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伊·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文学巨匠

亚·伊·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兼文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于一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他的创作实践始终关联着俄罗斯民族的政治与历史，从踏上文坛的第一天起，他就以如椽之笔向世人述说着20世纪俄罗斯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作“我们的固化了的眼泪”，20世纪“俄罗斯各各他^〔146〕的安魂曲”^〔147〕。

生平及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生）出身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的农民世家。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天前，他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和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函授部毕业，随即应征入伍。在炮兵学校接受了一年的培训后，他以中尉军官的身份奔赴前线。三年中，索尔仁尼琴曾多次立功受奖，他的足迹遍布从俄罗斯奥廖尔到东普鲁士的广阔战场。1945年2月9日，他因在给乌克兰前线作战的同学的一封信中使用了对列宁与斯大林的不敬之词，关在集中营劳改八年。此间，妻子离婚，他本人也得了癌症。胃癌被切除后，他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刑满释放后他先被放逐到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沙漠，后又转到弗拉基米尔州乡村中学教书。1957年平反后的索尔仁尼琴在梁赞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并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1962年，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亲自批准下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发表并引起极大轰动。同年索尔仁尼琴加入作协。1963年，《玛特廖娜的家》、《科切托夫卡车站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了事业的利益》等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日隆。

1965年，克格勃查获了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劳改期间创作的诗歌和记述他无辜被捕、在监狱服刑经历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的手稿。当局对作家的政治监控与迫害从此开始，但索尔仁尼琴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的异端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此后的22年间作家的作品再也没有在苏联发表过。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67年，索尔仁尼琴在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与会者发表的公开信中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并公开了当局对他实施政治迫害的有关材料。1968年，索尔仁尼琴反对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并大声疾呼：“做一个苏联人是可耻的。”^〔148〕从1968年开始，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1963—1967）、《第一圈》（1957—1968）、《古拉格群岛》（1973）、《红轮》（1976）等作品先后在国外发表。1969年，作家被开除出作协。

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担心被剥夺国籍而未能前行领奖。作家与当局的政治冲突愈益激烈。1973年，索尔仁尼琴发表了致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公开信，同时还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1974年作家再次被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了他的国籍并将他驱逐出苏联。在公布决定的同一天，索尔仁尼琴针锋相对地公开了《不能靠谎言生活》（1973）的政论文章，号召人民与集权政治进行斗争。在长达20年的政治流亡生涯中，作家先后在德国、瑞士居住，后在美国定居。

