型军人极力赞扬了李鸿章的文风和书法，结果这位年轻的翰林弃笔从戎。不管他接受这份任命的理由是什么，都为他的事业打下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

英国的读者会发现，在中国，文官们除了拥有经典教育的授课能力外没有其他资格，即使如此他们却可以承担高级军事职位，并都以同样的无知无畏去负责对外条约的谈判，管理钱庄或治理大江大河。事实上，在一个无所不知的多才多艺的假设上，整个官僚阶层都在指导高技术层面的事务，而在英国政治家和公众舆论把所有高技术的事务授予内阁大臣。所以，李鸿章从军队文书迅速提升为江苏的总司令并不值得注意。有充分且可靠的证据表明，仅凭勤勉和才干，他就得到了曾国藩的称赞，而他的提拔就在于此。

在晋升为高级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鸿章的文职也受到了提拔，因为作为一个翰林，参与军事事务被看作是他事业的临时脱轨。185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代理按察使，1859年又被委任为福建道台（他从未赴任该职，原因不明）。最后在1862年他当上了江苏巡抚，在这一任期里，他第一次在外交艺术和技巧方面受教，并见识了外国政治的广阔视野。1860年，由于他跟美国冒险家、“常胜军”总指挥华尔将军的关系，他开始研究欧洲的战争方法。在这一时期，由于英法联军轻松突破了大清帝国所有的北方防御，包围了北京，让他洞悉了外国人的军事优势。

关于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事业，中国流传着两个有趣却未被证实的故事。亚历山大·密吉不仅是个能干之人而且是个可靠的权威人士，在1901年李总督去世后不久，他第一个在一篇文章中宣扬了这个故事，并表现了对故事的可信态度。他宣称李鸿章之所以在对付太平军时取得了大多数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太平军中被俘获过一段时间，当时为了保住性命，他完全听命于大字不识的造反首领，此他熟悉了太平军的组织和作战方法。这或许是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又只是许多“合理却不真实”的捏造之事，这种故事在东方国家由于反复的传播而让人深信不疑。所有的官方记载对这个故事都缄默不语，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虚假性；但他被俘的事情如果是真实的，也一定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

另一个传说，从表面来看，更像有事实的根据。这个传说讲的是清朝的程学启将军原本是太平军的一位首领（他是李鸿章的属下，曾与戈登一起英勇地袭击了太平军，在1863年收复苏州的战斗中表现十分出众），李鸿章巧妙地劝说了他，让他投靠到了清朝一边。在一份奏折中，李鸿章描述了这位英勇之士在1864年4月攻打嘉兴时如何牺牲了性命，他证实了程学启当过太平军首领的事实：

“四月十五日，”（他写道）“他战死了。我万分悲痛；所有军事将领都失声痛哭。每一个人，无论来自江苏还是浙江，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百姓，都哀悼他的逝世。于是我考察了程学启之前的历史，发现他出身于安徽的一个地方，在叛乱中被俘。程学启看到叛军欺压百姓之后费劲地试图逃脱……他来到朝廷的军营里并投了降。有人立即认出他是首领之辈，职位比至今为止所有投降之人都要高。此后他被委任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官，并参与到收复南京的战役中。总督曾国藩那时把此事告知了陛下并保证了程学启的忠诚之心。我亲耳听说过他的功绩和智慧。”

这份奏折接下来还讲述了已故程将军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并顺便将戈登将军取得的胜利全部归结到了他的头上。但是，如果这段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真实发生的，那么李鸿章对于程学启的了解就大大超出上面提到的官方调查。

人们通常都相信这位叛军首领花了一大笔银子向李鸿章买来了他在军中的职位和晋升机会，而李鸿章则用这笔钱为自己的仕途铺了路。这个故事中，有些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样的交易在中国总是被当做高深兵法的一部分。人们说程学启与李鸿章妹妹的婚姻就是这个协议的一部分，以此互相保证各自的诚意。

就本书的宗旨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场战争（1853-1864）的主要事件已经由道格拉斯教授作了简单的记录。读者若要寻求更多信息，可以从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斯特夫利将军和“中国人”戈登所发的公文和急电中寻找，这些材料被收录在那一时期的《蓝皮书》中，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造历史的实例解说，将之与曾国藩同一时期的奏折和上谕做比较，后者是一个官方文件集子，由英国驻华领事机构的翻译官R.A.杰米森编译。

由于李鸿章在苏州出尔反尔地杀死了太平军的首领，便与戈登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吵，这个事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尽管李鸿章有着非凡的智慧和接触欧洲人的经验，但他无法从戈登的角度看到事情的道德层面，这就像戈登没法倒背中国的经典著作一样。

