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事业初期：中国形势回顾

1.引言：李鸿章事业初期时的中国形势回顾

李鸿章是种种变革的最早提倡者，自1850年来，这些变革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无疑是19世纪的一个缔造者。但是，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其《伟人史观》的评析中所述，我们必须记住“伟人必须与那个诞生了他的社会的所有现象归为一类，伟人是这个社会所有过往的产物。他是整代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与同时代的人都是长久以来各种巨大力量所形成的产物。”

为了公正地评价李鸿章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出发研究他的事业开端，并仔细考察其生活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这样的研究思路会比较适宜。

因此，在描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和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最好大致回顾一下他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是要考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在李鸿章担任军事总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其卓越事业奠定基础时，西方军队和商人对中国绝妙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入侵，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显然注定将改变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习惯。

对于长久以来就反抗变革的民族来说，突如其来、力量实足的新势力使得这个民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适应困难，也让政治体制布满重重危机。李鸿章作为一个政治家最杰出的特点在于，他几乎是同辈人中唯一能立即认识到这些强劲新势力的人，他能认识到必须通过对古老的教育和政体进行改革才能与这些力量进行交流（正如同日本在这方面做的那样）。

中国政府认可的治国方针在原则与传统方面的特点是在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中，进行基于道德力量的独裁统治。李鸿章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在漫长的事业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主旨，他从一开始就参透了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然会使中国的许多古老传统沦为无用过时的东西从而被置于垃圾场。

李鸿章努力引导他的同胞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努力把变化莫测的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减到最小，但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在天性上就无法迅速完成被要求的转变，而且因为李鸿章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旧是一个十足的满清官吏。

不可否认，由于李鸿章的野心和贪财的特性，让他在工作中留下污点，政绩受损。周遭一片黑暗，他却格外光辉熠熠——他满怀勇气与爱国之情；他身心能量超凡，潜力无限，无论身陷囹圄还是鸿运当头，他都散发着令人敬佩的品质。不过，当一切说完做完之后，他在本质上仍是先辈们的自然产物，身上沾满了其社会形态留下的品质和缺陷。

让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番在李鸿章初涉政治舞台时的社会形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颇具规模，也就是在镇压这次造反运动中，李鸿章首次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感激，并得到了同辈人的高度评价。当时的李鸿章28岁上下；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这场殿试也让他稳当地踏进了翰林院，跻身于翰林一流学者之列。这场破坏大清帝国长达13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危害了9个省份，使人口减损了1亿之多，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定期发生的动乱之一，是由中国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压力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正如笔者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自唐朝末年（或粗略地说是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至今）以来的历史记载，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暴动总是反复发生；用大屠杀的方式结束一个又一个“天数已尽”的王朝；动乱与平静总是轮番上演；这一切按照节奏发生的系列事件都可追溯至一个浸淫在消极反抗原则里并把不计后果地繁衍后代当作宗教义务的社会体系。

中国的经济压力比欧洲大得多，其间歇的暂缓也是以导致广大地区人口减少的剧变为代价换来的。健在的人们仍然记得他们目睹的整个过程——许多省份因太平天国运动与回民起义而变成一片荒芜，接着由邻省人口迁来居住，然而过了一代人之后，饥馑幽灵又一次可怕地降临至此。

只要中国在地理上仍旧遗世独立，在政治上固步自封，那么这种定期发生的动乱和流血，这种无节制的繁殖和对过多人口的大规模毁灭，就会作为人的必然宿命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由于生存斗争的激烈以及国家体制坚固的凝聚力，这个民族的恢复力得以增强，而且总会成功地在灾难的周期性发作中被激发出来。

尽管经历过这么多的灾难，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文明还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由于遵循着以德治国而非以法治国的基本信条，中国享有了无比长的寿命。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所有动乱都不相同，因为这场运动开始掺入了西方势力的因素，而且这个王朝在前后三位皇帝的统治下已经昭示了自身的衰败之态，无法利用德治去实现政府的正当目标。

外国人通过武力干涉，助长了满洲王朝的衰败趋势和腐朽无能。尽管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这个王朝的地位，但其权威已被动摇，没有全面扳回局面的希望。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墙上告示的人来说，未来笼罩在黑暗之中，变化的危急即将到来。

作为曾国藩下属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李鸿章根据战场上的个人经验，以及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其他外国人的交往，很快认识到凭借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和治国方针是无法与西洋蛮夷的力量抗衡的。

