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叶赛宁：俄罗斯文学简史的第五节

谢·亚·叶赛宁是20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叶赛宁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充满了对大自然，对祖国的赤子之爱。他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把上至宇宙，下至人心的一切都作了诗的探索和理解，在短短30年的生命旅程中，他为后世留下了近四百首抒情诗及十几部叙事诗。从他的诗中，既可以聆听到时代脉搏的律动，也可以透过呈现于其中诗人内心世界的万千波澜，体味到人生的哲理、爱的情怀、青春的活力和人类永恒的快乐与悲哀。他的诗不仅是俄罗斯诗歌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生平创作道路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сенин，1895年10月4日生，1925年12月28日去世）出身于梁赞省梁赞县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5岁学会了认字，9岁就开始写诗。1904—1912年在康斯坦丁诺沃乡村小学和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写了三十多首诗。那时的诗虽多模仿民谣或效法前人，但其中已不乏一些“天才的诗句”：“朝阳像殷红色的水流，／浇灌在白菜地的畦垄上，／那里有棵幼小的枫树，／吸吮着母亲绿色的乳房。”（1910）

1912年叶赛宁来到莫斯科。1914年，发表处女作《白桦》。此后，他的诗开始频频出现在莫斯科的各种报刊上。

1915年春，为了寻求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叶赛宁移居彼得堡。他拜见了大诗人勃洛克，并结识了С. 戈罗杰茨基、Н. 克留耶夫、Д. 梅烈日科夫斯基、З. 吉皮乌斯、А. 别雷等诗人。其中克留耶夫对他影响最大，他一直视克留耶夫为自己的老师。他早期的抒情诗还受到И. 苏里科夫、И. 尼基钦、С. 德罗仁等农民诗人的影响。但叶赛宁的创作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俄罗斯乡村既是现实的生存环境，又是理性的精神故园。诗中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内心世界虽然简朴、自然，但并不丑陋、愚昧，而是充满了质朴、单纯、宁静的美，又略带一点忧伤的韵味，极富魅力。有的研究家指出，“叶赛宁仅在一个层面上是乡村诗人，而在更深的层面上，他是全俄罗斯的诗人，民族—宇宙诗人……乡村，这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宇宙在后工业时代可能消亡，但叶赛宁的乡村象征意义的影响却不会消失，因为它与俄罗斯心灵最原始层面的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24〕因此，叶赛宁的创作不仅超越了以克留耶夫为代表的“乡村诗人”（即“新农民诗人”），也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

1816年，叶赛宁的第一部诗集《亡灵节》问世。“亡灵节”是悼念死者的祭祀节日，同时它也会使人联想到一系列的民歌——迎春歌。这部诗集里的诗的确有着民歌的特点：歌曲般的结构、质朴的语调、取自民间歌谣的旋律格式。它们直接来自泥土，散发着田野的芬芳，俄罗斯乡村的一切：大自然的日月星辰、云雨风雪、河湖草木和乡村的木屋与教堂、劳作与欢娱、家畜与野禽，乃至柴米油盐，在诗人的眼中都是诗，都是他吟咏的对象。难怪高尔基称诗人叶赛宁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一架风琴”。^〔25〕

至此为叶赛宁创作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来到城市，是为了谈一谈自己对古朴生活的挚爱，谈一谈它那朴素的美”。^〔26〕虽身处城市文明的包围之中，但他与自然之间的脐带尚未被异化的锈剪子所断，他的诗中依然能够流进大自然“那棕黄色母牛的乳浆”，因而回荡着欢快的旋律，传达出安详、和谐、明朗的基调。

