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瓦尔拉莫夫（1963—）-《俄罗斯文学简史》成果

阿·尼·瓦尔拉莫夫是20世纪末活跃在俄罗斯文坛的年青作家。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着重刻画当代俄罗斯社会风貌和时代大潮中的个人际遇，同时又高举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东正教旗帜，希望凭借宗教信仰的力量拯救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俄罗斯评论家们称他的创作为“新现实主义”、“心灵创作”和“忏悔小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创作的特点。

生平创作道路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арламов，1963年生）生于莫斯科。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87年起在《旗》、《十月》、《莫斯科》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的处女作是《奥斯托日耶的房子》（1990）。但作家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傻瓜》。1995年，瓦尔拉莫夫的小说《诞生》获得“反布克奖”，《游击队员马雷奇和大草原》获得德国莱比锡文学俱乐部最佳俄罗斯短篇小说奖。瓦尔拉莫夫主要作品有三部小说集《奥斯托日耶的房子》（1990）、《您好，公爵！》（1993）和《香客》（1997），长篇小说《傻瓜》（1995）、《沉没的方舟》（1997）和《教堂圆顶》（1999）等。

长篇小说《傻瓜》通过主人公杰兹金30年的人生经历，展示出当代俄罗斯社会风貌，是一部俄罗斯社会的面面观。杰兹金一生四处漂泊，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居所，是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他表面上浑浑噩噩，仿佛十足的“傻瓜”，实际上却拥有非同寻常的睿智，被德国人视为“真正的俄罗斯哲学家”^〔167〕。他在差3个月没到30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临死前内心充满了对世界末日的预感。他说：“我们度过的是一个沉重的时代，我们被消灭了，同时我们还自我消灭，也许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退化了，恰达耶夫说得对，我们是由上帝想出来给世界提供反面教训的。”在这样一个民族衰落的危急时刻，杰兹金还是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民族，尽管是作为世界的反面教材，却还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

在小说中，杰兹金去世时正好是1991年，所以，他对世界末日的预感实际上是对苏联解体的预感，引起他预感的是俄罗斯的凄惨现实：“电视里正在播放不幸的、在阵痛中解体的国家，那里在大街上公开杀人，毫不隐蔽，那里会有人闯到居民家里。那里坦克在轰鸣，一排排职业乞丐站在地下通道旁，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职业难民，当年被战胜的德国正在给战胜国俄罗斯运去成箱的肉罐头和奶粉，这些东西又被职业商人们偷光了。”受到杰兹金影响，他的好朋友廖乌什卡·戈尔多夫斯基也对现实有着世界末日的感受：“廖乌什卡·戈尔多夫斯基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做梦。他看见世界末日确实来临了，但完全不像启示录中所说的那样。它不是突然来临的，也并未伴随着任何灾难，而是更像由人们策划和精心组织的一种大疏散。”

杰兹金对世界末日的预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基督教“异端”思想。他说：“不管怎么样，最后时刻总会迅速到来，任何遵守教规的人和祈祷者都不能使世界免于跌入深渊，但是这不必害怕，不应当害怕上帝的审判，因为那里不会有审判，而只会是弄清情况，没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这种论点显然跟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背道而驰。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忏悔和祈祷获得上帝的宽恕，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如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的院长以赛亚说：“如果俄罗斯人民能够忏悔，向上帝祈求宽恕，并把东正教信仰作为自己生活的基础，那么俄罗斯就会得救，就会重新繁荣，并成为伟大的强国。如果人们不这样做，俄罗斯就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在其他民族中融于无形。”^〔168〕杰兹金否定了上帝的审判，认为“不会有审判”，也不会有“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通过这种否定，杰兹金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以及相应的救赎意识。作家在此强调了世界末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傻瓜》中表现出来的末日意识完全是旧世界瓦解造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善恶交战和最后的审判。