1988年作家被恢复苏联国籍，1994年回到俄罗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作品开始陆续在国内发表。1990年，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三卷集的全文由苏联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重返俄罗斯后的10年里，索尔仁尼琴深居简出，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从事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研究。作家90年代创作的主要体裁是短篇小说，作品的风格渐趋冷峻与客观，既有对苏联历史、民族历史命运和俄罗斯性格的探究，又有对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现实的思考。索尔仁尼琴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中仍然悉心关注着俄罗斯人民的命运，旗帜鲜明地陈述着对俄罗斯现状、未来的看法。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开创者。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苏联时期因不同原因被囚禁的无数政治犯监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同名主人公的身上既有作家自身的苦难遭遇，又有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他的战友们的共同经历。长篇小说《第一圈》记述了特殊囚犯在名为研究所实为监狱的地方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情况。读者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中不难找到曾经被囚禁的火箭专家科罗廖夫、飞机总设计师图波廖夫等科学家的身影。三卷七部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囚犯们在不同“群岛”上的生存状况，是集中营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作家不仅揭示了苏联公民无辜被捕，受到侦查、关押、劳改，服苦役等真实，还展示了如布哈林等苏联上层人物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作者说，“这部作品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它是所有被迫害的和被折磨的人的共同的纪念碑”^〔149〕。集中营文学的深刻意义不仅仅在于作家对曾经讳莫如深的苏联社会政治真相的揭露，而且还在于他深刻揭示了“古拉格”现象生发的文化历史渊源。在作家看来，“古拉格”现象是俄罗斯数百年专制社会历史形成的，在20世纪苏联社会中达到极致的一个悲剧性的民族历史文化现象，是“张扬并造就低劣个性”，实施民族文化的“反精选，选择性地消灭灿烂的，优秀的，脱颖而出的一切”^〔150〕的必然结果，是俄罗斯民族自虐、自残的巨大悲剧。索尔仁尼琴超越了集中营文学的苏联历史时空，对人类的精神自由，暴力与谎言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命题进行了深刻的追索。“我们不能忘记，暴力不可能孤立存在，也无法孤立存在：它必然会与谎言相交织。两者之间有着最为血缘的，最为天然的深刻联系：暴力只能靠谎言来掩饰，而谎言只能依赖暴力得以生存。只要有一天有人宣布把暴力当作自己的行为方式，那毫无疑问，他必定会选择撒谎作为自己的原则”^〔151〕——这是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文学中的一种深刻的哲思。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悯人救世的民族精神，富于宗教意识的民族文化的咏赞者。他往往通过小小的一个村落、一个囚室、一间病房来映射整个俄罗斯，展现蕴涵在不同社会阶层代表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他们中间有普通的俄罗斯妇女（《玛特廖娜的家》），有昔日的囚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有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第一圈》），有刚刚踏上人生旅程的年轻后生（《红轮》）……作为当代俄罗斯农村题材文学的开创性作品，《玛特廖娜的家》中的同名主人公辛劳一生却苦难一生，善良无私从不思索取，克己忍让而又坚韧不屈，是一个被作家称作俄罗斯“圣徒”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在于对监狱生活的展示，作者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并没有多少文化，无辜被囚禁的普通农民如何以他的善良、同情心与巨大的人性力量与残酷与暴力抗争。作家始终关注并张扬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精神与文化中的宗教精神，他善于在人物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发掘深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意蕴。他在东正教的真诚、善良、正义的道德精神中看到了俄罗斯的未来与希望，认为只有把握了这种最高意义的真实才是艺术存在的本质所在。1983年5月，为表彰作家鲜明的宗教立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第一个捷姆普尔东诺夫奖金授予了他^〔152〕。

艺术纪实是索尔仁尼琴小说创作鲜明的文体特征。作家在每部作品的创作前都会以一种历史学家的真挚与细致去研究历史档案，查找图书资料，读者总能在他的小说中找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原型。作者常常直接采用原始的历史文献，报刊文章，人物讲话再现历史，通过艺术虚构人物的命运来再现历史中的日常生活。关于《古拉格群岛》，作家说：“这本书里没有一个杜撰的人物，没有任何杜撰的事件。人物与地点都是按照其本来的名字指称的。如果用的是缩写，那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如果根本没有指明，那是因为它们已经在记忆中消失的缘故。”^〔153〕史诗性作品《红轮》讲述的是从1899年开始的俄罗斯社会悲剧性的转折，斯托雷平的历史命运，1916年10月的骚乱和列宁的社会活动，1917年的二月、十月革命，苏联“古拉格”时期的社会生活。但作家并不停留在对历史事件呈链式的线性记述上，他只是捕捉历史重大的转折点，通过若干虚构的人物将它们连接起来。《红轮》是一部俄罗斯社会曲折发展、民族多灾多难的断代史。

纪实文体决定了小说创作独特的叙事方式与时空。作家以自叙体为主的叙说方式中常常有两个叙事者：主人公与叙事人作者。小说不仅仅由主人公叙说，而且还有与主人公立场相近的叙事人作者的补充与提升。这种叙说方式能使主人公与作者保持一定的间距，由主人公的话语引出索尔仁尼琴的话语，从而大大拓展了不无局限的主人公视野，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主人公说不出的话语。这种由主人公的非直接引语向作者的非直接引语过渡的自叙体方式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深广的，来自下层民间的，非官方的视野和极具说服力的艺术效果。与这种叙事方式相匹配的是小说创作中高度浓缩的现实时空（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集中营生活的一天，《第一圈》里马尔芬特殊监狱的三日等）与宏伟深广的历史时空（《古拉格群岛》里对30年苏联历史的审视，《红轮》中半个世纪的俄苏断代史的记述）。现实时空极力展现了典型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历史时空充满了作家的哲学与文化幽思。描写黑暗、忧伤与苦难并非索尔仁尼琴的专利，包容人道与人性也非他独有的创作特色，而对它们进行哲学与文化的审视这才是索尔仁尼琴超越许多作家的地方。