李鸿章以清晰而敏捷的洞察力预见到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局面；他意识到如果中国坚守一脉相承的古老传统，那么中国将绝无希望重建旧秩序，甚至维护主权和独立的愿望都是渺茫的。此后，他的人生经历载满了他的这种努力：试图让同胞们接受以上这个真相。他在这些努力中取得的一定成功，以及其进步观念和对当代中国人的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李鸿章成为了19世纪的缔造者之一。本书的宗旨就是要揭示这些影响究竟是何物，以及是怎样取得成功的。

李鸿章认识到了西方势力对大清帝国将要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了改革政府体制与国防体系以适应这些冲击的必要性，这一点在他与1867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份重要的文献为解读李鸿章此后作为外交官事业生涯提供了钥匙，在适当之处我们会参见其内容。

这里只要提及以下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因为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大胆提出了革新主张，理由是外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评估向朝廷呈上这样一份奏折究竟需要多大勇气，必须考察当时的政治国情及同朝官员、各省总督和京城权贵的智力素养。广义上说，那个时期的中国朝廷、御史、高官和儒士们都超然地隔绝于外部世界。

读者也许对中国的行政体制不太熟悉，所以简要地解释一下该体制的主要特征。理论上说，从遥远的年代到20世纪初，大清帝国绝对是一个独裁政府，是一个基于祖先崇拜和家族制度的原始大清帝国形态，而且其存在是由于儒家体系的连续发展而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实际上，宝座上的皇帝（像乾隆那样主见极强的帝王除外）比天堂般的朝堂上方用来装饰的盖顶石好不了多少。他的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皇家法律的条文所限定，这实际上把天子变成了幽禁在紫禁城高墙之内的囚犯。

作为天命的家族体系的核心人物，皇帝担当的角色是在圣殿里主持庄严仪式的祭祀长。就他享有的个人主动权而言，其行使范围还不及行政体系中无数个职能中最小的一个。甚至在极其重要的如皇家费用和个人花费方面的事情，中国的专制帝王还得依赖于官员们的善意与忠诚，最后甚至要向老百姓们求助。

中国政府行使这样的专制权力实际上被官员们所控制，但即便如此，历史表明这样的专制权力还总是受限于百姓自发的造反权力，而且还有一个基本事实也限制了这种权力，即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个权威结构实际上是建立在道德之上而非物质之上的。

已故的W.F.曼尼克思先生于1877年在自己的权威之作中记载了对中国封建政府的认识：

“中国封建政府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官僚制度之上的，而这个官僚制度是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以期实践基督教纪元破晓之前便传播数千年的箴言，并在一己私欲的动力下反对引进有异于这些神圣教条的所有原则。”

在这段精确的描述之后，还有一段适当的警告，提醒那些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们，因为他们甚至在当时那个时代就预言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家政治体制会突发猛烈的变化：

“对于这些情况的评估”，曼尼克思写道“或许会纠正过于乐观的看法，即中国人和清政府能够迅速获准入门，进而走上欧洲进步的大道。为了达到任何实质性的目标，必须放弃那些最珍贵的宗教教义性的国家原则，必须把文学崇拜的偶像赶下神坛，必须抛弃公认的全部美德的源泉，以期支持时下遭到轻视的追求和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带来的后果，诸如此类的变化可以或可能会在极端贫困的压力下产生；但预期那些自发产生的发展就是自欺欺人了。”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很长时期里的动荡局势和破坏行为动摇了满人的威望，使之得到长久恢复的希望几乎成为不可能的愿望，但这次事件并没有削减官僚们的特权和实力，也没能挫败他们的自负与傲慢。

1860年以来，只有一个新的特征使清政府与之前的情况不同，那就是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其功能便是处理外交事务。这个部门就是著名的总理衙门，一个无脊柱的胶质躯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化石般顽固的军机处越来越紧密地融成一体，而这忠实地反映了由狡猾的规避来调剂迟钝的保守主义。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李鸿章担任总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总理衙门的主要角色便是作为中国的行政部门与外国驻京代表之间的缓冲器。它所从事的这些活动非但没有扩展中国的外交关系反而是削减了对外关系。在政府各部门的官方名单中总是将总理衙门存在的解说遗漏在外，这等于说这个部门是多余之物，直到1890年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要提到的，中国从1870年到1895年，对外关系的处理实际上是由时任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所掌控的。

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离职直隶总督调任至总理衙门。1901年在他有生之年该部门改建为外务部，这个部门的权力和声望彰显了旧秩序的无能，说明了慈禧太后采纳了新的治国方针。如果他活着亲眼目睹清王朝的崩塌和1911年所谓的革命，他会看到官僚们再次从无序的骚乱中毫发无损地挺过来，旧有的体制在种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中维持不变。他还会看到他们在新旧中国的冲突中露出平静的胜利喜悦之情。

