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瓦果戈理：俄罗斯文学简史中的重要人物

尼·瓦·果戈理是俄罗斯19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作家、剧作家和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民族性传统，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他的代表作《钦差大臣》、《死魂灵》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果戈理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流派的作家奉为自己的鼻祖、领袖，他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中的许多传统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生平创作道路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1809年4月1日生，1852年3月4日去世）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镇。9岁时，果戈理被送到波尔塔瓦上学，3年后进入涅仁高级中学，在那里学习了7年之久。正如赫拉普钦科所指出的那样：“作家的童年时代恰遇粉碎拿破仑的1812年卫国战争和俄罗斯登上广阔国际舞台这样的重大事件。青年时代，即果戈理学习的年代，是十二月党人酝酿用革命方法改造俄罗斯的计划，然后公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时期。”^〔44〕在这样的氛围中，果戈理的“那种献身于重大社会目标和祖国幸福的思想就逐渐成熟”^〔45〕。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他怀着“使自己的生命对国家的幸福有用的永不熄灭的热忱”^〔46〕只身来到了彼得堡。然而，现实中的彼得堡却与想象相去甚远。他试过写作，但处女作——长诗《汉斯·古谢加顿》（1929年）遭到失败，然后远走德国，两个月后回到彼得堡。他尝试过当演员、走仕途、学画画、做教师，同时没有放弃写作。1830—1831年间，果戈理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乌克兰的民间口头创作和民俗民风。这期间，果戈理结识了В. 茹科夫斯基、П. 普列特尼约夫、А. 普希金等人，这对他的生活与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31—1832年，果戈理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集由两卷组成，每卷有一篇序言，共收入8篇小说：《索罗庆采集市》、《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失落的国书》、《圣诞节前夜》、《可怕的复仇》、《伊万·费德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魔地》。这些故事充满了奇妙的幻想和轻松的喜剧性，色彩瑰丽、明快，具有浓郁的乌克兰民族风情，构建出一个诗意的理想世界。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多为俊男靓女，聪慧而健美，他们为了爱情、自由和祖国勇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面对面地与妖魔鬼怪所代表的恶势力做斗争，结果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体现出果戈理的一种宗教道德伦理观念。此外，小说集还体现出作家的“民族性”思想：“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萨拉凡，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47〕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普希金等人的热情赞扬，称《狄康卡近乡夜话》为一本“真正快乐的书”、一本“俄罗斯的书”。

这个小说集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现实和理想，历史和现代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带喜剧性的日常生活气息与热情洋溢的抒情因素处于密切的联系之中”^〔48〕。果戈理还特别擅长运用“定格”手段来突出人物和场面的滑稽性，制造喜剧效果。此外，描写众人聚集场面和塑造群体形象也是果戈理的拿手好戏，这些特点在作家后来的创作中不仅一直保持，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总之，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在创作上博采众长，成为果戈理艺术创作的不同发展倾向的起源，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35年，另外两部小说集问世：《小品集》和《密尔戈罗德》。《小品集》中不仅有小说，还包括一些论文，它们体现出果戈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对象越普通，诗人的心灵就越要高尚，才能从普通中发现不凡。”^〔49〕

《密尔戈罗德》仿佛是对《狄康卡近乡夜话》主题的承接，两个世界的对比依然存在，只是现实世界的比重明显加大了。《密尔戈罗德》共收入4篇小说：《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利巴》、《维》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这4篇小说依然是乌克兰题材，但这里的乌克兰不再像《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那么富有诗意和童话性了，乌克兰形象在果戈理的意识中发生分化：与英勇、诗意的过去对立的是无聊、卑鄙的现在。前两篇描写的是诗意的过去，后两篇则是鄙俗的现在。《塔拉斯·布利巴》是小说集中篇幅最长、最有气势的一篇，也是小说集的中心。小说诗意地描绘了历史上乌克兰人民捍卫自由和信仰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以塔拉斯·布利巴为首的扎波罗什哥萨克热爱自由、狂放不羁、骁勇善战、无所畏惧的性格，展现了他们忠君爱国、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小说中反复强调“伙伴精神”，即人们之间非血缘的、以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凝结而成的兄弟情谊，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同时也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各阶层的隔膜、分裂和对立的一种谴责。《塔拉斯·布利巴》中的人物对自由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推崇与《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物化了的人的庸俗和卑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哥萨克为了神圣的信仰和伙伴精神可以抛家舍业，丢弃一切身外之物投入战斗，而伊万们却为了一件无用物可以不要多年的友谊。《旧式地主》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的都是贵族地主们的日常生活，着眼点也不外乎是吃吃喝喝、穿衣戴帽之类的生活琐事，但前一篇充满了悠悠诗意和脉脉温情，而后一篇则流露出对庸俗的尖刻的讽刺和鄙夷。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世上真郁闷啊，先生们！”仿佛为以后的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而《维》既接续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魔幻怪诞的风格，也发展了写实的倾向，也是集子内部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

