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改国号为“永徽”，唐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旧交替之际最易生事，高宗继位初年很不太平，地震、水灾连绵不断地发生，境内有人闹起义，境外有人兴兵挑衅。李治只有二十二岁，在当太子的几年中他学到了不少知识。
贞观政府是一个开拓型政府，它四面出击，对内建立制度和秩序，对外树立威严和形象。唐太宗雄才大略，他将该做的事和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所以，以李治为首脑的永徽政府只能是一个守成型政府，它要继承并发展贞观之治，这是长孙无忌的想法。长孙无忌在做事的过程中，始终遵照着贞观时期的政策和标准，在永徽初年，这的确保证了政权的稳定。
长孙无忌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李治如何执政，但教育方法却很成问题，李治听到的都是“你父亲是如何做的”，李治崇拜李世民，所以，开始的时候，对父亲的做法，他欣然接受。他像父亲一样鼓励农耕；像父亲一样提倡节俭；像父亲一样接受进谏；像父亲一样在有天灾的时候责备自己，向百姓检讨；像父亲一样在有人上书弹劾长孙无忌权势太盛时，将奏折拿给长孙无忌，表示自己毫无猜疑之心。
在永徽初年，高宗李治也离不开舅舅。李治就像一朵温室中的花朵，突然要去户外生活，接受风吹日晒雨淋，这一切都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没有父亲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可以依仗的经验、可以凭借的智慧，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就像他的拐杖，让他一点一点学会走路。可以说，这并不像一种君臣关系，更像是一种师生、父子关系。
在朝廷上，渐渐有了“长孙无忌专权”的成议。李世民死前、高宗继位后，将太多的官衔加在了长孙无忌身上。在贞观二十二年（648），长孙无忌就已经“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当了三省的长官，换言之，他的职权范围和皇帝没区别。当时李世民尚在，长孙无忌毫无心理压力，这么多年来，他们君臣间就是这样互相信任着对方。
等到高宗继位，长孙无忌依然全权领导中书、尚书、门下三省，他做事谨慎，自然知道如此高的地位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主动向高宗辞掉了尚书省的官职，于是，同为元老大臣的李勣成了尚书仆射。而李勣明白长孙无忌此举的用意，又见高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无以复加，当下领着空衔，尽力避免与长孙无忌发生冲突。
后人常常评论长孙无忌专权。唐朝的政府班子里宰相的数量总是不定，有时三五个，有时更多，为的就是防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在永徽初年，宰相班子和朝廷重臣里几乎清一色是长孙无忌选中的人，例如褚遂良、韩瑗、来济、于志宁，长孙无忌也的确懂得如何排挤掉对手，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也的确在弄权。
但这种评价又说不上特别公允，长孙无忌有他的局限，但他从未染指兵权，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威胁李治的地位。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维持着自己的权势，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从未想过威慑君王，这也是一直以来，李世民对他放心的原因。
永徽政府面临的问题很多，作为贞观政府的接棒者，李治需要在父亲留下的庞大遗产中不断思考，在内事上，李治只需不改变父亲的政策，国家就能按照一种惯性持续发展，何况，还有长孙无忌一班人马及时帮他解决问题。永徽年代，社会生产总值持续提高，人口大增，这让高宗和元老大臣们很是自豪。
内事不用发愁，但有两个问题让李治很是挠头。(www.xing528.com)
一个问题是外事问题。唐代疆域太大，外敌太多，李世民带着他的猛将们四处征讨，才牢牢地维持了唐朝的国际地位，又靠着有力的外交政策，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但到了永徽年间，当年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功臣们死的死老的老，新一批将领还没成长起来，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突厥、回纥、吐蕃、高丽、西域大小国家，都可能给大唐带来灾难。如果一味设置重兵，就会给国库造成沉重负担。李治既没有出色的战略头脑，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外交政策。好在永徽初年，大唐边境相对太平，太宗留下的军队还在兢兢业业地守卫着边疆，李治担心的大规模外战并没有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君臣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他与长孙无忌的关系问题。李治年纪渐长，对国家政治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想摆脱父亲的影响，他首先必须摆脱的，就是父亲留下的这批元老大臣。因为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永远在用李世民的思想做事，用贞观政府的风格做事。而李治想要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风格行事，偏偏元老们都希望他成为李世民。
李治不是李世民，也没有变成李世民的可能，这让长孙无忌很是失望。当然，这样一位皇帝更好控制，更能保证他的地位，这大概是唯一的好处。他没有察觉李治心中滋生的怨气，还在充当着帝王的老师，给李治讲为政的道理。李治不耐烦，一时之间却也离不开舅舅，他也知道这位舅舅的确为自己做了不少事。
唐永徽三年（652）年底，长安发生了一件大事。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房遗爱的妻子），联合武将薛万彻、功臣柴绍的儿子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景企图谋反，事发后，高宗大惊，命长孙无忌亲自审理此案。
长孙无忌查阅卷宗，提审嫌犯，寻找证据，发现案子并不复杂。高阳公主为人骄纵，曾和父亲李世民有嫌隙，又因丈夫是次子不能沿袭房玄龄的封号、财产而心生不满，就怂恿一干不得志的武将、大臣、亲王，并联合一群和尚道士一起造反。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能成什么事？但长孙无忌心中警钟直敲，几个蹩脚的小角色都敢造反，这不正说明朝廷不稳吗？
长孙无忌决定借这个机会清除皇位的潜在威胁者和朝中的隐患。他突然想到了吴王李恪，这个唐太宗曾想传位的亲王。李恪人望甚高，如果他想要造反，恐怕不是小打小闹；又想到江夏王李道宗，这是唐朝开国功臣，手握兵权……一件小小的谋反案迅速扩大，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房遗爱疯狗一样咬出了更多与造反完全无关的人，诬陷他们全都参与了造反。最后，这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
李治对此心知肚明，当了几年皇帝，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的思想也有了转变。从前，他重视父亲亲情，重视手足血脉，如今他也明白，和皇位比起来，这些都可以靠边站。吴王李恪很有声名，他也担心吴王生事。就算吴王本人没这个意思，难保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吴王名号对他不利。吴王被处死，一了百了。但他也觉得牵连的人太多，想要开口求情，被长孙无忌一口拒绝。
李恪临死前悲愤地大叫：“长孙无忌这个弄权奸贼，竟然如此陷害良善之辈，倘若社稷有灵，就一定会让长孙一家不得好死！”
长孙无忌对高宗有三功：拥立之功，教导之功，固位之功。这些事固然夹杂了长孙无忌的个人私欲，但李治能够当太子，顺利接班，稳固政权，靠的的确是长孙无忌的力量。长孙无忌最大的失误，就是总是希望李治乖乖走李世民的道路。很明显，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影子，但他不能要求一个帝王成为另一个帝王的影子。
而习惯了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长孙无忌的心态也难免有一些变化。从前长孙无忌懂得盈满则亏的道理，总在避嫌，总是低调，如今他却欲罢不能，他也开始靠自己的权力排挤他不喜欢的大臣，提拔亲近他的人，他也开始留恋权位，就像长孙皇后当年担心的那样。这样的表现，又让高宗李治心生忌惮和厌恶。
高宗仍是心软，再加上能力上有所欠缺，既然长孙无忌并不威胁自己，他就决定由着舅舅，慢慢想办法。何况，长孙无忌只是贪恋地位，并不曾想过要分高宗的权。这一对君臣依然能和平共处，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他们之间本应有一个体面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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