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简史：亚·亚·勃洛克的贡献

亚·亚·勃洛克是俄罗斯20世纪伟大的抒情诗人、剧作家、政论家，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最光彩夺目的代表。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体现了他一生的内在精神探索，而且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脚步声，传达出动荡年代的社会风貌。在艺术技巧方面，他的创作也对20世纪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赫玛托娃认为，勃洛克是“白银时代”诗人最典型的代表。马雅可夫斯基指出：“勃洛克的诗作标志着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3〕

生平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年11月16日生，1921年8月7日去世）出生在彼得堡。他的父亲是法学教授，同时深谙音乐、文学和修辞学，但是因其性格异常严肃、怪异，致使妻子在勃洛克出生之前就离开了他。家庭对于勃洛克的影响主要来自母亲一方，因为勃洛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充满和谐与关爱的贵族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植物学家，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校长，与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科学家门捷列夫等人过从甚密；外祖母是翻译家，母亲和两个姨妈都热爱文学，喜欢写作，钟情音乐。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和女性温柔的氛围，使勃洛克从小就具备了抒情诗人那种细腻和敏感的心灵。据诗人回忆，他几乎从5岁就开始“写作”，并不断地感到心中汹涌着“抒情之波”。^〔4〕

勃洛克“认真的写作”是从17岁中学毕业之后开始的。1898年，勃洛克进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这一时期，即1898—1900年，是勃洛克后来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准备期。俄罗斯古典诗歌那种强烈的浪漫情怀深深吸引着勃洛克，他不但贪婪地诵读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费特、波隆斯基等诗人的佳作，还在自己的诗歌中频繁地借用他们的主题、形象乃至诗句。勃洛克后来把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总称为“天亮之前”，因为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希望和幻想，一种对生命的精神支柱的寻求，一种还迷失在“天明前的昏暗”里的感觉。

1901年，勃洛克转入更适合他的文史系学习。这一年，勃洛克开始接触哲学家、诗人В. 索洛维约夫的作品，这对他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精神品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发现自己身上那种难以言表的“启示录”感受（即世界将面临“末日”，然后“重生”一个崭新的世界）与索洛维约夫诗歌中的神秘主义体验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勃洛克还迷恋于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理念，他确信还有一种“别样的世界”，那里才是“真正的存在”，现实只不过是那个存在的尘世投影。勃洛克还坚信，象征“世界心灵”的“永恒温柔”（源自索洛维约夫）降临人间就可以连结“此在”和“彼在”。他把自己未来的妻子柳苞芙·门捷列娃（化学家门捷列夫之女）想象成“永恒温柔”的尘世化身，创作了组诗《美妇人诗集》（1904）。这是勃洛克早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诗人以精美之笔刻画出浪漫而又神秘的爱情旅程，其中既有抒情主人公对女神的忐忑期待、服侍和膜拜，也有对女神出现在尘世并与他会面的怀疑和失望：

我走进昏暗的教堂

把简朴的仪式举行

圣烛摇曳的光影中

期待着美妇人降临

（《我走进昏暗的教堂》，1902）

我害怕与你相逢，

更害怕遇不到你。

我于是对一切惊讶，

在万物间寻觅踪迹。

（《我害怕与你相逢》，1902）

到了1904年，《美妇人诗集》正式成书出版之时，勃洛克已经发现，世界并没有改变，他所谓的“理想”也并没有出现，他应当从“幻想之梦”转向“生活意识之梦”。这种转变在诗集《岔路口》（1904）中已经初见端倪，在那里，诗人开始迷恋“日常生活中的神秘主义”。1905年俄罗斯革命中形形色色的事件，加重了现实的悲剧性和灾难感，生活、人、俄罗斯、革命开始进入诗人视野，其作品中的“尘世”色彩日益浓重，诗人对个性与时代的联系，个人对时代的责任与义务等问题思考得越发频繁和深刻。不过，这种“尘世”色彩依然是象征主义化的，诗人只是以尘世的价值取代了从前抽象的幻梦。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是诗集《意外的喜悦》（1907）。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的意识向“尘世”的“降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前那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美妇人”形象逐步成为近距离的各类女性形象，包括陌生女郎，广场上的妓女，甚至只是迎面走来的女人；二是抒情主人公从原来侍奉女神的骑士变成了夜间餐馆的拜访者，在变幻无常的世界里捕捉“意外的喜悦”的世俗之人。