《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狂人日记》、《肖像》3篇小说都以彼得堡生活为题材，后来果戈理就这一题材又写了《鼻子》（1836）和《外套》（1842），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通常被称为《彼得堡故事》。在这个系列中，彼得堡形象是一个中心形象，贯穿于所有的小说之中。在果戈理笔下，彼得堡就像一个噩梦，是一个谎言之城，欺骗之城。《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故事的开篇，它仿佛是一个总纲，让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彼得堡和当时社会的象征——涅瓦大街上一一亮相，点出了热闹而繁华的涅瓦大街是一种假相，浮华背后隐藏着欺骗、丑恶、眼泪甚至是血腥。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以怪诞、夸张、讽刺幽默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奇怪”和不可思议：金钱、官阶、物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人则成了附属品。在这里，自然造就的人、美、力量、天赋无足轻重。在这个价值颠倒的疯狂世界里，鼻子可以成为比主人更高的官儿，而艺术家只有死路一条。果戈理把彼得堡作为一个反面的、恶势力的象征来塑造，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彼得堡文本，或更广一些，所谓大都市主义传统^〔50〕：彼得堡“时髦的风尚、阔绰的排场和成堆的官吏”^〔51〕“追逐功名利禄，贪污受贿……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以卑鄙无耻的胡闹、平庸无能而洋洋得意”^〔52〕，以及当时社会上“极为流行的贪财重利的思想”^〔53〕，这一切果戈理是以“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的，小公务员、小文官、穷画家在大城市中被挤压得只剩下用鸦片麻醉自己、臆想、狂热的呓语、发疯和自杀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他们的悲哀和无助是彼得堡故事的重要主题。实际上，彼得堡这种奇怪的现实也可以说是继《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戈罗德》中的妖魔鬼怪之后的又一个恶魔。

1836年，果戈理决定出国，“深入考虑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和未来的创作”^〔54〕，并安心创作1835年就已经动笔、自己称之为史诗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先到了德国，之后游历了瑞士、法国和意大利。1839年秋，果戈理因家事回国，1840年5月再度出国，取道华沙、维也纳，前往罗马。1841年果戈理带着《死魂灵》的书稿踏上了归途。几经波折，史诗于1842年5月出版，并震动了整个俄罗斯。用赫尔岑的话说：“这是一本绝妙的书。它既痛心地谴责了当代的俄罗斯，但在谴责之中又抱有希望。他的目光透过污秽的蒸腾的暮霭，看见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力量的民族。”^〔55〕

果戈理回国后，感受最深的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吵，而他认为他们都误入了歧途。他希望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信仰找到正确的道路，并用艺术的话语——史诗向人们指示出得救之途。他甚至把史诗看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它终将解开我的生命之谜。”^〔56〕为了专心完成史诗，1842年6月，果戈理再度远走他乡。按照他的构思，“史诗第一部需要有一些无所作为的卑鄙小人。第一部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使所有的读者都对我的主人公们和他们的卑劣行为产生了厌恶之感。现在呢，我应该描写出一批具有美德的人和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然而，《死魂灵》第二部却进展缓慢，因为“这样的人不是头脑里所能臆想出来的”，果戈理意识到，只要作家“自己还没有做到多多少少近似这样的好人，那么无论写什么都会远离现实，有如天渊之隔！”^〔57〕于是，果戈理开始从精神上完善自己，大量阅读宗教和道德说教方面的书籍，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关注自己的和朋友们的心灵，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像在修道院里一样过着内心生活”。^〔58〕

