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姬旦的成长
姬旦(亦称叔旦)系文王妃所生的第四子(约生于公元前1122年)，生养于周原(在今陕西岐山与扶风县之间)的国都宫内，家庭环境的优越、富裕，可想而知。
1.姬旦得到优良的王室熏陶和教育
国君之子生在富窝内，养在蜜罐中，稍懂事就见到王公大臣，母妃宫女，服饰、用具等皆非一般子弟所有。他作为王子，至受教育年龄时，一般都有“师傅”授书，与兄弟一起享受特殊教育。但因其不是长子，地位低于太子，故稍大后，则入贵族学校接受教育。《汉书·儒林传序》载:“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读祥)，周曰序。”《孟子·滕文公上》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学记》云:“党有庠，术(遂)有序。”后世人通称“庠序”为乡学，亦将“庠序”概称为学术或教育事业。夏、商、周王朝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只有平民以上的人才有受教育的权利，且平民(亦称自由民)子弟受的教育，又比王、公、贵族子弟差得多。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京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一般情况是，八至十五岁在“小学”读书;十五岁以上“束发”，称之曰“成童”，入“大学”读书。《礼记·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即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九年，教之数日(即每天的时辰与月)”;“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乐舞之名称)”。“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这个小学、大学的完整教育系统，统称为国学，一般是培养统治阶级子弟的;平民受教育的学校，则称为乡学。“国学”弟子受教育的过程，由家学、小学、大学三个阶段组成(没有今日这样多的分段)。从8岁或10岁至20岁，要完成“艺”(小艺与大艺)、“数”(与方名及数日)、《乐》(含舞)《诗》、“射”、“御”、“礼”等课程，简称曰艺、数、乐(含诗及舞)、射、御、礼，即“六艺”。西周铜器铭文(如“大盂鼎”)对小学、大学亦有记载，且又称大学为“辟雍”或“学宫”。杨树达先生释“静簋”铭文之“学宫”曰:“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92]《礼记·王制》载，国都的大学称辟雍;诸侯国设的大学则称为“泮宫”。二者的入学对象都是贵族子弟。古今对于“乡学”受教育的子弟认识不一，但当以“平民子弟”较确。“西周的大学，有突出的实践性、开放性。学习内容，以礼、乐、射为主，偏重能力的训练、养成，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统治者;当时的大学还不太像后世的专门教育机构”[93]。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友、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术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94]。姬旦不仅习得从家学、小学至大学的全部课程，而且结交了许多贵族子弟，既知识渊博、技艺高超，又有实际的组织、从政、治国能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2.家庭和社会对姬旦的影响
姬旦生于周诸侯国蒸蒸日上的时代，自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祖父公季去世时，他已11岁(虚岁)，正在小学读书，对商王文丁杀祖父已有切肤之痛。他二十余岁大学毕业后，在王朝内任何官，未见文献明载，但与其五个长兄一样，已成为父亲昌的得力助手则是可以肯定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说明他是一个孝敬父母、诚实、忠厚、仁慈、品德高尚的人，也是文王“群子”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从20岁(前1102)起，随父亲、兄长处理国事或征战，增长了阅历和才干。对父亲被纣王囚禁，长兄姬考被杀都铭记于心，对崇侯虎恨之入骨，灭崇、灭商大志也早已树立。昌称王并被纣王册封为“伯”(前1055)时，姬旦已67岁，遂被父王封为“文公”。已是周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之后，他率军出征或随父王出征，从而又成为经验丰富的军事家。
3.文献对姬旦在文王时期事迹的记载
文献对姬旦在文王时期的事迹记载甚少，我们只能从有关文王、季历的言论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文王为当时之尊号，并非后人追称。他一生中文功武迹甚多，其子武王克商多赖其经营之力。《诗经》中歌颂其美德者，例不胜举。文王是在太王、王季经营的基础上，把周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并且由于文王在岐邑推行了一些礼让、友爱的政策，周在西方成了当时各小部落王国钦美的榜样。”[95]正因为姬旦经历并亲自参与了父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大业，所以他对先王、尤其是父王崇敬备至。“文王为一勤政爱民的典型，历代史书传颂不绝”[96]。《尚书·无逸》篇记载:“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惠柔懿恭，怀保小民，惠解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可见他对父王昌秉从先祖的德业，致力于农耕，节俭勤劳，关心爱护百姓，体察孤寡老弱之情的品德，是多么的崇奉和怀念。《尚书·君奭》记载周公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姬旦和文王的这些大臣一起共过事，对他们的贡献记得十分清楚;五位大臣的品德和作为，对姬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虞大夫宫之奇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在盟府。”《国语·晋语四》对文王的臣子、卿士记载得更为详细。虢仲、虢叔(文王封其为西虢国君，都城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虢镇)是姬旦的亲叔父，虢仲在文王末年去世。《墨子·尚贤上》云，“文王举闳夭、泰颠”，“授之政，西土服。”散宜生、南宫括亦为王所举用之臣，四人均是投奔周的别国贵族。“《君奭》所载周公的话，对于文王重用的虢叔等五位大臣是极力称许的，说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够用‘德’‘降于国人’，闻于上帝，‘受有殷命’(接受取代殷朝的天命)，都是出于五位大臣的‘彝(经常)教文王’”。这“说明当时文王从自己族中和别族中选拔和重用所谓有‘德’之人，对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起了积极作用”[97]。《国语·晋语四》载的荣公(其国在今陕西户县)，是姬姓贵族;载的召公，是姬姓的支裔贵族;载的蔡公、原公、毕公，是文王之子，文公姬旦的兄弟。可以说，文王不仅给武王留下了灭殷的基业，而且也留下姬旦就是在父王言传身教下，吸取众臣(含武将)之长而成长起来的“圣人”。
综合从后稷至文王的约1451年的先周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三代出的博学多才圣人姬旦，是先周社会、尤其是太王、王季、文王三世社会文化孕育出来的，也是姬旦勤奋好学，积极从政，善于学习众家之长的结果，并非“天降”的“圣人”。
【注释】
[1]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427页。
[2]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殷墟博物馆馆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93、70页。
[4]徐中舒:《西周史论述》，《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5]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6]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12月第10期。
[7]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60页。
[8]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第216页。
