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弗·马雅可夫斯基-俄罗斯文学简史中的重要作家

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创作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是非常具有创作特性，并且贯穿于其整个创作生涯。他不同时期的戏剧作品，经常和他同时期诗歌作品在思想主题、艺术形象以及创作手法上相互呼应，互相补充，构成独特的艺术整体，同样体现了他非凡的艺术创新精神。

戏剧创作概述

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创作始于其文学创作初期。1913年，他创作了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并且亲自导演和演出，但是作品演出时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相反“人们把它嘘穿了许多小窟窿”^〔211〕。在分析这部悲剧的艺术特征时，帕斯捷尔纳克写道：“作品的题名掩盖了一个英明的简单发现，诗人不是作者，而是以第一人称面向世界的抒情作品的对象。题名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作品内容的姓氏。”在这部带序幕、尾声的两幕悲剧中，马雅可夫斯基作为“把心盛在盘子里”的“最后一位诗人”，想要用“像牛叫一般的／平凡的话语”，向人们打开“新的心灵”^〔212〕。然而在生活的丑恶和世人的龌龊打击下，诗人备感疲惫，并且由此产生对信仰上帝的怀疑和否定。因此，在尾声中，在对世人——“贫穷的老鼠”的蔑视中，诗人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我／用一个手指插入天空，／证明了：／他——是一个窃贼！”但是同时，他又感受到了诗人的无奈，他不再是那个骄傲的“神人”或者“大公”，而是他自己——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想象和反叛激情的诗体悲剧，和他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中的思想一脉相承。

马雅可夫斯基再次回到戏剧创作是在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前夕，他创作完成了剧本《宗教滑稽剧》，并且由他和戏剧改革家梅耶荷德执导搬上舞台。卢那察尔斯基称赞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影响下构思出来的唯一的剧本”^〔213〕。该剧后来又在1920—1921年间进行了改写，加入了“妥协主义者”这一重要形象。剧本的副标题——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史诗的、讽刺的描绘，表明了这部作品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马雅可夫斯基说：“《宗教滑稽剧》——这是我们伟大革命的诗歌和剧作的混凝体。宗教——是指革命中的伟大事务，而滑稽——是其中可笑的东西。《宗教滑稽剧》里的诗是群众大会的口号，是街头巷尾的叫喊，是报纸的语言。《宗教滑稽剧》的场面是群众的行动，是阶级的冲突，是思想斗争，——是在马戏场里的全世界的缩影。”^〔214〕该剧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洪水与方舟的神话情节，在舞台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漫画似地再现了作者所体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描绘了“七对干净人”（有产者）和“七对肮脏人”（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无产者们参加了推翻君主统治的斗争，识破了“民主共和”的骗局，在战胜了“干净人”和“机会分子”之后，冲破地狱的威胁，戳穿“天堂”的谎言，重返人间，并且意识到劳动是幸福的唯一源泉，奇迹最终在劳动中到来。全剧在《国际歌》声中结束。这部作品夸张、诙谐，活泼、热烈，同时又有着对当代政治内容的丰富暗示，表现出作者对未来的乐观向往，然而作品怪异的风格和直露的倾向在当时以及后来受到多方非议。

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

马雅可夫斯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他在20年代末创作的两部讽刺喜剧《臭虫》（1928）和《澡堂》（1929）。这两部作品都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其思想倾向和他后期的讽刺诗作品一脉相承，批判锋芒指向市侩习气和官僚主义。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把这些恶习看作是通往未来理想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在对其进行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的同时，他把未来作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冲突的手段，他的未来社会是一种理想原则的构想，因而有时看起来并非现实生活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放弃了在现实冲突中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手段。

在《臭虫》中，从工人队伍中逃脱的蜕化分子普利绥坡金，贪图生活安逸，抛弃了原有的工人恋人，与“耐普曼”的女儿结婚。他试图重新过起昔日资产者的所谓“文明生活”方式，认为革命和奋斗已经结束，安宁的生活理所应当，“自己的安适生活”能把“整个阶级”提高。在“红色劳动婚礼”上，宾客们在酗酒胡闹引发的一场大火中丧生，他本人失踪。50年以后，人们在冰冻的地窖中发现了他，为了形象比较两种生活方式，投票赞同将其复活，随之复活的还有一只当年的臭虫。这个类似人的哺乳动物和那只臭虫，对新社会的生活形成威胁：为了他的嗜酒恶习特制的啤酒，毒害了周围的工人，他的庸俗情调给女青年带来不良影响，那只臭虫到处乱爬，令人紧张，而同时他们也无法生活于新世界，需要相互依存才能保持其陈腐的生活状态，最后一起被关进动物园展览示众。作者借动物园主任之口，指出了二者的共同性：“它们两个是一对——虽然身材大小不同，但是本质一样：一个是名扬四海的‘普通臭虫’，另一个是……‘庸俗市侩’。这两种生物都生长在时代腐败的褥垫里。”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咬在人身上，而后者“一口咬在全人类的身上”。相比之下，后者更加可怕，因为它通过“非凡的模仿能力”，冒充人类，用各种手段诱惑人堕落，污染人类的生活环境。作者在剧中尖锐指出了市侩习气对于新生活建设的危害，其鼓吹的享乐主义生活观与寄生腐朽本质，和未来理想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应当受到人们的唾弃。历史地看待这部喜剧，人们可能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对于生活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有些理想化、片面化和绝对化，但是作者鲜明、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仍然值得钦佩。作品分为现在与未来两部分，前一部分以否定内容为主，作者主要运用了漫画似的夸张和嘲讽、滑稽的双关语以及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等手段，来描绘丑态百出的市侩习气，这些习气有时还煞有介事地披上红色的外衣，却又时刻露出旧时代的尾巴。而后一部分则以肯定性因素为主，情绪乐观向上，讽刺因素减弱，批判倾向鲜明突出。(www.xing528.com)

