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巨匠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上，阿·马·高尔基是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伟大先驱，也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他的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可以说是现代俄罗斯民族之命运的一种独特的回声。他的思想和作品，他的深厚人文主义精神，都已成为俄罗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所及，早已越过了文学的和民族的疆界。这一切又使他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生平创作道路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щков，1868年3月28日生，1936年6月18日去世）生于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市的一个木工家庭。他幼年丧父，在开染坊的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仅上过两年小学。1878年秋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当过鞋店学徒、帮厨、装卸工、烤面包工人、杂货店伙计和车站守夜人等，主要依靠刻苦自学、漫游俄罗斯和在社会“大学”中学习而获得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92年，他以“高尔基”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由此走上文学道路。

高尔基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创作（1892—1907）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作品。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2）通过一对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和独立不惜舍弃爱情乃至生命的故事，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自由高于一切的主题。《鹰之歌》（1894）则借助搏击长空的鹰这一象征性形象，肯定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由三个故事组成，其中丹柯的故事最为动人。丹柯是传说中的勇士，当同胞们在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时，他毅然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困境的道路。不难看出，热情颂扬人追求自由的天性，讴歌人的价值、力量及牺牲精神，是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内容上的共同特色。

现实主义小说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其中又以“流浪汉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作家凭借着对流浪汉这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的熟知，喊出了他们的屈辱、挣扎、苦闷和希求，既未隐瞒他们的弱点和旧习，又揭示出他们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如在短篇小说《切尔卡什》（1895）中，作者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前者向往自由，落拓不羁，颇讲义气；后者则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胆小怕事。在二人合伙偷盗后瓜分所得时，加弗里拉企图杀害同伙，独占赃款。切尔卡什虽遭暗算受伤，却饶恕了加弗里拉，并把全部钱财轻蔑地扔给了他。《玛莉娃》（1897）、《奥尔洛夫夫妇》（1897）、《沦落的人们》（1897）等，也是高尔基流浪汉小说中的名篇。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一味美化流浪汉，而是真实地暴露出铅样沉重的生活在他们心灵上打下的不幸印记；他之所以一度把创作激情倾注到流浪汉身上，是由于他认为这些人在精神个性上远远高于那些浑浑噩噩、贪婪庸俗的小市民。

《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的同名主人公是百万家财的法定继承人，但他追求的却是一种摆脱金钱桎梏的、自食其力的自由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最后，这个完全正常的人被关进了疯人院。这是“黑暗王国”的统治者们对本营垒内部的一颗正直灵魂的扼杀。作品从这一角度揭示了旧俄社会的反人性特征。另一长篇小说《三人》（1900）则以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生活道路为线索，在更为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表现了“人与社会的冲突”，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于两世纪之交一代青年的生活与命运的思考，并有力地抨击了影响颇广的“忍耐哲学”。散文诗《海燕之歌》（1901）以象征和寓意的手法传达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表现了人民群众要推翻沙皇专制、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这篇作品问世之初就在广大读者中不胫而走，至今仍广为传诵。

1906年2月，高尔基离开俄罗斯，同年10月定居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在国外，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母亲》（1906—1907）。小说主人公之一巴威尔在历史大变动前的时代气氛的感召下，阅读“禁书”，接触先进知识分子，继而投身到由无数久被压抑的觉悟工人组成的队伍中，要以群体的力量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作家的社会批判激情，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合乎逻辑地孕育出了巴威尔这一叛逆性格。但贯穿小说始终的形象并非巴威尔，而是母亲尼洛夫娜。整部作品是以她的心理变化为情节主线的。小说所着重描写的，是这位备受欺压、软弱柔顺的普通劳动妇女逐步觉醒、投入斗争的过程。在作品所反映的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的准备阶段，这样的下层妇女为数尚少。作家顺应时代的思想潮流和审美要求，以生活现实为基础，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尼洛夫娜这一具有先进性的艺术形象，意在鼓舞那些尚未摆脱各种心理重负的人们，促进他们的精神自觉。

高尔基的早期创作，风格多样，色彩绚丽，激情充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呈现出以力度与气势取胜的基本格调和刚健明快、激越高亢的总体美感特征，而其基本思想倾向则是社会批判，并以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为指归。

