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起关键作用维护新政权

四、维护新政权

1.镐京宗庙的献俘礼

武王在六月凯旋镐京后，选择吉祥日子在“天室”举行了规模更为宏大、隆重的庆功与献俘大典。《吕氏春秋·古乐》云，武王“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殷后，向周公说:“旦!予克殷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文王、武王时，天室即辟雍，与宗庙、灵台等均在一起。因此，文献多记载说献俘于周庙。武王在克商及扫除其势力中取得的战果，文献有所记载。《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之误)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殷国六百五十有二。”按古代“亿”为10万计，武王在征伐99个诸侯国时，斩首20.779万人，俘虏31.652万人，归服的有652国。数字虽然有些夸大，但亦可看出推翻一个旧王朝的战争是很激烈的。这也是武王在朝歌坐镇指挥征讨殷旧势力的战争，长达四个多月的重要原因。

武王返回镐京时，除带回殷王室的典册、宝器外，还带回有俘虏(包括不降或顽抗的百名官员)与首级(纣王及二嬖妾之首级等)。《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维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维予冲子绥文。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悬)首白，妻二首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武王六月返回镐京，“维四月”显然是“六月”之误。往日论者有的按此说，称武王于四月返回镐京，亦不确。从记载中知，献俘礼十分隆重;武王选第六天吉祥日行祭，文武百官随武王早早到达周庙，先由史官佚宣读告天帝和祖先的祭文。武王主持“废”(杀)殷臣百人之礼，太师(吕尚)主持“伐”(割首)殷贵族之礼，师(师氏)主持“伐”诸侯之礼。行刑由司徒、司马负责(俘虏捆缚在庙南门外道旁)。接着，由太师进庙献纣王及其二嬖妻首级(纣首用白色旗包裹，二嬖接首用赤色旗包裹)，再献殷臣、贵族之首。师进庙献诸侯之首。祭礼乐伴随，礼毕而归王宫。次日(第七天)，武王一行再隆重进行祀天位之礼。越五日(即第十三日)的乙卯，又在周庙举行献“庶国馘”(即伐戏、宣等方国割下俘虏的左耳)之礼。最后，再祭祀百神和水土神，誓于社，均以牛、羊、犬、猪供祭。这些礼仪，与殷的祭礼基本相同，说明周的礼仪还未形成。

2.庆功乐舞

武王奉天帝命灭殷而开创西周统一大业，必然要举行隆重的庆功封侯典礼，以安慰、鼓舞臣将、军士、吏民之心，宣威于天下，巩固对全国的统治。这个盛典不是在“周庙”或“王宫”举行，而是在镐京附近的辟雍进行。阮元《问字堂集·赠言》云:“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星，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杨宽先生释:“到文王、武王时，虽然早已有宗庙的设置，辟雍也还是举行祭祀、集体行礼、宣布政令以及宴会、练武、奏乐的地方。”^[65]《诗经·大雅·灵台》记载辟雍作乐的情况说:(指悬挂编钟、编磬的木架)业(指悬挂大鼓的木架)维枞(指悬挂大钟的木架)，贲(指大鼓)鼓维镛(指大钟)。于论(排列之义)鼓钟，于乐辟雍。”武王时青铜器(大丰簋)(又称《天亡簋》)铭文记载“天室”祭祀情况时也说:“乙亥王又有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右王。衣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帝。”