在李鸿章毕生事业里，表面上独裁的权力专属天子，实际上却由朝廷任命的京官与各省的官员所掌控。由于18世纪末乾隆皇帝统治结束后皇族在身体和道德方面均出现日益衰败的迹象，满族皇室逐渐衰落的威望和治国的无能越来越反映在高官中汉人和满人的比例上，20世纪初，满人眼睁睁地目睹汉人在高官的数量和级别上超过了自己的民族。由于这个原因，从1860年到1901年，朝廷官员和京城各部门逐渐丧失了自主决断的主动权，其功能越来越趋向于监督和规劝。只是依赖着皇帝自古以来就拥有的通过圣旨即可罢免官员的权力，以及对于由儒家传统赋予的那些天命所享有的毋庸置疑的尊重，慈禧太后才得以在有生之年用权术将大清帝国在不稳定的平衡局势下聚拢在一起。

除了军机处——一个在皇帝面前郑重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顾问机构，还有军机大臣——其职务在满人统治时期极受敬仰，以及京城的六部九卿、各省巡抚的奏疏和都察院的建议都一起辅助皇帝治理大清帝国。就朝廷事务与百姓福祉的所有问题，御史（共56名）的特殊职责就是向皇帝提供有关信息和忠告。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朝代频繁更替，但御史的特殊地位和职能却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所谓的民国体制下，他们仍然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在最后一个满族皇帝的统治下，都察院反映了公共服务方面道德的总体败坏；自称“皇帝耳目”的御史总是任凭高官的指使，他们的所有活动就是为敌对政治派系的基本目标服务。不过他们中总是会产生一批正直勇敢的斗士，这些人谴责公务腐败，担起上诉法庭的责任，与上层的不公正进行抗争。其中有人依仗其职位所特有的不可亵渎的传统，大胆行使着批评朝廷及皇太后本人行政弊端的权力。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功能就是参与卑劣的密谋、从事唯利是图的间谍活动，或是进行针对高官（如李鸿章）的共谋活动，因为高官的财富好声望能使“局外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既而从中获利。

最后，在看得见的权威行政机构的背后，在“大内深宫”之中当差并终身贴身伺候皇帝的人便是宦官。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自嘉庆皇帝以来，这个群体对国家大事的影响一直逐步增强。在生性放荡的咸丰皇帝时期，这些盲目执行主子命令的太监们渐渐势力扩大，面目可憎，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可悲的明朝末期的前辈们如出一辙。咸丰之后，在他的后宫慈禧太后摄政期间，大太监李莲英即慈禧贴身奴仆的邪恶影响不仅殃及了整个皇宫，而且还扩散到了有关大清帝国官员的等级、头衔和晋升的决定权，而这些本来都是由皇帝裁决的。李鸿章是一个谨慎之人，同时又忠于慈禧的政治集团，于是毫不犹豫地与发不义之财的卑劣之人（即慈禧宠爱的宫廷内臣，尤其是与大太监李莲英）交朋友。

从1870年到慈禧太后去世的1908年为止，李莲英的影响力一直主宰者整个宫廷政治。根据清朝的皇家律法，太监不得拥有任何官职或以任何借口离开京城，这些规定在咸丰皇帝时期仍被人们执行。但是，在慈禧太后摄政期间，由于她把权力放任到太监手上，其结果是，明王朝在最后的衰败中所显现出的腐败和阴谋又重新上演了。在慈禧太后的保护下，在她摄政期间这些滥用权力的次数不断增加，直到1898年的军事政变之后，她的宠臣李莲英，即她的钱库管家，竟常常公然炫耀，声称自己能缔造亦能毁灭官员，还敢藐视当朝天子的威严。

在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中有许多次被李莲英束缚了手脚，他的政策被李莲英及其爪牙的阴谋所破坏，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中日战争之前为海军提供经费以及之后的与俄国签订秘密条约。甚至在光绪皇帝成年后的1899年至1898年，慈禧表面隐退于颐和园，李莲英那只无形的手还在通过她继续操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与罢免，并坐享由此带来的好处。

宫中这些“滑头无赖”施加的影响，就如京城各部和督察院里思想僵化的官员们施加的影响一样，他们反对那些自由思想和改革手段的介入，而这些在李鸿章眼里，恰是拯救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剧烈动乱中，罗伯特·赫德先生（他是一位十分关心中国事务的乐观派人士）把中国统治阶级一成不变的态度归因于自大——“遗传下来的自大，这种自大完全处在巨大和盲目乐观的愚昧环境里。”在无法抗拒的一些事件之后，这种傲慢自大的漠视态度有所改变；但当李鸿章试图通过坦率的说理来加以改变时，它仍旧丝毫不动，依然坚守着“民族的自鸣得意，智慧的自鸣得意，文明的自鸣得意，至高无上权力的自鸣得意”。这种天生而来的自鸣得意感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却顽固不化地一味拒绝面对，对此我们可以悲叹，但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正是这种精神让这个民族紧紧握住自己的信仰，坚信道德力量最终会战胜物质力量，正义战胜强权，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维护绝妙的闭关政策，继续把外面的世界看得漆黑一团。

