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谢·格里鲍耶陀夫：俄罗斯文学巨匠

亚·谢·格里鲍耶陀夫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他的代表作《智慧的痛苦》反映了俄国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问题，在戏剧形式方面大胆创新，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力。

生平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陀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Грибоедов，1795年1月4日生，1829年1月30日去世）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他懂得多种语言，在莫斯科大学学过语言、法律和数学及自然科学三个专业，获得两个副博士学位。他还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钢琴演奏家。1812年俄法战争爆发，他志愿入伍，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战后，他供职于外交部，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戏剧。他与剧作家А. 沙霍夫斯基和П. 卡捷宁是好朋友。格里鲍耶陀夫翻译过法国喜剧《青年夫妇》（1815），与卡捷宁合著剧本《大学生》（1817）、与沙霍夫斯基合著的《自己的家庭，或已婚的新娘》（1817）等。由于卷入了一场决斗事件，1818年他被派往波斯做使团秘书。三年后转任格鲁吉亚，做叶尔莫洛夫将军属下的外交官。这期间他写过充满东方风情的浪漫主义长诗《香客》（1822年之前，没有保留下来）及激昂的短诗《大卫》（1823）。1823—1825年，格里鲍耶陀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休假，最终完成了他早在波斯期间就开始写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由于与他们关系密切，他于1826年初被捕，但几个月后因查无实据而无罪获释。此后，他继续在高加索从事外交工作，并受重用，在和波斯的战争之后参与起草和签署和平条约。在此期间，他继续写作，曾构思了三部悲剧——历史悲剧《1812年》、悲剧《格鲁吉亚之夜》和悲剧《罗达斯密特和杰诺比亚》，均未完成。1828年他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全权大使。前往波斯途中，他爱上了格鲁吉亚诗人恰弗恰瓦泽的女儿尼娜并与之结为伉俪，蜜月后，夫妻同赴波斯。为了安全，格里鲍耶陀夫把妻子留在一个安宁的边境城市，只身前往波斯首都德黑兰去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据说“他以自己的一张脸代替了两万军队”^〔96〕。但一个月后，1829年1月31日，在武装回教徒冲击使馆的悲剧性事件中，格里鲍耶陀夫罹难。

喜剧《智慧的痛苦》

根据格里鲍耶陀夫自己的说法，《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的立意于1820年的一次梦中。最初，作家打算把它写成一种适合于在舞台上表演的长诗，就像歌德的《浮士德》。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特殊体裁与一般的戏剧形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抒情性，可以让作者直抒胸臆，把一切想要说的话直接告诉读者或观众。但最终，格里鲍耶陀夫还是继承了冯维辛的喜剧传统，把它写成了一部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特点的讽刺性“道德喜剧”。1823年，作者在莫斯科完成了剧本的第一稿，1824年在彼得堡定稿。但遗憾的是，格里鲍耶陀夫生前既没有看到剧本上演，也没有看到它发表。

《智慧的痛苦》描写了一个聪明人在俄罗斯的命运，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格里鲍耶陀夫创作《智慧的痛苦》的年代正是俄国社会中知识界与政权分裂的时代，受过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在社会上无用武之地，痛苦彷徨，另一部分人秘密结社，正在酝酿革命。于是，反映这一社会问题就成为了喜剧的主题。在情节方面，剧作家自己在给卡捷宁的信中指出了剧中并行的两条线：“一个本身并不愚蠢的姑娘宁愿喜欢一个傻瓜，也不喜欢一个聪明的人……而这个人与他周围的社会处于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条是爱情线，另一条是“25个蠢才对一个有健康思想的人”^〔97〕，而这两条线是相互交叉的，交叉点就是主人公恰茨基。恰茨基自幼父母双亡，在莫斯科的一个官宦之家长大，他与一家之主法穆索夫的女儿索菲娅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后来，胸怀壮志的恰茨基外出游学，三年后失意而返，却发现索菲娅已经另结新欢，爱上了她父亲的秘书莫尔恰林，对自己的归来反应冷淡，尤其不喜欢他对世事的讥讽态度。他的愤世嫉俗也引起法穆索夫的不满，让他在来客人的时候少讲话。这样，恰茨基在法穆索夫家同样感到孤独无依。但他的聪明才智和多年在外增长的见识，使他无法在愚昧落后、庸俗败坏的现实面前保持沉默，因此他不断地抨击，从贵族社会对西欧的盲目崇拜和刻意模仿到农奴主对农奴随心所欲的蹂躏，从大小官僚的逢迎谄媚到军官阶层的粗鄙反动，致使聚集在法穆索夫家的形形色色的上流社会的代表都把他称作是“疯子”。格里鲍耶陀夫正是通过恰茨基的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当时的社会矛盾真实而鲜明地呈现于观众和读者面前。

恰茨基是一个有才华的贵族青年，“文章写得好，翻译也漂亮”，不乏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乐意为事业献身，还是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爱憎分明，对索菲娅的感情真挚而执著，对受压迫的人民充满同情，而对社会上逢迎谄媚的不正之风嗤之以鼻，是贵族社会的一个反叛者；他激情似火，对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无法装聋作哑。但同时，他的自命不凡和锋芒毕露也显示了他的年轻、幼稚，不谙世事。他空有一腔热忱和聪明的头脑及见识，却无用武之地。其实，他回到莫斯科，回到法穆索夫家里，并不是为了展示他的口才和见解或者批判什么人、什么事，而是希望爱和被爱。但命运为他准备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

