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诗歌概述：俄罗斯文学简史

进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继承18世纪传统的同时，也在竭力探索新路。Г. 杰尔查文与М. 赫拉斯科夫等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将仍在从事创作，但已明显成为明日黄花。文学中新生力量、新锐潮流出现了。在当时，文坛就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以А. 希什科夫为首的古文派与以Н. 卡拉姆辛为首的俄语改革派之间交锋激烈。古文派指责卡拉姆辛改革派热衷于充满“法国歪风”的“世俗文字”，坚持认为，俄语必须同教会斯拉夫语保持一致。这两派之争在以В. 茹科夫斯基领导的文学团体“阿尔扎玛斯社”（1815—1818）出现后更为激烈。这个组织向古文派及其堡垒“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座谈会”发起了猛攻，卡拉姆辛与他的追随者们在这场论争中优势渐强。

世纪之初，感伤主义仍是文坛上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流派。早在18世纪末，卡拉姆辛就在创作中注重对人的个性的开掘，在其之后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作家继续推进着这一追求。这个时候，一些模仿卡拉姆辛风格的感伤主义小说致力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人，关注他们的内心感受——这些都对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拉吉舍夫的传统在文学中并未完全消失。流放归来的拉吉舍夫，他的诗作得以在进步人士中流传。诗人重视民间创作，拉吉舍夫本人连同他抒情诗中的主人公都关心着祖国、人民的命运——这些都在19世纪诗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一定程度上，19世纪头25年内存在的文学、科学与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的会员们是拉吉舍夫传统的继承者。该协会是连结拉吉舍夫与十二月党人的一个独特的桥梁。

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古典主义形式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情绪相结合。古典主义已退居次要地位，各种新的文学流派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感伤主义未能持续很久，随新世纪应运而生的新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在俄国得以广泛传播。俄国浪漫主义运动一方面反映了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引发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与十二月党人运动所代表的争取个性解放和公民自由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又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产物。它的早期代表人物是В. 茹科夫斯基（1783—1852）和К. 巴丘什科夫（1787—1855）。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主张“开明专制主义”，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但又看不到出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欧个人浪漫主义在他们身上起着双重的影响，于是，不时流露出悲观遁世情绪。茹科夫斯基被誉为“文学界哥伦布”（别林斯基语），他以翻译并模仿德、英诗人诗作的实践，将浪漫主义因素带进了俄罗斯诗歌，成为俄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在19世纪初的20年，继杰尔查文之后，茹科夫斯基成为诗界泰斗。自取材于民间诗歌的故事诗《斯薇特兰娜》（1813）发表后，他的诗歌作品风靡一时，文坛上曾出现一批追随者。在俄国抒情诗的发展中，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是一大飞跃。他跳出了古典主义在描写人物感情时流于抽象和一般的窠臼，重视个性，着力描写活生生的尘世之人，对人的感情描写得具体、细腻，以求唤醒人身上的人性。1820年前后，在俄国，浪漫主义已成气候，尽管此时浪漫主义已分化成为两派。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别林斯基最早将浪漫主义划分出两种倾向。以茹科夫斯基为核心的一派属“中古精神的”浪漫主义，他们歌咏中古精神，追怀往事。进入20年代，茹科夫斯基由于自身的局限，渐渐落后于文学运动，此后的作品倾向于逃避现实，沉浸在狭窄的个人思绪和感情之中，抽象、虚幻，神秘色彩渐浓。П. 维亚泽姆斯基与普希金都对此有所批评。尽管如此，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诗歌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本人还对普希金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不会有普希金”这一源自别林斯基的著名说法并非夸大之誉。巴丘什科夫是茹科夫斯基的挚友，但他们所追求的诗歌意境却截然相反。巴丘什科夫追求准确、鲜明的画面，他的诗歌充满欢快的生活气氛与热爱自由的精神。茹科夫斯基与巴丘什科夫都被视作普希金的前驱——前者“为俄罗斯诗歌提供了内容”、“为诗歌注入活的灵魂”，后者则“为它创造了形式”、“赋予它理想形式的美”。以青年普希金和日后的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一派则属“新的”浪漫主义，他们更接近西欧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反抗、叛逆的精神。关于这一派，又有“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进步的浪漫主义”这样几种称谓。这一派形成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的年代。他们承续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拉吉舍夫的革命传统，“特别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和诗人的公民职责，以创作富于革命激情和爱国民主思想的政治抒情诗把文学引上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道路。他们提倡和追求文学的民族独创性，注意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常借历史人物和民间传奇抒发公民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1〕