中篇小说《癌病房》

在索尔仁尼琴所有的小说中，《癌病房》是他激烈的政治情绪表达得最为平和与舒缓的一部，也是他最具雅文学精髓的作品之一。他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又一次跳出现实日常生活中人正常的“自然”形态，表现了一种极端的生命“门坎”状态——癌症患者面对死亡的独特的人生时空。(www.xing528.com)

中篇小说自始至终呈现出明确而又鲜明的双重主题：一方面他通过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的癌症病人对疾病、生命、死亡的不同态度的描写，极力展现了人性本能的抗争，既讴歌了生命强者、人性善者对生命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与抗击力量，崇高精神对鲜活生命的强力支撑，也显现了生命弱者的消极与苟且，鞭笞了人性恶者的卑微与奴性。另一方面，作家展现了人性缺陷与现代政治结合后所形成的人奇特的生存形态，审视了社会政治对人性的钳制与扭曲，表达了自由、文明与爱的精神对现代生命的强烈呼唤。作家以作品所负载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与历史等多重意蕴进行着对人性与社会的双重审视，包容着作家对民族精神救赎的深刻思考。

在作家看来，疾病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惩罚，是对恶强加给生命的非自然与不和谐生活的一种报复。索尔仁尼琴说：“癌——这是所有沉浸在难以忍受的，焦灼的，屈辱的，受压抑的情绪中的人无法逃脱的必然命运。人在黑暗中生活，在屈辱中死亡……癌症病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体中一生都会带有癌细胞，人一旦受到挫折……比如说在精神上，它们就会生长。”^〔154〕小说中不少癌症病人都经历过不同的精神磨难，屈辱和压抑。严肃的政治气氛甚至充斥在医院里：癌病房的墙上始终挂着领袖的语录，无产阶级文豪的警句名言。

作者让每一个处在生命边缘的癌症患者在这场独特的生与死的人生考验中尽情展现各自的精神品质。无论是昔日的囚犯还是苏维埃的高官，无论是人生的“得意者”或“失意者”，无论是可爱的少年还是地质学家，无论是集体农庄的守门人还是哈萨克牧民，他们都要受到从肉体到灵魂的检验，都在进行生命存在的反思，都在对生与死的问题做出回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医院的13号癌病房楼成为苏维埃时代人们不同思维方式及心理模式的缩微图景，成为一个没有神甫在场的心灵忏悔的讲坛。

“生命终于从牢笼中，从铁丝网里逃了出来，却又被桎梏了，但不是被‘特委会’（内务部的特别机构——笔者注），而似乎是被生命本体”^〔155〕——这是主人公，昔日“古拉格群岛”的囚犯奥列格·科斯托格罗托夫在癌病房中的自白。集中营夺去了他的青春年华，来到癌病房后他没有逃避对死亡的思考，不是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而束手无策，而是清醒地面对历史，严肃地审视自己，他认为这才是摆脱疾病折磨与对死亡恐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他从自身的遭遇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中感悟到昔日对生命存在认识的虚妄性，看到了众人所遵循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极大的谬误性。把国家意识形态当作神圣信仰的理念，把国家政治体制当作不可动摇的民族生存根基的思想都已经成为历史。一生处于精神恐惧状态中的他终于不再恐惧了，他甚至不相信任何永恒箴言的妄说，因为在他看来，“地球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话语来”。在心灵赢得解放与自由，身体重获健康的过程中，科斯托格罗托夫赢得了迟到的爱情。美丽却孤独的护士维拉·甘加尔特是纯洁与忠诚的化身。然而，与死神搏击的代价是惨重的，治疗癌症的过程给他带来了无法恢复的生理创伤——男性功能的彻底丧失。主人公最终没能接受命运给他的馈赠，历史与人生的苦难毕竟不会不留任何痕迹地逝去。