戈登指望李鸿章同化并实践自己任性化且具有骑士风度的战争观，这一点就说明了他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就跟李鸿章拒绝相信这个英国人会真正重视他的誓言一样。戈登对冒犯他的总督表示了愤怒之情，并欲寻之报复。

这使得整个事件极具纪念性和戏剧性。尽管如此，这只是由于两人的绝对观念的冲突而发生了的许许多多类似交战中的一次而已。如果戈登难以容忍李鸿章的贪婪和虚伪，那么李鸿章这个全身上下洋溢着不可名状的优越感和优雅自信的官僚，同样觉得难以容下戈登的直率和对诚信的无法妥协的坚持。

从李鸿章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接触起，李鸿章明显的目标就是要利用外国人出众的军事技巧，与此同时，还要不计一切代价防止他们利用任何职权侵占官僚阶级的特权。比起国内的任何造反，李鸿章更担忧欧洲的进犯，因为他比京城的任何高官都更清楚西方军事远征的真实政治意义，这已经在英法两国和清政府在1860年10月在北京签署的《埃尔金和平条约》中表露了出来。1862年，李鸿章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派遣军队镇压太平军的提议，他已经下决心运用聪明而高超的治国之术加上柔弱的政治艺术，来对抗西方强劲的军事力量。

俄国军官指挥的一支俄国军队绝对与李鸿章的策略不相容，因为这支军队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但是利用刚刚占领京城的英法军队的支持来镇压中国的造反派，他却一点都不觉得有碍威严；相反，斯特夫利将军和普罗泰特上将愿意与李鸿章的军队合作，共同为大清帝国事业效力，并同时承认他是大清帝国的主权代表，这使他得到了抑制不住的满足感。只要给皇帝提供的战事汇报与奖赏的分配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就很高兴让戈登和雇佣军队艰苦作战。在其汇报太平军彻底战败的奏折中，如同他记载程学启将军去世消息的奏折中一样，戈登在维护朝廷神圣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消减到了微乎其微的比例。

戈登因其表现确实被赏赐了一件黄马褂、一顶花翎和赏金（被他拒绝了）；但是“为了提供准确的历史”，李鸿章用随时准备好的笔墨，悄悄地把“常胜军”及其司令的功绩都消融了，使其淹没在自己的荣光之中，适当地犒劳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勇猛之旅。

李鸿章根据自己对这位勇敢而冲动的军官的依赖程度，对戈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亲切感恩转变到豪爽无礼；主要因为李鸿章总是在给军队的常规发饷问题上极其不讲信用，所以他们的关系不止一次变得紧张。同样由于钱财的问题，在戈登之前担任“常胜军”司令的美国冒险家白齐文也曾与李鸿章发生过争执，最后投靠了太平军。

事实上，李鸿章看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和他看待中国后来的所有战争一样，都是站在自己的金钱收益上来考虑的。在这一时期，他的基本军事财政理念就是最终付了多少钱，常以含蓄的方式加上附属的条件，即朝廷欠了军队多少，军队便可以靠从城市——中国城市掠夺多少来获取补偿。前面提及的《回忆录》中有一些记载，说明他直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第一篇表明的日期是1863年2月25日（戈登在3月份担任司令）：

戈登上校来信宣称要么做最高指挥官，要么什么都不担任。这是所有为我们做事的外国人都有的态度，甚至在他们谋求职位并为之等待多日或数周之后都不改变这一态度。当然，我并非说这个英国官员就是这种态度，因为他既没有申请做大清帝国的总司令，也没有索取报酬。他在最后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指报酬），但他的上司却这样说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但他若是一个能干的人，能够为军队带来目前所需的武器以便杀死所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那么我认为他在荣誉和金钱方面都会得到丰厚的嘉奖。

在举止和态度方面，戈登是我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中最好的一位，没有流露出大多数外国人在我看来令人厌恶的自负。此外，他兼具优秀的军人素养，坦率、迅速且务实。他刚来的两个小时之内，他都在视察部队，下达命令。我很高兴部队能够听从他的命令。

在日期标注为4月7日日记中，精确地表述了他的军事财政措施：

戈登将军属下的三千名“常胜军”、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名朝廷的正规军和各省的非正规军，他们现在正在福山一带对造反分子进行一次艰难的进攻。我前天给他们送去了一些薪饷，而且告诉他们如果收复福山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报酬。此后，若苏州也受到我们控制，戈登名下的这支部队中的所有人都会得到全额薪饷和奖金。

5月份，李鸿章对戈登身上的优秀的军人品质充满了热情，甚至称他为“兄弟”，而且还向皇帝上奏，请求给戈登“中国总兵的职衔”（少将旅长），并得到了批准。赏赐这个官衔的上谕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阳奉阴违的作风：

