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文学简史

戏剧创作概述

米·阿·布尔加科夫不仅是卓尔不凡的作家，还是20世纪俄罗斯剧坛颇有影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和《逃亡》（1937）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20世纪初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独特的阐释，代表了布尔加科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但在20—30年代的苏联，《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因其在客观上揭示了没有民众支持的白卫运动必然失败而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而对于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揭示人必须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逃亡》，斯大林却亮了红灯，认为只写了“八个梦”的《逃亡》企图引起人们对反苏维埃的流亡者的好感和同情，因此是为白卫运动辩护，“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217〕。这样，描写白卫军溃逃及他们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和精神痛苦的《逃亡》，尽管在艺术上较《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更为成熟，却遭到封杀，其在苏联戏剧史上的影响反而远不如《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此外，布尔加科夫尚著有《卓伊卡的住宅》（1926）、《火红的岛》（1928）、《伪善者们的奴隶》（1930）、《亚当与夏娃》（1931）、《无上幸福》（193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35）、《普希金》（1935—1936）、《巴土姆》（1939）等戏剧作品，改编了一些经典剧作，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932）、莫里哀的喜剧《平民贵族》（1932）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1938），还写了几个歌剧脚本：《黑海》（1937）、《米宁和波萨尔斯基》（1937）、《彼得大帝》（1937—1938）和根据莫泊桑小说改编的《拉舍尔》（1939）等，可谓是一位丰产的剧作家。但在布尔加科夫生前及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常上演的剧作唯有《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以致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布尔加科夫是只有一部剧作的戏剧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的剧作不仅绝大多数没能与观众见面，而且在作者生前全部未能在国内出版。

剧作《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1925年4月，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韦尔希洛夫建议布尔加科夫将长篇小说《白卫军》改写成剧本。这与布尔加科夫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25年1月，他就已经开始构思题为《白卫军》的剧本了。追溯起来，这一构想源于布尔加科夫1920年所写的一部题为《图尔宾家的弟兄们》的剧作，可谓是这部剧作的续集。剧本《白卫军》初稿为五幕，人物众多，与同名小说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体系上相去不远。后改成四幕，将剧中人物性格进行了整合，重新设计了主人公的命运，使剧本更适合舞台表演。在剧本送审时，因《白卫军》这个题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太刺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建议改为《末日前夕》，被布尔加科夫断然拒绝，最后定名为看起来不带任何色彩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图尔宾”是剧作家外祖母娘家的姓氏，它无论是在小说《白卫军》还是剧本《图尔宾家的弟兄们》和《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中都昭示着其主人公的自传性质。该剧于1926年10月5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第一轮演出就上演了108场，超过了剧院同期上演的其他剧目。除1929年4月—1932年2月期间因社会政治原因被禁演外，《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在1941年6月以前共演出近千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这部在布尔加科夫众多剧作中一枝独秀的剧本写了些什么呢？

这是一部反映时代风云的剧作。它截取了1918年底至1919年初降临在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摧枯拉朽、把一切都搅了个底朝天的暴风骤雨中的一个片断，展现了1918年底乌克兰盖特曼政府卑鄙可耻的逃亡，白军官兵无谓的牺牲，彼特留拉军队的长驱直入等历史性画面，通过对图尔宾一家兄妹三人阿列克塞、叶莲娜、尼科尔卡及他们的亲朋们在战争中遭遇的描写，为被战争打碎的安宁、和平的生活唱了一首挽歌。