武王在辟雍的庆功大典，演奏了庆祝灭殷取得胜利的《武成》乐舞。“关于周武王战胜商纣，成为当时中原共主的历史故事，还透露在周初人所作的《大武》乐歌里。这个歌舞，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代。”^[66]其后舞姿佚失，歌词保留在《诗经》中。《左传》宣公十三年楚庄王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恩，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不忘其章。”《荀子·儒效》云，“武王之伐纣也”，“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废矣”。《吕氏春秋·古乐》云:“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归乃荐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礼记·乐记》载的乐舞次序为:“大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大武》舞完整地记载了从武王出征至返回镐京的过程，歌颂了武王的文治武功。但对其歌诗的次序，却众说纷纭，古代史学家的说法略过，仅近现代的史学家就有几种说法。王国维先生《周大武乐章考》说:“《大武》舞的次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赍》、《般》。”^[67]高亨先生《周代大乐武考释》说:其次序是“《我将》、《武》、《赍》、《般》、《酌》、《桓》。”^[68]孙作云先生对王国维、高亨等史学家的说法研究后，“认为《周颂》之《酌》(灼)、《武》、《般》、《赍》、《桓》相当于《大武舞》之一、二、三、四、六成，而第五成原无歌诗”^[69]。王玉哲先生则认为，“《武》为序幕。下六章，一为《夙夜》，王国维以《夙夜》为《大武》的第一章，但认为是《昊天有成命》，是错的，我们从高亨说以《夙夜》乃《周颂·我将》;二为《时迈》;三为《赍》(《左传》宣公十二年);四为《般》(从高亨说);五为《酌》(从高亨说);六为《桓》(《左传》宣公十二年)。总之，《大武》舞的舞姿与歌辞内容是一致的，主要是西周人歌颂武王讨纣灭商和建立政权整丰功伟绩的过程。”^[70]我们赞同此说。《大武》乐章之一的《诗经·周颂·武》云:“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杀之义)，耆定尔功。”大意是说文王为其子孙开创了基业，武王继之，完成了灭殷大业，又妥善处理了俘虏，制止了大屠杀，成为圣王。武王制止大屠杀，周公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先生说:“周武王虽然灭掉了商朝，占领了商朝原来统治的地区，但周原来是商朝的一个西方属国，现在猝然间取代了商朝的统治地位，如何牢固地控制东方地区，是摆在周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师尚父主张把敌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召公认为应当加以区别，‘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周公指出了分化利用，既要进行武力监视，又要施以笼络的办法。武王最后决定，采用了周公的方法。”^[71]

3.分封诸侯

《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记·周本纪》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郑玄云:“宗彝，宗庙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所谓“邦诸侯”，就是“封诸侯”，即“邦”、“封”，古音近通用。武王所封，一种是先帝与功臣之后，一种是亲属。郭沫若先生说:“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初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这种‘封邦建国’，实质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72]

(1)封先帝先王之后。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曰，虞的阏父担任周的陶正(制陶官)，手艺精湛，得到武王赏识，将元(长)女大姬许予阏父的儿子满(称胡公)为妻，封于陈，“以备三格”。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格。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格。”《礼记·郊特牲》正义引《古春秋左氏传》云:“周封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格。”不论其“三格”所指的对象有何不同，但说的是古帝及夏、殷之后裔，则是无疑的。

微子启所封的时间，历有武王所封与周公所封两种认识。郑玄注解《礼记·乐记》“投殷之后于宋”云:“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史记》亦持此说。《书序》亦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成王或周公封微子启于宋之说，多根据此。杨宽先生释:“这是说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为了安抚殷诸侯，改命微子启代为殷之后，奉其先祀。并不是说成王才封微子启于宋。《史记》于本纪、世家多处说封宋在成王时，乃出于对《书序》的误记。”^[73]此说是正确而符合历史实际的。《荀子·成相》载:“纣卒易乡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吕氏春秋·慎大览》的记载与《礼记·乐记》相同，且说“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吕氏春秋·诚廉》又云，武王“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桑林在宋附近。《潜夫论·志氏姓》亦云:“微子开，武王封于宋。”由此而知，微子启是在纣王自杀后归降的，确为武王所封。杨宽先生考释:“微子启在投降周以后，武王先命他复位，再徙封到宋国。武王这样把投降的重要殷贵族微子徙封到宋，使其帮助统治商在黄河以南的旧都周围地区，这也是安抚笼络殷贵族的重要措施。”^[74]总之，“武王这样分封先代之后为诸侯，称为‘三格’，用来表示对先代君王的尊敬，用来团结有势力的异姓贵族，从而巩固周朝的统治基础。其政治目的，就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75]。

武王将殷故畿内地之中部、东南部分作为“三监”的封国后，又将西南部分(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的河内地区)作为司寇苏忿生的封国地，以监视纣王之子武庚。《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刘康公、单襄公语曰:“昔固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金文作“稣”，己姓，金文作“妃”。《国语·郑语》云:“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苏忿生以司寇要职被封于黄河北岸。《左传》隐公十一年载，“苏忿生之田”十三邑。其国包括今河南济源、孟州、温县、沁阳、武陟、修武、获嘉等七个县、市。檀伯的封国地也在这一地区。

