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治理西周、灭纣王历程，以百泉为重要观点

二、灭纣王历程

1.渡过黄河后的行军路线

赞同《荀子·儒效》“师渡孟津”之说的，认为过黄河后的行军路线是:从孟津过河后，经邢丘、造甲店、承恩镇、待王镇、宁、百泉、共山头至牧野^[33];赞同其“至汜而汎”的学者则云:从孟津东行，经偃师、巩县(今巩义市)至汜(今荥阳)渡河，再东行经邢丘、怀、宁(待王镇、承恩镇均在宁)、共山头、白泉至牧野^[34]。我们赞同从孟津渡河之说。《荀子·儒效篇》云:“至怀而坏。”杨亻京注:“怀，地名，《书》曰，‘覃怀底绩’。孔安国曰，‘覃怀近河地名，谓至汜而适遇水泛涨，至怀又河水泛溢也’。《吕氏春秋》曰:‘武王伐纣，天雨日夜不休’。”《汉书·地理志》载有“怀县”。王先谦对此《补注》云:“《禹贡》，覃怀在此，见《书·孔传》，后但称怀，武王伐纣，至怀而坏，见《荀子·儒效篇》，周为苏忿生邑以与郑，见《左传·隐传》。”《说文解字》“邢”字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段玉裁注:“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南十一里有故怀城。”即今河南武陟县西南。武王在今河南孟州市西南誓师后，东北行，过温县至此。之后，由武陟县北行，到达宁(今河南获嘉县)，再北行入共。

《荀子·儒效篇》云:“至共头而山隧。”杨亻京注:“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隧为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王先谦对《汉书·地理志》“河内郡”《补注》曰:“《纪年》，周厉王奔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国。即此。《庄子·让王篇》，共伯得乎共首。《荀子·儒效篇》所谓共头也。共是山名，故国氏焉，后灭于卫，郑叔段所奔，见《左·隐传》，戴公庐曹，盖以共氏。见《闵传》。秦虏齐王建迁此，见《田齐世家》。”“城南有安阳坡、卓水陂、百门陂，坂方五百步，在其县故城西，即共和之故国也。其水三川南合，谓之清川，又南径凡城东;周凡伯国，其水与前四水总为一渎，谓之陶水，南流入清水。《一统志》故城在今辉县治。”《辉县志》云:“共山在方山东南，一名共山首，一名共头，俗呼为共山头。”在今河南辉县市。“戚”的地理，杨倞注《荀子》曰:“杜元凯云:‘戚卫邑，在顿丘卫县西’。”《汉书·地理志》《东郡·畔观》下，王先谦《补注》云:“《左传》卫太子登铁丘。京相云，铁丘，名也。杜预云，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浮水故渎又东径河牧城，而东北出，下入东武阳，王莽河故渎自白马来，东北径戚城西，卫国县西戚亭是也”。即在今辉县市境内。“百泉”，杨亻京注《荀子》云:“百泉盖近朝歌地名。”百泉又称肥泉、贲泉及百门泉等。《辉县志》云:“百门泉一名珍珠泉，一名搠刀泉，出苏门山下，即卫河之源也。中有三大泉，或传为海眼。”“苏门山在县西北七里许，一名苏岭，一名百门山，山下即百泉。”即在今辉县市西北。这就是说，武王一行从今获嘉县至辉县市后，经过戚及百泉而到达牧野。杨向奎先生说:“今武陟南与汜水对，北去共头，乃有线路，武王之伐纣直趋而前也。”^[35]

《荀子·儒效篇》云:“厌旦于牧之野。”杨亻京注:“厌掩也，夜掩于旦，谓未明已前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俞樾曰:“杨注‘未明已前’谓之厌旦，于古无征，且以文义论之，上云‘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则此文旦下亦当有一字，今止云‘厌旦于牧之野’，文义殊未足也。厌旦当做旦厌，厌读为压。《强国篇》‘如墙厌之’。注曰:‘厌读为压’。此文厌字正与彼同。旦压之野，与上文朝食暮宿，文义一律。成十六年《左传》楚晨压晋军而陈。此云旦压，犹彼云‘晨压矣’。”此说甚确。牧野又写作土母野。《说文解字》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土母野。”在今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今新乡市)处。

杨宽先生从《荀子·儒效篇》所载中，得出的结论与杨向奎先生之说却相反，认为武王大军是从孟津渡河的。他说:“根据荀子所述，可知武王率军渡过今孟县西南的盟津(笔者按:应是从黄河南岸的盟津渡过黄河后，再由北岸的盟津渡口上岸)之后，向东北行，经泛滥的‘汜’到今武陟西南的怀，再东北行到今获嘉县的宁，又东北行到今辉县的共，一度食宿于戚和百泉，两地都该在共的附近。更由此东北行而进入牧野。”^[36]又说:武王大军“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从盟津誓师后出发，又经历六天，到二十七日甲子，到达牧野前线，当天决战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盟津(今河南孟州市)到牧野，约有三百里以上路程，采取急行军，平均每天行军五十多里。当时这一带交通条件是比较好的，从殷墟卜辞来看，这一带正好是殷王经常的狩猎区，殷王常常驾驶马车到盟津以北，太行山南麓从事狩猎活动。因此用四匹马驾驶的战车，每天进军五十多里是可以做到的。”^[37]这些论述是正确而符合历史实际的。(www.xing528.com)