1845年，他烧掉了已经写就的《死魂灵》第二部的前几章。写作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力，使果戈理原本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他甚至担心自己会不等完成史诗，就撒手人寰。可是，使命感却时时提醒他要把自己在精神修道院的所悟所得告诉人们。于是就有了《与友人书简选》（1847）。在这部作品里，果戈理把1844年以来所写的一些“可能对心灵有所裨益”的书信结集发表，希冀以此对他迟迟不能将《死魂灵》付梓略做补偿，顺便“以此书来给他人与自己‘复脉’听诊，是为了弄清楚，如今我本人究竟站在精神发展的哪个阶梯上”^〔59〕。而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加以解释，以正视听，这也是果戈理创作《与友人书简选》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可见，果戈理在这部作品中要完成解释以往创作、公开心灵探索结果、指出通往理想之途径这三大任务。《与友人书简选》由32篇加“前言”组成，这些篇幅长短不一，最短的一篇——第29篇《在世上谁的使命更崇高》——还不到一页，而第31篇《究竟什么是俄罗斯诗歌的本质及特色》则长达40页。标题颇为斑杂，所显示的内容也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看似互不相干的各个篇章之间却贯穿着一条无形的红线，这就是宗教道德思想，就是以宗教道德的立场探索人世间的社会的和人生的重大问题。社会人生在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的宗教道德思想维度中呈现出一种简单的、理想化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形态。它有两个大的层次：精神的（包括信仰和艺术）和社会的（包括社会政治、人生百态），且后者从属于前者。也就是说，精神层次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层次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而解决精神层次问题的基础是每个个体依照天国的公民标准进行自我完善，而这种自我完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可见，《与友人书简选》的对象正“是透过宗教道德的棱镜看到的和理解的生活”。这又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俄罗斯社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似乎全社会都一起来反对他，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在《致果戈理的一封信》里对这本书的问世痛心疾首，骂果戈理是“皮鞭的宣扬者、愚民政策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黑暗势力的卫士、野蛮行为的歌手”^〔60〕。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果戈理本人，他的“背叛”、“伪善”、“发疯”或“迷误”，而不是他的书和书中的事物。因此，对他而言，攻击也好，肯定也罢，都是“误解的旋风”，都没有理解他创作这部书的真实意图。面对误解，痛心之余，果戈理又拿起笔，写下《作者自白》（1847）以为解释和澄清。同时，他也承认，《与友人书简选》并非完美无缺，“反复阅读我这本书里的许多东西时，我并不是不感到羞耻和脸红”。^〔61〕尽管如此，果戈理仍然认为这本书还是需要的。而且，果戈理自信：“尽管它自身并不构成我国文学的主要著作，但是它能够产生许多主要著作。”^〔62〕事实证明，果戈理的自信并非狂妄自大。对于心灵的关注在果戈理以后的确成为俄罗斯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Л. 托尔斯泰及以后的文学大师的创作都是佐证。

1848年，果戈理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他继续写作《死魂灵》第二部，并不时为朋友们朗读一些章节。但是，精神上的紧张探索令身体虚弱的果戈理愈加不堪重负，1851年，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1852年2月，他再一次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在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中，于3月4日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多蹇的人生之路。

长篇小说《死魂灵》(www.xing528.com)

起初，果戈理设想从一个侧面，即从反面来反映整个俄罗斯，“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冷漠的眼睛所见不到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埋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潭，把遍布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心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性格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客气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突出地刻划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63〕后来他的这个思路发生了变化，他不仅要表现整个俄罗斯的死气沉沉，愚昧黑暗，他还要展现正面的、能使俄罗斯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内在力量。他为这部作品设计了三部的架构，像但丁的《神曲》三部分一样。依照作家自己的解释，《死魂灵》不仅仅是指主人公乞乞科夫所要购买的已经死掉、但在登记册里暂时还算活着的农奴，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当代人和他的心灵当前的状态。由于小说的涵盖面相当广，也许还因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果戈理把它称作“史诗”。1841年底，历时六年之久的《死魂灵》第一部完稿，1842年5月经审查机关删改，以《乞乞科夫的经历，或名死魂灵》为题出版。第二部写了十年，由于作家在临死前将手稿焚毁了，只剩下几章残稿。

《死魂灵》第一部以主人公乞乞科夫乘着马车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到处收买“死魂灵”为线索，广泛展现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俄罗斯农奴主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省城的官僚世界。《死魂灵》的故事情节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有些荒诞的，但并非没有生活基础。在农奴制俄罗斯，农奴可以随意买卖，只是出钱购买已经死掉的农奴这种事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罢了。精明的乞乞科夫钻了个空子，因为在农奴制俄罗斯，每隔四年才重新登记一次地主所拥有的农奴，而在这四年里，总有相当一部分农奴死亡（这也间接说明了农奴处境的悲惨），可在登记簿上他们还存在着，地主因此仍然要替这些死农奴交人头税。正因为有这么一个时间差，乞乞科夫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生财之道：收购登记簿上还有名、实际已经死了的农奴，然后把他们抵押给银行贷款，钱一到手即溜之大吉，等银行找不到借贷的人，打算拍卖抵押的农奴时，才发现他们早已名存实亡了。不仅如此，这般匪夷所思的点子在旁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置信的，谁也不会把它当真，因此，卖主们白送他，甚至为了不用再为死农奴缴税而倒贴钱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他用极少的成本很快就拥有了四百个农奴。小说主要描绘了乞乞科夫在完成他的“宏伟”计划的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反映了农奴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农奴主的形象。

