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简史：维索茨基的生平及贡献

弗·谢·维索茨基是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弹唱诗的重要代表，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多面手。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活跃于诗歌、音乐、戏剧、影视领域，从事创作和表演，展示出横溢不竭的才华，深受俄罗斯人民的喜欢、爱戴和尊敬。他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生平创作道路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е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生，1980年7月25日去世）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母亲从事翻译工作。维索茨基的童年在莫斯科度过，卫国战争初期曾随母亲撤退到乌拉尔地区，两年后回到莫斯科。1947—1949年间，维索茨基到父亲服役的德国埃伯斯瓦尔德市居住，并随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学习音乐。回到莫斯科后，维索茨基继续在父亲家生活了六年，之后搬到了母亲家。1956年中学毕业后，维索茨基考入了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附属表演学校，从此他便一生与戏剧结缘。

维索茨基起初在普希金剧院表演，后来转到小品剧院，显示出极强的表演才能。1964年他转入塔甘卡剧院，从此迎来了戏剧表演事业的迅速发展时期。他在那里塑造了一系列经久不衰的形象，如《伽利略的一生》中的伽利略、《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樱桃园》中的拉伯兴、《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伊洛夫等。尤其是对哈姆雷特一角的全新演绎，被认为是维索茨基戏剧表演方面的不朽杰作。他把哈姆雷特诠释为一位深知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代人，为着崇高的道德品质而战，为着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而战。这个角色他演了将近10年，共计300余场，其间哈姆雷特似乎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成熟，从一个狂放不羁、充满激情的青年人变成孤独凝重、忧郁沉着的成年人。自1959年起，维索茨基还参与影视表演。他总共拍摄了近30部影视作品，虽然没有戏剧作品那样走红，但是也为世人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形象。比如根据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决斗》改编的电影《糟糕的好人》（1973）中的冯·科林一角，维索茨基栩栩如生地表现出这个外表平静的动物学家内心深处的激情和躁动，表现出主人公被这种虚假的狂热所俘虏、折磨直至压垮的过程。1979年拍摄的《见面地点不得改变》中的刑侦队长热格罗夫和1980年拍摄的《小悲剧》中的唐·胡安是维索茨基的电视剧代表作。此外，维索茨基还录制过几部广播剧。

维索茨基于60年代初开始写歌，他的歌曲创作是和戏剧表演不可分割的，许多歌曲被收入影视作品或者专门为影视作品而作，比如《女攀岩运动员》（1966）、《儿子们远赴战场》（1969）、《任性的马》（1972）、《走向天堂叙事曲》（1973）、《黑眼睛》（1974）等。维索茨基一生写有600余首诗，内容广阔、内涵深刻，他伴着吉他巧妙机智地唱出了那个时代难以唱出的肺腑之言和潜在真理。他的弹唱诗生涯是在奥库贾瓦的影响下开始的。维索茨基曾在一次演出中说：“我听到奥库贾瓦的演唱后突然明白了，这种方式——就是用吉他的节奏配合诗歌的讲述，不是用旋律，而是用节奏——可以加强我已经在从事的诗歌创作的力量。”^〔46〕起初，维索茨基只是在塔甘卡剧院的好友中间演唱，后来，通过演唱会、录音卡带、唱片等形式，他的弹唱传到了全国各个角落。

在1968—1969年间，维索茨基遭到一些报刊文章的攻击，不但否认他的作品的艺术性，而且指责他的诗歌缺乏崇高的思想性和真正的公民感。接着，他的名字便被官方定为禁论对象。许多电影角色不再由他出演，也不再用他的歌曲作为主题歌和插曲，他的一些戏剧演出设想也相继搁浅。直到1972年，他与第三任妻子，俄裔法国女演员玛丽娜·弗拉迪结婚后，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法国、加拿大、德国、美国等地演出，他的艺术之花才得以重新绽放。他在国内外的不可遏止的名望使得官方只能对其缄默批评之口。组诗《自旅途日记》中的第一首诗《送别短暂，期盼无边》发表在诗歌选集《诗歌日——1975》中，这是维索茨基生前公开发表的唯一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维索茨基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也成为千万民众敬仰的对象。在他逝世后，有上万人自发地来为他送别，在莫斯科的瓦甘科夫墓地竖立的纪念碑前，常年摆放着纪念他的鲜花。他的诗集、关于他的文章和书籍，也终于在他身后纷纷问世。