(2)分封宗室。

武王为了巩固对天下的统治，便封宗室子弟去控制战略要地，担任要职的则封给采邑，予以安慰和赏赐。关于文王之子，文献记载不一。《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杜预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郑)。”《史记·管蔡世家》云:“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索隐》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文王的嫡长子考被纣王杀害，二子发为武王。武之弟鲜、度、处三人已封，其余三个弟弟在武王时也皆有封国。武王的四弟振铎封于曹(又称陶，即今山东定陶县)，史称“曹叔”或“陶叔”;五弟封于成(今山东菏泽东北)，史称“成叔”;七弟封被封于康(今河南禹州市)，史称“康叔”;八弟年少，未封国。(www.xing528.com)

武王所封的同父异母弟，文献记载不一。《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文王庶子毛叔郑在武王伐殷时跟随。克殷后在朝歌举行社祭时，毛叔郑曾和卫叔封、召公奭及师尚父一起，参与祭祀活动。郑被封于周原附近毛(邑在今陕西岐山与扶风县之间)。宋代人刘敞曾得到青铜器《毛伯敦盖》于扶风，清代道光年间岐山曾出土《毛公鼎》铜器，可为资证。《辞海》云:“毛，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文王子叔郑。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实际上，毛国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封国中有“毛国”。杨伯峻先生释:“毛，《尚书·顾命》、《穆天子传》五并古器如班毁、毛伯敦、毛公鼎皆称毛公，《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均有文王子毛叔郑，当即毛之始封者。顾栋高《大事表》五以为其封地在今河南省宜阳县境。据毛公鼎，西周初叶毛公为周王卿士，毛公鼎、毛伯敦盖并出于扶风，似可推知毛公采邑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本年传有毛伯，当即其后。毛非诸侯，乃其采邑。”^[76]此论说今陕西扶风为叔郑的“采邑”地是正确的，处在周公、召公的采邑地之北。“毛国，伯爵，周文王第九子”。“文王时，已封于郑，在今陕西华县。后灭商，才由郑转封于毛，所以叫毛叔郑”。“当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毛叔郑于毛，即今河南省宜阳县毛泉，即毛人故地。”^[77]《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革合，修革合杀绰人。帝念之，潜为国，是此毛民。”依姓是黄帝之子的“十二姓”之一，毛民(以身上多毛而得名)的部分人南迁，于夏代立国于毛泉，商代仍存，武王克殷后，灭毛方国，封叔郑于此。雍(今河南焦作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文后杜预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在今焦作西南15里府城村西北200米处，山区的平原中发现一个正方形古城，始建于商周之际，当即雍城。这里是殷王的故狩猎区，常路过此邑城)、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俗呼为原村，遗迹犹存。它与滕国初封地一样，均在苏国之北)、酆(此国以往多认为在今陕西户县东。杜预注《左传》云:“酆国在始平县东。”此地系文王的国都丰京所在地，不可能有封国。《续汉书·郡国志》云:南阳郡析县有丰乡城。即酆国当在今陕西山阳县)、郇(《左传》成公六年文后杜预注:“郇瑕，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诗地理考》引《括地志》云，故郇城在猗氏县西南四里。《清嘉庆一统志》《蒲州府·古迹·郇城》云:“城高二丈许，四垣八门，遗址宛然。”即郇国在今山西临猗县南)、毕(《史记·周本纪》云:“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毕国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孔颖达疏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诸国，归功于武王耳。此十五国或有在后封者，非武王之时尽得封也。”此说甚确。此外，武王还封有其他亲属。《史记·周本纪》《集解》贾逵曰:虢文公，周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宣)王卿土也”。仲是武王的叔父，被封在奠区(今陕西凤翔北);周公之长子伯禽被封于今甘肃天水，又移于今河南鲁山县。郭沫若先生说:“周朝通过分封，不但牢固地统治了原来商朝的地方，而且不断扩大其势力和影响，成为远远超过商朝的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78]这是对西周王朝的整个分封而言的，就武王的分封诸侯说，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3)封赏功臣。