在俄国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伟大诗人А. 普希金（1799—1837）的作用无人能够替代。19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文学用了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路，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普希金的文学活动有关。普希金最初是以抒情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他用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美诗篇歌颂生活，细腻地描写人的各种感情及其微妙的变化。爱情、友谊、亲情、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与死的畅想，是普希金许多抒情诗的主题。同时，诗人还强烈地感受到1812年俄国军队胜利的欢欣，讴歌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爱、歌颂热爱自由的主题，很早就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普希金是十二月党人的朋友，无疑受到了秘密团体思想的影响，而他的一些歌颂自由、嘲讽沙皇及宠臣的诗作，像《自由颂》、《乡村》、《致恰阿达耶夫》等在十二月党人之间传诵着，故普希金享有“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歌手”之称。普希金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尚无先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普希金都为抒情诗完成了一次巨大的革新，具体而言就是，诗人在并不摈弃传统的基础上，彻底打破了在他之前俄罗斯诗歌各种体裁界限的严格规定，使得抒情诗获得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天地。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十四部叙事长诗，其中最著名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20）、《高加索俘虏》（1820—1821）、《茨冈》（1824）、《波尔塔瓦》（1824）、《青铜骑士》（1833）等。《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是诗人的第一部长诗，一部俄罗斯民族性特色浓郁的作品。它取材于俄国历史，又借鉴了茹科夫斯基的故事诗《十二个睡美人》，在吸收民间诗歌创作手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框框，将严肃的内容与戏谑、喜剧的成分熔于一炉，从而营造出一片童话故事的意境。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俘虏》和《茨冈》都以贵族青年为主人公，讲述的“文明人”与“自然之女”的爱情故事是在与现实社会生活迥异的环境中展开的。《高加索俘虏》不同于《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意义在于，透过它所展现的高加索自然风光和山民生活习俗，作者意在体现追求自由的精神，当然，长诗的尾声流露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是不可取的。《高加索俘虏》是在拜伦的影响下写成的，《茨冈》则摆脱了拜伦主义的影响，是一部成熟之作。它的新意在于，作者没有将同情心放到主人公“文明人”身上，并对“回到自然”去的口号在思考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充满着当代精神的历史长诗《波尔塔瓦》是普希金以新的追求来写史诗的尝试。普希金将“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最伟大的事件”作为这首诗的主题。诗人认为，彼得一世以波尔塔瓦的胜利为新政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正是他的历史业绩之所在。在形式上，普希金将诗的三种类型，即抒情诗、史诗和戏剧捏合了起来，因此，全诗结构特殊——爱情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融于一体，在社会意义上和道德水准上迥然不同的人物汇合于一处，但作品个别之处用力过猛——对彼得大帝的歌颂流露出说教的意向。《青铜骑士》是普希金30年代的重要作品之一。长诗的体裁新颖——它是抒情的颂诗（彼得形象）和现实主义的叙事体小说（叶甫盖尼的形象）的结合。青铜骑士的形象既威严不朽，又残酷可怕。