在小说《沉没的方舟》和《教堂圆顶》中，作家用象征手法表现了末世论的主题。小说名称本身已经是一种象征。在《圣经》中，上帝发动大洪水造成了人类的第一次毁灭，唯有挪亚按照上帝的指示，乘上方舟，才保全了一家人的性命，他的后代繁衍成今天的人类。小说名“沉没的方舟”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当今人类与挪亚时代的人类一样面临着毁灭性大灾难，即世界末日；第二，当今存在如同挪亚方舟一般能够拯救人类的力量；第三，这次拯救是不成功的拯救，因为能够拯救人类的“方舟”也“沉没”了。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个能够拯救人类但又“沉没的方舟”指的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旧礼仪教派的小村社——布哈拉。布哈拉村社里的旧礼仪教徒们虔诚修行，作家把他们看作是维持世界存在的神圣力量，这与索尔仁尼琴在《玛特廖娜的家》中所说的“我们全都生活在她（指玛特廖娜——本文作者）身边却不知道，她就是那种圣徒，没有这种圣徒，如俗话所说，村子不会存在，城市不会存在，我们整个大地也不会存在。”^〔169〕其精神宗旨是完全一致的。这反映了东正教的圣徒崇拜思想。如东正教神学家М. 布尔加科夫说：“圣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依靠自己有效的信仰和有效的爱的修行，在自身中实现了似神性，也依靠这种修行，他们就有权显现神的形象，并得到神的更多恩典。”“圣徒是我们的天上祈祷者和庇护者，因此也是地上教会的活成员。”^〔170〕

值得注意的是，被瓦尔拉莫夫视为圣徒的不是东正教官方教会的僧侣们，而是旧礼仪教派的长老和教徒们。旧礼仪教派是17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尼康改革的反对派，又被称为“分裂派”，他们的首领是大司祭阿瓦库姆和达尼尔。旧礼仪教徒们反对尼康的宗教仪式改革，为此遭到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其中有的人被流放，有的人被监禁，有的人被鞭打致残，还有的人被处以死刑。但旧礼仪教派的信徒们毫不屈服，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以自焚来维护自身信仰的纯洁，誓与“邪恶力量和敌基督”划清界限。还有些教徒逃亡到边远地区和原始森林中，组成自己的村社，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小说《沉没的方舟》中的布哈拉就是这样的一个旧礼仪教派的村社。瓦尔拉莫夫在小说中遵循历史的真实叙述了村社布哈拉发展的历史，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旧礼仪教派村社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的发展图景。“多少世纪过去了，布哈拉丝毫没有发生改变。隐秘的村子依然坚不可摧地存在于世间，在村社中没有偷窃和谋杀，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大家在他们的神耶稣面前一律平等。”^〔171〕然而，这样一个经历了沙皇俄罗斯、社会主义苏联等历史时期却安然无恙的村社却在20世纪末以自焚的形式终结了自身的存在。因为布哈拉代代相传长老们的遗训：“他们不可以离开这个拯救之地，如果敌基督的奴仆发现了他们，或者饥饿驱使他们背井离乡，那么就要封闭村社，并在赎罪的火焰中自焚，但绝不能落入迫害者手中，也不能接受迫害者的任何馈赠。”布哈拉长老关于自焚的遗训实际上就是旧礼仪教派领袖人物阿瓦库姆的训诫。在《致西蒙的第二封信》中，阿瓦库姆写道：“在火中只需要忍耐很短暂的时间，一眨眼功夫，灵魂就会离开肉体！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还怕火焰吗？大胆些，别害怕，你只要一进入火中，就会忘记一切。等身体燃烧起来，你就会看见基督和天使们。天使们把灵魂从肉体里引出，并带到基督跟前，基督会给灵魂祝福，并赐予神的力量。”^〔172〕在小说中，瓦尔拉莫夫描写了布哈拉村社集体自焚后灵魂升天的一幕：“如果这时有谁向天空望去，那么可能会看到，在直升机后面，从灰烬中腾空飞起40个人，身上还带着串串火花。其中有一个人立即坠落下来，其他人则慢慢地向天空升腾，天使们扇动着皱巴巴的燃烧的翅膀，匆匆忙忙地为他们引路。”其中坠落下来的那个人不是布哈拉的成员，他是一个邪教“末约教会”的教主柳博，在他身上有俄罗斯当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末约教会”教主维萨里昂的影子，他未能在火中升天，表明他的信仰是邪恶的。