1917—1919年为叶赛宁创作的第二阶段。十月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叶赛宁如沐春风，无比振奋，感到“庄稼汉的天堂”就要降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了，“我们的时代来临了”。他诗如泉涌，1917—1919年间，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抒情诗和一组微型叙事诗，并出版了《天蓝色》（1918）、《变容节》（1918）、《农村日课经》（1918）等三本诗集。他热情讴歌“天上和人间的革命”，把革命看作是对人间的一次新的洗礼。然而，应指出的是，尽管叶赛宁“全部身心都在十月革命一边”，但他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理解革命的，因为他与农村、与农民的内心世界是一体的。他“把革命理解为对世界的一种精神上的改变”。^〔27〕诗人借用《圣经》的形象、宗教传说和神话题材，运用宗教词汇，描写社会事件。“使普天下和解”，建立农民的人间天堂是他的社会理想。1917—1919年间的作品，尤其是微型叙事诗，如《同志》（1917）、《悠扬的召唤》（1917）、《决裂》（1917）、《八重赞美诗》（1917）、《降临》（1917）、《变容节》、《乐土》（1918）、《约旦河的鸽子》（1918）、《天上的鼓手》（1918）等，集中反映了诗人对革命的乌托邦式的思索。对于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宗教性，叶赛宁后来解释道：“它是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在文学活动初期与之交往的那个圈子的环境使然。”^〔28〕只要我们想一想叶赛宁笃信宗教的外祖母，家中常年不断的朝圣者，外祖父的圣经故事，外祖母拖着年幼的他步行40俄里到拉多维兹克修道院去的情景，教会学校的经历以及步入文坛后所受的形形色色的影响，我们就无法不同意诗人的自述。

但形势的发展很快使叶赛宁明白了，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与他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完全不同。他看到，农村生活在瓦解，饥饿和衰败在全国蔓延，过去文学沙龙里的常客如今很多人都流亡国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于是，他高涨的热情和期盼被不知所措和迷惑不解所取代。在精神苦闷之时，他加入了意象派，还被拥为该派的领袖。他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玛丽亚的钥匙》（1919）一文中。但实际上，他与意象派诗人在对待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后来在《生活与艺术》（1921）一文中，他批评了意象派把视觉譬喻看得比生活内涵还重的错误倾向。意象派对他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助长了他的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

1920—1923年为叶赛宁创作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抒情诗反映了诗人的痛苦心态。“我现在很是忧伤，历史正经历着一个扼杀活人个性的痛苦年代，正在进行着远非我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29〕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1923）和长诗《无赖汉的国度》（1922—1923），对农民与政权、农民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入的思索。在抒情诗中，则出现了城乡对立的主题，这是自然与异化的矛盾，是叶赛宁对新与旧日益尖锐的冲突的独特理解。叶赛宁来自乡村，来自自然。乡村对于他是生命的起点、心灵的驿站、灵感的源泉、理想的归宿，总之，是他的一切。对乡村的俄罗斯，他“爱得心里又痛又喜欢”。面对乡村的厄运，他愁肠百转，痛惜象征着乡村的红鬃小马驹，无论怎样奋蹄狂奔，都追不回逝去的美好时光，终逃不脱被“铁马”战胜的悲剧命运，诅咒该杀的“钢铁客人”打碎了他宁静和谐的精神故园：

毁灭的号角吹响了，吹响了！

……

你瞧它，腆着铁的肚皮，

将巴掌朝平原的咽喉伸去。

……

这可怕的使者走着，走着，

用密林的脚掌把一切践踏。

伴着麦秸里青蛙的尖叫，

歌声越发缠绵扰人。

……

好一场钢铁的寒热病，

使农舍的木肚子颤动！

……

去你的吧，该杀的客人！

我们的歌跟你永不会合拍。

……

《四旬祭》（1920）

叶赛宁以其天才的敏锐直觉和诗人的洞察力，意识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和传统精神价值的毁灭性冲击，预见到现代文明将带来生态失衡、人的物化等恶果。在这种种恶果已经充分显示并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今天，叶赛宁的天才预见和忧虑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并发出高尔基那样的慨叹：“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晚了，或者说实在是太早了。”因为面临毁灭的正是他全身心热爱的，是他的根，所以，他无法不为那正在逝去的“田野的俄罗斯”、“麦秸的俄罗斯”、“木头的俄罗斯”哭泣：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

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

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

……

不久将走出个铁的客人，

踏上这蓝色田野的小道。

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

将被黑色的掌窝收掉。

这是无生命异类的手掌，

我的歌有你们就难生存！

……

那根打更的梆子很快要

把我的十二点轻轻鸣报。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1920）

即将失去根基的预感，使瑟瑟的秋意和死亡的主题开始出现在叶赛宁的抒情诗中。

我不叹惋，呼唤和哭泣，

一切会消逝，如白苹果树的烟花，

金秋的衰色在笼盖着我，

我再也不会有芳春的年华。(www.xing528.com)