乞乞科夫先后拜访了玛尼洛夫、科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和普柳什金这五位性格迥异的地主。第一个出场的玛尼洛夫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和善的地主，他拥有200多户农奴。他的夫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人结婚已经八年了，却还像在热恋中一样款款温情，让人很容易联想起《旧式地主》中那对和善的老人。不同的是，玛尼洛夫夫妇的殷勤好客中总透出那么一股子甜的发腻的劲儿，时间稍长就会令人感到无聊透顶，想赶紧逃之夭夭。玛尼洛夫这个姓本身就含有“引诱”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制造假相”。在一段插叙中，果戈理交待了玛尼洛夫的一些特征：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面孔，总是诱人地微笑，其实毫无主见和个性，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常常沉湎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却懒于行动。客厅里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家具中那两把一直没来得及装饰的椅子和书房中两个窗台上的一堆堆排列整齐的烟灰以及书桌上那本两年里书签一直夹在第14页的小书都表明了主人的百无聊赖和无所事事。果戈理还画龙点睛地设计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玛尼洛夫与举止得体的来访者在进门时相互谦让，谁也不肯先行一步，最后只好两个人同时侧着身子，彼此挤了一下，才算一起进了门的细节，把玛尼洛夫的甜腻腻和乞乞科夫的惺惺作态刻画得维妙维肖。接着，在谈买卖死魂灵的时候，乞乞科夫因为心里有鬼而往后看了一眼，玛尼洛夫也跟着往后看了一眼；他对自己的产业一问三不知，因而叫来了管家，对管家的话他鹦鹉学舌般地连连赞同。这些细节与他前面关于“关注某种学问以触动心灵，激发……精神上的翱翔”^〔64〕、与朋友交往可以感到“精神上的愉悦”^〔65〕的高谈阔论形成对比，突出了这个人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从玛尼洛夫家出来，乞乞科夫误入歧途，借宿于女地主科罗博奇卡的庄园。这里的景象与玛尼洛夫那里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科罗博奇卡的姓也是有寓意的，本意为“小盒子”、“小匣子”，它一方面象征着女地主是个敛财能手，把生命化作装财物的僵死的盒子；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她尽管很能干，但不过是个封闭在狭小天地里的井底之蛙，狭隘且愚昧无知。她拥有近80个农奴，对自己的产业了如指掌，连死去的18个农奴都个个背得出姓名。但除此之外，她就闭塞得很了，而且患得患失，生怕被乞乞科夫占了便宜。“别卖亏了”的疑虑在她僵化的头脑里一经产生，就很难消除，致使她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觉，之后，不辞辛苦地跑到城里去打听死魂灵的行市，以至于坏了乞乞科夫的好事。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下一个是诺兹德廖夫，他见多识广，且他的敏于行动的“大气魄”与科罗博奇卡的狭隘形成了对比。不过，他的见多识广并没有对他的心智产生什么积极影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既无中心又没逻辑；做起事来雷厉风行，然而既无目标又不顾结果。他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赌徒的那种狂热和不计后果。因此诺兹德廖夫总是惹是生非，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准不安生。在诺兹德廖夫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限制”、“限度”之类的概念，他个人的愿望和冲动就是一切。果戈理借诺兹德廖夫向乞乞科夫展示自己养狗的细节，很耐人寻味地写道：“诺兹德廖夫在它们中间完全像个一家之主。”^〔66〕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了诺兹德廖夫身上的兽性本质。

接下来出场的是索巴凯维奇。虽然他的姓氏是“狗”的意思，但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意为“熊”。这个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像一头熊，无论相貌、衣着，还是生活习惯和身边环境无处不体现出熊的特性：笨拙、结实、力大无穷。就连他屋里装饰画上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长着比正常人的腰还要粗的腿。与吵吵闹闹的诺兹德廖夫相比，索巴凯维奇可以算得上是安静的了。唯独在说到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吃的时候，他的话才渐渐多起来。除了吃，索巴凯维奇对生意也兴趣十足，他在与乞乞科夫做买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静和清醒，甚至让老于此道的乞乞科夫也暗暗吃惊，在心里骂他是“守财奴”。同时，索巴凯维奇对外界的所有人都持一种否定、不信任的态度。生活在他这里简化为敛财（觅食）、狂吃和防范来自外界的危险，也就是说降低到了熊的水平。在这一点上，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是相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到处乱拱的野猪，一个是笨拙的狗熊而已。

