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谢·普希金：俄罗斯文学巨匠

亚·谢·普希金，俄罗斯民族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文艺评论家，传记作者和文学家—历史学家。普希金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作为俄罗斯文学中继往开来的人物，普希金广纳百川，以理性的心态继承了俄国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同时，大胆地汲取了上自古希腊罗马下至同时代优秀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养料，创作出一系列奠定俄罗斯民族文学基础的垂范之作，成为一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的开拓者，因此他也成为第一个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师行列的俄国作家。普希金是“一切开端的开端”（高尔基语），他创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诸个“第一”，进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

生平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出生，1837年2月10日去世）出生于莫斯科。这个家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贵族世家。诗人的童年主要在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扎哈罗沃村度过。自幼接受的是三种并行的教育，即外国人充当教师的家庭教育、以外祖母和奶娘为主的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的教育、以伯父和父母为主的诗歌鉴赏与创作教育，它们对普希金日后的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父母都是痴迷的文学爱好者，家庭沙龙中的常客有著名作家卡拉姆辛、诗人德米特里耶夫、巴丘什科夫等。普希金自幼便熟练地掌握了法语，知晓许多俄罗斯民间故事，阅读了不少世界名著，同时尝试写作诗歌、寓言和小喜剧等。1811年10月至1817年6月，普希金就读于彼得堡郊外的皇村学校。诗歌创作是学子们热衷的事情——出版手抄杂志、展开诗歌竞赛，因此，涌现了一批“校园诗人”：А. 杰尔维格、В. 丘赫尔别凯、Н. 科尔萨科夫、М. 雅科夫列夫、А. 伊利切夫斯基等，而普希金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1817年6月至1820年5月，普希金在彼得堡外交部供职，被授予十等文官——一个闲职。其间，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在沉湎于“享受”之时，诗人的思想迅速成熟起来，“绿灯社”等团体出现在他的政治世界里。不过，尽管普希金与秘密组织的成员关系密切，却未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是，其艺术世界仍然十分丰富，文学团体、文学沙龙和剧院里经常活跃着他的身影。此间，正式加入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和“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同仁会”。1820年5月，因《自由颂》（1817）、《致恰阿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革命倾向明显的诗歌触怒了亚历山大一世，招致第一次政治流放，即南方流放。在直到1824年8月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及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基什尼奥夫、基辅等地，特别是高加索的群山和克里米亚的大海激发着诗人的才情与灵感。1824年8月，因一封亵渎上帝的信，被发配到母系的世袭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开始了第二次流放，即北方流放时期。1826年9月，流放生活结束，重返阔别15年的莫斯科。1827年5月，他又回到离别七年的彼得堡，从此便往返于新、旧两都之间。1830年秋，普希金前往父系世袭领地鲍尔金诺村办理分产手续。当地因霍乱交通被阻断，在三个月的滞留期内，普希金完成了四部小悲剧、两首童话诗、一篇叙事诗、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章、包含五个短篇的《别尔金小说集》、一个中篇小说、29首抒情诗、13篇评论、17封书信——这是诗人一生中创作的丰产期，在文学史上被称作“鲍尔金诺之秋”。1831年，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结婚，不久迁居彼得堡。沙皇为接近其妻任命诗人为宫廷侍从。生命的最后几年，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窘境以及有关妻子的传言令普希金十分痛苦。荷兰公使的义子、法国人丹特士与普希金娜的绯闻不断，诗人最终忍无可忍，提出决斗。1837年1月27日，在决斗中普希金中弹，两天后在彼得堡的滨河街12号寓所逝世。2月初，灵柩被安葬在普斯科夫省圣山镇修道院母亲的墓旁。