……

在世上我们谁都要枯朽，

黄铜色败叶悄然落下枫树……

生生不息的天下万物啊，

但愿你永远地美好幸福。

《我不叹惋，呼唤和哭泣……》（1921）

这首诗将青春不再，难逃枯朽的悲剧气氛与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达观精神糅合在一起，“哀而不伤”，深得普希金晚期抒情诗的精髓，是一部传世之作。

然而，这样柔和的抒情就像溺水前的挣扎，终被黑色的泥潭淹没。在失落、抵触、惶恐、绝望的情绪支配下，加之那些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意象派诗人推波助澜，叶赛宁常常出入小酒馆，混迹于酒徒、吸毒者、妓女之间。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4）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精神危机，如在《啊，如今一切都已定了……》（1922）中他写道：“……在这个可怕的巢穴里边，／喧哗和吵嚷响成了一片，／我却通宵给妓女朗读诗篇，／还跟歹徒们一道酗酒寻欢。／……”

在这组诗中，叶赛宁“剖开自己柔嫩的皮肉”，“毫不隐讳地记下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活动和每一个想法”。^〔30〕它们既宣泄了诗人苦闷、落寞、自暴自弃的情绪，也回荡着抗争，力图自拔、不甘沉沦的呼喊。但总的说来，这些诗格调低沉，情绪颓丧，内容卑俗，让人感到叶赛宁“虽然仍是一位非常富有独创精神的抒情诗人，却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无赖”。“他之所以耍无赖，是出于绝望，出于对毁灭的预感，同时也是出于对城市的报复。”^〔31〕大自然明丽的诗神迷失在莫斯科乌烟瘴气的小酒馆中，“纵酒滥饮，两眼迷茫”，“蓝色的五月，淡蓝色的六月”如今都已成为醉眼朦胧中依稀闪现的追忆。这从这个时期的诗被冠以《无赖汉的自白》（1921）、《闹事者的诗》（1923）等标题上也可略见一斑。这些诗在诗人死后的1926—1927年被指责为“叶赛宁情调”，遭到有组织的批判，也结出了诗人的作品被打入冷宫的恶果，直到60年代末才被有识之士从尘封状态中挖掘出来。

1922—1923年，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结婚后的欧美五国之旅，对叶赛宁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脸对着脸，／面容难辨，／大事远看才可见。”（《给一个人女人的信》，1924）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铁的密尔格拉德”，切身体验了它物质文明的先进和精神文明的匮乏，认识到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祖国发生的一切变化有了新的理解。

1924—1925年是诗人创作的最后阶段，也是他在经历了黑色的精神危机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期。两年里，诗人先后造访了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和高加索，看到“村民贫困的不起眼的生活／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回乡行》，1924），面对祖国的新貌，他“充满对工业实力的理想”，赞美“巴库的街灯／比星星更美丽”（《斯坦司》，1924），写下了《列宁》（1924）、《26人颂歌》（1924）、《伟大进军之歌》（1924）、《三十六个》（1924）等满怀激情的时代颂歌，但同时也感到自己在新生活中不被需要，“在自己的祖国仿佛成了异国人”（《苏维埃俄罗斯》1924），在许多诗篇中流露出孤独失意、悲观绝望的情绪，因为叶赛宁无论是做人还是写诗，始终是一个真实的，“心不会说谎”的人。也许正是诗人的率直性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1925年12月28日，叶赛宁被特工人员谋害于他下榻的旅馆，并将谋杀伪装成自杀，直到20世纪90年代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在叶赛宁晚期抒情诗中，《波斯抒情》（1925）和冬日组诗是最重要的篇章。它们抒发了真挚的情感，闪耀着哲理的光辉，无论在思想、情绪和艺术表达上都呈现出炉火纯青的成熟迹象，是诗人抒情诗集大成之作。

组诗《波斯抒情》写于1924—1925年，对大自然、祖国、爱情、诗人的使命的思索将独立成篇的15首抒情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明朗、欢快的笔调，温馨、浪漫的色彩，描绘了一个象征着心灵之宁静的蓝色的理想国。神游于充满异国情调的诗的国度——波斯，诗人“旧日的伤痛平复了”，他与银钱兑换商讨论爱情，向波斯姑娘莎甘奈讲述自己黑麦的故乡；他劝人们“尽情地生活，尽情地爱”，他说做一个诗人，“就要剖开自己柔嫩的皮肉，用情感的血液抚慰他人的心房”。面对痛苦和挫折，“让我们再汲足新的力量”，因为“大地上淡紫色的夜晚仍旧永远无比地美好”。可见，诗人的心依然滚烫，情依旧激越，但多了一份豁达与成熟。

