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俄罗斯文学简史

柳·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当代的著名戏剧家、作家。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她一直积极活跃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由于她丰富的创作手法和“别样”的美学立场，其作品成为阐示新时期诸多文学潮流的最佳素材，90年代初，随着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引入俄罗斯，她又成为这一创作潮流中被提及最多的作家之一，她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女性文学研究者较为集中而又密切的关注。

生平创作道路

柳德米拉·斯捷凡诺夫娜·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Людмила Стефановна Петрущевская，1938年5月26日生）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外公是著名的语言学家Н. 雅科夫列夫。1961年，她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相继在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做过编辑工作。1972年，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阿芙乐尔》杂志上首次发表两篇短篇小说，从此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此后的30余年间，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先后发表出版了百余部剧作、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童话作品。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她主要创作了一些剧本，如《房屋和树木》、《又是25》、《斯米尔诺娃的生日》等。由于苏联时期严格的文学审查制度，这些剧本只能由一些地下剧团上演，直到80年代初，她的戏剧作品才获得公演的机会，莫斯科的塔甘卡剧院、现代人剧院等都曾上演过她的作品。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戏剧作品基本取材于日常生活，她着力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和背谬，她从不描写那些幻想和假定场面，而是在非常真实准确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由于住房拥挤和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的冷漠和疏远。在她的戏剧作品中，有这样一些常见的内容，如《音乐课》（1983）讲述的是家庭生活以及父辈与子辈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三个蓝衣姑娘》（1980）由争夺别墅这一外部事件折射出三位女主人公的个人生活的不幸，《科洛姆比娜的住房》（1985）反映的是住房拥挤的普遍问题，而《爱情》（1979）讲述的则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精神隔膜以及他们对爱情和幸福的永恒寻找。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笔下，不带任何浪漫色彩的日常生活与令人产生丰富联想的作品标题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戏剧家А. 阿尔布卓夫认为，她的戏剧作品“以准确的心理描述、毫不留情的真实和对人类的深厚的爱而令人感到震惊”^〔202〕。在语言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戏剧作品也独具特色，它们被评论界称为“现场录音式的话剧”，“由对话写成的长篇小说”^〔203〕。她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对话直接搬上舞台：城市居民的俚语，日常口语，语法不规范的句子和带有重音错误的词语，所有这些既是表现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方式，同时也是侧面表达主人公的社会属性、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和兴趣范围的一种手段。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剧作在80年代初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音乐课》等早期无法公开发表的剧作也在80年代末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剧作集《20世纪之歌》（1988）、《三个蓝衣姑娘》（1989）为戏剧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带来了最初的声誉，她被认为是万比洛夫去世后，俄罗斯最优秀的当代剧作家之一。