普柳什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位地主。他最富有，拥有上千个农奴，家中粮食和各种物品堆积如山；也最吝啬，不但致使他的农奴“像苍蝇似的大批死亡”^〔67〕，就连他自己也穿得破破烂烂，吃的猪狗不如。他贪得无厌，无论见到什么，都会飞快地拖回家，归入他那有名的“一大堆”之中，而且东西一旦入了他的“堆”，那就从此不见天日，直至腐朽，化为灰尘。普柳什金是欧洲文学中的三大吝啬鬼之一。物欲使他几乎丧失了人的一切特征，甚至连天生的性别特征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以至于乞乞科夫在见面时先是把他当作了婆娘，后来看到他腰间挂的钥匙串，又以为他是管家婆，直到他自称为是此间的主人，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系列地主形象中堕落得最为彻底的一个。

果戈理笔下各具神态的五地主形象一方面展现了地主阶级的精神道德堕落，人性的泯灭，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否定和批判农奴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从宗教信仰出发，认为人，哪怕是最十恶不赦的人身上都有神性存在，因此，在嘲笑、讽刺人的精神道德缺陷时，作家的笔总是同时让读者看到一丝半缕的光亮，因为揭露和批判不是作家的目的，而是手段，希望以此唤醒读者的自觉，唾弃兽性，复生神性。

贯穿《死魂灵》始末的乞乞科夫也是小说形象体系中一个重要形象。他代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新生资本家。为了搞到一笔钱，他不惜铤而走险，钻法律的空子；为了达到目的，他使出浑身解数，见风使舵，或欺骗，或迎合，或利诱，无所不为。

而省城的大小官吏也构成了一副群丑图。这样，《死魂灵》通篇都活动着没有灵魂的人，而他们恰恰是所谓的“生活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

《死魂灵》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蕴涵的思想性之外，其高妙的艺术手法也是这部作品成为不朽名著的一个重要因素。《死魂灵》的艺术特色在小说结构、形象塑造、语言风格上都有很好的体现。首先，在小说结构上，果戈理采取的是先总后分的方法，在第一章里，随着乞乞科夫的出现，让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亮了相，然后再以乞乞科夫的行程为线索，分别刻画了五个地主和某省城的政要们，最后对乞乞科夫本人的故事做了交代，这是一条现实的线索；另一条是编织在现实线索之中的抒情线索，这条线承载着作家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重任，对深化主题、赋予作品以极强的抒情性等都十分重要；其次，在形象塑造上，果戈理在描绘每个具体形象时都会紧接着把他归入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仿佛他是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写镜头；而在这一个人身上，又会同样运用特写方式，设计一些绝妙的细节，以突出他的某些特点和个性，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总是通过对其生活环境的描绘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外，作家关注的往往不是单个的人，他笔下这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虽则姿态各异然而本质相同的群体；第三，在语言风格上，与叙事和抒情相对应地形成两种主要的风格，一种是夸张、嘲讽、幽默，另一种是热烈、激昂、庄重。在语言运用上灵活多变，文雅的与粗俗的词汇、崇高语体与日常口头语言都被果戈理当作展现人物性格、描述事态发展及抒发思想情感的工具，使每个人物不仅拥有自己的面孔，还拥有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特征。

作为一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果戈理在成为继普希金之后19世纪上半叶“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的同时，也承受了对其创作截然不同的阐释和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他曾被奉为“自然派”领袖，反农奴制的旗手，也曾被斥责为“叛徒”。然而，无论是喝彩还是辱骂都没能改变果戈理所坚持的创作方向，因为他把创作看作是“心灵的事业”。果戈理的创作充满为祖国、为人类服务和贡献的精神，他所写的“不是能更让人喜欢的东西，甚至也不是对其天才来说更轻而易举的东西，他努力去写的是他认为对自己的祖国最有益的东西”^〔68〕。从《汉斯·古谢加顿》一直到《与友人书简选》，果戈理的创作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作家本人的精神求索，这种精神求索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的道德探索，它在果戈理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由隐而显的、由外而内的趋势。果戈理文学遗产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的戏剧性命运以及它对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巨大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