与恰茨基相对的是以法穆索夫为首的保守阵营。在格里鲍耶陀夫笔下，法穆索夫并不是一个符号似的平面人物，而是鲜活的、立体的形象。他好心收养恰茨基，对他的归来很高兴，真心关心他在外的经历和未来。法穆索夫也很爱自己的女儿，为了她的幸福而忙碌。只是，他对前程和幸福的理解与恰茨基和索菲娅的不同。法穆索夫敬重因善于逢迎而得势的显赫人物，他为女儿物色配偶的标准是对方财产的多少。他用“签过了字，就算完事”的态度对待职务，认为“学问简直就是瘟疫病”，要“把书籍都放在一起烧光”。他是现存制度的维护者，因此，尽管他是个和善的老人，但对于恰茨基离经叛道的危险言论不能置若罔闻，进而认为他“疯了”。(www.xing528.com)

法穆索夫方面的另一个人物形象是莫尔恰林。他出身寒微，是法穆索夫提拔了他，供他吃住，还给了他官职。他在法穆索夫家中唯唯诺诺，对小姐的青睐虚与委蛇。因为他谨遵自己父亲的教导：要讨好所有的人。他虽没有做出什么千夫所指的恶行，但他从头至尾都在伪装，作假，就连人的最真挚的情感——爱情——在他那里也是装出来的。

斯卡洛祖布是法穆索夫为索菲娅选的理想夫婿。他是个军人，但不属于先进的贵族军官，而是一心想往上爬，要“赶紧弄个将军头衔”的那种武夫。他不是靠战功，而是靠处世之道获得勋章和军衔的。在他的身上空有军人的外表，而缺乏军人的精神气质和英雄气概。

列佩季洛夫最后出场，他以莫斯科的“自由思想者”身份出现，实际上却是一个无所事事之辈。他表面上看起来与恰茨基有很多相像之处，但“实质上，出卖了恰茨基，认同了公众的意见”^〔98〕——即同意恰茨基是个疯子的观点。因此，列佩季洛夫的所谓“秘密联盟”的会议也是一种对“自由思想的模仿”。^〔99〕

除了这些形象，属于法穆索夫世界的还有一些次要人物，诸如Г. Н. 和Г. Д. 先生、六位公爵小姐、老公爵和伯爵夫人，等等。他们捕风捉影，散布流言，与法穆索夫们共同组成了顽固的旧势力，围攻孤军奋战的恰茨基。

索菲娅在剧中的形象比较特别。她天真、浪漫、纯情，不会作假，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她把与恰茨基之间的感情看作是“童年的友谊”，对父亲选择的斯卡洛祖布不屑一顾，单单爱上了出身寒微的莫尔恰林，表现出她对高尚的、不掺杂任何名利考虑的爱情的向往。她对恰茨基不满，但她的不满与父亲他们的不一样，只是针对恰茨基对她所爱的人的嘲讽和攻击而言的。尽管后来关于恰茨基疯了的传闻源自她的一句话，但这实际上是法穆索夫一伙添油加醋的结果，因为她的本意和原话都并非如此。而莫尔恰林最终暴露了他的伪装，他一面敷衍索菲娅，一面却又追逐她的仆人丽莎，最后，索菲娅的爱情幻灭了。

《智慧的痛苦》尽管在戏剧形式上仍然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但在体裁及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线索的设计、语言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和创新。首先，在体裁方面，格里鲍耶陀夫于轻松的古典主义爱情喜剧中加入了接近现实主义的讽刺性“道德喜剧”及浪漫主义的抒情性“舞台长诗”的因素，从而突破了古典主义喜剧的体裁规范，达到了体裁方面的自由创新；其次，《智慧的痛苦》在塑造主要人物的性格时，一方面继承了古典主义侧重于人物的某一个性格特征的方法，如着重突出了法穆索夫的权威，莫尔恰林的低声下气，斯卡洛祖布的粗鲁放肆，另一方面又同时赋予人物以生活的真实，使他们成为典型的“这一个”。别林斯基在谈到剧中的人物时说过：“……它的人物是你在大自然中熟知了的，在你未读《智慧的痛苦》之前，就看见过他们，认识过他们，然而他们还是像崭新的现象一样吸引你：这便是诗情构思的最高真实！”^〔100〕此外，剧作者还引入了一系列次要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有的连姓名都是模糊的，但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形象，是“法穆索夫的莫斯科”的基础，使恰茨基与法穆索夫之间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再者，格里鲍耶陀夫在剧中设计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古典主义喜剧通常会使用的爱情线，另一条则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之间的社会矛盾线，它们在中心人物恰茨基身上纠葛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一点也打破了传统喜剧在情节安排上的惯例。在结构上，格里鲍耶陀夫将喜剧分为四幕，而非传统的五幕，并且以恰茨基再次离去为结尾，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而不是传统的误会消除，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结局；最后，《智慧的痛苦》是以诗体写成的，作者虽然沿用了惯用的抑扬格，但在音步上很灵活，很自由，并不拘泥于六音步的抑扬格，因而使得剧中的语言张力十足，贴近生活中鲜活的口头语言，不但有助于表现不同人物的言语特点，而且对民族语言及以后的戏剧语言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正如普希金所预言的那样，《智慧的痛苦》里的诗句“有一半都将成为谚语”^〔101〕。

总之，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揭开了俄罗斯戏剧发展的新篇章，是俄罗斯戏剧史上的一部力作。别林斯基说得好：“《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奥涅金》一起……可以说是真正广阔地、诗意地描写俄罗斯现实生活的第一个典范。在这方面，这两部作品给后来的文学奠定了基础。它们并且成为一所学校。从这所学校里培养出了莱蒙托夫和果戈理。”^〔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