“戈登必须用严厉的措施维持‘常胜军’的纪律，因为这支军队已经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杜绝以前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李鸿章转递给戈登一份上谕副本，“有疑问的官员见到该上谕便会遵命。”

但是到了七月份，卑鄙龌龊的裂缝开始了：

戈登这些天想到的只是钱财，一点小钱都向我要好像我是财神爷一样。他说这些人若是拿不到钱就不再打仗了。我告诉他一旦苏州被我们控制住，我们就会有足够的金钱偿还欠款，发放奖金。

白齐文在向政府申请军饷时，也遇到过相同的困难，于是，他借用武力从上海军需官的金库里抢走了银子，因而被李鸿章解雇，在后来关于这场争执的外交辩论中，白齐文得到了英国和美国驻北京大使的支持和同情，但是李鸿章坚决拒绝了进一步讨论，因为白齐文不但要进一步抢夺银两，还要把钱揣到自己兜里。

在戈登上任五个月之后，白齐文愤怒地投靠了太平天国，并从朝廷带走了一百多名心怀不满的欧洲逃兵。戈登心灰意冷，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在这种条件下组织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于是他便辞去了司令职位，但在后来得知白齐文叛变后，由于仗义的性格又回到了司令的岗位上，那时是1863年8月。

由于白齐文的事情李鸿章的神经变得十分紧张，他发了一份公告，说只要抓到白齐文，无论是死是活，都可以得到3000两银子的奖赏；但是，他在后来与英美领事的论战中表现了他微妙的智慧、自满般的无知以及无边界的胆量，这些品质都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变得非同一般。

在白齐文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后，戈登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但李鸿章并没有对他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心生感激。他照样以吝啬的方式来对待“常胜军”，而戈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继续坚持申请正常的薪饷和供给，强烈反对继续他前任的过往作法，即以抢夺为手段支付薪饷。在攻克昆山后，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态度强烈的信，宣称自己要辞去司令一职，“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因为部队薪饷的事情而陷入困境”。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官职对他这样一名英国军官来说是有损名誉的。但如果事关金钱，李鸿章就是固执不化，但若与金钱无关，他便会让步，不是为别的，只是出于害怕。

李鸿章在戈登占领苏州城（1863年12月）后背信弃义地下令屠杀了前来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经世之术和道德观。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性格中有一个很少暴露给欧洲人的特点，即只要政治目的或个人野心遇到威胁时，他就会对人的性命表现出铁石心肠和蔑视的态度。对于那些在他看来阻碍他执行国家事务或实现个人利益的那些人，他就会表现出东方式残忍的一面，这一点是从他显赫的主子慈禧太后身上学到的。

在“常胜军”对苏州发起最后胜利的袭击之前，对李鸿章来说事情十分明了了，就是说太平军首领已经失去了信心，这场叛乱很快就会结束。1863年秋天的一段时间，在白齐文背叛朝廷倒向太平军后，李鸿章对戈登部队的吝啬做法好像有可能让相当多的官兵效仿白齐文的做法。

白齐文把部队带到敌人的阵营，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他傲慢无礼的做法，他打算率领一支能够取得胜利的太平军进攻北京，他甚至打算劝服戈登也加入他这项伟大的冒险事业中。但他很快就觉醒了。在苏州的城墙内，他无法施展自己无可争辩的指挥才能，那里只有意见分歧的争吵，以及即将发生的分崩离析。太平军中八个“大王”里只有一个慕王目标坚定，决心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其他几个大王在大约三万名追随者的拥护下，已经开始与朝廷将领程学启秘密来往，希望用投降来换取大赦。

白齐文和那些跟他一起投靠太平军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太平天国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戈登提出，只要他愿意接受，他们就愿意回到朝廷的军队，条件是不能对他们的逃兵行为作出任何处罚。在做好这个安排后不久，慕王在太平军的一次会议上就被杀害了，他们打算杀掉最后一个立场坚定的首领，以期为投降争取更好的条件。

在这个邪恶的事件发生之前，在程学启的陪同下，戈登曾与投降的各位大王有过一次会面，戈登向他们许下免死的承诺；作为回报，各位大王承诺可以在暗地里撤下一个城的守兵，把苏州交给朝廷。程学启将军是这个秘密协议的参与者，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不在城里进行抢夺。

在与太平军首领达成这个协议后，戈登把他们投降后的细节交给程学启将军按计划执行。戈登此后便离开军营向李鸿章报道这一情况，并试图从他那里得到额外的奖励，以此补偿他们不得抢夺城内战利品的损失。为了消除军队对抢夺的贪欲，他下令让军队从苏州向外撤行军一天的距离。但是李鸿章现在认为形势已成定局，便忘记了他所有慷慨的承诺，拒绝了戈登给“常胜军”发两个月薪饷的请求。这件事影响太坏了，因为它降低了戈登在官兵当中的威信，并差点引发一场兵变；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戈登曾经当着程学启的面郑重承诺，只要太平军首领按条件投降，即可免于死罪。即便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命令，戈登也有权许下这样的承诺，并希望投降者受到人道的待遇。

