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文韶,浙江仁和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由云贵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二十四年四月召回京。任期三年零三个月。
我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主要为朝廷海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同时也对海防进行了一些思考。我与之前述职的总督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战乱、洋务、通商等都是共同经历,别的总督已经将这些说得很全面了,我就不啰唆了,我的述职就重点说海防方面的事情,同时也简单说说维新变法。
北洋海防建设,迟来的爱
从设立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开始,朝廷就大规模地重视起海防建设来。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之前的海防建设,而是说在朝廷上下认识上的区别。从清朝建立以来,海防上面基本上长期采取禁海的政策,只是有编制的水师,但是从水师人员配置上、舰艇建造上、炮台设立上等都是被动的,可以说是应付的。等到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进紫禁城,清政府才开始真正地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水师是无法守护国门的,才看到我们的军事设施是不堪一击的。
由此,朝廷才开始了大范围地设立机械制造局、铁厂、造船厂等。并聘用外国老师来提供技术支持,选派人员到国外学习水师方面的知识,大量地雇佣外国工程、矿物、翻译、外交以及海军方面的培训老师等措施。这些外国人大量地分布在和水师相关的厂子里、战舰上,依托他们的先进知识迅速地对国内的水师“拔苗助长”。虽然,我们有刘步蟾、蒋超英等有留学英国经验的船政专业学生,但是他们都太稚嫩,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外国老师传帮带才能培养出能真正适应海上战争的水师来。这么严肃的海防建设在我们迫不及待的情况下迅速“补课”,对于火烧眉毛的沿海形势来说,我们的海防建设可以说是真正的“迟来的爱”!
亡羊不能补牢,教训何在
在海防上,我们再如何建设都无法抵挡侵略者的脚步,他们大摇大摆地打进来,拿点东西走了,然后饿了还可以接着进来,甚至还要成群结队地进来,就像逛他们自家的花园似的。而我们的朝廷呢,不是躲到热河假装狩猎就是跑到西安假装西巡,这个“西巡”我是跟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的,我背着军机处的印信,看着身后的北京越来越远,八国联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真是百感交集呀!(www.xing528.com)
我们的海防战略太过保守!一是我们坚持“单纯守口”的策略,只守着要口,不强调对海洋的控制权,只想着如果外敌登陆就用陆战优势歼灭。因此,我们主动扔掉了外围的主权岛屿,任由外国侵略者在我们的海域里自由徜徉,不慌不忙地对我们进行攻击。二是我们在海防的整体布局上,眼光只集中在京师附近的口岸,如大沽口、旅顺、凳莱一带,其他边远的口岸都没有去顾及。整体上朝廷在外围的海域都失去了制海权,这注定了我们在海战上是被动的!
支持维新变法,我的志向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家更加衰弱,维新变法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大地席卷而来,各种新思潮一下子如同雨后春笋般。我内心也很渴望维新,通过维新能拯救朝廷,那自然是一个臣子的心意。于是,我也行动起来,捐银5000两资助北京强学会和张元济的通译学堂,支持严复在天津创办的俄文馆,对严复开办的《国闻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发挥的空间,让严复等畅所欲言。同时,在戊戌政变发生的时候,我也秘密提醒严复离开京城避难……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我这个老臣最后能做的事情。
就到此吧,谢谢!
光绪:北洋水师一战全军覆没,我们多年建设的海军就是纸做的!当然,我有什么想法也不能很痛快地去实现,皇室宗亲们依旧在寻欢作乐。水师建设缺人、缺钱、缺军舰、缺炮弹,无力挽回了。
雍正:没有掌握实权,想干什么都难,我当初那么强势,搞点新政都磕磕绊绊的,何况要搞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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