弹唱诗创作

维索茨基的弹唱诗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它是与戏剧表演同时或者交替进行的。第一个阶段为1961—1964年。这一时期诗人主要倾向于使用民间“黑话”语料写一些流行歌谣，通过暗含的讽刺来表达对作品中的人和事的态度。这一时期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牢狱”。诗人并没有着意再现牢狱生活的细节，而是从一种哲理和伦理思考的角度，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出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的问题。这种讽刺有时是以嘲讽和模仿的口吻，如《纹身》（1961）、《城市浪漫曲》（1963），有时是以戏剧性讲述的语气，如《未婚妻为我而真心大哭》（1963）、《伙伴们，给我写信》（1963）等。有意思的是，能够听懂这些歌曲、认同这些歌曲的并非真正的醉鬼、惩戒兵和罪犯，与之产生共鸣的更多是些文化人，这也就使得后来官方对他那种格调不高的指责站不住脚。

第二个阶段为1964—1968年。维索茨基的诗歌题材和风格在这一阶段均有所扩展。除了对政治事件的含蓄反应，对个人生活事件的感受和讽刺小品性的速写以外，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童话和反童话题材的诗歌，如《说鬼》（1966）、《野猪》（1966）、《不幸的童话主人公》（1967）等。幻想题材和体育题材也开始进入诗人的创作空间。最为突出的是，1966年维索茨基在拍摄电影《垂直线》时，为它创作的一组“登山”歌曲，包括《冲向顶峰》、《朋友之歌》、《军人之歌》等，其中的抒情成分颇为突出，所传达出的友谊、信念、意志等精神的力量使这些歌曲超越了电影插曲，成为一首首独立的经典之作。随着诗人与玛丽娜·弗拉迪的相识，这种抒情成分变得愈发浓烈，许多诗歌专门为玛丽娜而作，如《水晶屋》（1967）、《也许——冲着屋里唱起歌》（1968）等。1968年，诗人以《猎狼》一诗来回应报刊上的不公正批评，诗中个人命运的悲剧声音提升到了全社会的高度：

……

和狼群玩着不平等游戏的

猎人们，手却不会发抖！

先用小旗圈住我们的自由，

打起来坚定又有准头。

狼可不能把传统背弃！

看来，童年时——我们这些狼崽——

不懂事的东西，吸着母狼的奶

也吸进了一句：不许越过小旗！

看——开始猎狼了，猎得正欢

冲着灰色的猛兽——母狼和小狼。

猎人们喊声连天，猎狗们狂吠不断，

雪地上洒满鲜血，还有小旗的红斑。

……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首作品成为一种形象化的艺术文献，反映出持续时间不长的“解冻”时期行将结束，社会上的反民主倾向已经加速形成，俄罗斯和人民的命运将再次经历严峻的考验。

第三个阶段为1968—1973年。由于来自官方的阻力，维索茨基在小说、电影剧本、儿童题材的长诗等领域的创作尝试均未能实现。直到1970年，塔甘卡剧院排演《哈姆雷特》，维索茨基的艺术生涯才有了转机。这一题材不仅为维索茨基的戏剧表演事业提供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为他的诗歌创作孕育了新的主题和风格。诗人的作品频繁地触碰到生与死、人的使命和责任、人与人的相互关联等问题，这些问题又都与“哈姆雷特”主题相呼应。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72年所作的《我的哈姆雷特》一诗。诗人采用抒情独白的形式，透过哈姆雷特的形象，在诗中表达了对自己和同时代人命运的哲理性思考：

……(www.xing528.com)

我日渐成熟，也日渐愚蠢，

我错过了家庭的阴谋诡计。

我不喜欢那个世纪，其中的人

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于是躲进了书里。

我的大脑，如蜘蛛般贪求着知识，

它试图理解一切：运动和僵死。

但是思想和科学得来无益，

当它们处处遭到驳斥。

……

除了哲理性的抒情诗，维索茨基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一些叙事曲，包括哈姆雷特主题、爱情主题以及战争主题。战争是维索茨基从未间断过的诗歌创作主题，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人，无法也不应该忘记战争。维索茨基对战争题材诗歌的处理与奥库贾瓦不同。奥库贾瓦以感伤亲人离别和家庭破碎来烘托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悲剧，维索茨基则突出表现士兵的力量，从纤夫、勇士、巨人之力，到哪怕是一个小兵的微薄之力。他的战争主题诗歌在这一时期更加成熟和深刻，代表作品有《大地之歌》（1969）、《他没有从战场上归来》（1969）、《我们转动地球》（1972），等等。无论哪种题材，诗人一如既往地在诗歌中显示出意志和力量，同时也传达出更加厚重的悲剧声音。