而在创作于1925年秋的冬日组诗中，这一份豁达与成熟升华为一种超然，归于一种平静。心灵如同大自然一样，在经历了春天的鼓胀、萌芽，夏天的热烈、勃发，秋天的萧条、顽抗之后，步入了冬天的朴素、安静。冬日组诗描写的既是俄罗斯的冬天风景，但更是诗人的心灵状态：

……

应当生活得轻松，单纯些，

对宠辱得失都与世无争。

因此树林的上空才惊呆着

这呼啸的风，银白的风。

《呼啸的风，银白的风……》（1925）

在冬日组诗中，写景与抒情常常站在哲理的高度，蕴涵着对人生的概括和总结：

暴风雪急急地漫天飞旋，

他人的车马飞驰在田间。

陌生的青年驾着三套车。

哪里有我的幸福和欢乐？

我也驾过同样疯狂的车，

一切在急旋的风下失落。

《暴风雪急急地漫天飞旋……》（1925）

大自然在叶赛宁的笔下重又恢复了鲜活的生命，“蓝色的幸福”再次回到他的诗中。

听，奔跑着雪橇，雪橇在奔跑。

偕恋人失落在田间好不逍遥。

当铃声在光裸的原野响起了，

欢快的微风羞羞答答胆儿小。

啊，你，雪橇！我的浅黄色骏马！

沉醉的枫树在林间空地欢跳。

“这是怎么啦？”我们驶近它问道，

我们仨便跟着手风琴一起舞蹈。

《听，奔跑着雪橇，雪橇在奔跑……》（1925）

叶赛宁晚期抒情诗达到了诗物我难分的境界：在著名的诗篇《金色的丛林不再说话了……》（1924）中，诗人以金色的丛林自比，而从另一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向大自然的回归：“像吉普赛提琴，暴风雪在哭泣”；“凋零的枫树”，“挂满冰花”，“像个喝醉的更夫”，“在雪地里把自己的腿冻僵”。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回归平静与和谐，对于心灵饱经风霜的过来人谈何容易。反映诗人内心人鬼交战的叙事诗《黑影人》（1925），从心理剖析的角度，艺术地表现了诗人对平静的渴望与难以如愿的悲剧。直飞向黑影人鼻梁的拐杖打碎了镜子，也宣告了悲剧的高潮与结局。

叶赛宁的抒情诗是俄罗斯诗歌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它们从民歌、民谣中汲取了养分，在节奏、旋律、结构及形象等方面都颇具民歌的特征；它们拥有十分丰富而又独特的意象和绚丽如彩虹一般的色彩，散发着大自然的芬芳；它们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所吟咏的一切都被诗人赋予了生命和灵气，都被诗意化了；它们是那么的质朴、纯净，浑然天成，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它们情浓意真，有着孩童般单纯与率真的情思，却又始终笼罩着薄雾般淡淡的哀愁。

长诗《安娜·斯涅金娜》

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是叶赛宁叙事诗的代表作，诗人自己称之为“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它以诗人1914年和1918年两次回乡的现实事件为基础，以自己和旧相识卡希娜为原型，用诗人擅长的抒情笔调描绘了“一个著名的诗人”在1917年夏回故乡梁赞农村休假时与自己的初恋情人安娜·斯涅金娜见面的情景，以这一抒情性情节为主线，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农村的革命改造等历史性画面。

