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元朝的弊政有独到的体会，他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所以，立国之后，他对有可能威胁皇权的人特别警惕。
当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过于柔弱，不能驾驭下面的开国功臣的时候，为了巩固政权，他策划了一场“拔刺运动”，掀起腥风血雨，将文臣武将一一杀光。
立国之后，朱元璋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太子朱标培养成文武兼备，既了解民间疾苦又懂得江山来之不易的接班人，使朱家王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
为了把他培养好，朱元璋请了名儒教他读书，教他学儒家仪礼，读四书五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朱标长大后成了一个儒者，性情仁厚，甚至是怯弱。这使朱元璋非常担忧。他理想中的太子，应是一个刚柔兼备、文武全才的太子，而眼前的太子过于柔弱，这肯定驾驭不了同自己戎马半生的文臣武将。
更使朱元璋感到忐忑不安的是，父子俩的政见和治国方针存有严重分歧。朱元璋坚持以猛治国，朱标则主张仁政宽厚；一个是大加杀戮功臣，另一个则是坚决反对。1380年(洪武十三年)，太子的老师宋濂因孙子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捕，在处斩之列。太子朱标为老师跪地哭泣不起，请求太祖免宋濂一死。明太祖非常生气，并狠狠地对朱标说：“等你做了皇帝才行！”
太子听后又惊又怕，竟然绝望地投河自尽，以死抗争，幸亏被太监发现救起。再加上皇后也为宋濂求情，朱元璋一看闹到如此地步，不让步不行了，于是下令免宋濂死罪，流放茂州。罪是赦了，但他却大骂太子：“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后，太子在一个晚上劝谏他说：“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当时朱元璋只是看了太子一眼，没有说话。第二天早上，他到御花园折了一根长满刺的荆条来，把太子叫来，让太子去拿放在地上的荆棘，太子怕扎手，犹豫着没有去拿。朱元璋于是自己将荆棘拾起来，然后将刺一一拔掉。这时朱元璋才对朱标说：
“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有好处的。难道你还不明白朕的用意吗?”
明太祖朱元璋把自己杀戮功臣的真实动机合盘端给太子。这种杀戮大臣的做法是朱元璋为保全朱氏天下，为皇太子能稳坐江山而采取的固权手段。但出乎太祖所料，朱标根本不领他的情，反而对太祖说：“臣闻尧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镂自完。愿陛下还是保存原样的好。”
朱元璋听后火冒三丈，抄起荆条，就朝太子扔过去，吓得太子转身就跑。
虽然太子不领情，但朱元璋还是举起了屠刀，将对皇权有威胁的人一一清除，到他死的时候，所有功臣基本上都被杀。
在清除威胁势力的过程中，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残酷的，光被杀身死的就有几万人。
朱元璋首先拿胡惟庸开刀，胡惟庸当时是丞相——他是靠李善长的推荐当上丞相的，是个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臣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全然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近。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朱元璋想，此人精于算计，不灭掉他，大明的江山就会受到威胁。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
有了虚构的证据后，朱元璋才下命令，他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实质上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功臣的酬劳。
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李善长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已经年老体弱，成不了什么大事，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www.xing528.com)
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文官势力基本铲除殆尽，朱元璋下一个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
清除武将势力以蓝玉党案为代表。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战功显赫，人称常胜将军。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对皇权的威胁，萌生了铲除之心。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朱元璋以此为由，对武将势力大肆绞杀，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开国功臣杀得差不多了之后，朱元璋才说：“自今以后，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这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在开国功臣中，徐达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和朱元璋从小就是好哥们，家都在凤阳，小时候一起给地主放牛。虽然关系不一般，但对于如此举足轻重的一位开国功臣，朱元璋当然不可能放心，理所当然也进了该杀的黑名单中。不过，朱元璋一直找不到什么好借口，他要找一个好机会对他下手。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徐达病了，身上长了一颗“痔”，这种痔吃了鹅肉人就会死，朱元璋听说这一消息后，灵机一动，下了一道圣旨，说：“徐达兄从没吃过鹅肉，一辈子征战南北，也苦了他了，为了显示我大明王朝的宽爱，特赏鹅肉一只，请徐达兄接旨。”
徐达接到圣旨后，知道朱元璋不想留自己了，不由得老泪纵横，想不到五六十岁的人，还要来接受这种死法，他到死才明白朱元璋原来是这么狠毒，对于他来说，反正都是死，临死之前，只有一个请求，让他的子孙永离京城，永不踏入这个是非之地。当然，这样的要求，朱元璋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
徐达死后，朱元璋给了他国葬的待遇。后来把这个历史事件叫——蒸鹅之赐。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容不得半点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直到杀光方才罢休。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元璋的儿子朱标不幸早逝，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1391年8月，朱元璋派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察看关、洛形势，同年11月，朱标回京，不久就有病了。此间，朱元璋命吏部尚书詹徽协助太子审讯罪囚，太子实行仁政，为罪犯一一减刑。而詹徽按朱元璋的意思一律给以重刑，等太子上奏时，明太祖就说詹徽判得正确，太子抗争说：“臣闻立国之道，仁厚为中，法是辅助，不应采用重刑。”
朱元璋听罢非常恼火，斥责太子说：“小子反来教我吗?”
朱标又惊又怕，本来就体弱有病，不久便忧郁成疾，一病不起。第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九岁的皇太子病死，明太祖朱元璋悲痛欲绝。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给他打击太沉重了，哀痛之情，难以言表。同年九月，太祖又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以补建储之缺。
朱元璋死后，他屠杀功臣的恶果还是显现出来了。朱允炆当皇帝的时候，虽然没有哪个文臣武将敢出来造反，但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却带头造反并且成功篡位。
史家说，如果不是朱元璋清除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使得朱允炆皇帝手下连个真正会打仗的将帅都没有，那么，朱棣的造反很有可能就是自取灭亡。要知道那些惨死的武将都是所向披靡、战功显赫的开国英雄。
【编后闲话】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出身最贫寒、最卑贱的人，他能成就一生的霸业，夺取天下，主要应归功于卓越的个人能力、坚毅果敢的性格以及王者的心态，还有他注重文武人才合理配置使用的策略。
朱元璋“刚猛治国”的作风是他最大的特色，而且这一固权手段他始终执行得很彻底。适者只能生存，刚猛者方能成就霸业。称帝后为了维护统治，杀不服从自己的人，杀反对自己的人，杀开国功臣的皇帝不少，但像朱元璋杀得那么干净彻底，杀得一个不留，以致没有了真正会打仗的将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之事。
朱元璋的屠杀功臣的固权做法也留下了后遗症，他死后，第四个儿子朱棣率兵作乱，取代了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朱允炆，不知九泉之下的朱元璋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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