无论在道德还是智力方面，李鸿章早期的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古代社会——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凭借时好时坏的运气，抵住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其灿烂文明和祖先崇拜与宗教教育的固有传统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我们也许会为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许多发明和机械成果感到骄傲，但中国确实有一些东西引起我们自发的尊敬甚至是嫉妒般的敬仰，比如中国人对务实和实用主义的优先考虑，中国人冥思的哲学观点和甚至处于贫困之中也能保持乐天的劲头。

欧洲在从奴隶制迈进到希腊、罗马文明之前，这种以家长制为其基石得出的道德哲学，已经十分有效地使三分之一的人类融进了根深蒂固的单一性质的民族中。部分是地理位置的原因，部分是这个国家已被实践证明的自我满足，中国在后来漫长的世纪里对“无法无天的次要族类”不闻不问，继续做她的美梦，沉静于她的冥想，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终极目标而非眼前的结果，甚至在后来的年月里，一点都不为西方蛮夷取得的惊天动地般的进步所打动。

中国古老信仰的力量永远比新的信条和科学发明到来时的力量强大。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漫长的岁月里，有时从西方传来令其不安的声音。印度对中国遥远边疆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亚在中亚的征服——“光荣属于希腊”的虚弱回声——都已经传入了中国，并记录在瞭望塔和佛寺之中，后者建立在沿着西方贸易路线最远的边境上。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那些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冒险商人将香料、乳香、象牙与宝石带到了中国的南方海岸，与这些货物一起带来的还有许多奇谈，讲述着洋夷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中国边境以外大片无人占领的水域。天主教方济会的牧师们，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沿岸国家和岛屿的商人们，不畏艰险穿过印度洋来到中国南部，中国的统治者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13、14世纪天主教欧洲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只是打听来的，并不完整。然而，由于自鸣得意而缺少对外部世界和事件的好奇心，儒士们仍不为所动。

马可·波罗及其亲戚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拥有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清王朝的记载中很少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快也被世人遗忘了，正如同与他有关的13世纪遥远的中国记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精光一样，他们的记忆直到两百年后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唤醒，如今，北京反过来轻蔑地把他们当成从荒蛮之岛上跑来的乞讨商人，只是出于宽容之心才允许其在广州经商，而且只给他们很差的条件。

随着第一批自由贸易的英国商人来到中国，并且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834年被废除之后，一些更有卓见的官员开始产生了一种危险迫近的不详预感，也有些察觉到这些海外商人背后的军事力量。在律劳卑勋爵作为国王（而非公司）的代表，被派驻在广州之前的三百多年里，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没有使中国的统治者废除那个古老而可敬的信仰——他们国家是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变。直到大不列颠对他们发起第一次战争（1839-1842）之前，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一样，十分相信龙座上的皇帝用来对付外来蛮夷的智慧和谋略。

雷夫查尔斯·古茨拉夫在1838年的著作中确切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天朝：“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以无法形容的鄙夷态度对待其他每个国家”。所有其他国家的人们被看成是野蛮人，“注定要居住在方形大地的边缘，或居住在环绕天朝的四大海洋上的小岛之上”。“感觉到了她的高贵，”作者写道，“她认为自己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大清帝国，不仅摇撼四海，而且以怜治之。她以同样的柔情怀抱所有国家，同时，如果远方的蛮夷愚昧到了不承认世界上唯一文明的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那就让它自行其是好了”。这就是中国统治者在处理与大英大清帝国的第一批使节——马嘎尔尼伯爵（1793）与阿默斯特爵士（1816）的关系时，所怀有的振奋之情。当时他们通过西藏和尼泊尔得到了一个报告，说莫卧儿帝国瓦解了，白人在印度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中国统治者的振奋之情仍未被改变。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嘎尔尼伯爵几天之后颁发给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圣旨，以及嘉庆皇帝于1816年给乔治四世的圣旨，都展示了这种极其无知的精神。

与英国的第一次交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1842）为结束，此后直到李鸿章作为对抗太平军的欧洲雇佣军的组织者登上历史舞台为止，西方的冲击也许已经让一些中国人打开了眼界，让他们看到了没有武力支撑的自傲态度是有多么危险。