每晚，在约定好了的时间

（莫非我只是置身在梦乡？）

在朦胧的窗口定会浮现

身着绸衫的年轻女郎。

……

那帽上低垂的鸵鸟羽毛，

总在我的脑海里摇晃，

她那双深邃莫测的蓝眸

正在遥远的彼岸闪亮。

（《陌生女郎》，1906，顾蕴璞译）

这部诗集对于勃洛克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来说具有过渡性质，它表现出了诗人力求摆脱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却又与之“藕断丝连”，在矛盾中寻找着新的艺术创作途径。这种过渡和转变还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上，通过《滑稽草台戏》（1906）、《广场上的国王》（1906）和《陌生女郎》（1907）组成的三部曲抒情诗剧，勃洛克对神秘主义者们期待世界变容的奇迹表达怀疑和讽刺的态度。

然而在怀疑和讽刺的同时，诗人却无法确立与自己新的世界观相符合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方向，加之与象征主义者队伍中的同仁产生分歧，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和睦，形成了勃洛克一生中的“萧条”时期。充满黑暗的“大地”和无限光明的“天空”的混合，造成了诗人精神上的空虚感和绝望感。诗人渴望着“狄奥尼索斯”式的忘我陶醉，以期掩盖世界的丑，压制心灵的痛。他把这种野性的激情投入到了组诗《雪面具》（1908）当中。同时，“俄罗斯”、“祖国”也成为诗人力争走出“萧条”的抒情对象。在收入了组诗《雪面具》的诗集《雪中大地》（1908）里，诗人把现实中充满苦难的祖国与“美妇人”理想、与“世界心灵”、与世界和谐相联系，将个人的情感与民族的情感相呼应，赞颂俄罗斯那不朽的美，并与它一起憧憬着遥远的未来。

俄罗斯，贫困的俄罗斯啊，

对于我，你那灰色的木屋，

你那随风飘动的歌声，

像爱情涌流的最初的泪珠！

（《俄罗斯》，1908，顾蕴璞译）

啊，我的罗斯！我的爱妻！我们深知

旅途是那么漫无边际！

……

我们的路是草原之路，我们的路在无限痛苦中

在你的寂寞忧愁里，啊，罗斯！

（《在库里科沃原野》，1908，顾蕴璞译）(www.xing528.com)

此外，勃洛克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直接阐述关于人民和知识分子、祖国的命运、艺术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并就这些问题与知识界积极讨论。

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令诗人充满浪漫期待的心完全平复下来，他仍然处在怀疑、失望和沉思当中。1909年4月，诗人以这样的心情去往意大利。旅行给他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兴奋，回国后写下了《意大利组诗》（1909）。诗人一方面否定欧洲文明的僵死氛围，另一方面感到崇高的精神是不朽的，真正的艺术创作可以战胜死亡和时间，从而接近永恒。同年11月，勃洛克去华沙探望病危的父亲。此行的印象和感受、对父亲和家庭命运的思考，促成了长诗《报复》（1908—1913）的写作。诗人希望在长诗中以19世纪后半叶广阔的俄罗斯现实为基础，展现一个“经历了历史、环境、时代的报复”的贵族之家的兴衰史，但这部长诗直到诗人逝世也没有最终完成。

