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不但是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位出色的剧作家，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戏剧创作。他十分看重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因为它将成百上千的观众聚集在一起，通过舞台上的表演，令他们同时或哭泣或大笑，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坛，艺术家可以从这个讲坛上把丑恶指给众人看，把真理告诉给众人听。果戈理尤其珍爱喜剧，认为笑是伟大的事业，是人类的良心。1836年，五幕喜剧《钦差大臣》问世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首演。此外，果戈理还创作了《婚事》（1842）、《赌徒》（1842）、《新喜剧上演后的戏剧散场》（1842）以及两部未完成的剧作《弗拉基米尔三级勋章》和《阿尔弗雷德》。
喜剧《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的创作始于1835年秋。据果戈理自己的说法，该剧的情节是他向普希金讨来的：“劳您驾，您给个情节，我一口气就能写出一个五幕喜剧来，而且我发誓，它将比魔鬼还要可笑。”〔103〕于是普希金把一个关于假钦差大臣的情节提供给了果戈理。喜剧写的果然很快，1835年12月初果戈理就把它写完了，但他在剧本1836年4月19日首演及出版之前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此后，1841年出第二版时又做了修改，1842年将剧本收入四卷本《果戈理选集》时再次进行了仔细的加工，这样，喜剧一直改到第六稿才最后定稿，足见果戈理创作这个剧作认真的态度。实际上，作者对《钦差大臣》的重视还远不止于此。1836年，该剧上演后不久，果戈理就着手写另一个剧本——《新喜剧上演后的戏剧散场》（1842），体现了观众对《钦差大臣》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及作者自己对于喜剧创作的思考。此后，果戈理还写了《给那些希望演好〈钦差大臣〉的演员们的提示》（1846）、《〈钦差大臣〉的结局》（1846）等，继续对《钦差大臣》进行说明和补充。果戈理之所以如此看重《钦差大臣》，是因为它是作者有意识地以“笑”为武器与生活中的邪恶作战的第一部作品，他是这样说的：“我的笑一开始是善意的；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带着某种目的去嘲笑什么，并且当我听说社会上的各阶层和各阶级统统都恼我，甚至很生我的气时，真让我大吃一惊，致使我终于想到：‘如果笑的力量如此之大，人们怕它，那么就不该白白地浪费它。’我决定把我所了解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收集起来，并一次对它们加以嘲笑——这就是《钦差大臣》的来历。”
《钦差大臣》是一部社会喜剧，果戈理通过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莅临N城的传闻，搅动了整个N城的社会生活，使官僚、贵族、商人、百姓全部都动了起来，而作者就像一个摄影师，把所有人的反应都尽收眼底。喜剧描绘了俄罗斯外省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通过一系列社会上层人物的塑造，展示出官僚世界的社会关系原则，那就是官阶崇拜、弄虚作假和对在上司面前恶行败露的恐惧。作家对它们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并进一步揭示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社会意识的荒谬和可笑——按官阶搜刮是准许的、合理的。《钦差大臣》体现了果戈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所有的人都对恶负有个体责任。〔104〕因此，剧中所展现的都并非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而不过是官员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贵族造谣生事，警察不分青红皂白、粗暴执法之类的小恶行。果戈理不但展示官僚贵族阶层的恶行，也反映了普通百姓意识中糊涂观念的可笑，如钳工的老婆状告市长非法强迫她的丈夫去当兵时，尽管讲出了市长不照章办事、受贿的事实，但却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而士官的老婆被市长无辜地鞭打了一顿，她对钦差大臣告状时，却并不指望把市长绳之以法，而只想拿几个钱了事。