普希金首先是个诗人，他是俄罗斯第一个民族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80首抒情诗。无论是阿纳克瑞翁体、哀歌体、书信体、商籁体（十四行诗）、斯坦司、浪漫曲颂歌、讽刺短诗，还是独创的诗体，普希金在俄国率先打破了风行欧洲两个世纪的古典主义表现形式，打破了俄罗斯文学一直恪守的“歌颂王权”、“推崇理智”的信条，将个人情感的表达带入了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当中，进而，以自己在各个体裁领域的创作尝试，引领着俄罗斯文学的视野从古典主义式的宫廷和贵族生活投向广阔的俄罗斯的民族生活。在借鉴古典、民间和外来诗歌的基础上，普希金的抒情诗等作品在其生前就产生了雅俗共赏的巨大影响，也正是从他开始，文学在俄国逐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与财富。

普希金抒情诗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皇村学校时期，即学习和模仿阶段（1813—1817）；从彼得堡到基什尼奥夫时期，即探索与过渡阶段（1817—1823）；从敖德萨到三山村再到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时期，即成熟阶段（1824年以后）。早期诗篇被视作仿阿纳克瑞翁体的“轻诗歌”，特点主要是：反教权主义、反禁欲主义、自然神论和无宗教信仰，即没有宗教主题，有的只是失掉了宗教意义的希腊众神形象。代表性的诗作像叙事诗《僧侣》（1813）、《饮酒作乐的学生》（1814）等。皇村时期之后直到20年代中期，是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及最终定型的阶段，他始终在思考并尝试如何将皇村学校所受的启蒙思想和从小耳濡目染的宗教内容糅合并且运用到诗歌之中，特别是从20年代起，普希金就怎样将不易直接表达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到宗教这一载体上进行了探索，像：《水仙女》（1819）、《第十诫》（1821）、《仿古兰经》（1824）等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佳作。从20年代后期至决斗身亡前，普希金的诗歌从创作手法到内容都日臻成熟、完善。无论是宗教色彩较浓的诗篇，还是尘世意味更多的诗作，所要表现的已不仅限于诗人自己的真挚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这些感情炽烈、无私，超脱出世俗因素，净化升华至审美的境界，进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优美神圣的人道精神，比较典型的像《三股泉水》（1827）、《旅人》（1835）和《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1836）等。最后阶段，带有宿命意味的对生死的无奈在诗作中时有闪现，并且出现了与现世生活相对的彼世——这并非说明诗人有了放弃生命的欲念，对死亡的遥视透射出的是对生命的敬意。就整体而言，早期诗歌所传达出的基本是以找寻快乐为目的的人生态度，而晚期的作品流露的则是对生命必须有所企盼的执著。

从内容上看，普希金的抒情诗涉及人类情感的几大方面——爱情、友情、亲情……对生命的复杂感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的描写与吟咏中。

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爱情诗占据着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重。诗人的爱情诗创作与其爱情经历密切相关。在他钟情过的女子中，有些人地位不同寻常——诗人为她们写就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是珍品，譬如：“巴库尼娜组诗”（25首）、“沃隆佐娃组诗”（18首）、“利兹尼奇组诗”（11首）、“奥列尼娜组诗”（8首）、“尼古拉耶夫娜组诗”（6首），还有献给凯恩和未婚妻的诗篇等。在诗中，诗人对于女性的态度十分友好，女性是他纯美的精神追求与理想境界的替代品。普希金善于表现爱情生活中多种复杂而微妙的感受与心理：初恋的羞涩、热恋的亢奋、一见钟情的倾心、离别的思念；还有妒忌的煎熬、失恋的隐痛、无望的追求、回味的美妙；更有重逢的欣慰、死别的哀伤、默默的祝福、愧疚的惆怅……与早期相比，后期爱情诗的色欲成分有所减弱，更强调爱情是真诚心灵的结合，浸透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女性是挚爱、善良、甜蜜的化身，她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圣洁的。这250多首爱情诗固然与普希金的情爱历程有关，但绝不是他爱情生活的记录，而是从生活美升华为艺术美的高超创造，他重在反映诗人的个性，如《致凯恩》（1825），也重在营造美的意境，如《风暴》（1825）。应当注意，作者有意对一些诗或变动写作时间，或使用化名，或假托为译作，或删除某些词句，这就为后世的解读带来了难度，某些诗作至今都还在争论与破解之中。