巴威尔·鲁萨诺夫是苏联社会中居高临下的权力符号，一个唯命是从，靠自我约束与自我克制为生存原则的政治奴仆，遵照“档案原则”办事的官僚主义者。他坚守等级原则，反对平等，无法容忍目无领导的行为和不受控制的自由主义。这个在任命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政治官僚是桎梏社会和人民的魔鬼，一生所为就是制造更多的监狱，关押更多的囚犯。政治化了的人生轨迹已经将他与人性疏离，在家中，他嘱咐孩子要记牢的是：对待任何人必须“要立刻保持一种正确无误的腔调。无需任何的好心肠”。即使在癌病房，他也以各种他认为合理的和常规的，甚至不容置疑的生存逻辑，试图将患者纳入社会政治的掌控中。“如若换了一个环境……一准是个阶级敌人”这便是他对“自由主义者”病人的评价。对死神动物般的恐惧成为这个人物的本质特征。他向同病房的患者大声疾呼“让我们别再谈死亡！绝不要再提这个字眼！”他满怀着重生的希望出院了，但他生命与精神死亡的日子正在临近。鲁萨诺夫是癌症病房中精神最为低下的患者。

舌癌患者叶甫列姆·波杜耶夫是社会中“得意”的投机取巧者，在50年的人生中他正是依靠如簧的巧舌赢得了各种利益。他口是心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言不由衷，对他所不相信的东西赌咒发誓。他惯于看风使舵，随时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或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生产者，或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传统的捍卫者。波杜耶夫思想意识的“流氓化”是人性异化与社会政治结合的产物。可喜的是，在生命的尽头他终于有所醒悟。在病房里，他第一次深入思考了死亡的问题。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唤醒了他的良知，那些曾经受过他坑害的囚犯每每会让他惊恐不安。他真正意识到人需要一种崇高无暇的精神，一种崇高的生命目标，否则未经救赎的心灵将永无宁日。

小说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是老布尔什维克舒鲁宾。一生中，他既没有坐过牢，也没对任何人发号施令过，在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上，他既不主张宁折不弯的“橡树哲学”，也不提倡惯于逢迎的“芦苇哲学”。他胆怯而又驯服，25年来始终与恶妥协，对非正义沉默无语。他尝到了心灵的啮噬，感到了无限的怅惘与歉疚，在临死的忏悔中心灵终于发出了美好的呼唤——人性只能在与恶的抗争中得到张扬。舒鲁宾通过忏悔获得了心灵的新生，肉体的死亡并不影响他精神的复活。生命虽然离他而去，但他却一无所憾，因为生命的精神是永存的。他说，“我有时十分清醒地觉得，我的肉身还不是全部的我。还有一些根本无法摧毁的，非常崇高的东西在！那是人类灵魂的碎片”。在他的身上，读者能深深感觉到一种深沉凝重的历史悲剧感以及作家对俄罗斯人灵魂重构的殷切期待。

此外，快活乐观的少年恰雷依的生活原则是：“要想不死，就该不慌。谁人少讲少说，谁人就少有苦闷。”积极向上的地质学家瓦吉姆·扎茨尔科渴望把他最后的科研成果献给人类，“有益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日月”，但他不无自私地认为，唯独他这个人类的天才才最有存活在人间的权力。还有集体农庄的守门人，乌兹别克老人姆尔萨里莫夫和哈萨克牧民叶根别尔吉耶夫，他们也都以不同的人生体验、生活态度和生命感悟真实而不无合理地表达着各自的软弱、消极与迷惘。