《钦差大臣》中写的虽说都是这类司空见惯的营私舞弊、愚蠢可笑、自欺欺人，但这些小恶在数量上却是惊人的，时时处处存在的，普遍到了人们都不以为恶的程度，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在果戈理的喜剧里，出现的不是抽象的恶习，而是复杂多样、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不是呆板的公式，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性格；不是寓意，而是深刻概括的典型”〔105〕。这就使观众和读者无法超然物外，因为它把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的恶都鲜明、具体地揭示了出来。既然是人人有份，“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塔科夫”〔106〕，在喜剧结尾时，市长的“你们笑什么？你们是在笑自己！”那句话就无法不使所有的人都如坐针毡了。难怪连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观看完演出后都会说：“咳，这个剧本！大家都挨了骂，而我比谁挨得都多！”〔107〕《钦差大臣》曾因没有描写正面人物而备受指责，果戈理不得不自己解释说，剧中有一个被所有人忽略了的正面人物，那就是“笑”。但实际上，知音还是有的，别林斯基就洞察了这部喜剧的深刻内涵，他说：“在喜剧里，生活被写成实际上的样子，就是为了使我们想到它应有的样子。”〔108〕的确，果戈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去嘲笑恶的，他希望通过戏剧舞台，把恶展示出来，让所有的人在笑声中永远告别这些恶。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作家的初衷是怎样的，在客观上，《钦差大臣》具有巨大的讽刺揭露力量，是对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的沉重打击。
《钦差大臣》以“脸歪别怪镜子斜”为题词，绘出了俄罗斯外省某城官场的一幅百丑图，塑造了市长、法官、督学、慈善机关督察、警长、邮政局长等一系列官绅的形象。中心人物市长斯克伏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是个久经官场的人物，对为官之道颇有心得，欺下瞒上，游刃有余，用他自己的话说：“干了30年，从来没让一名商人或者一名承包商骗过；只有我骗过骗子手中的骗子手，骗过能偷光全世界的拆白党和二流子，全叫他们落入我的圈套。我骗了三名省长！……省长根本不在话下……”听说从彼得堡来的大人物要来微服私访，他马上召集市政要员，部属应对措施。尽管在属下面前他嘴上说对于自己的“失检行为”“没什么可说的。要说的话，才叫人奇怪呢：孰能无过？”但实际上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担心商界和市民们会告发他，因为他就在“这两个星期里，鞭打过士官的老婆！克扣过犯人的伙食！”不过，这位能干的市长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这一生多坎坷，可是都逢凶化吉，还受到多次嘉奖。说不定这一次上帝也能保佑渡过难关。”当听说“钦差大臣”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老奸巨猾的市长顿觉信心倍增。他并不认为自己和属下贪赃枉法有什么不对，只要大家“按官衔拿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一面害怕得把纸盒当帽子扣到头上，一面还不忘骂：“可恶的奸商阿布杜林，眼见市长的佩剑旧得不行了，就是不送一把新的来。”一面求上帝保佑，许愿要点一只没人点过的粗蜡烛，一面自然而然地想着：“派每个鬼商人送三普特蜡来。”可见，受贿索贿早已成为市长大人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但他不能容忍不守规矩、不按官衔拿东西的行为，这才是他的原则所在，而且这原则只是对别人的，他自己则不拘什么，只要给他看见了，就连“已经在桶里放了七年的黑李子干”都要拿一大捧去。他也不是一味索取，比如一见“钦差大臣”的面，他就见机行事，奉上四百卢布，嘴上却说只是二百而已，又把他请到家里住，百般奉承。一旦得到“钦差大臣”的欢心，他马上得意洋洋起来，甚至憧憬起去彼得堡“混上个将军”来。他还令人把告状的商人们找来，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又借机对他们进行敲诈。这样，一个媚上欺下、贪污受贿、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典型官僚形象就栩栩如生地站在了观众和读者的面前。(www.xing528.com)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各具神态：把病人弄得像铁匠一样邋里邋遢，不给病人用好药，任他们自生自灭的慈善机关督察泽姆利亚尼卡；酷爱抓兔子，在机关里养狗，读过五六本书，讲起话来像个哲学家似的法官利亚普金-佳普金；胆小怕事的督学赫洛波夫；专爱私拆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什别金以及包打听、传瞎话的贵族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等等。他们与市长一起构成了N城黑暗腐朽的上层社会，可恨而又可笑。