普希金同样也相当看重并讴歌友情。友情中既包括相互间的体贴、理解，也包含彼此间善意、坦诚的批评。从普希金对象明确的献诗或非专门题献的诗作中，一些名字出现较多：П. 维亚泽姆斯基、П. 恰阿达耶夫、Д. 杰尔维格、В. 丘赫尔别凯、И. 普欣、И. 柯兹洛夫、П. 奥西波娃，不一而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首《致恰阿达耶夫》（1818、1821、1824）和“皇村组诗”。在1814—1836年的22年间，直接涉及皇村主题的诗有十几首——诗人不厌其烦地描写着同窗情谊的难忘与皇村花园的美景。皇村于他是“永恒的时间”，在“不到38年的自然年轮中，六年皇村学校的履历被诗人自己执著地拉长为无限。也就是说，在普希金的一生中，能与他对皇村学校的感情相媲美的唯有其对奶娘的挚爱，这两种爱在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中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日久弥坚，对父母的依恋、对女人的爱意都没有这般一往情深……”^〔3〕

普希金抒情诗中的“亲情”主题的对象主要是奶娘、外祖母和姐姐，而不是父母。诗人一生中最亲近的人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娘阿琳娜，她被诗人唤作“少年时代的良伴”、“唯一的伴侣”、“令人心醉的往日的亲人”。诗里诗外，奶娘都是善良、慈祥、体贴的母爱象征，这么一位普通女性还是位民间艺人——熟悉民间的各种传说，极善编讲故事。在《令人心醉的往日的亲人》（1822）、《冬天的夜晚》（1825）、《给奶娘》（1826）等诗中，“奶娘情结”挥之不去，对外祖母的怀想也交织在其中，有时往往无法将她们截然分开。

普希金的抒情诗植根于俄国现实生活的土壤，其中“政治抒情诗”占有重要一席。它们生动地反映出俄国历史激变中的重大事件、民族情绪、人民的痛苦生活、异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中的英雄人物。对自由必胜的信念、对暴政的不满、对祖国未来和人类理想境界的渴望始终是普希金抒写的重点。尤其当肉体陷入专制制度的禁锢之中时，诗人以诗言志，表达着对农奴制和专制政体的批判与反抗，它们主要集中在1817年前后、南方流放时期和1826—1827年间。著名的像平生第一首公民诗《给利金尼》（1815）、第一篇带有革命倾向的诗作《自由颂》（1817）、刚刚兴起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致恰阿达耶夫》（1818）、反对农奴制的作品《乡村》（1819）、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华章《致大海》（1824）、针砭时弊的历史哀歌《安德烈·谢尼耶》（1825）以及歌唱十二月党人事业的赠诗《致西伯利亚》（1827）。西欧“理性的法”的观念明显贯穿在普希金的创作生涯中，在《自由颂》中，他没有像拉吉舍夫那样呼吁人民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制度，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法”的概念：

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

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查良铮译）

这就是普希金启蒙思想最早的直接表述。包括拿破仑主题在内的战争与革命题材的诗作也体现了诗人反对专制和民族压迫，向往公民自由的一贯追求。

普希金诗歌所体现的思想均受到生活的启迪、来源于生活。抒情诗人普希金的才华与成就还体现在大自然、文化、艺术等主题上。与这类诗相伴的是对诗人使命、生与死所做的思考，因而具有哲理诗的潜质。特别是其自然风景诗大多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往往饱含着忧郁的情思和深邃的哲理，像《冬天的道路》（1826）、《我重又造访……》（1835）等。(www.xing528.com)