瓦尔拉莫夫把村社布哈拉看作是能够拯救人类的“方舟”，但这艘方舟却以自焚的形式“沉没”了。作家想以此表明，世界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人类的毁灭已经不可逆转。但人类毁灭的原因是什么？在挪亚时代，上帝要毁灭人类，这是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173〕。在小说中，布哈拉的长老们决定自焚，是因为“我们再不能保持信仰的纯洁，我们应当执行长老的遗训”。在他们看来，“死亡只不过是脱离敌基督的世界。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快点死，以使心灵摆脱罪恶身体的负担”。作家认为，促使他们选择自焚道路的正是20世纪末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主要表现是人们信仰失落，各种新兴教派林立，“伪先知”、“伪基督”蜂起。作家以“末约教会”及其教主柳博为主要靶子，对各种新兴教派和“伪基督”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诸如“现在任何骗子或者疯子只要宣称自己是治病大师、圣徒、先知，就可以让人们挤满体育场来听他布道。前民警宣布自己是基督后，人们就按照他的宣召抛家舍业，跑到叶尼塞河上游的不毛之地。女共青团积极分子宣布自己是圣母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准备按照她的话自焚。人们都疯狂了，都在寻觅着，想要跟随某个教主。”这些描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前民警”指的是末约教会的创始人，“女共青团积极分子”指的是白色兄弟会的圣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家认为，“最后的号角”就快吹响了。

与《沉没的方舟》相似，《教堂圆顶》的小说名也是一种具有末世论意味的象征。小说中明确提到，主人公“我”的故乡恰戈达伊，一个在俄罗斯北方不为人知的小镇，其形状就是“教堂圆顶”：“在恰戈达伊原来所在地方出现的区域具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呈现出不十分规则的教堂圆顶形状，因此，人们以后都把这个区域称为‘教堂圆顶’。”^〔174〕“恰戈达伊从世界上不翼而飞，犹如敲打下来的冰块，化为无形……在恰戈达伊消失之前，所有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恰戈达伊人都返回到故乡，在恰戈达伊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天生的恰戈达伊人，除了躺在特维尔省边远地区一个偏僻医院里的一个身份不明的患者（即小说主人公‘我’——本文作者）。”恰戈达伊的消失相当神秘，主人公“我”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天主教的僧侣亚历山大把恰戈达伊的消失看作是上帝向人们显示世界末日的征兆，并把进入教堂圆顶看作是获得拯救的最后机会。主人公“我”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故乡恰戈达伊，却发现恰戈达伊已经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我突然想，在这里实现了俄罗斯永远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最优秀的俄罗斯人跑到西伯利亚，跑到阿尔泰，投身于革命，被关进监狱，被流放，去服苦役，为了这个梦想千百万人牺牲了生命，这个梦想就是——白水国^〔175〕、基杰什城^〔176〕、伊诺尼亚城^〔177〕，地上的天国。”但主人公“我”紧接着又否定了这种生活：“我所看到的一切——人们在水面行走，幸福安康，繁荣昌盛，西红柿和茄子极大丰富，这就是千禧年，就是基督的千年王国……但这是最后阶段的诱惑和考验，如果恰戈达伊在经历过贫穷、破坏、纷争之后，还能经受住这场考验，拒绝它的诱惑，那么所有那些不受诱惑的居民就会直接升入天堂。这就是说，大家都应刻不容缓地从这里离开，去挽救自己的灵魂，去承受苦难，因为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是个不信神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作家为着追求灵魂的拯救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幸福。在作家看来，世界末日的真正危险不在于物质世界的毁灭，而在于灵魂不能得救。