它是历史上的彼得一世与现实中的专制君王的双重象征，作者通过它赞颂彼得的历史功绩，也对其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做了隐喻式的揭示。长诗反映的另一重要的思想内容是：通过来自彼得堡下层的叶甫盖尼这一“小人物”形象意在阐明，叶甫盖尼的痛苦与毁灭是由于他不理解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固守个人的或狭隘的集团的观念而造成的。整个国家在一定阶段内的进步，必然会伴随着像叶甫盖尼这样的无数人的牺牲。凭借这部长诗，普希金第一次把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画面和悲惨命运带进俄罗斯诗歌，他所塑造的叶甫盖尼与稍前两年《别尔金小说集》之一——《驿站长》里的维林、稍后果戈理以彼得堡底层民众痛苦生活为背景的《彼得堡故事集》中的形象一起，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批“小人物”，这一开拓加强了3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为40年代“自然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十二月党人运动在俄国社会和文学生活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十二月党人准备起义的十年成为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十二月党人作家群开创了把解放斗争与文学活动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人中诗人居多，杰出的像：Ф. 格林卡、П. 卡捷宁、В. 拉耶夫斯基、К. 雷列耶夫、А. 别斯图舍夫、В. 丘赫尔别凯、А. 奥陀耶夫斯基等——他们既是参加起义的贵族革命家，又是充满爱国热情和自由思想的诗人。在他们看来，诗歌是最重要的社会事业，为公民服务、追求政治自由、同专制政体与农奴制度进行不懈的斗争是十二月党人诗歌的主旋律。他们的诗一反当时风行的感伤情调和宗教气息，带有论战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宣传十二月党人革命纲领的有力武器。“他们所创造的公民诗人和战士诗人的形象，与吟风弄月和多愁善感的诗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歌颂公民的英勇、热情和刚毅，并以自己的创作做出公民诗的光辉榜样。”^〔2〕在十二月党人的诗歌中，尤其在拉耶夫斯基、雷列耶夫、奥陀耶夫斯基、别斯图舍夫的创作中，历史题材占有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乐于歌颂祖国光荣的过去与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借此名正言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善于从别的民族，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的活动家的史迹中提取素材，赞颂他们的公民美德。这几位诗人不仅运用历史题材，而且将历史题材现代化，目的是以历史人物来激发同时代人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意识与斗志。十二月党人诗歌中有一些是运用圣经题材创作而成的，其中以格林卡最为突出，他根据赞美诗写就的《被俘犹太人的哭声》（1822）和《圣诗习作》（1826）堪称佳篇，作品中以譬喻的手法论及十二月党人的悲惨命运及其对他们的残酷镇压。格林卡取材于圣经的诗歌还涉及到“诗人是先知”的主题，他的《先知》等诗篇对以后的普希金有着明显的影响。十二月党人诗人是俄罗斯文学中一个独立的派别。他们的诗作往往采用古典主义的形式，而内容却大大超越了古典主义的框架。就整体而言，十二月党人诗歌创作的方法还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在创作上，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主观性较强，在他们看来，艺术的实质就是表现诗人的主观世界。尽管他们没有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努力倡导为祖国服务的公民意识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境界，但是难免过高地评价了英雄在社会斗争中的个人作用。由于恪守着浪漫主义主观性的原则，十二月党人诗人不注重刻画人物的社会特性与个性，经常把人物当成自己思想的代言人，因此，人物性格趋于概念化、一般化。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共同把俄罗斯诗歌从贵族沙龙引领出来，使之走向广大的民众阶层。