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时，勃洛克愈发强烈地感到要使自己内心里斗争着的理想“天空”和阴暗“大地”达到某种“矛盾中的和谐”，要从现实世界和自己心灵的一片混沌之中开采出美来。这种美与和谐不是一种恬淡，不是一种平静，而是两种相反力量进行的斗争，是一种从混沌向和谐的运动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彼此相连于这样的运动之中。这就是勃洛克所理解的“音乐精神”，一个重要的象征主义诗学、美学、哲学概念。作为一位有责任直面世界的艺术家，勃洛克关注这种斗争，也为这种斗争的艰辛而忧虑，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依然突出悲剧的音调，如组诗《报复》，《恐怖的世界》（1909—1916）；在正视丑恶现实的同时，勃洛克也展开了对新的生命价值和光明之路的求索，在组诗《抑扬格》（1907—1914）中，诗人对“祖国”这位“新娘”的不变美质和光明未来坚信不疑。

由于一种强烈的阶段感，勃洛克开始对过去进行总结，首先是写了《关于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现状》（1910）的论文，其中既阐述了自己对象征主义艺术的理解，也提出了象征主义的危机和出路问题。勃洛克还产生了把自己的重要诗歌作品组成一部统一的诗集三部曲的想法，每一卷以极具象征意义的名称清晰地展现出诗人具有“正—反—合”特点的精神探索历程。第一卷为《美妇人诗集》，收入的是1898—1904年的抒情诗；第二卷为《意外的喜悦》，收入的是1904—1908年的诗歌；第三卷为《雪夜》，收入的是1907—1916年的诗歌。后两卷之间在创作时间上有所交叉的部分，主要以题材内容划分。

勃洛克在十月革命前的这段“综合”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反映“喜悦—痛苦”这一象征内涵的诗剧《玫瑰花与十字架》（1913），表现似“音乐与光明的旋风”般的爱情的组诗《卡门》（1914）、《竖琴与小提琴》（1908—1916），以及思考人的使命的长诗《夜莺园》（1915）。其中以长诗《夜莺园》的成就最为突出。诗人在揭示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曾表示，尽管他“本人曾深深迷恋过夜莺园的美妙歌声”，希望在那与世隔绝的歌声中“消解自己的忧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但是人的使命感却不容许他无视“恐怖世界”的声响而沉醉于世外桃源的虚幻幸福。长诗无论在主题、形象、意象上，还是在语言、形式、音乐性上，都充分显示出诗人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视角和高超的诗艺。

勃洛克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十月革命，他在其中看到了能够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生活的“人民群众的自发力”。诗人就此写了一篇政论文章《知识分子与革命》（1918），号召人们“以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倾听革命吧！”这种情绪的高潮表现就是长诗《十二个》（1918），它同诗歌《西徐亚人》（1918）一起，成为勃洛克诗歌创作的顶峰和终曲。

长诗《十二个》

长诗《十二个》是勃洛克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两个月后写成的，从酝酿到搁笔，仅用了20天时间。用诗人的话说，它是跟随着灵感的激流和借助了“自然力”的推动一蹴而就。

作品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主线，即“彼得鲁哈—卡奇卡—万卡”三人因感情纠葛而引发的悲剧故事。与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十二个赤卫队员在彼得堡大街上雄壮的行进步伐，另一方面是各阶层民众（老太婆、“把鼻子缩进衣领”的资产阶级、神甫、贵太太、流浪汉等）对革命做出的反应，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黑夜里恣意横行的“狂风”、“暴风雪”等“自然力”组成的背景之上。整部长诗情节紧张，气势雄浑，思想性和艺术性均不同凡响。

长诗集合了诗人1910年以来创作中的主要主题：人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俄罗斯的命运等，是诗人后期精神探索的延续和总结。在长诗中，人民革命不仅是一种俄罗斯历史现象，而且也是一种宇宙现象，是具有本体意义的“音乐精神”的体现。带着这种观点，诗人将宇宙的激情融入到大地的“自然力”中，以席卷世界的狂风和雪暴传达革命的摧毁力量，表现混沌的旧世界土崩瓦解、荡涤一切的新世界即将生成的运动过程。正因为有这样一层含义，长诗尽管随处可见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描写，它仍然是一部有着史诗般广阔的画面和深远的寓意内涵的象征主义长诗。