但这丝毫未能消除北京当局及其派驻各省省会代表们的傲慢态度，就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未能使之动摇，因为这样自豪的民族精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感情所致，是中国人所有道德观念的基础，它胜过了任何明显的事实与政治理念。这种坚定不移的道德优越感，生来就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骨髓里，长年不变，也不会轻易为外国人的物质成就所颠覆。官僚群体总认为这些成功只是偶然所致，希望只是暂时之象，因为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坚持他们的努力，努力“将蛮夷赶到海里去”，直到1900年才作罢。(www.xing528.com)

在与外国列强发生断断续续的关系的任何时期里，中国政府都未曾认真地转向条约强加之上的政治改革，除了创造出这些条约失效的组织，她采取的所有措施没有任何其他作用。这种批评特别适用于清朝于1860年由热河返京以及英法联军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些早期战争与条约带来的教训，很快烟消云散，而且中国官僚群体意识到外国列强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完全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安心了。

从1860年起，中国的外交变得越来越胆大，因为官僚群体领悟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那就是政治上的强大就在于外交策略。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利用一个列强对付另一个列强的成功事实往往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官员对外国人智力的鄙夷。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行政官，李鸿章与他同一时期的大多数著名人士不一样，因为当他也像其他官员一样不喜欢不信任欧洲人时，他却不轻视欧洲人。我们把他与其同僚们的奏疏和公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辨别能力多么强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官员和皇帝的顾问们。著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他们著名的奏折里从头至尾都忠实地代表了正统官员们一成未变的理念，即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儒学便是这个中心芬芳的花朵。

关于对外政策，他们对皇帝提出的建议，也跟现实世界的事实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与李鸿章清醒且务实的言辞相比，他们的观念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印象，充满了十足的稚气。

在后面的篇幅里我们会作一些批判性的比较，来搞清楚李鸿章展现的智慧与原先和他主要的同僚以及对手的无能之间的差距。这里只需指出，文人学士的精神与道德状况及官僚阶级的家长制传统，使他们顽固地轻视外国人，两者构成了一道防线，没有人能够摧毁它甚至仅仅使它动摇。

这些人的根基太深，在他们的坚持不懈里牵扯的利益过于重大，任何个人领袖与传道者的命令和榜样都无法让他们受到影响。李鸿章尽管一生业绩累累，大权在握，但他对政治改革的主张犹如从荒野中传来的哭喊，他是明白这一点的。在很多方面，他是这个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在慈禧太后于1900年逃离京城后呈上的奏折里，恰如他40年前的奏折一样，清楚地反映出他懂得威胁着中国的危险不仅来自外国人的侵略之心而且还来自国人的心理惰性。在批判他的事业成功与否时，我们应牢记这个事实，同时也要记住他毕生的事业不仅是要防止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在努力教育国人清醒地认识种种新生力量，这些力量必定将把他们排外的傲慢连根拔起。

在进一步探究李鸿章的事业之前，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即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所具有的敏锐开阔的事业和勇气，往往被他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贪污受贿与裙带作风所中和了。就这些事情而言，他仍是先人的典型产物。在他整个积极进取的政治生涯中，中国这条腐败老龙的足迹随处可见。

在40年里，他不知劳累，以不倦的努力地想出权宜之计，奔波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事务里，对充耳不闻的听众们大胆告知中国不设防状态的原因和后果；在那些年代里，他决不试图，也不通过命令或范例去查询官僚阶层固有的不诚实作风以及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相反，他所有的进步性的教育和行政改革措施、提出的改善国家防御的广泛计划、名下的许多工商企业，都因挪用公款和贪婪的不劳而获弄得臭名昭著。在这些方面，他的国民们从来没有严厉地批评过他，因为当时公共服务中的贪污和贿赂现象是得到承认的既定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相反，他的事业和权威虽令人敬仰，却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用高明手段聚集和增加的巨大财富。

李鸿章在公务生活中的两个对手，一个是经久磨炼的军人左宗棠，一个是南京总督刘坤一，他们是少有的正直诚实之人，两者都身居高位，生于贫寒之中，死也两袖清风；但李鸿章成功的事业，使得他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者。

有关这些事实，以及李鸿章自己曾坦言的中国政治中钱包鼓鼓的品德，我们都有必要如实说明。我们承认李鸿章是19世纪的缔造者之一，并对其事业做出如此的评判，但读者最好一开始就接受这个事实，即他对同代人及其继任者，以及当代的中国官员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绝不会有助于道德的提升。既然他在这个程度上以自己为例认可了官僚阶层自私的个人主义和不诚实的作风，既然他未能在公务中灌输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他的影响也是恶劣的。