俄罗斯诗歌自世纪初起逐步走向繁荣。除上述诗人外，在普希金之前就有名气的有Д. 达维多夫（1784—1839）、К. 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普希金是20年代公认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巨大。与普希金同时代的众多诗人被称为“普希金一代诗人”，像П. 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И. 巴拉丁斯基（1800—1844）、А. 杰尔维格（1798—1831）、Н. 雅济科夫（1803—1846）、Д. 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等。他们的创作虽局限于较窄的天地但各具特色，各自从不同角度与普希金有着某种共性，从而与之共同构成了俄罗斯诗歌的繁荣与兴盛，显然，19世纪前25年成为俄罗斯诗歌的鼎盛期，诗歌（包括抒情诗、长诗、故事诗、哀歌、讽刺诗等）雄踞着绝对霸主的位置。

М. 莱蒙托夫（1814—1841）是继普希金之后另一位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他的创作主干是诗歌，抒情诗又是重中之重。与普希金相比，莱蒙托夫的全部450首抒情诗带有更强的自传性。诗中频频出现的抒情主人公与诗人本人时而酷似、时而接近，他的性格、气质和命运几乎存在于莱蒙托夫的所有长诗、小说和剧本中。由此，诗人的整个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整体感。他的抒情诗中，有对国家、人民前途的担忧与预言；也有对自由的向往与对专制制度的鞭挞，有对迎接风暴的内心渴求；还有对自我追求的憧憬与怀疑，甚至失望、孤独……《人生的酒盏》（1831）、《帆》（1832）、《囚徒》（1837）和《沉思》（1838）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佳篇。莱蒙托夫把祖国主题［《祖国》（1841）、《别了，藏垢纳污的俄罗斯……》（1841）］从内容到诗艺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俄罗斯的伟大不在于百姓的温顺和对东正教的虔诚，而在于美丽的大自然和勤劳的人民——他热爱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祖国。莱蒙托夫一生尝试过多种体裁和风格的长诗，共留下27部（含未完成的），但生前只发表过三部。在从模仿走向借鉴再走向独创的过程中，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比较突出——这在早期长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早期长诗的最大特点是往往把同一题材的抒情诗扩展成既有主观抒情又有客观叙述的叙事诗。成熟时期的长诗塑造了比以前反叛黑暗现实的个性更突出的主人公，主人公们所受的苦难与他们的内心矛盾都得到了深化。长诗《童僧》（1839）和《恶魔》（1841）是俄国浪漫主义发展的两座新高峰的标志性作品。尤其是，抒情性哲理长诗《恶魔》是莱蒙托夫一生对社会与人生哲理思考的艺术总结，是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长诗的主旨不是侧重于歌颂恶魔的反叛精神，而是指出了恶魔叛逆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要批判地看待这个“善的恶魔”身上的这种反叛。另一方面，从莱蒙托夫的《童僧》和《恶魔》、Н. 奥加辽夫的诗歌可以看出，十二月党人的自由追求在人们的心中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现实令世人感到前途暗淡，莱蒙托夫最后的长诗鲜明地表达了这种社会情绪。尤其是1825年后，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1827）、《阿利昂》（1827），莱蒙托夫的《帆》（1832）、《诗人之死》（1837），奥陀耶夫斯基的《答普希金》（1827）等深刻地表现了俄国进步社会力量的希望。

30至40年代，小说取代了诗歌，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但诗歌并不萧条。普希金、莱蒙托夫与十二月党诗人仍然保有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继续讴歌自由。Д. 韦涅维季诺夫、Е. 巴拉丁斯基、Ф. 丘特切夫等诗人在1825年压抑的社会氛围下，转而进行哲学探索，将写作兴趣放在了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哲理性诗歌上，用诗歌阐述自己的哲学信念。В. 别涅季克托夫的以《诗集》（1835）为代表的诗歌曾流行一时，它所遵循的是消极浪漫主义的规范，内容空泛，夸大感情，追求效果，受到别林斯基的批评。民间诗人А. 柯尔卓夫（1809—1842）在30至4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他的诗歌既酷似民歌，又新颖别致。其诗歌语言朴实、简练，对韵律的运用比较自由，故其诗便于吟诵，有许多已成为可唱的歌曲。善于真实地描写大自然是他诗歌的一个特点，但他对俄罗斯诗歌的贡献更在于，将劳动农民的形象带到诗歌之中，表现出农民对土地、对庄稼的深厚感情。柯尔卓夫的诗歌影响过40年代以后的诗人Н. 涅克拉索夫、И. 苏里科夫等以及苏联诗人С. 叶赛宁、М. 伊萨科夫斯基等。在30年代的诗人中，平民知识分子А. 波列扎耶夫（1804—1838）继承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的公民诗歌的传统，他的创作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肯定。