在长诗中，“黑夜”象征黑暗和腐朽，“雪暴”、“狂风”象征摧毁力量和运动过程中的混乱，白色象征光明和纯洁，“癞皮狗”、“饿狗”、“无家可归的狗”象征行将就木的旧世界，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在评论界是基本达到共识的。而对在长诗中间若隐若现，在长诗结尾明确出现的基督形象，评论界素来有着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理解和评价。我们认为，对这一形象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象征意义无需做出定论，因为作者本人对它的感受也是模模糊糊却又别无选择的。诗人曾表示，他写下十二个赤卫队员和基督的形象，是跟随着一种内在意识的牵引，这些形象隐藏在一个“巨大的”、“光亮的”、“在前面奔跑着的斑点”后面，它“激动着和吸引着我”，^〔5〕至于“‘基督拿着旗子’——要晓得——‘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当旗子随风飘动（在雨中或是在雪中，更主要的——是在夜色的黑暗中），就想到在它的下面有某个巨大的人，曾经和他有关的（他不是举着，不是拿着，怎么样呢——但我不会讲）”。^〔6〕诗人还曾在笔记中写到这个基督形象是“女性的幻影”。^〔7〕所有这些都表明，诗人纵贯一生的精神探索并没有因为迎接了十月革命而突然转弯，他虽然看到了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革命是“生活的开端”，但并没有看清楚世界的最终拯救者到底是谁，因此诗人走过的精神足迹仍然纠缠在最后这个形象当中，它是作为一种凌驾于人间之上的抽象的力量而存在的。

长诗由12个片段组成，每段行数不等，短至12行，长至83行。诗行的节奏组织十分复杂，总体来说是运用了交错变化的韵律，包括四音步抑扬格，四音步及不同音步的扬抑格（偶见变体），以及三音节诗格的变体等，韵律的使用取决于具有对照性的情节内容、描绘语调和感情色彩。长诗一个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就是其音乐性，它被认为是象征派诗歌中对音乐性的创造最为深刻和完美的作品。诗人号召人们“倾听革命”，自己也是“一面倾听，一面模仿各种声音”，^〔8〕从而准确地传达出了“世界乐队”奏响的雄壮音乐，在这音乐中汇集了革命的呼啸风声、街头巷尾的嘈杂声、新旧世界的搏斗声、旧世界的叹息声和新世界的欢呼声。

与其他注重音乐性的象征派诗歌相比，由于这部长诗的音响和节奏同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因而更加清新凝练、更加绘声绘色、更加富于变化，尤其是其中通俗的民间谣曲与高雅的抒情旋律的有机结合，使长诗具有很强的“交响”性，并且各种声音和语言风格联结得异常自然协调，既符合情感发展逻辑，也不觉随意和凌乱，听到这些声音，就好像置身于风雪交加的彼得堡大街上，置身于各色人群当中：

朔风呼呼

白雪飘舞。

雪的下面是冰碴。

滑呀，真难走，

每个行人都滑跌——

唉，可怜的人行路！

……

我们的小伙子们了不起，

到赤卫军里去服役，

到赤卫军里去服役，

要献出头颅去就义！

……

嗒—嗒—嗒！但听得

在屋子里不停回响……

唯有暴风雪久久地狞笑，

在雪地上后合前仰……

……

迈着凌驾风雪的轻盈脚步，

稀稀落落，似雪花，如珍珠，

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

前面——就是耶稣基督。

（顾蕴璞译）

所有这些生动而丰富的音响，经过诗人心灵的冶炼，升华为时代的象征、人民心灵的象征。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勃洛克笔下的彼得堡……同时存在于生活和想象中，难以区分开来，它充满普通日常生活，诗歌中渗透着生活的紧张感和恐慌感，街头响着通用的口语，这些口语更新了诗歌语言。同时这城市的形象是由那样敏感的手挑选的特征所组成，被赋予那样的灵性，使之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动人的极为罕见的内心世界现象。”^〔9〕

诗人自己也感觉到了《十二个》的宏伟性和创造性，他在写完这部作品时说：“今天，我是个天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