从80年代中后期至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和童话领域。在这一阶段，她集中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还发表了一些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随着短篇小说集《不朽的爱情》（1988）、《沿着爱神的道路》（1993）、《家庭秘密》（1995）的发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批评家和读者心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1991年，她获得第二届德国汉堡托普费尔基金会设立的普希金文学奖金；1992年，她的中篇小说《夜晚时分》被评为俄罗斯年度最佳作品之一，并获得首届俄语布克奖提名。近些年来，作家笔耕不辍，1996年，她出版5卷本作品集，随后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孩之家》（1996）、《梦境，找到我吧！》（2000）等相继问世。作家的小说创作延续了戏剧创作的一贯主题，并且，她运用小说写作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在这些作品中突出而集中地表现了女性的命运变数。死亡、疾病、性渴望、酗酒、流产、贫困——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展示出了生活的各个侧面，她从来不去粉饰她笔下的生活，也不刻意地去掩盖其中的丑和恶，就像绝大多数“别样小说”作家那样，她总是把日常生活中的肮脏、恐怖、凶恶、担忧和痛苦放在自己作品的第一层面，她突出表现女性在这种环境下为生存所付出的艰辛，以及由此产生的疯狂和内囿等心理特征。这些内容在发表于1992年的短篇小说《自己的小圈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篇小说写于1979年，然而直到90年代初期才得到发表的机会。女主人公身患家族遗传的绝症，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她有生之年，她既要忍受丈夫的背叛，又要考虑儿子的未来生活，她在临死之前不得不以一种非常“廉价”的手段来赢得“小圈子”中的朋友的同情，从而让儿子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女主人公在小圈子里与之相处的朋友，似乎是一些不顾道德和伦理禁忌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互交换伴侣，用背叛与变节“装点”自己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不顾任何道德伦理的禁忌，同性恋、异性恋，甚至乱伦等现象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描述。在这部作品中还记录了很多纯粹的生理流程，如呕吐、排泄、醉酒等，这种对生理经验的关注，构成了《自己的小圈子》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作家的笔下，主人公的身体不受任何社会与伦理道德禁忌的控制，变成了某种私有财产，它有力地对抗了那种集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文化立场，强调了个人对身体所拥有的权利。作者很少展示人物的内在自我和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不断地记录身体的生理流程以及令人战栗的自然细节，以此来掩饰和遮盖主人公心理和精神的孤独。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家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就是反乌托邦风格的短篇小说《新鲁滨孙一家》（1989）。在这个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远离城市、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家人为了寻找自由，寻找田园生活，过起了垦荒、畜牧、建设家园的原始人生活，他们和鲁滨孙一样，在一个没有文明和文化的孤岛上艰难求生，寻找自由的最初目的，在维持生命的重任中已渐渐地丧失了其重要性，克服饥饿和寒冷才是生活的第一任务，一家人也被这一任务彻底束缚住了手脚。从寻找自由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到彻底丧失自由、丧失生活的快乐，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展示了人类生存中的荒谬和非逻辑性，展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性悖论，向现实发出了一种警示。

贯穿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重要主题就是女性的命运与生存，有评论者说，她的小说创作“反映了当代女性所关注的几乎所有的焦点”^〔204〕。如果说在9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她描述的是那些位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生活，并把筒子楼、地下室和楼梯间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她则竭力摆脱这种场景，试图表现那些生活相对富足的女性的生活，如短篇小说《安娜夫人，瓦罐脑袋》（1999）、中篇小说《小格罗兹纳娅》（1998）等。然而，作家所展现的女性命运的实质并没有改变，那些生活富足的女主人公和贫苦的女主人公一样，都要为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而进行斗争。中篇小说《小格罗兹纳娅》就具体体现了这一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拥有一套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宽敞明亮的住宅，而这构成了她和其他所有人关系的基础。似乎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孩子，都在觊觎她的这套住宅，而保护它不受他人侵犯，就变成了格罗兹纳娅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整部小说的叙述也是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女主人公和俄罗斯历史上的伊凡雷帝的名字相同（是“雷电”一姓的阴性形式），作家通过这种互文性关系，赋予了女主人公一系列独具的特征——冷漠、无情、威严，有强烈的统治欲望。格罗兹纳娅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当代“女雷帝”，只不过她的势力范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她自己的家庭，她总是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与其说她像伊凡四世一样，是一个“女恶魔”、“女暴君”，还不如说她是一个自由地实现自己意志的“女王”。小说中的房子仅仅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女性的空间和自由，而捍卫这种空间和自由，则是女主人公毕生的追求。她不得不用威严和冷漠来控制身边的人，否则，她就将像作家其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遭到抛弃和欺凌。彼特鲁舍夫斯卡娅通过格罗兹纳娅身上与众不同的品性和行为，创造了一个“另类”母亲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女性自由地实现其意志的神话。作家打破了神话和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模式（美丽、温柔、软弱、善良等等），意在让读者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女性，什么是女性的本质。