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失败后，身在卡普里的高尔基所集中思考的，是俄罗斯的命运与前途。191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他热情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这一历史巨变又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注入他的思索中。政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1917—1918）就是这一思索的成果。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为拯救文化、保护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努力，本人却常常处于痛苦和矛盾之中。1921年秋，他再度离开俄罗斯，1924年定居于意大利索伦托。

这一时期（1908—1924）高尔基的创作，无论在思想指向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初，作家仍然通过自己的作品鞭挞专制黑暗势力（《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讴歌民众意识的觉醒（《夏天》，1909），并积极寻找新的精神武器，企图经由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忏悔》，1908），将他们的意志和情绪保持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所需要的高度上。然而，对革命失败的沉痛反思，却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不在于继续进行这种悲壮的努力，而是要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他创作了六大系列作品，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和四组短篇系列作品。

“奥库罗夫三部曲”是高尔基系统考察和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初成果，包括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和《崇高的爱》（1912，未完成）。其中，《奥库罗夫镇》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奥库罗夫人在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的种种反应，勾画出参加“闹事”和反对“闹事”的两部分人所共有的昏聩、愚昧和凶残，提供了俄罗斯小市民生活和精神心理特点的一个横剖面。《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则以同名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在农奴制改革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通过对奥库罗夫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的追寻，对小市民阶层进行了纵向剖析。作家以深邃的艺术洞察力，在对主人公科热米亚金悲惨、忧郁、无为的一生的描述中，透过奥库罗夫人的生活平静无波的表层，展露出它的巨大腐蚀性和毒害性。小说由此揭示了俄罗斯外省小市民的生活秩序和传统怎样经由一代代人而繁衍、延续，表明千百个奥库罗夫式的城镇如何卧伏在俄罗斯土地上，成为决定其基本面貌与存在方式的沉重砝码，从而触及了本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某些基本根由。

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是高尔基最有影响的作品。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形象是自传主人公阿辽沙。《童年》描述了阿辽沙从1871年父亲病逝到1879年母亲去世八年间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外祖父家的观感，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刻画了外祖父一家，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人物形象，再现了童年时代无数“悲惨的童话”。《在人间》以阿辽沙1879年秋至1884年夏走入社会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记述他先后在下诺夫哥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罗斯外省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幅。《我的大学》则展示了伏尔加河码头、喀山“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的小杂货铺及附近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的一个渔场作结，成为主人公1884年秋至1888年间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三部曲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彼此衔接，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是表现俄罗斯民族风情和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作品的生活气息浓烈，充满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更不乏作家直接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段落。这类文字，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诗行，往往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

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写有四组短篇系列作品。其中，《罗斯记游》（1912—1917）中的29个短篇从形式上看，接近作家早期的流浪汉小说；但在内容上却显示出新的特色。首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单一的流浪汉，而是包括手工业者、小铺老板、教堂执事、退役军官、破产商人、外省知识分子、破落贵族、菜园主各色人等，涉及社会各阶层；其次，作品的意义不限于社会批判，而在于从各个不同侧面揭示俄罗斯人的精神文化特征，且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部表现民情风俗、世态人心的著作。《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讽刺性写照。创作于十月革命后的《日记片断》（1924）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或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现实，或向记忆、向不堪回首的往事汲取诗情，均成为对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以上四组作品，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绘制出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俄罗斯生活风情画，展示了根植于这种生活土壤之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描画了一长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为世人认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化资料。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这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叙述语调，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共同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www.xing528.com)