在几个月前，攻占太仓之后，戈登向朝廷移交了七名太平军首领，后者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和屠杀；他们被凌迟处死。这种野蛮的行刑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反感，甚至上海英军的司令官布朗将军明确地向李鸿章表示，如果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有英国军官都将从朝廷军队中撤走。

李鸿章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个警告，表示以后会用人道的方式处理这种事。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太平军表现出明显的溃败之前。现在，他预见到尘埃即定，他完全可以镇静地期待戈登和英国同僚们的离去。因此，事情的发展已让他不必在压力下实现许下的承诺。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趁戈登不在场时处死了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以免这场残酷的屠杀受到他的阻止。

有关这次屠杀有着各种说法，对其原因编造了各种理由。首先，戈登在极端愤怒中明确地指出，李鸿章不仅下达了处死各位大王的命令，还让苏州遭受任意抢夺。这两个事实都被李鸿章的直接代表人程学启将军证实了。抢夺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李鸿章故意执行的恐怖行动，能起到震慑作用，并把它作为简单的替代筹集军队薪饷的办法，关于这一点，他没有隐瞒事实。

处死太平天国那些投降的将领后，李鸿章肯定没有弄错戈登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的反应，因为事成之后，他回避躲藏了几天，以便避开这个英国人对他的报复。实际上，他一直隐藏到戈登怒气冲天地带着军队撤到昆山为止。但他宁愿冒此风险，不论是戈登的怒气，还是英国部队立即从朝廷部队里撤走，他都不害怕因为他很清楚京城方面不但不会降罪于他还会大大嘉奖他，这是由于他采取了最牢靠的措施来保卫大清帝国免遭这些造反首领的再次叛乱。他知道用这种背信弃义的方式屠杀太平军首领，无疑会抹杀掉自己一部分功绩。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想法是对的；由于战争的胜利，赐给他的嘉奖要远远超过与他铤而走险惹怒戈登所付出的代价。的确，这些胜利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www.xing528.com)

依照英国的权威人士在现场收集到的可靠证据，对那些投降将领的屠杀行为发生在李鸿章接见他们之后，当时李鸿章在军营里与之会面时态度十分友善。他亲自恭喜了这些首领的弃暗投明，并承诺推荐他们担任清军的高级职务。接下来他说了一番客套话，离去之前将他们交给程学启将军招待。正当他们与程将军安静地交谈过程中，李鸿章安排的刽子手突然朝他们扑去，把他们砍成碎片。

无疑，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两个月后，通过罗伯特·赫德（后来成为爵士）的斡旋，戈登稍微消了些怒气，他同意再次担任原来的职务，这时李鸿章却拿出了一套被狡猾粉饰过的事情经过。为此他还特地发了一份公告，把他的官僚手段说得十分合乎情理，说不仅是权宜之计，也是人道的做法。

这份公告是应戈登的要求才发表的，目的在于公布一个事实：他与遵照李鸿章之命犯下背信弃义的罪行没有任何关系。这份公告的确清楚地传达了这个意思；同时，它为李鸿章的无罪也作出了辩护，让这件事情显得（按李鸿章自己的话说）“总督的意思，尽管看上去似乎与戈登有异议，但事实上是一致的”。此外，为了说明屠杀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李鸿章声称，太平军首领们来到他的军营时，拒绝剃发，拒绝卸下武器等等，“纳王说的话模棱两可，举止十分无礼凶残”。

“所以这位总督为了安全起见，必定会对已经达成的条件做任何的更改。刚开始的时候，总督同意戈登招安这些人时，他对最后时刻他们企图更改投降条件的行为毫无所知。出于对事态之后的发展，面对突然出现的种种危险迹象，如果在没有和戈登将军协商的情况下不采取行动，一切都将为时已晚，那么胜利在望的迹象也会烟消云散。

若李鸿章严格遵守协议，让这些首领活下来并再次走上造反之路，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此后便会受害。如果他们成为第一批被允许投降的造反派，那么原定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然而幸运的是，关键时刻的迅速判断，把这些亡命徒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追随者也是树倒猢狲散，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李鸿章是个很会颠倒黑白的艺术高手，而戈登在文字游戏方面不是他的对手。作为一名英国军官他怀有偏见，他对官僚手段和传统也一无所知，这让他在屠杀发生时无法宽恕这种行为，但到底还是在赫德和其他调解人的引导下，意识到有关苏州投降的和谈、承诺的大赦、交好的酒宴以及安排的屠杀行为都遵照了中国政治的经典传统，这种传统从远古就开始有了。