抒情主人公“我”，即“著名诗人”谢尔盖，17岁时曾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当他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个玩偶，在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冲向自己亲近的人开枪时，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大炮”，扔掉了步枪，决心以后“只在诗中战斗”。二月革命时，А. 克伦斯基又驱使人民去当炮灰，“我”“是国内的第一个逃兵”。“我”在回乡的途中，听车夫说起富裕的拉多沃村和相邻的穷村克里乌沙村之间的纠纷，克里乌沙村一个叫普隆·奥格洛勃林的农民用斧头劈死了村长。拉多沃村的磨坊主热情地接待了“我”。同村住着一户女地主，“我”16岁时曾与她的女儿安娜相恋，故地重游，“我”不禁又想起那“穿着白色披肩的姑娘”。“我”去邻村拜访，村里人把“我”当作自家人，向“我”提出他们的疑问：老爷们的土地会不会无偿地交给农民？如果不给，那我们在战场上拼杀到底是为了什么？安娜这时已嫁了人，得知“我”回来了，前来看望。奥格洛勃林托磨坊主捎个纸条给“我”，让“我”和他一道去向斯涅金娜讨要土地。正赶上安娜得知丈夫的死讯，悲痛万分，“我”被安娜赶了出来。不久，十月革命爆发了，奥格洛勃林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要在村里建立公社，他的弟弟率先去抄了斯涅金娜的家，安娜只好背井离乡，临走向“我”告别时为她的无礼道了歉。随后，“我”也去了彼得堡。又过了六年，“我”收到了磨坊主的信，信中说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奥格洛勃林已于1920年被邓尼金的队伍击毙了。“我”再次回乡，磨坊主转交了安娜的一封英国来信，诉说了她对家乡的思念，并告诉“我”：“你对我而言依旧像过去一样可爱／就像祖国和春天。”

长诗塑造了诗人谢尔盖、贵族地主的女儿安娜、农民革命家普隆·奥格洛勃林和他的弟弟以及富农磨坊主夫妇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社会动荡中的遭遇和命运。谢尔盖自幼生活在乡村，在富农的教养下长大，与地主家的女儿相恋，对战争、流血和破坏非常反感，追求美好的爱情和崇高的精神生活。他成为著名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割断与故乡、与农村生活和农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他1917年和1923年两次重返故乡以及磨坊主夫妇和农民们把他当作自家人来看待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安娜是贵族之家的代表，她珍视感情，深爱自己的丈夫，以至于听到他的死讯后痛苦得难以自持；对与初恋情人谢尔盖之间的爱情她也同样不能忘怀。在农民抄了她的家，她被迫流亡国外的境况下，她对故乡依旧充满了思念之情，没有因命运的不公而心怀怨恨，相反，她在给谢尔盖的信中提到，她常常下意识地去码头，眺望船上飘扬的苏维埃的红旗。在她的意识中，祖国、春天和所爱的人就是她对美好的全部理解。在磨坊主夫妇身上则体现了传统的俄罗斯民族特性，他们好客，善良，能干，遵循古老的道德规范，过着殷实的日子。而普隆·奥格洛勃林这一形象是苏维埃文学中最早的农民革命家形象之一。诗人通过普隆·奥格洛勃林和其他农民形象，在俄罗斯诗歌中首次探索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命运。虽然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被政治左右着命运。

《安娜·斯涅金娜》继承了普希金的文学传统，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它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在结构上，这部长诗与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一样，也采用了民歌的环形结构方法，第一章的结尾与最后一章的结尾基本相同，只改动了一个词。这样的结构方式，加之诗中引入了不同人物的不同风格的言谈，如车夫、磨坊主、磨坊主的老伴儿、安娜、普隆、普隆的弟弟等人的话，使长诗的语言生动，非常口语化，而且还夹杂着不少俗语和方言，赋予了长诗一种民歌的格调。与此同时，这多种声音对同一个社会历史事件进行讲述，使得事件获得了多角度的描绘，从而更加真实可感。此外，长诗《安娜·斯涅金娜》还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体现了诗人在叙事中抒情的特殊才能。

叶赛宁的诗，水晶一般剔透澄澈，钻石一样恒久珍贵。在诗歌艺术上，他继往开来，大胆探索，以其对普希金、柯尔卓夫、费特、勃洛克、克留耶夫以及民间文学的综合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苏联时代与马雅可夫斯基传统相互补充的叶赛宁传统，影响了几代苏联诗人，尤其是伊萨科夫斯基和以鲁勃佐夫为代表的静派诗歌。叶赛宁的诗在诗化祖国，诗化大自然，诗化人的情感生活等方面作出了开一代诗风的贡献。因此，尽管遭到有影响的人的抑贬长达40年之久，但因为是来自生活，直通人心的真正的诗，所以叶赛宁的诗不仅没有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中，而且将永远放射其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