剧本将小说中1918年12月—1919年2月共计三个月的时间跨度浓缩为三个晚上和一个早晨，分别对应剧的四幕：第一幕时间是晚上，地点是图尔宾家。第一场写的是晚上九点钟，女主人公叶莲娜在焦急地等待迟迟未归的丈夫——总参谋部上校塔利别尔格，结果先是等来了刚从前线换防回来，快冻僵了的炮兵大尉梅什拉耶夫斯基，接着是从日托米尔前来投靠的表弟——大学生拉里奥西克，最后才是丈夫。他带来的消息比梅什拉耶夫斯基所讲的“老百姓都去投靠彼特留拉了”更糟糕——基辅已被团团围住，德国人要弃盖特曼政府而去，而盖特曼还蒙在鼓里。自私的塔利别尔格准备撇下一切，包括妻子，随德国人逃往柏林。第二场是同晚午夜的宴会，在这场带有“最后的晚餐”性质的宴会上，身为炮兵上校的阿列克塞借着酒劲儿道出了他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在俄罗斯，先生们，有两股势力：布尔什维克和我们。我们将会交锋。我看那才是更为严峻的时刻。……或者我们将他们埋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把我们埋葬。”^〔218〕而女性的敏感使叶莲娜也感到“最近一段时间里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糟糕了”^〔219〕，“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在崩溃。一切都在败落，在坍塌”^〔220〕。参加宴会的还有盖特曼的副官舍尔文斯基中尉和炮兵大尉斯图德津斯基。舍尔文斯基在对时事的判断上远不如阿列克塞慎重，也没有阿列克塞的那种使命感，他只顾狂热地追求叶莲娜。第二幕时间也是夜晚。第一场的地点是盖特曼的办公室。舍尔文斯基在这里目睹盖特曼乔装成德国伤员仓皇出逃，他通知了正在指挥炮兵营迎敌的阿列克塞，之后躲到图尔宾家去避难了。第二场则写了彼特留拉军队的残暴。第三幕时间是清晨。第一场是描写阿列克塞得知白军成了无头的苍蝇后，痛心地认识到：“白卫运动在乌克兰完蛋了。它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也完蛋了，到处都完蛋了！人民不与我们在一起。人民反对我们。这就意味着，一切都终结了！……”^〔221〕他毅然将属下的炮兵营遣散，不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而自己则抱着杀身成仁的念头留下来掩护大家。第二场地点是图尔宾家。舍尔文斯基、梅什拉耶夫斯基、斯图德津斯基相继安然无恙地来到这里，之后，身负重伤的尼科尔卡也回来了，唯独阿列克塞永远回不来了。第四幕只有一场，时间是两个月后，洗礼节前夜。地点是图尔宾家。除阿列克塞之外，所有的人又聚集在了一起。爱吹嘘的舍尔文斯基有了很大的改变，叶莲娜终于下决心与塔利别尔格离婚，并接受了舍尔文斯基的求婚。同样爱上叶莲娜的拉里奥西克虽然深感懊恼，但还是祝福了他们。就在这时，塔利别尔格也从国外回来，在梅什拉耶夫斯基的帮助下，叶莲娜终于摆脱了塔利别尔格。看似平静下来的日子实际上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彼特留拉刚走，红军又近在咫尺了。何去何从？梅什拉耶夫斯基主张留下，无论俄罗斯会怎样，都和它在一起；斯图德津斯基则认为，俄罗斯完蛋了，宁愿流亡国外；而拉里奥西克反对内战，反对无谓的流血。全剧在遥远的炮声和布尔什维克进军的乐曲声中结束。(www.xing528.com)

剧中塑造了图尔宾兄弟阿列克塞、尼科尔卡和他们的朋友梅什拉耶夫斯基、舍尔文斯基、斯图德津斯基等一群正直勇敢的白军军官形象，剧本通过这些白军中下层军官在日常生活中和战时的表现，展现了他们爱国、忠诚的品格以及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的迷失及其痛苦的疑问和探索。在他们中间，阿列克塞是最杰出的代表。布尔加科夫赋予了他许多优秀的品质——沉稳坚毅，忠实于自己的理想，有头脑，对形势和力量的对比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生死关头勇于承担责任，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良心上都表现得尽善尽美。他儒雅而又英勇，集优秀军官、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兄长、忠诚的朋友于一身，但他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牺牲。他代表了白卫军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的历史命运。梅什拉耶夫斯基则代表了正直的白军军官的另一类。他爱国，珍视军人的荣誉，但头脑要简单得多，对于他而言，只要是在俄罗斯的军队中服务就可以。他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可爱的幼稚，比如，他会说：“我支持布尔什维克，只是反对共产党”。^〔222〕当听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时，马上改口道：“那我也支持共产党。”^〔223〕他的质朴使他具有更强的政治可塑性，他代表的是最终选择了接受革命、与祖国站在一起的那一部分白军。而另一个人物舍尔文斯基对生活比政治更感兴趣，他有一副歌剧演员的好嗓子，喜欢女人，爱吹牛，他作为一名军人忠于职守，但他并不像前两者那样将之当作自己的使命，因此白军的失败对他来说并不是世界末日，他可以随意换成任意一方的服饰而没有丝毫良心的不安，对政治有一种游戏人生的淡漠与超然，他最后弃军从艺，选择了艺术人生。斯图德津斯基则是比较坚定的白卫分子，他是剧中比较苍白的人物，但是他代表了一种选择——即使流亡国外也不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

与以阿列克塞为首的中下层军官相对的是以盖特曼为首，塔利别尔格等为代表的腐败的白军上层。盖特曼和塔利别尔格在剧中都是以颇具喜剧性的姿态出现的。几分钟前还威风凛凛的政府首脑盖特曼，当听说彼特留拉要绞死他时，马上接受了德军的建议，乖乖换上了德军制服，毫无尊严地被裹了满头的绷带抬出指挥部。而塔利别尔格更像灾难来时逃窜的老鼠，他一边装模做样地跟妻子和家人解释他离开的原因，一边神不守舍地叨念着：“差一刻十点……差十分十点……”他在关键时刻自己逃命，弃妻子于不顾，却假惺惺地数次关照妻子不要感冒。作者用这样滑稽可笑的细节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揭露他们见风使舵，背信弃义，改变自己的信仰就像在大衣翻领上换个花饰那样简单。通过对他们的刻画，布尔加科夫揭示了白卫运动失败的内在根源。