瓦尔拉莫夫不仅在小说中表现末世论思想，他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时，写的论文也是关于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启示录主题。在接受《新杂志》记者采访时，他对启示录主题的内在成因有非常到位的分析：“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国家所发生的跳跃或者说断裂的一种回应。在此跳跃或者说断裂之后，我们国家告别了已有70年之久的旧世界。无论我们怎么看待那个时代，无论我们怎么去诅咒它，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已经把那个时代的终结理解为一切存在的终结。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与它紧密相连。后来，这种感觉消失了，而世界末日在众所周知的意义上来临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对生活的思考也在继续，其中也包括我们在文学中对生活的思考。”^〔178〕(www.xing528.com)

瓦尔拉莫夫的长篇小说可以归纳出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在创作手法上，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与神秘主义的幻想相结合。瓦尔拉莫夫的作品对俄罗斯当代生活作了非常精细和准确的刻画，同时又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神秘主义成分：如《沉没的方舟》中玛莎的两个预言性梦境都成为现实，《教堂圆顶》中恰戈达伊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等。作家通过这种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表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层面的对立和融合，进而否定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肯定灵魂纯洁的精神世界。第二，小说主人公形象具有自传性。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表现出“精神上的漂泊者”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气质，《傻瓜》里的杰兹金是俄罗斯民间哲学家，《沉没的方舟》里的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知识渊博，从莫大毕业，《教堂圆顶》里的“我”是数学天才，从莫大肄业。三位主人公都是有思想、有良知、有追求，并且都是漂泊一生：杰兹金四处流浪，居无定所；伊里亚浪迹偏远小村、彼得堡、布哈拉；“我”则无处寻觅归宿。这些男主人公与作家的背景和经历非常相似，具有自传性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则都是近似于圣母的纯洁女性形象。《傻瓜》中的女主人公卡佳为了挽救心爱的男友杰兹金不惜毁灭自己，《沉没的方舟》中的玛莎更是被人们看作具有拯救力量的“圣女”，《教堂圆顶》的恰戈达伊则是由女性统治的世界。第三，小说的思想主旨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末世论倾向。作家表现出人类注定毁灭的宿命论思想，同时又希望借助于纯洁的灵魂力量来使人类获得拯救。总的来说，作家的宗教思想倾向于旧礼仪教派。《沉没的方舟》中的“方舟”是旧礼仪教派的村社布哈拉。在《教堂圆顶》中“我”的故乡恰戈达伊也是旧礼仪教派的聚居地。这种对旧礼仪教派的倾心与作家对灵魂纯洁的追求是相一致的。

中篇小说《诞生》

瓦尔拉莫夫的中篇小说《诞生》叙述了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艰难历程，表现了绝望中新生的主题。小说由“女人怀孕”、“孩子降生”、“孩子生病”三部分内容组成，着力表现了在此过程中“女人”和“男人”诸般微妙的心理变化。女人和男人本来已经不再相爱，彼此厌倦，关系冷漠。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而且马上就要正式解体。在此关键时刻，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婚姻关系得到了保全。此后，两人对孩子的关爱使男人和女人深刻反省自身并主动改变自己。两人的关系渐渐发生实质性变化，久违的幸福又回到他们的生活中。

小说描述了男人和女人从不信教转变为信教的心路历程。孩子的诞生历经了诸多磨难。两人出于对孩子的爱，开始寻求上帝和圣母的庇护。“她以前不信教，也没受过洗礼，但自从怀孕后，她开始背着丈夫做早祷做晚祷。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半生远离教堂的女人突然相信了上帝的祝福。”^〔179〕之后，她去教堂接受洗礼，尽管“整个过程看上去既愚蠢又滑稽，而且十分忙乱”，但“现在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对上帝那种处女般圣洁的感激之情……从此之后，她和她腹中的生命不再孤单无助，她和他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天使守护神。”婴儿早产后，肺充水使他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女人躺在床上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祈祷。而男人则走进了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教堂，希望教会为孩子祈祷，因为“孩子需要上帝保佑”。男人向上帝祈祷：“主啊，随便你怎么惩罚我，随便你让我少活多少年，你可以拿走我的健康，精力以及森林木屋——一切皆随你愿，只要让孩子活下来。”当孩子转危为安后，女人归功于“圣母玛利亚”和“仁慈的主”：“我要告诉他，是你救了他。你是他的保护人。我把他献给你，恳求你保佑他。”在孩子出产院后，又呈现出重病的症状，在女人的坚持下，男人找来神甫给孩子做洗礼。这是为了使孩子得到上帝的保佑，万一死去还能升入天堂。孩子最终平安无事，这个圆满结局无疑会进一步坚定两人的东正教信仰。

