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往往先于行动。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之前，首先是在思想界出现动乱的端倪。所以，英明的政治家都十分关注思潮，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潮加以钳制。
清朝中期，满汉对立、反清复明的思想仍十分严重，清朝的许多皇帝都搞过文字狱，其中，雍正玩得最厉害，手段也大不一样。但不管其手段如何，其目的就是要钳制思想，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
雍正搞的文字狱案件中，规模最大的是曾静、吕留良之狱。
这场大狱的开端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府，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府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希望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清朝，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提拔为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岳钟琪正愁没地方感恩图报，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真是正中下怀。
岳钟琪当即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衙门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他让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证见，便开始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的情况，想套取口供。
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岳钟琪套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套出来，心里暗自恼火。
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见状，改变了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可以“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他来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及籍贯。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张倬”的真实姓名叫曾静，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他的“悖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清初一个学者的影响，这个人便是吕留良。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浙江崇德人，此人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时考过秀才，后来懊悔猎取清朝功名，于康熙五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满清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要站在华夏的民族立场上。因为吕留良声望很大，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抵抗满清统治。后来曾静觉得光在思想上反对是不行的，成不了大事，还得有实际行动。经过调查研究，曾静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
了解情况后，岳钟琪六天内连上三道密折向雍正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没想到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决定认真对待吕留良一案。
在对待吕留良的案件上，雍正帝用了奇招。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
第二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审理案件时，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得意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认真听就可以了。”(www.xing528.com)
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手段。
第一招是对曾静从宽发落，利用他做宣传。发案之初，雍正帝故作大度，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曾静，要感化曾静。岳钟琪依计而行，没有骨头的曾静果然被感化。雍正见曾静被感化，在十月份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曾静发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
当然，这不过是托辞，不杀曾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现身说法，称颂雍正的恩德，为雍正帝做宣传。
“出奇料理”的第二招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
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做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使用“大清”“圣清”“国朝”等词。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也仇视清朝，严鸿逵在他的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以此来咒骂清朝。
针对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雍正帝来了一手狠招，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读书的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论，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征求公意，实质上借天下人之口声讨吕留良。征求公意的结果正如雍正帝所想，全国的读书人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雍正帝于是大开杀戒，诏曰：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
“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更让人奇怪的是雍正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的处理，诸臣提议禁毁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帝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后来，“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逐条批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帝应允了。
由上可知，雍正处理曾静投书案时，用了两种固权手段，一是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做宣传；二是对吕留良定罪量刑之前先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在全国掀起声讨的浪潮。
雍正帝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上文讲的曾静案就属这一类；第二类是攻击雍正帝本人或其父祖的人。下面列举两个案件。
清风明月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雍正帝本人。执法官按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而已。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因为民间向来传说黄河水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兆，雍正帝听到奏报后喜不自胜，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心扬名声，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实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自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阿谀奉承，没有注意回避雍正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因民间都说雍正帝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还觉得没有洗刷干净。邹汝鲁鬼迷心窍，又揭雍正的痛处，真是活该倒霉。
雍正一朝，文字狱使文人明白了一件事：莫谈国事，莫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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