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与西周礼治文明：佐武王观兵

一、佐武王观兵

1.武王政权核心集团

夏末商初公刘建立豳国后，就标志着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公亶父迁岐后，逐渐由周诸侯发展为“西伯国”。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云，至“文王占领崇国后，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并继续向东发展，乃征调大批奴隶，在沣水西岸修建了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成了商朝西方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1]。武王即位后，沿袭文王的制度，任用的也是文王时的朝臣。

《辞海》释:“太师，官名，西周始置，原为高级武官，军队的最高统帅。”又云:“辅，官名，辅佐帝王或太子的官职。”《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刘向《别录》云:“师之，尚父，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师尚父指姜子牙，又称太公望、姜尚、姜太公等。他是炎帝神农氏后裔，姜姓，名尚，字子牙，以其国在吕(今山西霍州市西南)而号吕望、吕尚。后来，他离开吕国，渡过黄河西迁于井儿国(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井儿村一带)。他历尽艰难，年迈时被文王任为师。武王拜其为太师，成为军队统帅。周公名姬旦，又以其是武王胞弟而称叔旦，谥号文公。他被武王任命为“辅”。召公(又写作邵公、召公奭)，武王的族弟，名奭。毕公的称号亦在先周，姬姓，文王之子。《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大夫宫之奇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在盟府。”《正义》引郑玄曰:“至武王时虢叔(封国曰西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已死。”在世的虢仲，武王即位后仍为大臣。《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苌弘引古本《尚书·太誓》武王曰:“余有乱(治)臣十人，同心同德。”《墨子·尚贤中》云:“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武王继续任用文王选拔的有德之原班大臣，就保证了周政的连续性、稳定性。武王不改元，仍以文王始年为元年，称自己即位之年为八年，亦是表示继嗣文王“受命”的基业而不改变。武王的十位大臣当为太公望、周公、召公、毕公、虢仲、叔振铎、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还有宗室贵族及史官等。其中太公望、周公旦，则是武王的左、右臂(即后世称的武相、文相或左相、右相)。《史记·鲁国公世家》云:“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可见周公旦地位之高。

2.观兵祭毕与时间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谥法》云:“克定祸乱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武王骈齿，是谓刚强也。”可见姬发被谥号曰“武王”，是颂扬其完成灭商建周朝之武功的。作为武王的大臣周公，在武王东观兵中起了重要作用。《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集解》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索隐》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皆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墓祭的礼仪那时还没有;祭毕星，亦不确。《通鉴前纪》卷五引《古本竹书纪年》云:“纣六祀，周文王初于毕。”《易·既济》九五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实受其福。”雷学淇《竹书纪年义征》云:“《礼·坊记》引此爻辞，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汉书·郊祀志》载杜邺说王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渝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杨宽先生释:“‘渝祭’即是‘祭’，可知‘祭’是‘奉天’之祭，既然周文王初于毕，后来周武王上祭于毕，该是沿袭周文王祭天神的礼制，决非祭周文王之墓。”^[2]此说是较为恰当的。

武王东观兵的“九年”，是指何年，说法不一。《史记·周本纪》正义:“《尚书·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有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武王少文王十四岁。《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按: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适满十年。言十三年伐纣者，续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业故也。《金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阙，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简言之，武王即位后仍沿用周文王年号向下续年，以表明承续文王大业之志，“九年”即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前1048)。

3.丰京至盟津的路线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仗黄钺(玉斧)，右把自旄(旗)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索隐》马融曰:“苍兕，主舟楫官名。”武王在文武大臣、侍从护卫下从丰京(古属今陕西户县，在沣水中游西岸，后划归长安县，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一带)出发，过霸桥(今西安市灞桥)向东，经骊山(今西安市临潼区)、下(今陕西渭南县下邽镇)、华山(今陕西华阴市)至天险“函谷关”入口处潼津(今陕西潼关县东境入河南处)。这条通道的东侧有黄巷坂，西侧高岸近黄河，从而形成深涧，十分险峻。《水经注》云“坂旁绝涧”。“历此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黄巷坂，在阌乡县(今河南灵宝市)西北三十五里。”今灵宝市阌乡镇西距阌底镇54里，说明黄巷坂已达到阌底镇东境。今阌乡镇的地形正和潼关东相仿，在南侧的黄土原和北边的黄河之间尚有一条高梁，高梁下为400多米的深沟，形势险要。史念海先生说:“不论从东端的崤山进入函谷或者从西端的潼关进入函谷，都必须经过函谷关，在这几百里的谷道中，其间仅能由几处可以离开这条大路转入他途。如果由(河南)陕县渡河而过(山西)中条山以至于河东(今山西永济)，由灵宝越崤山而至于洛河(在今河南洛阳)上游，虽说有这几条岔路，皆不适于使用较大的兵力。因此不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都难于绕过这个函谷关，而函谷关和其东西十五里间的谷道正是不易越过的险要所在。”^[3]即从今陕西潼关至河南陕县的函谷关道路，非常艰险难走。《括地志》注文载:“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崤山也，俗亦号文王山，有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许。”说明文王向东扩土时已走过此道。文王避风雨的遗址今仍存，在今陕县硖石，也就是北崤山道的必经之地，更是商末西伯文王朝拜殷王的往来道路。