[9]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10]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第589页。
[11]钱穆:《周初地理考》。
[12]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63页。
[13]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第264页。
[14]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15]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16]黄怀信:《周族的源地与迁转》，《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17]张鸿杰、王宽劳:《杨陵发现古邰园遗址》，1987年5月7日《陕西日报》。
[18]张鸿杰、王宽劳:《杨陵发现古邰园遗址》，1987年5月7日《陕西日报》。
[19]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3页。
[20]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9页。
[21]许倬云:《西周史》(增订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九年(1990年)修订3版，第33页。
[2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2页。
[2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24]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2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5页。
[26]胡太玉:《破译〈山海经〉》，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7页。
[27]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4页。
[28]杨宽:《西周史》，第17页。
[29]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25页。
[3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5页。
[31]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49页。
[32]张春生:《周先公世系补遗》，《文博》2003年第2期，第37—38页。
[33]杨宽:《西周史》，第29页。
[34]杨宽:《西周史》，第29页。
[35]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6、27页。
[36]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6、27页。
[37]许倬云:《西周史》，第55页。
[38]杨宽:《西周史》，第37页。
[39]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8、26、33页。
[4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8、26、33页。
[41]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8、26、33页。
[42]《史记·周本纪》。
[43]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33页。
[44]许倬云:《西周史》，第42页。(www.xing528.com)
[4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版，第129页。
[46]《诗经全译》(袁愈荌译诗、唐莫尧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03—206页。
[4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版，第107页。
[48]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203页注释。
[4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8—129页。
[50]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36页注释。
[51](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2]杨宽:《西周史》，第40页。
[53]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30页。
[54]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32页。
[55]谭戒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56]翦伯赞:《先秦史》，第241、241页。
[57]翦伯赞:《先秦史》，第241、241页。
[58]杨宽:《西周史》，第43页。
[59]许倬云:《西周史》，第55页。
[60]杨宽:《西周史》，第45—46、50页。
[61]杨宽:《西周史》，第45—46、50页。
[62]许倬云:《西周史》，第36页。
[63]杨宽:《西周史》，第40页。
[64]杨宽:《西周史》，第46页。
[6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9页。
[6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第216页。
[6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7页。
[68]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16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第85页。
[7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1月版，第86—88页。
[71]杨宽:《西周史》，第63、63、63页注。
[72]杨宽:《西周史》，第63、63、63页注。
[73]杨宽:《西周史》，第63、63、63页注。
[74]杨宽:《西周史》，第63页。
[75]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册，1939年，北京。
[76]徐中舒:《殷周之际史亦之检讨》
[77]徐中舒:《殷周之际史亦之检讨》
[78]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153—154页。
[79]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87页。
[80]杨宽:《西周史》，第68、69页。
[81]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49—50页。
[82]杨宽:《西周史》，第68、69页。
[83]杨宽:《西周史》，第70—71、76页。
[84]杨宽:《西周史》，第70—71、76页。
[85]杨宽:《西周史》，第76页。
[8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第115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8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32页。
[88]杨宽:《西周史》，第75页。
[89]杨宽:《西周史》，第75—76页。
[90]杨宽:《西周史》，第77、84页。
[91]杨宽:《西周史》，第77、84页。
[92]杨树达:《静簋跋》，载《积微居金文之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8页。
[93]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98页。
[94]杨宽:《西周史》，第670页。
[95]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31—432页。
[96]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33页。
[97]杨宽:《西周史》，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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