在普希金的诗歌中，优美的人道感情同优美典雅的形式总能结合得天衣无缝。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看，其抒情诗最大的特色是：和谐与平衡。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抒发的感情到表达的思想，“情”、“理”、“美”这三个诗美要素以一个水乳交融的统一体存在于他的抒情诗、长诗乃至其他体裁的作品中。他的抒情诗看似朴素、平淡，实则精美、深邃，往往余味无穷。在诗章上，与莱蒙托夫偏爱对比的意象结构不同，普希金喜用对称，这一特点特别体现在反复手法的运用上，如《玫瑰》（1815）、《一朵小花》（1828）和《我爱过您……》（1829）等，随之营造出的是一唱三叹、自然天成的诗境。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作为俄国第一位把文学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作家，俄国第一个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奠基人，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在俄罗斯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过程历经八年，发表于1825至1832年间，1833年全书出版。这部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因其现实主义和民族性，被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小说描绘了一幅从彼得堡上流社会到偏僻乡村的广阔画面，通过男主人公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各种活动，展现出贵族、地主、农民等阶层的人物群像，揭示出各类人物的性格。奥涅金天资聪慧，接受的是典型的贵族教育并且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他阅读亚当·斯密和卢梭等人的书，欣赏并模仿拜伦的叛逆与忧郁。身处贵族之家和上流社会，他逐渐对都市贵族阶层的生活感到失望和厌倦，既不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也不愿通过军界光宗耀祖，对写作、农村改革有过一时的热情，希望以此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后因继承伯父的遗产来到乡间，尽管他用较轻的地租代替了固有的徭役制，为此获得农民的感谢和地主的嫉恨，但乡村生活同样令他觉得无聊，他拒绝了少女塔吉雅娜的爱情，在因小事引发的决斗中杀死了朋友连斯基，之后良心不安而出走；塔吉雅娜则并非因为爱情出嫁。几年后他回到上流社会，与已成为贵妇人的塔吉雅娜在社交界不期而遇，便狂热地向她发起爱情攻势，但遭到拒绝。由于缺乏坚定的生活目标与实现理想的执著，奥涅金最终一事无成。

奥涅金与塔吉雅娜是俄罗斯文学中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中“多余人”的鼻祖，他也由此步入欧洲文学经典形象画廊。这么一个“多余人”对社会抱有清醒的批评态度，但他既蔑视贵族社会，又无力与上流社会决裂。在普希金时代，“多余人现象”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当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盛行于俄国时，奥涅金式的贵族青年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在他们的个人经历里，最初耳闻目睹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公民意识迅速觉醒的景象，而后，则是江河日下的现实：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尼古拉一世王朝的暴政。越来越严的思想禁锢令许多人患上了“俄罗斯忧郁症”，在1825年前后，这样的年轻人为数甚多，日后他们之中只有小部分转而回归到俄罗斯的民间传统中去，加入到力求改变现实的人们的行列里；大部分人还是既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自己，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社会责任，认为自己是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漂泊不定的精神流浪者，始终却又不甘心庸碌地活着。可以说，奥涅金实则是一位“现代人”，是新世纪的产物和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了现代人的矛盾性。塔吉雅娜在天性上和对社会的批评态度上与奥涅金颇有共通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她又与奥涅金截然相反。她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理想，她与俄罗斯大地，与俄罗斯民间的东西紧密相连：

塔吉雅娜（这灵魂上的俄罗斯人，

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样）

那么热爱俄罗斯的冬景，

热爱它美丽的寒冷风光，

爱凛冽的白昼太阳下的霜冻，

……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5章第4节，智量译）

显然，普希金不是要让塔吉雅娜与奥涅金鸳梦重温，也并非着意探讨她该不该跟奥涅金走，他是借塔吉雅娜想要换回的宁静的俄罗斯乡村，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欧道路的俄国人，不要忘记和轻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那才是俄罗斯人真正的精神家园。所以，塔吉雅娜已不单纯是向往爱情、渴望家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她是普希金美学思想的集中概括与明确表述。