除了白卫军军官，剧中还描写了非军人形象系列——叶莲娜，拉里奥西克，马克西姆以及面目不清的老农民形象。叶莲娜美丽温柔，心地善良，以女性特有的关怀和魅力吸引着周围的亲人和朋友。在她的操持下，家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个宁静舒适的避风港，庇护着在血雨腥风中身心俱疲的男人们，使他们在这里得到休息和照顾。乳白色的窗帘、书桌上带灯罩的台灯、钢琴上摊开的乐谱、热气腾腾的茶炊、温暖的浴缸、有葡萄酒的晚餐……这一切所营造出来的温馨祥和的氛围与窗外的冰天雪地、枪林弹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人心向往之；而为了保卫这样的家和叶莲娜这样的女人，所有享受过这里的美好的人们都情愿赴汤蹈火。叶莲娜可以说是和平与美好生活的象征，她所支撑的图尔宾的住所是白军军官们的精神家园。拉里奥西克是从外省来基辅求学的青年，他拘谨、客套，反复强调他不是军人。他对图尔宾家的一切都感到新奇，甚至怀有一些敬畏。他进门不久就道出了感受：“我无法表达出我在你们这里感觉有多好……乳白色的窗帘……它把我们与整个世界隔开了。”“……乳白色的窗帘……在它后面你能得到心灵的休憩……你能忘记国内战争的所有可怕之处。而我们受伤的心灵又是多么渴望安宁啊……”^〔224〕布尔加科夫通过这一形象传达了作者本人的立场：反对国内战争，痛惜被战争毁坏的美好生活，并借拉里奥西克之口责问道：“为什么要流血呢？”^〔225〕另外两个人物则是对普通百姓的一种速写式的描绘。马克西姆是一个学校看门人，他见进驻的白军毁坏学校的桌椅取暖，便忠于职守地想要制止，但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固执一方面表现出他作为看门人的本分和对正常生活秩序的信念；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不识时务的迂腐。而眼神不济的老农民的形象着墨更少，只是梅什拉耶夫斯基的见闻罢了，但他却道出了农民的历史选择——不与白军为伍。

《图尔宾一家的命运》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其戏剧冲突是多层次的：历史与文化，战争与和平，知识分子与时代、与人民，白军与彼特留拉军队，白军内部正直的与败坏的及正直的白军军官之不同道路的选择、爱情，等等。与之相关，剧本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戏剧作品一般都是以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为框架的规律，按照这样的规律，《图尔宾一家的命运》里白军与彼特留拉军队之间的冲突在第三幕就可以结束了。然而顾及到其他的冲突层面，尤其是爱情和道路选择的层面，第四幕则必不可少。而且，第四幕洗礼节前夜的欢聚与第一幕里的“最后的晚餐”相呼应，形成了环形结构。这样的结构方式一方面淡化了剧本的体裁特征，使剧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悲剧，也非完全意义上的喜剧；另一方面还将对外部的冲突的注意力转向了内部冲突，起到了深化剧本的主题的作用。其次，在创作手法上，布尔加科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契诃夫的传统，将喜剧性因素与悲剧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他内心的思考相联系，从而展现出人与世界和历史的冲突。剧本在手法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以音乐贯穿全剧，对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心理的揭示以及戏剧情境的构造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中，布尔加科夫对白卫军和白卫运动的描写，不是站在白卫军或与之敌对的立场上，而是力求超然于各种对立的力量之上。战争在他看来是兄弟间的流血，是人类的劫难。战争破坏的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家园、祖国、家庭。小说中多次出现台灯、钟表、窗帘、钢琴等象征温馨的家、和平、安宁生活的形象，与街上的风雪严寒、枪炮声和血污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布尔加科夫的出身又使他对卷入白卫运动阵营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及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他笔下白卫军全然不像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巴别尔的《骑兵军》等作品中所描写的“敌人—腐朽—灭亡”那种模式，而白卫军是一个带有全部复杂性的群体，有好有坏。对他们中真诚的、忠实于祖国和人生理想的优秀人物，如阿列克塞等人，布尔加科夫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好感，而对于那些懦夫、变节者，如塔利别尔格之流，则给予无情的讽刺和鞭挞。这部剧作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俄罗斯社会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是20世纪俄罗斯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