在这幅场景中，富有骑士精神、讲究诚信的戈登显然不符合以上传统。根据李鸿章的观点（注意，这就是从中国官僚的观点来看），戈登对那些太平军的性命十分担忧，为自己的誓言遭到破坏感到万分震怒，但这种担忧和震怒既不诚实也很荒谬。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划分东西方的鸿沟，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戈登都无法跨越。

在占领苏州两个月后，戈登在昆山还是沉浸在愤怒的思索中，懒于理事，撤下的“常胜军”也越发不满，愤愤不平；李鸿章觉察到了敏感的局势，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受到过威胁，于是他被迫在支付军饷时表现得大方一些。戈登急于看到受罪的中国人民从内战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经人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和李鸿章和解。

1864年2月，“常胜军”恢复了征战的状态，不是因为戈登喜欢或者信任李鸿章，而是因为在平静的反思后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为英国提供最好的服务，即终结这场毁灭性的持久动乱，哪怕这需要采取他不喜欢的方式。5月份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太平军毁灭的结局，因此李鸿章的直接目的就是确保遣散戈登的军队。李鸿章怀着经典学者本能的恐惧（这并非不合理），担心散兵游勇会叛变、敲诈以及搞破坏，当“常胜军”的任务刚完成后，他便大方地打开金库，立刻打发欧洲军队从中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和戈登告别时他的心情可谓恼怒多于悲伤，因为这个直率的军人像通常一样坦白地对金钱和虚伪表示了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皇帝赏赐的礼物和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还直率地表示他对李鸿章毫无敬意，如今李鸿章已经成为了清朝杰出的保卫者，踏上了财富与权术之路。

但是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李鸿章与戈登的交往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而永恒的印象，让他在后来处理外交事务上收获很多。

李鸿章，和戈登十分相似，那就是在他们辩论的高潮中容易对持异议者发怒，而且什么事情都讲究速成；他性情十分急躁，不近人情而且有时候极其容易发火。但他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而且这个勇敢的英国绅士的高尚品质也从未被他忽视。此后在时间的医治下，戈登在他自尊心上留下的伤痕愈合了，他也忘掉了不愉快的时光，只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戈登这方面，是既不会释怀长恨也不会记恨不忘。

亚洲大陆隔在这两个人中间，他们都能做到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他们的确也做到了。于是在戈登离开中国三年后，我们发现李鸿章以戈登为例，向皇帝证明了外国人的率真个性和值得信任的特点。在适当的时候本书会引用这份著名的奏折。

16年后，当中国和俄国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寻求戈登将军的帮助。在戈登给中国政府提交的建议里，很无情地点到了中国的软弱性。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建议也有利于阻止他们之间的敌意继续发展下去。建议没有让李鸿章信服，也没有阻止得了他去做有利可图的蠢事，就是把钱胡乱花在军舰和武器上；但戈登的建议恰好和李鸿章向皇帝提出的和解之策不谋而合，这个计策与左宗棠和醇亲王的主战派相对；而且，这个建议还有助于李鸿章用自己的观点劝服皇太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确保免去崇厚已经宣判的死罪，后者在圣彼得堡的谈判中因将固尔扎割让给了俄国而被判了死刑。

戈登这次留给李鸿章的备忘录直率地强调了中国军事面临的财政困境，这个观点显然与他不愉快的经历有关，如果换了一个比李鸿章气量小的人，也许会疑心作者是不是要和他翻旧账。但李鸿章不是小心眼的人，而且他太熟悉戈登了，知道他的话是大公无私的真心话。

戈登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这不仅让他信任欧洲人的军事力量，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也引导他开始对西方人进行重新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暂且不说“中国人戈登”打下的胜仗为李鸿章的事业打下了成功的基础，他的影响让李鸿章在形成许多正确看法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看法为李鸿章后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灵感。是的，这种影响和他对欧洲人道德的极高评价在后来岁月里慢慢减弱了，这是他和各种各样的外交官与金融家接触的结果，以至他晚年的时候（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犯下滔天大罪后），谈到欧洲人与基督教时总是带有痛苦的幻灭情绪。但是戈登已向他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力量，这让这位儒学家深信不疑，戈登的启示在李鸿章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印记。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1864年），出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可以说是已经以外交家、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身份开创了他的事业。从这个时期到1870年间，在他成为直隶总督之前，他仍然负责指挥军事作战，镇压捻军和回民的造反；但此时他已经是一名大官了，从此以后他手中的笔要比一直握在手中的剑更加强劲，更加有力。