2.周军至牧野的时间

武王大军到达牧野的时间，王国维先生考定在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宽、王玉哲先生从其说。不言而喻，这个时间的考定，是来自古文献之记载的。《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语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尚书·牧誓》记载:甲子昧奭在牧野誓师。《吕氏春秋·首时》云: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其《贵因》篇又云:武王“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早)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王玉哲先生说:“二月二十一日，师渡盟津。越五日的‘甲子’日，至牧野斩纣为二月二十七日。岑仲勉认为刘歆所谓《周书·武成》佚文，实即《逸周书·世俘解》稍加润色而来。《武成》的‘三月’乃‘二月’之误。二月甲子是武王师至牧野和纣被斩之日。‘甲子’不但见于《尚书·牧誓》、《泰誓》、《武成》、《逸周书·世俘解》、《吕氏春秋·首时》、《贵因》等，而且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时代的《利簋》铭文，也记载着武王克商的日期是甲子”，“足证这天是信而有征了”^[38]。

3.牧野之战

《史记·周本纪》载:“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集解》徐广曰:二月，“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孔安国曰:“昧，冥也;爽，明，早旦也。”又云:“癸亥夜陈，甲子朝誓之。”《正义》引《括地志》云:“卫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郦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纪》方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概言之，武王大军于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朝歌(今河南淇县)的郊区牧野(又写作土每野)，布阵决战。《史记·周本纪》简化《尚书·牧誓》云:“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纟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罪，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之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陕西临潼出土的青铜器《利簋》铭文载:“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其与《尚书·牧誓》记载相同。大意是说，武王左手拿着黄色的青铜大斧，右手拿着做指挥用的白色旗帜，号召众将士英勇作战，代上天灭亡荒淫的纣王，进者奖，退者罚，勿杀投降的殷人。按每辆战车十人计，周有战车四千乘，则陈军四万多人。《史记·周本纪》云:殷纣王“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诗经·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韩非子·初见秦》、《战国策·秦策一》均载: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文献记载的周、殷军数字都有些扩大。许倬云先生说:“周诸侯会师的戎车有四千乘。纣发兵七十万人抵抗。这两个数字似乎都很可疑，当时殷商的总人口，以其疆域来说，未必能过一百万，如何能动员七十万众。诸侯四千乘的数字大于武王自己的武力十余倍，即使中原大半已在周人控制之下，合今日河南省大半及晋南一线，仍没有渭水流域十几倍的面积，周人可能已倾全国之师，参加的会师诸侯未必也出动自己的全部力量。”^[39]此说是对的。不论双方的军力具体是多少数字，但殷军比周军多数十倍则是可信的。许倬云先生又说，“若以人数来说，商王国的人口多，属邦多，恐怕不是蕞尔小国的周族可以比拟。武器方面，商人已有战车，由两匹马或四匹拖拉一辆直辕只轮的车辆，上有三名武装战士，远射用弓箭，两车相错用戈矛一类的长柄武器，近身搏斗时则用短兵。一辆战车，配属若干名随车的徒卒”;周人的战车与“武装配备，基本上与商人的装备相同”^[40]。在武器上，商人有弓、矢、戈(或矛)、楯及短兵，周人有戈、矛、戟、剑及弓矢，基本相仿。跟随武王伐纣的庸、蜀等八国，多是步兵，不善于车战。总的情况，周军的武器装备也劣于殷军。从双方的统师武王、纣王本身才干说，纣王并不比武王差。《史记·殷本纪》载:“帝纣资辨捷疚，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纣王也是一个才思敏捷、智勇超人、征战扩土的帝王。“过去学术界对纣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纣非常残暴，应当完全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纣虽然残暴，但在历史上也还有一定贡献，比如对东南的经营，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等。”^[41]在此严峻形势下，武王是如何以少胜多，一举灭纣王呢?主要原因还是天下军心、民心向周，武王的军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强。纣王失政，丧失军心、民心，且军队多在东夷作战，牧野的军队有相当数量是仓促武装起来的奴隶，无战斗力。次之是武王战略的正确和高明。许倬云先生也说:“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当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42]

《周书·克殷》记载牧野大战曰:“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帝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火。”《吕氏春秋·古乐》云:“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由此可知，周军的前线统帅吕尚(名字为“望”，字“尚父”，任太师之职，又称师尚父或师望)，按照武王的战略，在周公旦的预谋下，以精锐的军队向殷军发动攻击，一举击溃殷军，取得全胜。《诗经·大雅·大明》描绘师尚父助武王在牧野大战的事迹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精锐之师，指的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