第四个阶段为1973—1980年。这是诗人创作个性最为成熟的阶段，题材视野极其开阔，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人群，对即使细微的情节也能够进行深刻的阐释。这一时期诗歌的中心主题是命运，从个体的命运到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诗歌形式除了先前已经出现的独白、叙事曲之外，又增添了寓言性诗歌，如《两种命运》（1975—1977）、《关于真话和谎话的寓言》（1977），等等。这些充满忧郁感的寓言诗，酷似苦涩的真实生活，令人心灵震颤的同时思索人生的真谛。诗歌语义的双关、形象的多侧面、讲述的多层面等特点，还赋予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以启示录的色彩，如《天堂苹果》（1977）、《我倔犟地沉向水底》（1977）、《我命中注定，要达到极限点，走上十字架》（1977），这也成为诗人对自己生命即逝的一种预言。

通过与奥库贾瓦弹唱诗创作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维索茨基弹唱诗的艺术特色。首先，奥库贾瓦所唱的是一个真实的“我”，是在坦陈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而维索茨基所唱的是带着一张张面具的“我”，如同演员一般，展现出千人、千面、千种感受，任何阶层和行业的人，都可能成为他的诗歌“角色”，比如酒鬼、小市民、运动员、飞行员、矿工、铁匠、小偷、司机……他甚至能把物拟人为主人公，如轮船、飞机、麦克风，等等。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维索茨基就化身为那个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我”，而他所灌注的那种真挚和热烈的感情，通过第一人称的讲述，令人备感真实。

其次，由于戏剧舞台和影视表演对维索茨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歌篇幅相对较长，像戏剧那样具有更强的情节性，以及铺陈、展开、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如果说奥库贾瓦的诗歌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思索、更多的隐含义和转义，那么维索茨基的诗歌则是突出直白的情节再现和情感宣泄，通过描写低俗、肮脏、令人生厌的现象来烘衬出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渴望。奥库贾瓦的诗歌伤怀成分较多，而维索茨基的诗歌即使在讲述悲剧现实的时候也保持着一种昂扬的力量，他的主人公常常是奔向山间、天空和辽阔的大地，以此号召人们征服顶峰、跨越障碍、克服恐惧和卑琐的心理。

第三，从诗歌语言来看。奥库贾瓦和维索茨基都擅长采用民间口语，通过拟人、夸张手法制造荒诞感和戏剧性，但是前者更多地注意到传统诗歌的语言结构和韵律特点，比较讲究艺术加工，而维索茨基则在荒诞性、戏剧性、口语化上更前进了一步，广泛地使用粗话、俏皮话和谐音双关、悖论等手法，来加强轻松、滑稽的效果。在这种表面含义的“掩护”下，引起对敏感、深刻、尖锐的内容的联想，在逗人发笑的同时，唤醒人们的良知。比如《早操》（1967）一诗。全诗似乎在讲人们跟着口令做早操这项普通的活动，但是到了最后一段，却令人豁然悟出了诗歌的真意，即所谓的“进步”，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

坏消息并不可怕——

我们以原地踏步作为回答，——

即使初学也能胜利。

美就在踏步的人中间！

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

原地踏步令所有的人

称心如意。

最后，从音乐风格方面来说。奥库贾瓦的弹唱更像城市浪漫曲，注重旋律和抒情，是一种较为含蓄的、柔和的表达，吉他伴奏以和弦为主，通过传达心灵的痛来强调作为个体的人性的完整，宣扬人的美好品质。维索茨基与其说是在歌唱，不如说是在说唱，甚至喊叫和嘶吼，他的吉他伴奏多为击弦，似一声声重锤的敲击，与他那沙哑的嗓音一起，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遭受了践踏和侵害的男性尊严和力量，以及因此而感到的直观的身体之痛。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时代环境的隐在反抗。

维索茨基既是一位走红的演员和歌手，也是一个体现着人民的良心和真理的化身的人。诗人自己也曾表示他创作的目的在于传达“人性的焦急”，以此来“帮助精神上的完善”。在维索茨基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许多诗人立即到商店里买了酒，聚集在一起，边喝酒边做诗纪念他。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纪念方式。其中沃兹涅先斯基的一首四行诗，寥寥数词却一语中地，道出了维索茨基粗俗之中的伟大：“为这个能言善辩的盗贼／嚎哭吧，俄罗斯／外面是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