1867年李鸿章成为了湖广总督，翌年出任南洋通商大臣，在后面这个职位上，他与欧洲官员和商人的接触范围和重要性得到了迅速扩大。在指挥作战和赴任新职位的空隙里，他时不时地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找一些空余的时光来培养家庭习惯和品德。因此在1868年于武昌接任总督之前，他在安徽住了3个月。在他的结发妻子死在太平军手上后，他又成婚了。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或者说是父母的智慧为他挑选有了一个性格出众的女人。

有关李鸿章的所有记载上都清楚地说道，他的达观态度、克己哲学、逆境中的坚韧以及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他的母亲和第二任妻子。他对这两个女人完全是忠诚的；他的孝顺在世人眼里的确光辉熠熠，尤其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在都察院的敌人都不止一次地以此作为例证来指责他强烈的虚荣心和来路不正的钱财。

1870年李鸿章率兵去陕西镇压叛乱之后（此后他便接任了直隶总督之位），就再也没有与生前的母亲见过面。他的母亲在1882年春天在李鸿章的兄弟、担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的官邸里去世。李鸿章遵照传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的悲痛之情，并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完成了这个儒家丧礼的愿望，这个愿望要求他离开公职守丧27个月。他向皇上递交了卸任奏折，这被文人学士们视为效法的楷模。其中的几篇奏折已经印在英文作品中；但其中有一篇非常值得再次抄录，不仅是因为它使这位总督文学作品中的典范，而且还由于它记载了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关系到对他生平的研究。这篇文章刊载于1882年5月16日的《京报》上：

“李鸿章近日接到家信说母亲抱恙，上奏希望能获假回家看望。他说母亲（其娘家姓也为李）在出任湖广总督的兄弟李瀚章的官邸里已经住了十年有余。她今年高寿83岁，身体一直很硬朗。但去年冬天得了痢疾，虽然医生医好了一些，但夜间仍有发烧迹象。春天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些好转。

在此之前，李鸿章曾让长子李经方代为照顾母亲，此后便来信说母亲还是咳嗽不止，难以吸收足够的营养。母亲年老了身子越发衰弱，加上长久不见李鸿章病情更加严重。当这个消息传到李鸿章耳中后，他显得万分焦虑，寝食难安。

自1870年春当李鸿章率兵前往陕西起，他就未能和母亲见上一面。官员为朝廷效命多年而顾不上料理双亲的情况十分常见。现在他母亲的病痛越发严重，李鸿章倍感焦灼，日夜辗转不安。因此李鸿章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是否能让他获假探亲。他希望如愿以偿得到批准，立刻扬帆启程行至武昌，拜见母亲直到看到她康复为止，才能满足自己对母亲的爱（如同乌鸦反哺一般）。若得皇上慷慨允许，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他获假成功，且母亲看到久久未归的儿子能够回家探望必定会恢复健康。若是如此，他便速速回到工作岗位。

工作上的这些责任至关重要，包括对北洋海防的指导、中外交涉事件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务的处理，因此李鸿章希望能有一个官职相当的人做他的代理总督，以防各类事务受到拖延和干扰。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苦恼和忧惧递交了这份呈请，很快它被交到了皇帝手上。

李鸿章没有对他在天津所负责任的重要性做出一番夸赞之词。朝鲜问题和日本在朝鲜方面的诉求让中国政府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与法国发生的新纠纷的阴云又飘在越南的上空。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出发去伺候母亲以尽孝道，这个老夫人就在武昌去世了，因此皇帝有了足够的理由拒绝批准他回家侍奉母亲的请求。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压制了个人的悲哀。1882年的秋天，他获得了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因此可以回家处理母亲的丧事。

李鸿章母亲的葬礼仪式包含了隆重而壮观的祭奠过程，这不仅说明了李鸿章遵守正统思想和孝顺之道，还展现了他的家族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的财富和权势。在他母亲的坟前汇聚了一大批祖先崇拜者：他的兄弟总督李瀚章、两个弟弟以及20个孙子和8个重孙。接下来，老夫人的牌位以十分虔诚的仪式供奉在李家的祠堂里，这一仪式非常复杂而隆重，一大批的达官贵人们都在场观礼，大家心怀诚挚的敬意，因为这位母亲培育了两名总督儿子，值得称赞。《回忆录》的作者断言李鸿章在他访问德国的第七天记下了下面的日记：

“今天我闭门谢客，不见任何来访者，因为我一直都在思念着已上天堂的母亲，她就是在14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包括磨难和悲伤，无论高兴还是自豪，我都忘不掉天上的母亲，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她都在我的身边。

我的父亲先于我母亲去世多年。他的坟墓壮观却空寂。母亲千百次地祈求神灵，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让她快乐地和他在天上见面。她绝对没有自杀的意思。很多没有见识，当然也有许多有知识的父母都认为这样做伟大又光荣。但如果母亲自杀，父亲绝对不认为他深爱的妻子是对的，也不会让先走一步的他感到欣慰……