40年代的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影响。然而，普希金时代的诗人们，像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巴拉丁斯基、雅济科夫等虽仍有作品发表，但他们对诗歌运动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一批在诗坛崭露头角的新人——Н. 奥加辽夫、А. 普列谢耶夫、И. 屠格涅夫、А. 费特、А. 迈科夫等代表了40年代诗歌发展的走向。在莱蒙托夫去世后，几乎整个40年代，诗坛比较沉寂，只有Н. 奥加辽夫（1813—1877）继承了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传统，以其诗歌反映40年代人的情怀，将诗歌向现实主义推进。奥加辽夫的早期抒情诗重点在于表现因感到生活空虚、前途暗淡、年华虚度而生的伤感情绪，从40年代开始，其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民主主义思想逐渐突出，一些描写农民悲惨生活的诗作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同时诗中对社会的抗议声音也日渐强烈。1856年后，奥加辽夫移居国外，其以《纪念雷列耶夫》为代表的诗歌公开颂扬十二月党人，从而表达对革命的信念。奥加辽夫的抒情诗将抒情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诗歌发展到40年代已形成两大派别：民主主义派、纯艺术派。前者思想比较进步，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忧国忧民的传统，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关心社会的迫切问题，为首的诗人是涅克拉索夫。这一派诗人像涅克拉索夫一样，鲜明地反对“纯艺术”论，在诗歌中尖锐地提出社会问题，反对阶级对立，如И. 尼基钦、Д. 米纳耶夫等人的诗作。他们还创作了大量呼唤革命风暴到来的诗篇，有些当时不能发表，就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后者仍然坚持传统的浪漫主义主题，以诗来对爱情、大自然等进行哲理思考，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代表诗人有Я. 波隆斯基、А. 费特、А. 迈科夫、Н. 谢尔宾纳、А. 托尔斯泰等。民主派诗人在主题的民主化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同时也很关注欧洲进步诗人的作品——В. 库罗奇金翻译的法国诗人贝朗瑞的革命诗歌，М. 米哈伊洛夫翻译的海涅的政治讽刺诗，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纯艺术派诗人们在世界观、与生活的联系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否定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学观，对人与艺术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把现实和艺术对立起来，不赞同艺术反映苦难的现实，而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思考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的使命等问题，诗歌题材基本限于描写大自然、爱情和艺术，但诗艺精湛，特别是描写心灵世界的诗意手法丰富了俄罗斯文学；有的作品也走出了“纯艺术”的小天地，带有现实主义的气息。(www.xing528.com)

40年代下半期，Н.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以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他在吸收十二月党人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诗歌作为投入社会斗争的武器。与此同时，涅克拉索夫借鉴“自然派”暴露社会黑暗、同情底层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创作原则。其有关农民、城市题材的诗，还有讽刺诗将立足点牢牢地置于社会现实生活中，而少有抽象的哲理与浪漫主义情调，因此他开了诗歌之新风，成为50至7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繁荣的前奏。在当时，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一版再版，颇受青年读者的欢迎。

50至60年代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丰产期，而整个60年代又是涅克拉索夫创作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得最突出、最集中的时期，重要的作品有：《大门前的沉思》（1858）、《孩子们的哭声》（1860）、《伏尔加河上》（1860）、《铁路》（1864）和《母亲》（1868）等，以及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1862—1863）。这些诗作以深刻的了解与同情展现了人民的生活、劳动和遭受苦难的场面。名篇《大门前的沉思》曾在国内遭到审查机关的查禁，1860年才在赫尔岑于国外出版的《钟声》上发表，该诗向人民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觉醒？”这首成熟之作反映出诗人一生创作中的三个方面——现实主义的描写，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诗人，像И. 尼基钦、М. 米哈伊洛夫、В. 库罗奇金和Н. 库罗奇金兄弟、Д. 米纳耶夫等。在涅克拉索夫的麾下，他们的创作深入人民的生活，用诗歌与旧制度进行着勇敢的斗争。