小说中女人和男人的信仰，即东正教信仰，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苦难思想。苦难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男人把自己看成孩子受苦的根源，因为他“常怀一颗妒忌之心”，“妒忌，妒忌，它叫人恶心，它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杀人的动机，是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上帝能够赐福个人，也可以从妒火中烧的人手中夺走最后一点东西，你的儿子将为你的妒忌付出沉重代价”。苦难更是上帝对人的恩赐：“受苦受难就意味着未被上帝所抛弃”，“在历经数次磨难后，你所能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情感——感激”。东正教号召人们在苦难中进行忏悔，只有对自己的罪进行悔改，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男人忏悔了自己的罪，于是孩子平安无事。作家对俄罗斯祖国的命运也用这种用苦难赎罪、凭忏悔得救的神学逻辑来加以思考：“我总是骄傲地说，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不管她多么丑陋，永远是我们的祖国。至于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之中，因为那是我们的命中注定的劫难，是命运对我们这些受所谓平等和正义诱惑的一代人的报复。”作家以此告诉他的同胞们：我们生活的俄罗斯充满了苦难，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罪孽的惩罚，但只要我们真诚地忏悔，我们就能获得拯救。

恩格斯对于基督教的苦难思想和罪孽意识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180〕对照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再来看小说，就会对女人和男人的行为逻辑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是圣母崇拜，女人祈祷的对象更多的是圣母而不是上帝，更不是基督，这跟天主教和新教截然不同。圣母在东正教中类似于佛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角色，小说中女人寻求圣母的庇护，最后就得到庇护。显然，作家相信，有了圣母的庇护，多灾多难的俄罗斯，“这个核电站爆炸、轮船沉没、火车相撞、飞机失事、天然气管道起火的国度”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小说情节生动反映出一切宗教所具有的补偿性功能，即宗教对于人们内心世界的创伤和现实生活的不幸起着特殊的安慰和弥补的作用。在人们最需要帮助而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只能向高高在上的神灵进行诉求；在人们无缘无故经历苦难时，又根据宗教说教把苦难归结为对自身罪的惩罚，要以忍受和悔改的方式来度过苦难。因此，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81〕这个论断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宗教的补偿性功能。

孩子诞生的时代背景是1993年10月的白宫事件之后：“美国记者拍下了冒烟的大楼，到处奔逃的人群，轰隆隆的汽车和坦克。”“他不过是数千万刚刚诞生的俄罗斯儿童中的一个，他诞生在贫困交加，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到处有肮脏的交易，到处有谎言，到处能听到世界末日即将降临这可怕的预言这样一种时刻。”在这种情况下，艰难降临人世的婴儿跟命途多舛的俄罗斯形成强烈的类比。而婴儿的平安，使得俄罗斯也有了新生的希望。

小说名“诞生”直意是指孩子降临人世，象征意义指女人和男人灵魂生命的诞生，也喻指女人和男人之间爱情的复活，在更深层面上，“诞生”还象征着俄罗斯在经历天翻地覆变化之后的新生。在“诞生”的这几层意义中，作家把两人灵魂生命的诞生看作决定其他一切“诞生”的主导性因素。灵魂生命的诞生让孩子顺利降生，让女人和男人保住了孩子的生命，让他们的爱情复活。而且，在作家看来，如果俄罗斯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投入圣母和主的怀抱，那么俄罗斯的未来就将充满光明。显然，当俄罗斯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热爱祖国的作家还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未来的希望，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缥缈虚幻的宗教。他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无怪乎马克思称宗教为“幻想的太阳”^〔182〕，它只能给人以虚幻的精神慰藉，却不能让人真正得到光明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