我一生中最苦的事情莫过于母亲的过世，我希望能够为她守孝一年，但皇上和俄国已经开始谈判有关朝鲜地位的问题，所以我只好和总督衙门保持联系。

刚收到一封莫尔托克先生的来信，是宋将毛奇之送来的。我打算明天再读。今晚我必须读书，多花几个钟头读书，读哲人的思想，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这个虚构性的《回忆录》非常有趣，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即正统的儒学家是怎样表达孝道的基本信条的。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他的正统行为有多么诚挚的情感，也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教育后代才摆出的姿态。那些熟悉他的人一定不会怀疑他对母亲（以及他对家里的其他人）怀有的真挚感情；但他特殊的气质让他很难控制自己不把对亲友的感情变成为政治和文学服务的工具。李鸿章把他在波茨坦珍贵的五小时的休息时间拿来阅读《孟子》，以纪念母亲，是十分符合经典传统的做法，但这未必全然可信。

在公事繁忙后的空余时间里，李鸿章骨子里是个爱家的男人。哪怕在他获得财富和盛名之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因为第二任妻子婚后好几年都没有生育。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健康状态不是很好，到了1879年身体完全垮掉了，在他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就请来了一位英国女医生，后者由天津伦敦教会的麦肯齐医生协助。妻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李鸿章因此对欧洲的医学技术建立了坚定的信心。他指定麦肯齐和欧文两位医生为他和家里的男子进行常规的检查和护理，以此大胆地证明了自己的信心，欧文医生甚至在1896年陪同他去海外游历。

李夫人康复后不久便做了母亲，这让总督特别高兴。之前为了延续香火，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子，他是已故兄长李昭庆的儿子。这个养子名叫李经方，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李袭侯，曾担任过中国驻伦敦、东京的公使等其他职务。在清朝统治的时期，他在政治上因同情日本、反对俄国的外交纲领而为人所知。清朝灭亡后，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的危险岁月中，他在大连寻求庇护隐退起来。他的一生在政治方面从未表现过非凡的精力和原创力。他对事物的处理很有养父精明的特点，但却没有养父的勇气和主动性。如果一般的报道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和李鸿章一样具有利欲熏心的嗜好，万事都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不利于李家，尤其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来。他肯定地预见了孙中山空想出的代表纲领和中国共和政府会失败，精准地算出了后者的军事专制和广泛的动乱必定失败的结果。

在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对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为也应该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说他们和李鸿章的性格和行为一样重要——不对，是更加重要，因为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人。但是也有人明确地反对像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对李经方、李经迈和李经述这些官员的官方记录和私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够说的和必须要说的是，尽管这位大总督的后辈们在文学声誉或政治功绩方面无人能赶超李鸿章，但如同他们敛财和聚财的能力得到证明一样，这个家族的智慧在中国确是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今天当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命运在悬而未决的形势中瑟瑟发颤时，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没有做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备，它的家臣就应该接受惩罚。李鸿章的后人和所有中国高官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鸟鸣声。

当这个国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胁时，一个聪慧的爱国主义集体完全能够保护它，让它避免灾难，但是它的领导人（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旧的政治体系里的官僚们一样惹人注目）却在为了地盘、钱财和权力而进行卑鄙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李家没有继承其中最有名的那个成员的洞察力和远见。李鸿章肯定地预见了国家由于职业政客们自私自利的眼眸和复辟君主政治的愚蠢的失败而面临的危险，并且努力采取行动进行预防。

或许像当前的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状况那样，中国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中国在边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这是李鸿章外交资源和他消极的抵抗力所没法顾及的。事实上，无论是那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还是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也没有任何制止党派斗争以便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对付外来侵略的努力。相反，外来侵略势力由于新旧中国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们利用此时的纷争和动乱以便摧毁这个国家民族独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已经非常明显，都是些图谋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者。

除一两个例外，李家自从革命以来，比起出谋划策保护国家，更加关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员似乎分成两类：一类对民国的共和纲领怀有正统保守派的仇视态度，另一类则因为对民族的忠心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企图。譬如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无论在哪里他都既是资本家又是军火商人，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时候。1911年他反对反清运动；然而他和弟弟李经述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和李经方一样，他们可以称为正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未经战无不胜的武力而获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但如同赫德爵士在1900年说的那样，在现状下着实是一件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在内部纷争之后，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李经述是李鸿章的长子，他在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也过世了，那时正值1902年1月慈禧太后在外逃难后返京。他的去世通常被官方评论者描述为孝道的感人例子，因为他父亲李鸿章一去世他就跟着去世了，但实际上确是由于生活习惯上的放荡所致。李经述长子李国杰是爵位世袭人，最近出任驻比利时公使。他反对1912年建立的共和国，但同时也不支持由朋友和袁世凯支持者谋划的君主复辟制。他的弟弟李国筠最近仍在京城。他在清王朝的皇帝退位后担任广东的民政部长，但他与阻挠议事的暴发户、军事总督龙济光无法共事，便辞掉了这个有利可图却很危险的职务。