从李鸿章1860年到1896年官宦生涯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从甲午中日战争直到他去世（1901）为止，他与俄国的亲密关系不仅是为了促进中俄之间的交往，还是为了满足他不太合法的个人目的。他在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与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以及慈禧太后在他“时运不济，遭众人唾弃”之时给予的支持，主要归因于他超群的能力和对皇室坚定不移的忠诚；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李莲英的影响和维护，李鸿章与后者至死都保持着亲密的、经不起严格审查的金钱关系。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遭受的羞辱和欺凌，可以中肯地归因于大规模的有组织腐败现象，而李莲英是其中主要的煽动者与受惠人。

从洋务运动直到这个无助的王朝于1911年垮台为止，欧洲人从中国改革派那里得知，也相信国家的腐败就是一个魔鬼，随着这些异族满洲统治者的下台，必须被迅速清除掉。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伍廷芳这一类机会主义者在其共和宣言中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称到：“清王朝愚昧的思想及野蛮的倾向使中国沦落到屈辱的地步。”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改革派心里非常清楚：官僚们的贪污是汉人的传统，并非满人所有；早在默默无闻的满人崛起之前，这个传统已经盛行很久了。光绪帝未能实现他那生气盎然但不切实际的国家改革，那么他的道路上无法跨越的最大障碍就是李鸿章这类官僚们的既定阶级利益，而非满人的保守主义或种种特权。我们应该牢记这个事实，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传统在短命的共和议会与命运不济的袁世凯政权之下都未消亡的原因。

满人离开了，但官僚传统留下了。袁世凯和想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人们所实践的治国之术，与李鸿章采取的治国之术十分相同。的确，只要记住袁世凯与“共和国”的许多高官们仰视着李鸿章，把他当成保护人、庇护人和榜样，向他学习改良官僚财政的许多妙招，而这些招数大体上是中国当时需求和外债所致的结果，那么可以公允地讲，在很多方面北京现存的险境是李鸿章的直接遗传。

如果考察一下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的性质与效果，我们的结论会变得非常明显。袁世凯在国民党与改革派于1913年垮台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推行了这种中央集权政策，从而成功地重建并加强了因革命骚动而解体的财政机器。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有一个重要主张，这个主张也许比他处理外交事务还要重要，即他十分清楚在有效的中央当局领导下改革财政的必要性，并把它当作适当的军事准备与海军防御的前提。

如果说李鸿章在事业的某些阶段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有时候甚至支持省级自治的原则（如同舍纳德·阿思本舰队的事件一样），这仅仅说明了他所属阶级的既定利益以及官僚保守主义压在他头上的固定负重，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都无望以正面的攻击来克服的。有关这个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李鸿章的才能在于他采取了“中庸之道”，不仅为他明知必须为之的事情而奋斗，而且还承认那些他必须当作权宜之计而被迫接受的事物。

为了实现外交目标，为了逃避外国公使的要求，为了把这些人的脑子弄糊涂，李鸿章毫无疑问赞成并老练地遵守传统，把权力下放给省级责任者；但同时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行政改革重组自身，巩固自身，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增强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威并实行集权化之后方可实现。

只要适合自己的目标，李鸿章同慈禧太后一样，为了欺瞒外国人会在庄严的条约中声明其有决心也有能力去重新调整诸多不满之处，并启动所有改革；但不止一次的是，他在坦率的，显然真诚的时刻里，向与他交情不错的外国人承认，只要各省仍保留自治的法律，那么无论在行政、财政还是国防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就中国的内政而言，李鸿章在之后的日子里开始相信，只有以某种宪法程序作为调节器，中央集权的独裁才能在面对外部的分裂影响的威胁时使国家团结在一起；他主张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全都指向以上这个结论。事实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央集权已成为必需之物。1895年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回国之后，晚年中的李鸿章以悲痛的心情又一次回味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从1898年迅速发展的广东革命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看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李鸿章得到了教训，但都太迟了，但他的门生和继承人、既身为总督又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却没有错过这个教训，他为财政集权化所做的努力可谓坚持不懈，尽管总体上不太成功。在诸多方面，这两个天赋很高的男人比他们同代人更为聪慧，但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通过劝诫和树立榜样来突然改变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与习惯。