高尔基的晚期创作（1925—1936）主要是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写的是农奴出身的麻纺厂主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待“事业”的不同态度和心理的变化。伊利亚是这个家族事业的创始人，兼有农民和新兴资产者的特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形成时期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长子彼得却对“事业”感到厌倦，向往安逸平静的田园生活，其人生观念、心理特征和生活情趣，都烙下了农奴制影响的深深印痕。其弟尼基塔的性格及其在自杀未遂后躲进修道院的结局，则折射出深受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农民无法理解和接受资本主义现实的悲剧。伊利亚的养子阿列克谢作为这个家族事业的实际继承人，具有新兴资产者要创业、要发展、要占有的特征和明显的政治意识，成为俄罗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中，阿列克谢的儿子米龙比父亲更有心计和手段，政治欲念更强烈，还主张全面欧化，表现出20世纪初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某些新特点。彼得的儿子亚科夫则除了动物式的享乐之外便一无所求。他的空虚和堕落、寄生性和孱弱症，既显示出俄罗斯资产阶级早衰的特征，又透露这种早衰的内在原因。可见，这部长篇通过这个家族三代人所构成的形象系列，揭示了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特点，勾画出俄罗斯资本主义尚未站稳脚跟便很快日落西山的命运。作品同时还使人们看到：这一切既为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又昭示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历史行程。

高尔基晚期创作的基本特点，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与稳健。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作家还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某些新鲜经验。这既表明高尔基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是不拘一格的，又显示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色。

在写作上述两部长篇时，身处国外的高尔基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现实。1924年列宁的逝世，曾给他以强烈的震动。1928年5月，他曾回到离别七年的国内小住，10月返意大利，以后每年（除1930年未回国外）几乎都在同一时期内往返一次，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他既为国内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伸张正义，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终于力不从心，于1936年6月18日逝世。

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既是高尔基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部史诗性巨著，又是作家长期进行民族文化心态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作品的中心人物萨姆金，出身于俄罗斯外省某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其父是一个曾被逮捕和监禁的民粹派知识分子。萨姆金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便到彼得堡某大学法律专业学习，不久即因躲避学潮而休学回家，担任一家报馆的编辑。这期间，由于同革命党人的接近，他曾被宪兵队传讯。后来，他又到莫斯科续读法律专业，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两次受宪兵队审讯。大学毕业后，他与一个名叫瓦尔瓦拉的女子正式结婚，并开始给一名律师当助手。1905年革命期间，他曾目睹一些重要事件和场面，也一度“被推进”起义者的行列，又“无意中”当过告密者。在革命高潮中，他曾避居故乡，却再次被捕，旋又获释。革命失败后，萨姆金与瓦尔瓦拉分手，迁居诺夫哥罗德，并短期旅居国外，回国后不久即迁往彼得堡，希望能在文学界或新闻界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地方与城市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前往里加了解难民情况，又到前线调查过军队给养遗失之事。二月革命时期，萨姆金曾试图有所动作，但始终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存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彼得堡时，他被密集的人群挤倒，践踏而死。

作品的副标题是“四十年间”。沿着萨姆金的生活轨迹，小说生动地记录了自19世纪70年代到十月革命前约40年间俄罗斯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各阶层人物，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国内到国外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多方位、多层次地表征出俄罗斯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整部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通过萨姆金观察、听取或参与各种场合、各个层次、各色人等的谈话和争论而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主张和见解。这些思想见解之间的矛盾，其内容的庞杂性、交错性和不确定性，其存在方式的别具特色，都反映出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丰富与贫乏，信仰的执著与危机，文化上的认同心理与排拒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对立统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俄罗斯人总是力求发现“一切原因的原因”，总是将智慧用于紧张的分析与探索上。这一文化心理特征鲜明地体现在这部作品对40年间俄罗斯社会精神生活史的描述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学者认为这部巨著是“1917年革命前40年间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学生活的缩影”，它“堪称20世纪的精神史”，“作为思想小说，达到最高成就”。

当然，萨姆金决不只是作品结构意义上的一个观察者。40年间变动着的俄罗斯现实，既是他的观察对象，又是他的性格和心理赖以生成的环境。他在各方面都是中等水平，却要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平凡；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却不愿受任何拘束，不愿尽任何义务。他对什么都不相信、不入迷，总是给自己披上一件超越于一切思想分歧之上的“怀疑论者”的服装。其实，他本身的思想有着明显的破碎性、庞杂性。他缺乏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明确的思想，但又不愿承认自己思想上的贫乏与空虚，反而要以一个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人自居，因而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碎片来拼合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只收藏各种流行思想的百宝箱。他缺乏对人的信任、尊重和爱，为人冷漠，甚至隐含着一种敌意；即便是对于妻子瓦尔瓦拉，他也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还具有强烈的嫉妒心，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愿让别人专美于前，常为别人的失败和痛苦而幸灾乐祸。他曾标榜自己对革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学时代，他曾装成“像是一个革命者的样子”，觉得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他又说学生运动“纯粹是感情用事”，工人运动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认为自己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令人尊敬。1905年革命期间，他“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勇气置身事外”，革命失败后他则说自己参与莫斯科起义“只能用地形学的原因来解释”。他始终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社会理想，更不会为任何一种革命而奋斗和献身。