《澡堂》的核心宗旨指向对苏联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官僚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和揭露，在作者眼里，要进入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清洗和清除这些社会弊端。该剧的核心冲突是发明者丘达科夫与官僚主义者接洽管理局总长波别多诺斯采夫之间围绕“时间机车”所展开的斗争。正面主人公丘达科夫姓氏中包含的“古怪”之意并不含有贬义，他志向远大，见识深远而又不脱离实际，不追逐名利。他的发明不是为了迎合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追求人类摆脱时间的束缚，“把瞬间的幸福留住”，“让漫长的苦痛岁月像一阵旋风似地刮过去”，“把所有预言家、占卜家和算命先生的饭碗夺掉”。他的想法固然超前，但是得到“轻骑兵”韦洛西别德金等人的响应和支持，他们为其四处奔走，寻求研究资金，解决科研难题，让实验顺利完成。

与之相反，主要反面人物姓氏则和俄罗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П. 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有着密切关系，似乎暗示着这一恶劣社会习气的历史根源。在这位接洽总长身上，集中了官僚主义的种种恶劣表现。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工龄和职位，他的所谓工作便是“执行指示，装订决议，建立联系，交纳党费，领取党员最高活动费，签字盖章”，等等。在人们面前他总是装得冠冕堂皇，说些大而不当、不着边际的空话，不学无术，不懂装懂，不愿触及任何实际问题。而在日常生活中又处处把个人私利放在最前面，讲门面，要待遇，甚至不惜诽谤和中伤自己身边的同事和家人。就是到了等候“时间机车”去未来时，仍在惦记工龄和出差补贴，要带足他的日常所需，要最好的座位，要求优先照顾不排队，否则便是“官僚主义”。他害怕任何批评和不同意见，要求艺术家去“安慰”，而不是“刺激”他的耳朵和眼睛。在他周围是一群阿谀奉承、自命不凡、反复无常、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阻碍着健康的生活秩序。

正反两方斗争的结果，“时间机车”终于研制成功。穿越时空而来的磷光女人挑选那些真正的实干家前往未来社会，“时间机车”启动，带走了丘达科夫等“时代的先锋”，而波别多诺斯采夫一伙则被抛弃在车外。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戏剧的最后，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发问具有格外深长的意味：“无论是那个女人，无论是你们，无论是作者——你们想借此机会说明什么呢？——说明共产主义不需要我和我这一类的人物吗？”

这虽然是一部讽刺剧，但是作者却称之为六幕正剧，显然正如作者本人所言，他本人“不仅想写一部批判性的作品，特别是在五年计划的建设时代，而且想写一部健康的、欢欣鼓舞的总结，说明工人阶级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品的作用便是成为“清扫”官僚主义“垃圾”“铁扫帚上的一根铁条”^〔215〕。“正剧”一词有两重含义，对于正面人物来说就是歌颂其积极的工作态度，他们努力用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这就是一种现实而非虚幻的“时间机车”，对于反面人物来说则是为了使其变得更加可笑，而对全剧来说则是为了说明所涉及问题的严肃性和迫切性。和《臭虫》不同，这部讽刺剧的喜剧效果，不是来自双关语和插科打诨，而是借助反面人物的装腔作势，来暴露其肮脏丑恶的精神实质。作者在第三幕安排了导演、观众和角色的交流和互动，反面人物出入于这个“戏中戏”的内外，可说是别具匠心。

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总是突出浪漫激情对现实的批判，而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又突出了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他的戏剧创作的“先锋性”体现在对幻想和怪诞场景的夸张运用上，其戏剧思想，尤其是后期思想的核心，是要突出戏剧的宣传、鼓动作用，以“反对室内艺术、反对心理的胡猜”^〔216〕。他甚至主张把戏剧看成是反映政治口号的舞台，让戏剧冲进生活，让宣传鼓动富有生气，让舞台变成论坛。他从来很少，甚至根本放弃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而让角色直接成为其思想的体现。他的戏剧更具有“广场艺术”和“狂欢节艺术”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