索尔仁尼琴从东正教的思想出发，表达了他在关注并剖析灵魂意义上的对宗教精神的追索。在他看来，人与基督耶稣始终保持着一种神圣的联系。即使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临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被上帝抛弃的恐惧感。人心目中的基督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离去，但基督越是远去，人精神复活的力量便会越强大。整部中篇小说展示了以精神忏悔、自我审视为形式的人寻找神人基督的过程。在作家的笔下，似乎那些最远离政治，意识到基督存在的病人才是最富有人性的人，他们真正看到了生命的永恒，获得了心灵宁静。科斯托格罗托夫说：“人生来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核心，这就是他的我！现在还说不清，到底是谁造就了谁！是生命造就了人，还是具有强有力的精神的人造就了生命！……”主人公患上癌症以后，生命的基督仿佛就要死亡，但他奇迹般地存活了，“是上帝创造了奇迹，我无法做出别的解释。从那时候起，重新回归于我肉体的整个生命在真正的意义上都不属于我了，生命被赋予了一种目标……”^〔156〕。

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宗教思想是人类“诺亚方舟”的思想。作家崇尚对生命的关怀、体贴，提倡生命的患难与共与相守相爱。奥列格·科斯托格罗托夫的老邻居卡德敏内老夫妇生活得像玛特廖娜一样平静、与世无争。他们也把自己喂养的猫看作是相依相伴永不分离的家庭成员，而医生奥列申科夫养的一条狗十分通人性。小说中的这些细节表达了作家的一种理念，真正的人永远会同任何生命和谐共处，保持兄弟般的情谊。如同在一场洪水的劫难中，人类不仅会珍视自己，而且都会呵护与他们同样珍贵的生命一样。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罗托夫在奇迹般地活下来之后，不由自主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动物园看可爱的动物。表达了他对人与动物间的天堂般和谐关系的追求。

作家在充满苦难的人类“诺亚方舟”中找到了一个令人心醉的“圣徒”参照——白衣天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芙娜·顿佐娃。这位圣母玛利亚般的放射科主任在为抢救每一个生命而鞠躬尽瘁。她一次次地与主治大夫一起巡视病房，认真研究病人的病历，与护士们商谈治疗与护理病人的方案，默默地与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每一个病人进行心灵的交流，每天她还要受到X射线的辐射。她为未治愈的病人因病房需要周转可能会被勒令出院而痛苦万分，为医院领导会将优秀护士奥琳皮阿达强行调离，德国血统的助手和接班人随时会受到侵害而忧心如焚。这个高贵的灵魂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与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妇女，妻子、母亲一样，每天她都要在食品店、百货店里耗费人生，在与生活的拼搏中消耗生命。顿佐娃最后发现自己也患上了癌症，但她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竭尽全力最后完成医生对患者的使命和义务。她懂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她更知道人的良心也只有一个。在人类价值观遭到亵渎的时刻，她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圣洁。她以拯救生命的神圣的劳动让人类免受对生命的任何漠然、冷酷与践踏。正如作家在《玛特廖娜的家》中所说，“她就是那个圣徒，没有了这样的‘圣徒’，便不会有乡村，不会有城市，不会有我们的整个地球”^〔157〕。

“癌病房”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它的寓意在于作家通过对苏联具体历史语境下人们社会和心理状态的展示，显现出一个患有绝症而且“癌瘤细胞”正在四处转移扩散的国家机体。作家在描述人物在接受痛苦的治疗的同时，国家的社会肌体也在接受治疗。病房患者都读到了报上刊登的消息：最高法院的改组，马林科夫的被解职，贝利亚的被捕等。小说中叶莲娜·安娜托里耶芙娜，一个与科斯托格罗托夫一样经历过集中营苦难的医院女卫生员，在与奥列格的谈话中毫无畏惧地袒露出了自己的病情，但她更担心下一代对父辈历史的询问：“聪明的男孩会长大，会问起所有的一切——该怎么教育才好？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可是连成人都会为这真相痛苦不堪！”奥列格回答她说：“要把真相告诉他！”若无正义与道德来维系，社会将如同患有癌瘤的肌体一样，运行的法则将被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将会被扭曲。作家借用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中的话说：“每个人不是靠自顾自活着，而是靠爱。”拯救人身，拯救人心要靠爱，这就是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生命在迷途中，人在生与死的探索中应该遵循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