除了中短篇小说，在90年代，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还创作了不少童话作品，如《一个画家的故事》（1993）、《两姐妹》（1993）、《父亲》（1994）和《愚蠢的公主》（1996）等。1999年，她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为《真正的童话故事》。在童话创作中，作家表现出来的则完全是与戏剧和小说作品截然不同的风格，在这些“给成年人看的”、“给全家人看的”色调明快的童话故事，如《熨斗和靴子的奇遇》、《魔术师小姑娘》中，作家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轻柔的抒情风格、善意的幽默，甚至是忏悔，在这些童话故事中都随处可见，而且，像中外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的童话一样，其结局永远是幸福而又乐观的，善良总是能够战胜邪恶。作家通过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讲述一些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但被忘却或忽略的真理，故事都带有一些寓言性质。比如，在《漂亮的小猪》（1993）中，为了得到一双向往已久的绿鞋子，漂亮而又有些爱慕虚荣的小猪被恶狼引诱，差点让自己的弟弟丧了命。作者告诉人们，永远不能为了物质利益出卖自己珍视的东西，否则会招致无穷的后患。在《大鼻子姑娘》（1999）中用大鼻子女孩的故事来讲述“可爱的女孩比美丽的女孩更为重要”的道理。而在《手表的故事》（1999）中，作者则突出了人类生命的轮回以及母爱的伟大力量。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创作就已经成为俄罗斯境内外学者关注的对象，她对当代俄罗斯文学，尤其对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003年初，她折桂“凯旋”文学奖，成为这个奖项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获奖者之一。作家在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以及由此唤起的同情在很多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她被认为是俄罗斯当代文坛“近20年间……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205〕，她冷静、坦率的创作风格，观照现实生活的独特角度，尤其是女性生活的创作原则，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www.xing528.com)

中篇小说《夜晚时分》

中篇小说《夜晚时分》创作于1992年，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全面地体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和特色。俄罗斯当代文学评论家Н. 伊万诺娃、Н. 拉蒂尼娜等都对这部小说进行过高度的评价。

《夜晚时分》是作家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小说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全面地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女性生活的本质。小说是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它是女诗人安娜“在桌边上写就的札记”，是一份由“许多写满了字的纸片、学生练习册，甚至电报纸组成的手稿”，是诗人的女儿在母亲死后邮寄给作者的。安娜没有丈夫，她的孩子们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有妇之夫，他与安娜生下孩子后就被迫回到了自己合法妻子身边，而安娜因此丢掉了工作。安娜一个人亲手把孩子带大，其中的辛苦不言自明。现在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可是安娜并没有得到一丝喘息，反而是身心的过度疲惫：儿子因为替别人承担罪行进了监狱，出狱后不是向母亲要钱就是制造各种麻烦；女儿不断结交新男友，又不断被欺骗、被抛弃，她最后得到的仅仅是三个无辜的孩子，而那些男性全部离她而去；安娜的母亲住在精神病院，马上面临无处可去的遭遇。女主人公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家老少三代人，她的生活入不敷出，甚至没有多余的钱来满足外孙想吃一块糖的小小愿望。她一个人承担着全部的生活重负，为了养家糊口而四处奔波，一方面，她为自己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同名者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为养活家庭而给一些工厂编写无聊的庆祝文集。在奔忙之余，她唯一能够得到一丝喘息的时候就是夜晚在厨房角落中小憩，而这也是她一整天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夜晚时分》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弥漫着生死一线的末日气息，在作品结尾，因为养活母亲、儿女和外孙，因为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身心疲惫的女主人公无力地说：“行刑的白夜来临了。”