身居要职的同宗成员，则不封国，而是封采邑于王畿内周祖先早已开发的地区，以示尊荣。《史记·周本纪》云，西周建立后，武王论功行赏，“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依受封”。

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于是武王已平尚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刘营丘。”西周刚建立，局势不稳，军队的最高统帅、军事家尚父(武相)留京继续任职，未就国;且当时西周还未完全控制东夷之地，不可能就国。清代崔述(东壁)认为武王时齐地尚未入周人手中，故太公之时封不在武王，而应为周公东征前后之事^[79]。近现代学者多赞同其说。

周公旦。周公之称，是在武王未灭纣王前所封。《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索隐》:“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以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风(今陕西岐山与扶风之间的周原)东北故周城是也。谥曰周文公，见《国语》。”《史记·周本纪》云:“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采邑地与“周城”的具体地点，考古界学者云，“周公采邑当在今岐山县的北郭乡和周公庙附近”;“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当为二地，太王都邑在包括祁家沟以东的峙沟与美阳河之间，即现今人们习惯称之为周原一带。”^[80]李学勤先生考证:“微氏的高祖本来是商朝微子的史官，商亡时投奔武王，武王把他收留下来，命周公分给他居地，从此居留于周，近代任周朝的史官职。铭文里的‘周’显然是分封予周公的周城。”^[81]可见周公的采邑一度又封给了微氏。

召公奭。《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集解》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隐》:“召者，畿内菜地。奭始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召公与“武相”师尚父、“文相”周公旦一样，虽受封国而也未就国，继续留京辅佐武王。白寿彝先生云:“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分别统治鲁、燕和齐。”^[82]我们从古今学者的争论不一中分析，太公望、周公与召公之子分别都是在成王初。

4.安置殷旧贵族于宗周辖地

武王灭殷后，归服周的原殷属国人口有“百万”之多^[83]，只有“六七万”人口^[84]的周人，如何能有效地控制殷故地的人口，确实是个严重问题。武王除在朝歌采取措施安抚殷故民外，还将一些殷贵族迁往渭水流域。“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则是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85]文献对此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金文得知一点。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了103件青铜器，有铭文者74件，最早的是商器形制，而做于商末周初。其中的《史墙盘》，有铭文284字。对其后半段记载的“微氏”家族史:高祖原居微(今山东梁山东北)。武王克殷后，刺祖(即烈祖，又称乙公)归依周王室，武王令周公旦将刺祖安置于周原一带的(今陕西眉县)，继续担任周的史官。亚祖辛(称辛公，第三代)精心培育子女成材。丰(称乙公，第四代)为人孝友，经营农业。史墙(称丁公，第五代)守业，得到王室恩泽。微伯广兴(第六代)时，封为伯国。对这个微氏家族的认识，意见不一。许倬云先生分析说:“徐中舒甚至认为微氏的高祖即殷三仁之一的微子，而烈祖则是殷后宋国在周的质子。然而烈祖居史官之职，微史一家的家徽的册形，家族中也有作册的职务。如果真是宋国的‘质子’，职务当不仅为史官，也不致到下一代才发达。据丁山的意见，眉微一声之转，卜辞中的眉国早在武丁之世即已有之，不必限于微子之封。这一家的史官职务似为世袭。大约微史的祖先即是商人的史官，归顺周武王后，属于‘殷士肤敏’之列，继续为周室担任史官的职务。”^[86]此说是妥切的。从前述知，纣王的叔父微子启未曾西迁，由微邑直接迁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市)。但这个殷王朝的史官“微氏高祖”原居微，当为微子启的同一家族近亲或远亲之人。