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灵魂的意义。他的精神文化性格，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消极特征，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既表征出横跨两个世纪的40年间俄罗斯部分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又显示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高尔基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市侩化、小市民化的历史真实，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纵横俄罗斯外省和首都、乡村和城市的广阔背景，前后40年间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细节，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和色彩斑斓的活动场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俄罗斯生活中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重要现象，都被巧妙地编织进主人公萨姆金的“灵魂史”中，通过他的眼光和思维而得到了特殊形式的映现。作品中出现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教师、医生、作家、演员、报刊编辑、记者、大学生、工人、农民、渔民、手工业者、马车夫、扫院人、小市民、流浪汉、妓女、教派分子、律师、法官、警察、士兵、军官、哥萨克人、犹太人等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各种身份与职业的人物，几乎包举无遗。同时，众多的真实历史人物也出现在作品的巨大艺术画幅中。这些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并存，大量的历史场景与艺术画面的叠合，鲜明的编年史意识与深广的民族历史生活内容，使得这部作品有了一种长河浪涛般的气势和厚重的分量，一种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

作为“思想小说”，这部作品的基本情节构成因素，并非人物的行为、人物与人物之间行动上的冲突，而是人物的意识活动、精神世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思想矛盾、精神冲突。在诸多人物之间的复杂精神纠葛中，小说表现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美学、道德伦理等领域的各种思潮、学说、流派的交嬗演变，揭示出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面貌。即便是主人公萨姆金这个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读者也很少看见他的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缺乏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所决定的，但更主要的还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使然：高尔基所要表现的是主人公“灵魂的历史”，且要通过这一颗灵魂去观照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及其消长变化。这种构思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含量和理性色彩，又使得作品中出现了大量议论和谈话，从而造成一般读者审美接受上的某种障碍。

在人物形象刻画中，作家广泛运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心理分析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联想、潜意识，或以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危机和意识流程。如作品多次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或幻觉来刻画其内心状态。在这种梦幻情境中，萨姆金往往被分成三个、四个或者更多的“他”，这些“他”之间往往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中每一个“他”都显示出这个人物内心面貌的某一侧面，并从总体上表现出他的意识结构的支离破碎，他的性格和心理的深刻内在矛盾。这种手法的运用，往往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远胜过一般冗长的心理分析。

善于运用对照的方法，在人物与人物的相互比照中显示形象的性格特征，是高尔基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这一常用手法发展为“镜子般的结构原则”，即中心主人公萨姆金处在众人当中，好似站在多面镜子中间一样，每个人物（每面“镜子”）都把萨姆金性格的某一侧面映照出来，同时又在萨姆金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作品中萨姆金的同辈人物，如贵族遗少图罗博叶夫，资产阶级的“浪子”柳托夫，妇女问题研究者马卡罗夫，流浪汉、无政府主义者伊诺科夫，小市民型的人物德罗诺夫，色情狂莉吉雅，商人兼宗教团体头目玛琳娜，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库图佐夫等，都如同一面面放置在不同角度的镜子，环绕在萨姆金周围，分别映现出他的某一精神特点，共同参与对这一中心主人公进行“立体摄影”的任务，使他的性格特征充分地、全方位地表现出来。在作品的庞大艺术形象体系中，众多的人物既是作为独立的社会心理形象而存在的，具有艺术上的不可重复性，又在总体上构成主人公萨姆金的灵魂史得以展开的广阔背景，有力地烘托出萨姆金作为“这一个”的心理个性。凡此种种，均表明高尔基的这最后一部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