李鸿章的侄子、云贵的前任总督李经羲是李家后人中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一位。他是坚定的保皇派，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前往青岛避难。在青岛许多满人和前清的高官们在德国的保护下感到安全；但在袁世凯全面解散国民党后，在他人的说服下他返回北京，很显然地认为满人会很快重获皇位，在那里他担任了短命的政务会总理，但当政务会被几乎都由袁世凯的追随者组成的国务会取代后，同时拥袁复辟有了明确指向时，他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隐退的生活。

李经羲忠诚地拥护旧政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还是一个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和独立思想方面他和他著名的伯父十分相似。他的许多公文都体现了这些品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奏折里，他建议朝廷就边境问题向英国宣战，在1909年的一篇奏折里，他催促摄政王召开会议，这个时间点比慈禧于1907年承诺的日期要早。1902年，他曾被老佛爷免去官职，理由是“一贯使性子又爱抱怨”，但此后又恢复了原职。

尽管在家庭生活中李鸿章天性是个“好孩子”，和蔼又可亲，但对儿子们他却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尤其是在有关学习方面。对于他们的学习科目，他的见解不能说是非正统，但至少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期望他的儿子、孙子和侄子们都能对孝道怀有虔诚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怀有敬意，如同他平时一贯的表现那样。他的家庭生活和大多数中国有钱人中的“大爷”一样，是建立在家长制的秩序之上的，随着他的子孙数量的不断增多，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混乱，就像一个大客栈一样。

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这个大家庭，他的幸福观意味着有益的纪律加上快乐与和睦。他期望儿子们能以他为榜样，孜孜不倦，富有责任心，但同时他认识到且总是承认，他的儿子们缺乏一种贫困的刺激，这个刺激在他年轻时曾激发过他的野心，让他奋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因为家里物质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碍和影响。让一个富二代，有所作为简直比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结论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国家还要真实。李鸿章对自己是坦诚的，算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他在世时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亲友因为贪污公款和腐败方面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使他们成为全国人民指责的对象。

李鸿章为儿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极其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为为儿子们做了坏榜样，他没法指望后人们养成朴素的廉洁品质。他明白，对金钱的贪婪在中国是万恶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样，李鸿章习惯打着官府的名号每隔一个时期就对这个万恶之源加以谴责，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来控制对金钱的贪婪，在这一点上，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19世纪的90年代天津的总督衙门成为贪婪的投机者和卑鄙的阴谋策划者的聚集地，这种堕落的影响力渐渐弥漫并破坏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通过他的关系也谋求到了官位。毫无疑问，李夫人有益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做些弥补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过世后，这种有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这位年老的总督大人最后八年的生活是孤寂没落的，心中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是积极的人生观正在消失，而这个人生观是迄今为止让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响力，在她生前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聪慧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承担起职务的重担。而李鸿章自己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爱意浓浓、体贴入微的丈夫。

李鸿章性格和蔼，喜欢饮酒作乐。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对吃喝这些事情有很明确的想法，而且他们俩同样行事节制，适可而止，尽管只是偶尔醉酒。他的身体状况从整体上来说，非常健康；的确，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身体一直充满活力。1889年，他面部瘫痪，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来，当时他正在马关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的脸部被一个日本人射中。那时他已经72岁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伤痛，渐渐康复起来并赢得了朋友以及敌人真诚的钦佩。对李鸿章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他的外交观点来看，这是个幸运的偶发事件。

李鸿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赏自己的成功之处。他拥有官僚阶级的傲慢，为自己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个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满足而变得可爱了。

倘若李鸿章早出生50年，或让他的事业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李鸿章可能会因为文学成就而获得一般性的名声，到死也只能拿个大学士的头衔，获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赚取几百万两银子。但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力和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获得的有关外国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识，让他一举成名，其伟大程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时，他还接触到了独立于一般性的衙门“压榨”机器之外的敛财手段和方法（此处指李鸿章通过创建北洋水师来敛财）。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的名字从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他在外国人的脑海里几乎拥有超人的特质，比如外交上的聪慧和卓见。

事实上，李鸿章身上并没有什么超人的特质。他之所以能获得非凡的名声，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时候，也能为他不断地创造发挥专业知识和无穷精力的机会。

下面的各个章节将要讲述李鸿章事业中的主要实践，根据他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来考察他的事业生涯，这些职业包括官员、外交家、政治家以及海陆军事防御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