在结构上，《叶甫盖尼·奥涅金》前所未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六二之比的二部结构。即全部正文由八章组成，每章节数不等，在第一部的前六章中，围绕着奥涅金这一核心人物，整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几乎均已登场，俄罗斯当代生活中的城市与乡村面貌也都得到了描写；后两章是第二部——重点转向取代了奥涅金中心位置的塔吉雅娜，通过她在奥涅金离去后的心境变化、对奥涅金的再认识以及自己身份改变后的体验，回答了奥涅金形象所提出的问题，并成为奥涅金形象所不能包含的美的理想的化身。它们各自相对完整，各有中心和主题，各自承担一部分结构情节和表达思想的任务，但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前后两部由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贯穿，奥涅金与塔吉雅娜的爱情纠葛是主线，连斯基与奥尔迦的爱情故事是副线，后者起着衬托、对比前者的作用。叙事与抒情构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大的艺术特色。它吸取了拜伦的《唐璜》等叙事诗的技巧，许多抒情和描述性插叙贯穿在无拘无束的谈话式文体中。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作者兼有叙事者（第二自我）和抒情主人公（第一自我）的双重职能，特别是抒情主人公“我”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独立于主人公奥涅金存在，与奥涅金、塔吉雅娜、连斯基、奥尔迦等构成作品的形象体系。这个“我”曾是奥涅金亲密的朋友，珍藏着塔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在作品的结尾处向主人公与读者告别。“我”无处不在，是小说结构的轴心。普希金借“我”之口，将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感受一一做了介绍。抒情插笔的大量运用使得这部作品卓尔不群——首先，它突破了以诗歌体裁写作长篇小说在叙述方式和容量上的局限性；其次，这一手法弥补了纯粹的叙事诗通常难以避免的叙事面较窄、抒情力度不够的弱点。

作为崭新的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缔造者，普希金以其各类作品对俄罗斯文学语言进行了一场革命。《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绝大部分诗节为十四行，用四步抑扬格写成。诗人将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旋律进行了综合与改造，独创出“奥涅金诗节”（онегинская строфа），在吸收外来语的条件下，它对书面语言、口语和民间语言的有机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实现了革新文学语言的目标。“奥涅金诗节”的十四行诗每节由四个段落组成，分别为三个四行诗段和一个两行诗段。第一个四行诗段用交叉韵、第二个用双韵、第三个用环韵、最后的两行诗段用连韵。同一形式的诗节重复排列，形成全诗的节奏。在叙述故事时，每当一节诗能够将事物交待清楚时，作者就利用前三个四行诗段陈述事实，最后一个两行诗段则用来做一些警句式和哲理性的结论。这类诗节在整部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过，诗人对十四行诗节的运用相当灵活——还有很多诗节因叙述的需要，会出现两个甚至三个以上的十四行连成一体的情况，往往一句话的前半句在上一诗节，而下半句则挪到了下一诗节——这种形式既能保持节与节之间在内容上的紧密联系，不影响故事叙述逻辑上的内在完整性，又能保持诗节在诗韵和节奏上的单元。在保持“奥涅金诗节”的基本规律的同时，普希金在格律的运用上还做了一些变化，譬如作品中的两封信和一首民歌，它们都脱离了“奥涅金诗节”的十四行诗的基本形式和押韵规律。另外，有时因内容所需，十四行被分作十五行来排列，其目的是使有关的人物事件和情节关系清晰，同时也让形式在变化中更显活泼。这样的十五行排列法在作品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出现不止一两处。除上述几种变化外，还有一种诗行删节，即当作者认为在一处无需十四行诗就足以表现内容时，便删去这节诗的其他几行，用虚线来代替，这种变化方式在全诗中相当多。总之，“奥涅金诗节”的诗学功能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比一般叙事诗拥有更自由的叙事空间，第二，便于让抒情主人公主导整部作品，第三，大大提高了俄罗斯文学语言达意和传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