函谷关东端的崤山，西东通道有三条。宋代欧阳修的《陕县志·崤山》云:“位陕城东七十里，一名嵚山，即春秋时晋败秦师处。东崤距西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长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陕县志·南北二崤道》又云，“今按曹公所开北道，当自宫前以西，北通硖石至陕州”，硖石“即今硖石山，一名崤山，其南为北道。复春秋时路，即指晋败秦于崤处也。其后更复南移，当从宫前西经雁翎关，崤县至陕东”。杨向奎先生释，“盖自古以来，崤山东西通道有三:一为崤山北路”，“今硖石、马头山、大蛇湾、韶山坡、坻坞、正村到洛阳一带。二为崤山南路，即从洛水西行至宜阳三乡折入连昌河谷，经宫前、雁翎关到陕县。三为北山高道。”^[4]胡德经先生考证:这条高道平均坐标为海拔830米，东起今河南新安县铁门西北，经辞主坡(柿树坡)、坻坞、韶山南坡、大小扣门、大蛇湾、舜主庙、辛家湾(硖石北)、牛坡，然后经张茅北平顶山、大小历山，而西入陕县老城，后又经新店、曲沃、灵宝老城，过弘农河，登稠桑原，全长293华里^[5]。因崤山南道、高道均不易行，故武王东观兵走的是北道。从硖石至洛水后，再东北行至黄河南岸的渡口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老城乡扣马村)。

4.盟津地望(www.xing528.com)

“盟津”，即“孟津”，《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尚书·太誓篇》已有明确记载。《史记·夏本纪》载:“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集解》孔安国曰:盟津，“在洛北”。这个“洛北”，显然指的是河南洛水或洛阳北，按今地望应指孟津县东北黄河渡口。《索隐》:“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阳(即孟县，今改名孟州市)。《十三州记》云:‘河阳县在河上，即孟津’是也。”《正义》杜预云:“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度(渡)之，近代呼为武济。”《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经》云小平津，今云河阳津。”作为黄河渡口(津)，必定是两岸均有。王玉哲先生释:“清代学者如阎若璩等人，都说盟津原在河北，到东汉以后才迁到河南。其实津是个渡口，应包括河北和河南两方面的渡口。”^[6]此论甚确。实际上杜预已注意到这种情况，言“孟津”在“河阳县南”、“洛阳城北”。他虽未指明具体地点，但从“武王度(渡)之”可以判断在黄河南岸。因为周武王在文武大臣和军队护卫下东进，行走的道路大体是与今日陇海线一致，在洛水东北的黄河渡口“会盟诸侯”，然后做渡河演习，再从黄河北岸的渡口上岸。若是在“河阳津”会盟诸侯，本身就在黄河北岸，何以有渡黄河北之上之说，那只能是黄河北向黄河南渡。所以，武王会合诸侯国、检阅军事力量的地方，只能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近黄河处，不可能在黄河北岸的今河南孟州市(由孟县改)。又因西周初未置县，“孟津”在黄河南岸(又置河阴县)、北岸(汉置河阳县)皆有“津口”，故至唐代时，学者们仍误以为只有河阳县有“孟津”，所以仍将“盟津”定在“河阳”县。近现代的学者沿袭旧说，在其著作中仍将武王东观兵的“盟(孟)津”，释为“孟县”^[7]或“孟县西南”^[8]，实误。金代设置的孟津县、元代设的孟州(明代改为孟县)，均分别指黄河南、北两岸的渡口，均以“孟津”而命名，而武王率周军、诸侯军渡黄河的“孟津”，的确是在今孟津县东北。《尚书·解孔氏》云:“孟地置津，故谓孟津。”因在该津口地会盟，故称“盟津”。其遗址在今河南孟津县老城乡扣马村东南的邙山脚下。邙山的一个小土峰曾改名“同盟山”，设祭的黄土台改为“会盟台”，军队的驻地改名“武济城”，遗址今仍存。《辞海》释:“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亦是说今孟津县东北、孟州市(孟县)西南皆有古“孟津”渡口。牛汝辰同志考证说:“孟津县，在河南省西北部，洛阳北部，黄河之畔。孟津原名‘盟津’，是古代洛阳东北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是以周武王伐纣在此与诸侯血为盟命名的。孟为盟的谐音，金代在孟津渡南口置孟津县。”^[9]