陕西宝鸡、凤翔、扶风、岐山、眉县一带，先后曾出土不少殷、周青铜器，说明“有不少殷人旧族迁入陕西”，且是“成族的搬进”，“是以终西周之世，这些族群并未解散”。日本史学家“白川静甚至认为殷人旧族之迁徙入陕，可能与周人利用东方较为高度的农耕技术进一步开发渭水河谷，以为周王朝建立经济基础”，“大约庶殷之西移，正如秦迁天下富户十二万以实长安，及汉代三选七徙以实陵邑一般，不外乎以东方旧殷隽彦放在周人王室耳目可见处，一则强干弱支，安东方的反侧;二则也借重殷文化孕育的人才，为新王朝服务”^[87]。比较清楚的就是殷室的王子“奠”之族，曾封在“奠”(今陕西华县的林)，亡国后又被武王安置在今陕西凤翔(仍称奠区或林)。卜辞中的“郑”即由“奠”族迁居而来。“大量东方族群遗物多出于关中，尤其扶风、岐山一带，足以说明周原旧地是迁徙族群徙居的集中点之一。”^[88]

5.欲建成周

武王在采取巩固新建立的周朝政权措施后，对东方的局势仍不放心，欲在伊洛营建东都，加强对东方的统治。《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在与周公议论在伊、洛河营建东都的大事时说:“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大室，其兹度邑。”即已提出建都的地点和总规划。《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今陕西彬县)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义》云:“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周公见武王忧愁，便去问安。武王向他叙说了灭殷后的天下形势以及心中的忧虑，提出营建东都的大事。最后武王语重心长地说(《周本纪》):“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1965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成王时铜器“何尊”，铭文也记载武王克大邑商后，已廷告于天，有在伊雒建都之意。

6.向箕子问治国之道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十三年，公元前1044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无道。”《正义》云:“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恶，以周国之所宜言告武王，为《洪范》九类，武王以类问天道。”传统说法认为《洪范》成篇于西周初年，后来又多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最近，刘起钅于先生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洪范》原本出于商末，历西周、春秋、战国而有增益或润色，最后可能经过齐方的整理或加工^[89]。王世舜先生则认为，“从《洪范》内容本身以及联系西周及春秋战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当是西周末叶到春秋中叶以前的产物。”^[90]其原本写作的年代应以西周初年为确。

《洪范》记述了武王十三年访问箕子对话的过程。箕子称，人是上帝创造的，洪范九畴也是天帝创造的，希望臣民和睦相处，以洪范九畴规范自己的言行。其内容宣扬唯心主义神学，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主张以刑法镇压奴隶反抗。“五行”虽有原始唯物主义成分，但也被加以改造，而为建立神权政治服务。《尚书·洪范》记载箕子最后说:“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大意是说，“天子所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要经常遵守的法令，就是天子的教导，这个教导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凡是臣民都应当把天子所宣布的准则当做最高准则，只要按照这个最高准则行事的，就算是亲附天子的了。所以说，天子应当像做臣民的父母一样，来做天下臣民的君主。”^[91]

武王有雄才大略，制定了营建东都的宏图，又欲吸取殷亡的教训，以箕子的治国方略治理统一的周朝。《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自言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玉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正义》释曰:“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武王以明德治国的雄心壮志跃然入目，最大的心愿就是德教行于四方，天下太平，黎民安居乐业，不受战争苦难。但不幸的是，武王的壮志未酬，就积劳成积而逝世了。《史记·周本纪》云:“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正义》释，“祓音废，又音拂。斋音札皆反。祓为除不祥求福也”;“周公祓，自以贽币告三王，请代武王，武王病乃瘳也”。这个记载出自周公作的《尚书·金縢》篇。王玉哲先生对此篇长文释曰:“这个祷词大意是说:‘假如三王(指太王、王季、文王)实负一子之债于天，我本人自身仁巧过于武王，我自己愿代武王归天以事鬼神。’这种行动与言辞显然非常幼稚可笑，然三千年前之社会心理大抵如此，观其质朴，正可证明其真实可信。文献记载，周公祈祷之后，武王的病似有些好转。但终因病体沉重，没过多久，武王还是死去了。”^[92]从这个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公对武王是多么的忠心!他与武王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史记·周本纪》《集解》徐广曰:“《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马因案:《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也。”即武王四年(前1043)驾崩，葬于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南。《辞海》云:“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族，率军东攻。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成，取得大胜，遂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建都于镐。”不言而喻，在助武王灭纣建立西周的伟大事业中，师尚父和周公的贡献最为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