50至60年代，还有三位著名的贵族诗人，即丘特切夫、费特和迈科夫。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创作丰富了俄国诗坛。Ф. 丘特切夫（1803—1873）的诗歌喜用象征的手法，力求艺术地表现浪漫精神，因此被后世奉为俄国象征派的鼻祖。不仅如此，他的许多抒情诗深蕴哲理，达至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对俄苏诗歌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费特、迈科夫被认为是“纯艺术”派、“唯美派”诗人。В. 鲍特金、П. 安年科夫、Д. 格里戈利耶夫等唯心主义理论家集中地表述了他们的美学理想。抒情诗人费特（1820—1892）是“纯艺术”论最坚定的拥护者。在绘画中印象派的启迪下，他采用大量的实体世界的生动细节，将听觉、视觉和嗅觉等感受融于一体，细腻地刻画出心灵的活动。费特诗歌的音乐性很强，柴科夫斯基称其为“音乐家式的诗人”，并多次为他的诗谱曲。作为贵族诗人，迈科夫的创作大多取材于古希腊、罗马和古代罗斯。他将古代国家制度当作自己的理想，描写并歌颂古希腊、罗马的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在高涨的社会运动和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背景下，迈科夫也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诗作，像《夏日的雨》（1856）、《林中》（1870）等。费特和迈科夫虽然是“纯艺术”的倡导者，但时常走出这个圈子，在描写大自然、表达内心世界、诗歌形式等方面都有所开拓。

70年代，进步诗歌最大的代表仍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不止一次地颂扬过为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的业绩，历史题材的长诗《祖父》（1870）、《俄罗斯妇女》（1871—1872）就是其中的典范。两部作品塑造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妻子的崇高形象，讴歌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此来激励同时代人。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年写成，1866—1881年发表）标志着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高峰。它是献给俄国人民的，被视作60和70年代俄国人民生活的真正的百科全书。长诗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塑造了不再逆来顺受的农民典型，从而打破了俄罗斯诗歌的旧传统，同时还表现出7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全面民主化。长诗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既可独立成篇，之间又有情节上的联系。长诗的名称、结构与其童话式的开端，都和民间口头文学联系紧密，在语言上，诗人舍弃了“典雅”的诗歌语言，将被当时的贵族文学家所鄙视的农民的俚语土话引入诗歌，使得这部长诗既脱胎于民歌又与时代的新思想相适合，在形式上独树一帜。涅克拉索夫被公认为诗歌一大流派的宗师。他的创作不仅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有过影响，而且也对苏联各民族——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文学影响甚大。

19世纪60年代与其后的二三十年里，诗坛上仍以两大派为主，即以涅克拉索夫为核心的革命民主主义派与纯艺术论的奉行者。属于前者的诗人有：尼基钦、Н. 杜勃罗留波夫、库罗奇金、米纳耶夫和Л. 特列弗立夫等，属于后者的有：А. 阿普赫金、К. 斯鲁切夫斯基、К. 福法诺夫和И. 布宁等。涅克拉索夫派诗人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尼基钦是成就最突出的代表。70年代革命民粹派诗人和涅克拉索夫诗派一脉相承，他们的诗歌面向大众，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为解放人民忘我奋斗，莫罗佐夫、西涅古布、沃尔霍夫斯基、克列缅茨与菲格纳等均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80年代著名诗人С. 纳德松（1862—1887）在诗歌中延续着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传统，他的抒情主人公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受苦的人。他的作品虽流露出惆怅思绪，但仍饱有振作感奋、英勇果敢的激情，对幸福未来既有怀疑又有信心。纳德松的诗歌被认为反映了“一代人的心声”。80年代，已不属于涅克拉索夫派的诗人有阿普赫金、斯鲁切夫斯基、福法诺夫与布宁。

俄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И. 布宁（1870—1953）是以抒情诗人的面貌初登文坛的。布宁写诗、写小说是与出版诗和小说齐头并进的。从1887年发表的第一首诗《乡村的乞者》到1952年的最后一首诗《冰封雪冻的夜》，在他心目中，诗歌创作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如同当年的屠格涅夫一样，布宁小说作品的风格在许多方面借助的是诗歌创作的经验，因而他经常把诗歌和小说收入同一个集子发表，这似乎在强调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世纪之交的俄国诗坛上，布宁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维护并继承着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延续着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波隆斯基、纳德松等的血脉，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推陈出新，极大地发挥了传统诗歌的创作潜力。他的诗风更清新、细腻、朴实、大胆，而且更接近生活；虽在格调、用韵方面十分讲究，但又显得自由，带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从1889年起，布宁连续出版了几本诗集：《在开阔的天空下》、《野花集》和《落叶集》，获普希金奖。他的诗，也和他的小说一样独具一格。布宁诗歌的基本主题可以概括为：第一，揭露俄罗斯的黑暗、落后、贫穷和野蛮，展示俄罗斯的乡村风光和淳朴、善良却愁苦的农民。第二，向往高尚的精神生活，但不满足于此，进而探寻何谓幸福、想去理解俄罗斯人民和他个人的不幸的原因、思考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走向及这个民族是否有权利生存下去等问题。第三，爱是人生的一个永恒之谜，它的力量强大，既同死亡有联系、又同其相抗衡；对布宁而言，爱与其说是善的力量，更多的时候是恶与阴森的力量；与其说是建设性的，不如说是破坏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布宁越来越敏锐地体验到情欲的主宰力，越来越多地并更多样性地描写着爱——爱中的甜蜜、痛苦、肮脏、洁净，还有其最崇高的境界，最鄙陋的一面。