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被误认为钦差大臣的赫列斯塔科夫。他在彼得堡混过几年，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穿着时髦，口若悬河，沾染上了彼得堡虚伪、浮夸的习气。“他是机关里常常叫做大草包的那种人，一言一行都缺乏考虑，无法集中精神考虑某个想法。”他在奉父命回外省老家去的途中，因赌博输光了所有的盘缠，滞留在N城的一家旅馆里，陷入了连饭钱都给不出的窘境。即便如此，他那虚张声势的习惯却依然故我，他仿佛没事儿人似地对堂倌说：“请你催一催，叫他们快点送来。饭后我还有事要办。”当得知旅店老板决定不再给他供应午饭时，他还在故作高深，说：“你认认真真地解释给他听，就说我需要吃饭。钱嘛，那是自然的……他以为，他这样的粗人一天不吃没什么，别人也都像他一样。真是新闻！”当市长受了专爱造谣生事的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的蛊惑，错把赫列斯塔科夫当成了钦差而亲自前来造访时，赫列斯塔科夫一开始吓坏了，以为是来抓他进监狱的。继而看到市长礼贤下士的样子，又虚张声势起来，“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做？您太放肆了！……我直接去找部长大人！你们想干什么？……”实际上，他这不过是色厉内荏，反倒把心怀鬼胎的市长吓得全身发抖。而当他实话实说时，市长却自作聪明地以为他是故弄玄虚。于是，浪荡子赫列斯塔科夫就莫名其妙地被当作上宾请进了市长的家门。他在众星捧月般的关照下忘乎所以，信口开河地吹开牛了：刚说完自己不仅仅抄抄写写，而且同科长关系不错，马上又说常去部里指手画脚，还被错当成过将军；接着又把话题扯到文学上，说自己与普希金称兄道弟，还写了《费加罗的婚礼》；然后又转到自家的房子是彼得堡最好的，每天他还没睡醒，伯爵、公爵们就来了一大群；最后他俨然成了宫里的红人，天天进宫，还马上要被晋升为元帅……对于这篇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吹嘘，连赫列斯塔科夫自己都总结为“胡说八道”，可市长等一干人却信之不疑。为了巴结赫列斯塔科夫，保住自己的前程，N城的所有头面人物经过商议，决定一一去面见这位可敬的钦差，“塞钱”给他。可见，正是在N城这样愚昧昏聩的土壤上，赫列斯塔科夫之流才有用武之地。这个形象不仅一方面将剧本所表现的生活面从外省扩展到了京都彼得堡，另一方面，对剧情的发展和剧中人物性格的展开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他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他不是有预谋的骗子，不过是一个心灵空虚、爱说大话的浪荡公子哥。他与市长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都是只贪图物质财富、精神极度萎缩的“空心人”，是渴望做官衔虚幻的影子，不愿做真实的人的傀儡。
《钦差大臣》是果戈理戏剧创作的巅峰之作。别林斯基说：“果戈理的戏剧作品是俄国文坛上一种稀有的现象。……有了果戈理的剧本，就什么剧本也不能读，什么戏也不能看了。”〔109〕这部喜剧之所以被称为“稀有的现象”，是因为它的确很独特。首先，它借用了小说的创作经验，用真实、准确的描绘“把生活反映得千真万确”，令许多同时代人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与剧中人物进行对号入座；其次，《钦差大臣》首创了没有正面主人公的戏剧模式，使戏剧冲突突破了家庭生活和爱情的框框，展现的是社会冲突，而且聚焦的是冲突的一个方面——恶，这种失衡给人的震撼是特别强烈的；再次，它以夸张、怪诞等艺术手法赋予了喜剧贯穿始终、内涵深刻的笑。这一点除了体现在情节和性格方面，还包括它独特的语言。冈察洛夫在《万般苦恼》一文中写得很好：“果戈理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典型，并且同格里鲍耶陀夫的每一行诗句一样，不以总的情节为转移，具有自己特殊的可笑的东西。”〔110〕
《钦差大臣》不仅是果戈理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俄罗斯戏剧文学的奠基之作。И. 屠格涅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引了道路，我们的戏剧文学就沿着这条路渐渐地走将下去。”〔111〕自果戈理之后，俄罗斯戏剧完全走上了民族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钦差大臣》也成为了世界级的戏剧名作，至今是各国戏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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