在很多方面，他们经常通过事业与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返祖力量，这个力量之强大远在他们的政治才能之上。他们的智慧感知到了省级自治的危险性，但他们的社会本能，他们继承而来的阶级偏见，都让他们遵守常规。我们从外部有利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应该尽可能地认可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这些倾向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标准差之千里、迥然不同；而且，在评估李鸿章的成败时，我们该如同目前所做一样将他视为一种十分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能要谴责他在这些本能上的倾向性，以及有时引导他反对自己见解（即作为基础性国家改革的集权化的必要性）的阶级偏见，那么我们不该忘记省级自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已被证明为一种成功政策，能够满足自足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的需要与天赋，这种政策本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目标，如果不是西方的剧烈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平衡的话。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陷入了危险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商业和军事力量突然入侵了中国的隐世之态。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的生活清晰地显示成一个为绝望的机会而进行的英勇却徒劳的斗争；他明知这种社会与政体毫无防御，注定消亡，却仍坚定不移地信仰其道德优越性，因此，这种徒劳的斗争更让人可悲可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也许是最有才华的观察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最精准的记录者。他以此立场探讨李鸿章的毕生事业时，建议我们考虑如下问题：为何像李鸿章这样具有务实头脑的人，会把毕生精力放在追求不可能获得的成果上面？为何在一个智者云集的国度里，这个任务竟然会几乎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中国人”，他指出，“绝对不是傻瓜，若我们发现在国家事务中他们没有展现比小孩堆建沙堡更大的智慧，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是，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存在误解之处。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归属为道德力量的世界，那么他们对属于物质力量世界的一切所产生的误解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没有达成共识，哪怕妥协也不存在，而且其中一方肯定会永远误解另一方”。

李鸿章把时间都花在了寻找良方上，他希望能靠此良方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妥协。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他的聪慧一定会发现，在当前欧洲物质文明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念，这些信念能够为中国人坚持古老信仰和国家体制的家长作风作辩护。

李鸿章与欧洲人交往的漫长而麻烦重重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他经常自问，并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全世界的杀人机器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它得到了什么好处？甚至在他1896年游历欧美感到吃惊、感叹壮观时，他那成熟的判断力引导他得出一个真诚的结论，即虽然中国在物质方面蒙羞了，与“外来蛮夷”进化的所有成果相比，中华文明却构建了一个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哲学。他的这个判断，是在比较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信念保持了一致，这个信念是天生而来的，且坚定不移。

李鸿章对西方机械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但在此背后，隐藏着他的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念，即相信天朝的那一套道德哲学，这套哲学经受得了时间考验，从未被战胜过，以后也不会被战胜，这是一种不好斗的文明，比希腊、罗马的文明更为稳定。李鸿章怀有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这个信念比引导他采取西方科学的任何冲动都要强烈。

任何对李鸿章生活的记载，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事实，就会产生误导。他在努力寻求不可能的妥协时购买了许多舰船和枪炮；但直到晚年，他那更为私密的文字反映了：他的基本信念还是深深根植于先贤们的经典之中。

为了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毕生事业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欧洲传记家的任务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在中国还未出现过有关其生平事迹的精确记录。从他给皇帝的奏折、诏书和国家批文中收集到的稀疏信息，或多或少由于中国官方记载“制造历史”的倾向而降低了可信度，宁愿舍弃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记录也要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这样能够歌颂统治者和其子孙。他们让王朝的历史记载迎合官方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与现实中的世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

主要由作家组成的清王朝媒体，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同样喜欢虚伪行事，只提供少量的材料以便应付检验或补充官方记载。当慈禧太后“为求历史精确”而从王朝历史中删掉给义和团的诏书时，她的行事与天朝“议事情录”的编辑一向吻合，恐怕李鸿章的官方传记也会遵守这种小心谨慎的作假经典传统。

从日记和学者们私底下流通的记叙中，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趣而且还相当准确，但还是缺少美国编辑们所谓的“人性趣味”。1901年上海的一份报纸发表了李鸿章传记，既没有致力于分析他治国之术背后的基本动机，也没有发现他事业成功的秘诀；而且有关他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该文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到。因此，要对李鸿章的事业从整体上进行批评考察，大多数信息只能从欧洲观察家的著作中获取。由于对中国语言和习俗的肤浅认识以及过于倚重官方文献，这些作品中记载的一些事实和结论难免有误。

有些欧洲人十分了解李鸿章，他们可以根据私人观察，写出有关他毕生事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秘史，可惜这些人已经过世，没能留下任何记载。李鸿章的日记由其美国秘书毕席克先生保存了多年，据称已被人在其临终时偷走，而且从未出版过；大量的信件与笔记则由罗伯特·哈特先生保存于天津，但在义和团动乱期间完全被毁灭；因此，李鸿章从1870年到1900年之间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的秘密外交政策大多就成了值得商榷之事，因为留下的证据存在矛盾的地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的著作，仍是所有当代记载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它却只涉及了一个相对简短的时期；而且它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该作者与李鸿章的私人交情甚密，他对这位伟大的总督心怀热烈的敬仰之情，所以在《英国人在中国》一书里为李鸿章描绘的可敬之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衡感和透视性。