布宁特别擅长充满激情地描绘大自然及其蕴涵其中的永无休止的变化、深藏于内的过渡状态，还具有重现外省城市与乡村庄园日常生活的美好特征的本领。在题材上诗人沿着“自然写景—哲理抒怀—两者融合一体”的线路，在技巧上经过“白描—明喻—隐喻”的演进，在20世纪头十年，独特的布宁风格最终形成。在他那里，崇高风格是与所见的具体、简单、天然或者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相互毗邻的。布宁极不赞同“主义”、“派”的言论与活动，不接受现代派的唯美主义，所遵循的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求在新的阶段上延续现实主义经典在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和现实的客观反映方面的传统。但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也注意并借鉴了现代派诗人（特别是象征派诗人）的艺术技巧，比如矛盾修饰、以抽象词语来比拟具体事物等。与许多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革命与侨居异乡没有以断然的界限把布宁的创作割裂成两部分。在他66年的创作生涯中基本方向与主题始终保持着不变。在远离俄罗斯的地方，布宁几乎只写俄罗斯，只写对他来说那么可爱又熟悉的革命前外省和首都的日常生活，写自己同时代人的追求、体验与激情。布宁始终认为，对当代世界的接受过程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逝去的和永不再来的东西的了解过程。因此，他的抒情诗与长诗总是透出一种无法排遣的伤逝情绪——怀念失去的贵族老巢、怀念远逝的童年、青春、爱情……由于忠实于古典文学的传统，布宁在诗歌创作中得以摆脱掉了世纪之交的偏激、浮躁等流行病，但是与此同时也缺失了某种生气勃勃的东西。

19世纪90年代，来自法兰西的象征主义为俄罗斯诗歌开启了新的纪元。俄国象征诗派自形成到此后的二十余年，很快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影响力颇大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这一诗派的理论家们，像Н. 明斯基、Д. 梅烈日科夫斯基、А. 沃伦斯基、В. 索洛维约夫和В. 勃留索夫等在致力于推介西欧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大量阐发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努力建构着俄国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和别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则在诗歌创作中进行着象征主义的实践。象征诗派不仅在当时就是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至今仍在俄罗斯享有持久的声誉。

19世纪下半期，新的资本主义形态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种种变化，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也随之大为改观。一些民间文学的体裁是作为古老时代的品种保留了下来，另一些作品则经改头换面，以反映新生活的诸种现象和情绪的姿态纷纷亮相。民谣曾风靡一时，尤在青年人中最为流行，在19世纪下半期的民间文学中占有醒目的位置。流行民谣的主题涉及两大方面，即反映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现象，特别是家庭关系和爱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共同处境。民谣发展到20世纪初，公开而广泛的社会政治主题成为新的特色。民歌中的送葬歌、送兵歌、婚礼歌以独特的形式将社会题材与个人题材交织在一起。著名人民哀歌女诗人И. 费多索娃（1831—1899）的创作代表了19世纪下半期哭诉哀歌题材的最高成就。她既直接描写农民的凄惨生活，又抗议统治者的暴行。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不断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工人阶级的口头文学也给诗坛带来阵阵新风——工人小唱、流行曲调、民间故事等形式陆续出现，工人口头文学还同农民口头文学传统嫁接起来，相辅相成地走向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