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与西周礼治文明：牧野之战周军取胜的原因

三、取胜的原因

1.周军速胜原因

在武器装备基本相同、殷军数十倍于周军的形势下，周王的“六师”还未赶到，精锐的周军就击溃了号称七十万的殷军，堪称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一是纣王失德，行暴政，丧失人心，众叛亲离，吏民诅咒其早亡;二是殷贵族奢侈腐化，沉湎酒色，聚敛财富，吏治腐败，奸佞横行，民心背殷向周;三是长年向东夷、南夷地区用兵，损耗了殷的大量人力、物力、军力，加剧了殷朝国内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四是殷王室和贵族对大为缩小版图的诸侯国，加重压迫和剥削，征兵征粮，平民和奴隶逃亡，诸侯和王室的矛盾尖锐。这些原因都导致殷朝中下级将领和被迫作战的士兵离心和怨恨，虽有纣王和大臣的亲自督战，但与周王勇猛的军队一交战，便败退而阵前倒戈，助周军反攻殷军，使纣王一败涂地。作为前线统帅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师吕尚，在灭纣大军中自然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献对牧野之战周军速战速胜的原因也记述得较多较详。《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曰:“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政。”《墨子·明鬼下》亦云:殷人“众畔百(皆)走，武王遂奔入宫”。《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诛纣也’，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史记·周本纪》云:“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淮南子·泰族》云，“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殷军不战而降，又助周军攻纣王，是周军“以少胜多”的主要原因。从武王方面说，“周之所以能够这样在牧野一举得胜，主要由于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西方诸侯的合作，武王选定了有利于克商的时机，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周的军队斗志昂扬，作战英勇”^[43]。尤其是“进攻牧野的三千虎贲中，想必有不少姜姓勇敢善战的甲士。这个战役之所以能够很快取胜，吕尚及其所属姜姓的甲士应该是起了重要作用”^[44]。杨向奎先生分析诸家对宗周初年铜器《天亡簋》铭文的释文后说:“它确是有关太公望的铭刻。”^[45]“太公望之在周初实在是一位治国安邦的大人物，除了他，无能作‘天降之天亡’，以此我们用成语为之铭曰:天亡右王，肆伐大商，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有太公望之为伐纣元戎，加上先进的战车，众多的盟国，仍谨慎从事，九年至盟津观兵而未进，十一年遂渡河灭殷。”^[46]可见太师吕尚确实在灭纣王之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记·周本纪》载:“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皆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代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阌追斩纣。”周公旦作为武王的重臣，不离左右，贡献突出。《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在纣亡后，随武王“入宫”。对纣王之死，是牧野之战的当天晚上，即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史记·周本纪》引《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按纣王自焚在“甲子夕”，武王斩纣头当在二月二十八日。(www.xing528.com)

周武王在与周公议事中，对殷亡的历史和原因也进行了总结。《史记·周本纪》载武王曰:“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索隐》曰:“言天初建殷国，亦登进名贤之人三百六十夫，既无非大贤，未能兴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摈灭，以至于今也。”即殷王之所以维持几百年，是帝乙前诸王能依天命，任用贤人，治理国家。武王又曰:“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殷，乃有今成。”《正义》云:“于今六十年，从帝乙十年至伐纣年也。麋鹿在牧，喻谗佞小人在位也。飞鸿满野，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言纣父帝乙立后，殷国益衰，至伐纣六十年间，谄佞小人在于朝位，忠贤君子放迁于野。”《索隐》云:“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见灾异，我周今乃有成王业者也。”即帝乙十年至纣王，近小人、远贤人，政治黑暗，上天才抛弃了殷，而授命于周。

2.武王灭纣之战的性质

关于武王在“武相”师尚父、“文相”周公旦辅佐和诸臣协助下，指挥大战迅速灭纣王的战争性质，从近现代史学家的观点看，是由于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同而产生分歧的。已故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故灭纣王之战具有社会变革的革命性质(即封建地主取代奴隶主统治);已故史学家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论观点，认为周是奴隶社会鼎盛阶段，故无社会变革性质，但也认为奴隶对纣王不满，阵前倒戈，周军才速胜而进入朝歌;当代文史学家中有的又认为，“武王伐纣，其目的就是掠夺财富”，“是野蛮民族的一次掠夺战争”;“武王伐纣的真正目的在于灭商，以夺取商国对天下的统治权”^[47]。“这是对的，武王伐纣，不过是统治权的一次转移，一改朝换代。”^[48]我们是赞同西周为奴隶社会鼎盛阶段之说的，且认为殷末奴隶与奴隶主的阶段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加之纣王不断发动征东夷之战，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临时武装起来的士兵，自然是“阵前倒戈”，助武王灭纣，因而武王灭纣之战是正义之战，也是具有革命性质和进步意义的，非简单的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