另外一个现存的资料即为李鸿章自己大量的作品，它们可能揭示了中国这位19世纪打造者的性格和毕生事业。在其一生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编纂者，对时事编写了大量的记录和评论，但根据现在对这些文字的了解，从根本上来讲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准确的信息，不论是有关它们的作者还是有关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代表人。

1913年出版的名为《李鸿章回忆录》的一本书里，由约翰·W·弗斯特（华盛顿的前任国务卿）作序，序中声称该书是依据李鸿章大量手稿的译文编选而成，这些手稿均从他担任官职的各部门那里得来的。根据该书故意匿名的编辑所说，这个回忆录的编选集是由这位已故政治家的家人与朋友公之于世的，且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批准。

即便该书不被认定为赝品，它对国际大事的缄默不语，对细小琐事的一再赘述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鸿章的文件一定是要么被用作服务于八卦新闻的凄惨目的，要么被那些掌管文件的人用于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假定可以避免这个结论，即李鸿章故意编写了半政治性的日记。

这本书由这位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推荐给公众，此人由于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所以该书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是，该书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那些批评家的质疑。该书涉及了娱乐性的闲言碎语以及一些古怪的哲学反思，但事实上没有揭示这位伟大总督30年内扮演重要角色期间的任何重要国事。此外，正如在该书出版时不止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的是，书中涉及了推断性的回忆和选择性的编辑，但十分诧异的是，它没有清楚地列出文献出处，所以该书在英国和美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对这本书出自李鸿章之手表上怀疑。

实际上，这个赝品在得到明确的检验之前就被人怀疑了；但持怀疑意见的人自然是无法确定最先在纽约《太阳报》和伦敦《观察家》报上出版这部回忆录的富有魄力的美国记者曼尼克思先生在写该书时，是否通知了总督大人的亲友，是否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赝品内部的证据是否充足？但另一方面，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国政府（此书声称是中国政府批准出版的），还是李鸿章的亲人都未站出来否定此书。

现在，总督大人的一个家人已经正式宣布李鸿章从未写过日记，不管是他在环游世界还是在天津的时候都没写过。同时，一个事实被弄清了，即曼尼克思先生实际上于1900年去过中国北方，也去过北京，当时他是美国第9步兵团的一名列兵。所以，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他，也许有可能接触过李鸿章的某个家人，或其他中国人，这些人愿意为他提供构成该“回忆录”的材料，以期达到政治目的。

该书（指《李鸿章回忆录》）包含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派”思想方面的暗示性文字，它们如果不是要求人们与这位构思独创的作者进行实际的合作，便可算得上是一种启发。不用说，人们真诚地接受了这本书，欢迎它，还把它当做了解有关远东人和事的有价值的补充性材料。

暂且不追问聪明的中国改革派究竟是否参与了编辑这部自传的问题，可以公允地讲，无论如何此书在不止一处中展现了一个非常可信的演示，这种演示说明了李鸿章的著作继承人也许会认为这些文字适合做已故总督大人的盖棺定论；该书还有一个独特价值便是其中流露出的中国官僚们的种族思维，若没有有关地方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作者是非常难以捕捉到这种思维的。比方说，回忆录以许多奇怪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官僚对于大清帝国以外一切事物的轻蔑态度，以及其勇敢无比的无知状态。

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上海出版了他的一个公文集子，该集子由他最顺从谦卑的仆人、兼职官员盛宣怀编辑。这些文献与清朝的诏书和官史记载相比，在历史研究方面，并不具有更大的实际效用。整体而论，它们显著地展示了典型官员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造诣，以及作者在维护和挽回自身官员颜面上的显著才能，但没有顾忌到事情的精确性或者说事情的发展过程。

根据可信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鸿章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期间扮演的角色，李鸿章的这些公文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中国官僚阶层生活、运行和存在于其中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氛围；迹象还包括作者对其政治道德环境的本能性遵从。确实，可以公允地讲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潜意识中的证词，这些证词证明了作者和儒家学者一样平静超然于现实世界之外，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态度主要归因于对中国治国观念中卓越智慧的极其真挚的信仰。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李鸿章在世时的生活情形，必须更多地倚重于独立而能干的欧洲观察家们记载的观点，而不是以中国官方记载或李鸿章遗作中的证据。那些证据必定只用作辅助材料而非结论性材料。但无论哪种权威性材料引导我们，无论从中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在评价李鸿章及其作为19世纪缔造者之一的地位并作出最终定论时，为对他及其事业的公正起见，让我们记住他出生于其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当我们公正地权衡李鸿章的功绩与过失时，让我们不要忘掉他应去面对的困难是多么特殊，多么繁多，而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在内他是这个满清政权衰败的产儿，在外是欧洲的警报和远足的产儿，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