5.观兵的诸问题

(1)文王死因及木主。

《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以往的论者，引此文时一略而过，未多加追寻内涵。《礼记·坊记》引古《泰誓》佚文记载武王曾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丁山先生旁征博引，对《泰誓》“文考无罪”考证后认为，“纣为黎之”与西伯戡黎实为商、周两族的一次决战，结果文王兵败被俘，死于羑里(今河南汤阴)^[10]。王玉哲先生赞同此说，因而认为:“周武王与纣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在誓师时极言其父无罪，载以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木主以激士气。自称‘太子发’，以顺续文王受命之年，不自改元，以自惕厉。这些真情不见于《诗经》、《尚书》，是因为《诗经》、《尚书》大抵周人之遗，文王死于羑里，尤为周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皆所不忍言故也。”^[11]两位先生的考证，虽然新颖，但也令人难以置信。一是若文王在伐黎国时就被俘虏而死于羑里，那么以后的文王伐邘、伐崇侯虎、作邑于丰等业绩，该作如何解释呢?二是文王伐黎时已九十多岁，不会亲自出征，即使是有被俘者，只能是其将领，不可能是文王本人。三是文王崩于丰邑后，予以隆重安葬。《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古本竹书纪年》云:文王葬于“毕西丰三十里”。即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与韦曲镇北塬一线之北。怎么能说“文王无完骨”呢?武王“为文王木主”，当是木刻文王像或牌位，以示自己是奉父王命出征，并以文王“木主”号召、激励将士，毫无“归骨未得”之义。

(2)白鱼与赤乌。

周武王东观兵，文武大臣从护，诸司各奉其职，由师尚父(吕尚)统帅军队，威风凛凛。《史记·周本纪》载:“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尾，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渡黄河及上岸后所遇之物，如何解释?《集解》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索隐》:“此已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见《周书》及《今文泰誓》。”《集解》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郑玄云:“《书说》云乌有孝名。武王卒父大业，故乌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隐》按:“《今文泰誓》‘流为周鸟。’周鸟，鸷鸟也。马融云‘明武王能伐纣’，郑玄云‘鸟是孝鸟，言武王能终父业’，亦各随文而解也。”这是古代帝王出征或出巡时常有的祥瑞之兆，属于宗教迷信或神物崇拜范畴。杨宽先生释:“至于西汉《泰誓》和《史记》所说: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鱼跃入王舟中，被武王取来作为祭品，又有火从上天飞到武王住屋，化为赤乌等。分明是战国以后五行相克学说流行以后的作品。商为金德，其色尚白，而周为火德，其色尚赤，因而把捉到飞来的白鱼和飞来的天火，化为赤乌作为周克殷的祥瑞。”^[12]此论是正确而深刻的。

(3)诸侯不期而会问题。

从《史记·周本纪》所载，“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的地点，是在武王一行渡过黄河后的北岸“孟津”。细理之，似乎是太史公为行文的方便所致。从周诸侯国当时的盟国(含部落)或依附国看，多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所谓的“八百诸侯”，不可能先渡河到北岸去等待武王，也不合乎当时的礼仪。他们必定是在黄河南岸的渡口“孟津”相聚，礼迎武王一行的到来。《水经·河水注》云:“黄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所谓不期同时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名目。”“钩陈垒”的地望无确指，当为黄河南岸今孟津县老城扣马村的古称。“孟津”渡口地，因这次会盟诸侯而改称“盟津”。同理，黄河北岸的渡口“孟津”，也由此改称“盟津”。

八百诸侯应是个概数，也不会是均为自动而来。屈原《楚辞·天问》记述这次武王会盟大事时说:“会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杨宽先生释，“通朝，‘会朝’就是朝会之意。所说‘何践吾期’，很清楚地说明这次武王观兵至于盟津，是约期会盟性质”;“《逸周书·商誓解》云:‘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就是指这一年会盟于盟津的事。”^[13]《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载童书业先生《盟津补证》释文说:“此文实为孟津原名盟津之铁证，以此处之盟系动词。”童先生说的“孟津”是指今日之称，“盟津”实来自“孟津”，非“孟津”来自“盟津”。“这次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带有演习性质，熟悉路程和地形，并预先做好布置，以便此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与诸侯在此会盟，以便约定日期，之后在此会合誓师，共同渡河北伐。”^[14]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一行渡过黄河，从北岸的“孟津”渡口上岸后，“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鲁周公世家》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还师”，即返回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