《夜晚时分》中所描述的内容是发生在普通家庭中的日常小事，它打破了社会生活的乌托邦幻象，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是充满希望的现实生活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生活的扭曲、恐怖和残酷，它解构了女性生存的实质，同时也解构了在这种生存环境下的女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就像在作家大多数其他作品中一样，女主人公与传统想象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她们不仅没有了温柔、典雅、美丽的特点，而是完全相反，她们尖酸刻薄，充满了进攻性，她们把自身所承受的苦难转化成了一种进攻的动力，带着一种畸形的快感去报复和折磨这个世界。在《夜晚时分》中，两位女主人公身上的棱角是非常“刺眼”的，她们完全脱离了人们传统印象中女性的本质属性，变成了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女斗士。安娜和女儿的命运如出一辙，或者说，女儿就是母亲命运的重复。生活的窘迫和两个女主人公在其中的遭遇使她们有些神经质，没有回报的爱情让她们变得非常刻薄。安娜知道女儿第二次被抛弃又生下了孩子后，她并没有安慰她，而是毫不留情地说：“已经第二次谁都不管你了。”女儿什么都没有回答，把台布扔到了安娜的头上。安娜说的所有话对于女儿来说都是反感的，她被女儿骂作“混蛋”、“母狗”，她感到自己是“被侮辱的、孤独的、被抛弃的母亲”，可她并没有忍受这种侮辱，而是把心底里蕴藏的委屈和愤恨化作了怒火，她称自己女儿是能吃的“女希特勒”、“免费的妓女”和“精神病”，而女婿在她那里没有名字，仅以“混蛋”作为其代称。女儿对母亲的态度和言词也同样尖刻和粗鲁，她认为母亲希望她死去，对哥哥说她和母亲的关系就是“斗争”，是“永久的禽兽生活”。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充满进攻性，他们似乎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出挑衅，进攻他人。从表面上看，这些女性形象都不招人喜欢，她们身上具有男性化的特征，形成了对传统女性气质的冲击和解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男性化现象以一种反证的形式表明了女性在社会上的边缘化地位，对于类似安娜这样丧失了最基本生存权利的女性来说，她们必须用男性的手段才能维持生命，才能不至于沉沦到生活的最底层。凶恶、刻薄、坚强的个性，是她们为了在无权的困境中进行抗争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若想为自己保留一点空间，一点权利，只能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取得胜利。

如果深入探究安娜等女性的性格形成的原因，那么，我们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环境使然。《夜晚时分》突出地展示了女主人公为延续生命而进行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绝望和悲观情绪。这部小说和作家的其他作品一样，其美学基础就是反对从前官方文学中所宣扬的那种虚假的乐观主义，突出外部世界中的危机感，在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表现出“寂静而疯狂的现实”，这种疯狂不再是一种病态，而是“变成了正常的存在形式，变成了存在的永恒法则”^〔206〕，也正是因为这些，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被评论界称为“刨垃圾堆的小说”或“新自然主义小说”。在《夜晚时分》中，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将叙述场景设置在封闭的环境内，主要是在家庭中，一方面，她反映出了女性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压抑；另一方面，她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一种从细小方面和局部空间折射全人类危机处境的忧患意识。封闭的空间象征着女性生存的边缘性，象征着他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忽略和漠视，象征着女性在生存斗争之中的孤立无援。

然而，在《夜晚时分》中，作者并没有把读者带入绝望的死胡同，相反，与那种阴沉的生存环境形成强烈对比的恰好是女主人公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母爱之情。这种母爱并不是充满了呵护与温柔的情怀，而是一种疼痛和折磨，这也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笔下母爱的最大特点。对于安娜来说，爱是一种权力和统治，“让孩子遭受痛苦是母亲权力的证明，然而也是爱的证明”，安娜把对孩子的爱当作是对自己不幸生活的一种补偿，或者是对自己存在的一种证明，可是，当这种爱得不到回报和理解的时候，当女儿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别人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权力也随之丧失，她的自我也不存在了，所以，爱变形为憎恨，变成了尖酸刻薄，变成了折磨，而那些最深邃的母爱之情则被她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描写安娜一个人在静谧的午夜时分发出的感叹：“当事情涉及到她自己时，她会显得软弱而优柔寡断，但是当牵扯到她的孩子时，她就会变成一头野兽。”这种母爱的独特表现方式缓和了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说中的冰冷与阴霾，在生死一线之间，在挣扎之中，在没有出路的生活之中，母爱可以代替一切，给人活下去的力量。

作为一名以非传统立场踏上文坛的作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夜晚时分》中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学内容和审美追求的反叛，传统文学中对诸社会现象的神话化（或美化）与她所表现的特定空间下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是构成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这部作品，甚至是她整体创作的诗学特征的主要基础，她绕开统治文坛多年的美学标准，以自己的审美方法对生活现实进行描绘，对传统的文学内容进行了颠覆。对诸多传统艺术手法的解构，形成了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诗学特征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小说从多个层面推翻了传统文学中关于人和现实生活的美好图景，贯穿了一种荒诞的味道。作品的情节、语言、人物等都充满了悖谬，引起人们对女性，乃至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