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简史：古代篇

11—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被称为古代俄罗斯文学，它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古代俄罗斯文学史》^〔1〕一书的作者В. В. 库斯科夫说得好：“古代俄罗斯文学是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耸立着18—20世纪俄罗斯民族艺术文化的宏伟大厦。其根基中蕴涵着崇高的道德理想，蕴涵着对人的信仰，对人具有无限的道德完善之可能性的信仰，对词语力量及其能够改变人的内心世界的信仰，蕴涵着为俄罗斯大地—国家—祖国服务的爱国主义激情，蕴涵着对善最终必将战胜邪恶势力、全人类必将统一起来、统一必将战胜万恶之分裂的信仰。不了解古代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就无法理解普希金创作的全部深度、果戈理创作的精神本质、Л. 托尔斯泰的道德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理深度、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特色、未来主义作家在词语方面的探索。”^〔2〕

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早期封建国家的形成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状态。与此相关，古代文学按照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一直都被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基辅罗斯时期的文学（11世纪中期—12世纪30年代）、封建割据时期的文学（12世纪40年代—13世纪上半期）、蒙古人统治时期及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文学（13世纪下半期—15世纪末）、中央集权国家时期的文学（16—17世纪）。

古代俄罗斯文学在内容、形式和体裁方面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在古罗斯时期保藏和抄写文献的是修道院里的神职人员，因此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宗教性质，虽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世俗内容的作品，但大都失传，保留下来的基本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因为俄罗斯当时尚未使用印刷技术，文献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抄写文献的往往是具有较高修养和文化水平的修士，在抄写过程中他们常常根据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及趣味加入一些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因此同一文本经不同抄写人之手会产生文本的变异，形成多个版本。如，古代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往年故事》、《伊戈尔远征记》等就有多个版本；第三，古代俄罗斯社会没有所谓作者的著作权，因此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极少数手抄稿中出现过像“瘦弱的约翰”、“卑微的格奥尔基”或“罪孽深重的马特维”等字样的留名，而这一切与宗教传统对个人所持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第四，古代文学作品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基本上是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目的服务的，它们往往与哲学思考、道德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等联系在一起，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和祖国的伟大及美丽是其主要内容，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激情，有着浓厚的政论色彩，故此纯文学作品不多。一方面，它们与教会文献和公文杂糅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们与口头民间创作密不可分，因此很难用纯粹的文学艺术标准来衡量其价值；第五，纪实性也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基本上不允许虚构而严格地遵循事实，其主人公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公国的首领、国家的统治者、圣徒等。不过，这种纪实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被看成是在神灵的旨意下、受神灵支配进行的；第六，就艺术方法来说，象征性、历史性、恪守宗教礼仪或礼节是其根本原则，而这些特性同样与古代人的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与古希腊人的认识一样，古代俄罗斯人也认为世界分为显现的外在世界和高级的精神世界，显现的外在世界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低级的物质世界；与之相对的是永恒的、不朽的、人的肉眼看不到的高级的精神世界。古代俄罗斯人认为，种种反映上天旨意的象征和符号皆隐藏在大自然、历史事件和人自身之中，词语也具有多义性，它不仅有直意，也有转义，因此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具有象征性的对比和隐喻比比皆是；古代俄罗斯人相信《圣经》中记述的每一个事件皆取自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作家创作时大都会遵循《圣经》传统，表现人类社会中善与恶的较量，文学作品也常常建构在善与恶、美德与瑕疵、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照之基础上。善的推动力量是上帝，而恶行的幕后策划者是魔鬼，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俄罗斯人从未漠视人自身的作用，认为人有选择行善和作恶的自由，人应当为自身的恶行负责，这种观念在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得到了最集中和鲜明的再现；由于古代俄罗斯人相信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上天预先决定的，所以他们承认等级观念，认为人应当守秩序、礼仪和礼节，这一点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皆为大公、统治者、军队统帅和圣徒等所谓“大人物”，并且在具体叙述时严格遵守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第七，古代俄罗斯文学尚未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有的只是创作时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原则。宗教文学根据严格的等级性划分为以下级别：其一是《圣经》文本；其二是阐释《圣经》文本和宗教节日的文学，如伊拉里昂都主教的《法与恩惠说》；其三是讲述宗教圣徒、苦行僧、柱头僧、圣愚等言行的使徒行传。此外，介于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之间的是具有原创性质的大公行传，顾名思义，它是讲述在历史上有突出作为的大公故事的，比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在表现形式上它借鉴了诸如编年故事、勇士故事等世俗文学的因素，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还有表现信徒朝拜圣地的游记和讲述圣像历史的故事。世俗文学体裁相对灵活一些，其中糅合了口头民间文学、公文和宗教文学等多种因素。表现抵御外敌、批判各公国内讧的历史故事在世俗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像莫诺马赫的《家训》、丹尼尔·扎多奇尼克的《祈祷》这样的作品，因其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并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在世俗文学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综观世俗文学可以看出，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现代小说，其中不乏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及其心理变化的关注，注重情节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也出现了虚构人物，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讽刺文学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古代俄罗斯文学是在多种因素推动和影响下产生的：首先，早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于公元863年正式产生的古俄罗斯文字为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其次，俄罗斯口头民间创作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很多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记录口头传唱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再者，它直接受益于邻国保加利亚文化的影响，一开始俄罗斯的文化人就有意识地译介了多种基本为宗教内容的保加利亚文本；最后，因为俄罗斯接受基督教是以拜占廷为中介的，故此在正统文化奠基之初俄罗斯也从拜占廷译介了众多的宗教文献。古代俄罗斯人主要接受的是《圣经·新约》中的《福音书》和《使徒福音》以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这一切都为日后俄罗斯文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决定了未来俄罗斯文化的特色和发展走向。

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文学作品产生于11世纪中期的基辅罗斯，其中被称之为“训诲”体裁和“使徒行传”体裁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因其中的几部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的《法与恩惠说》（1037—1050）是一篇具有演说性质的布道训诲，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段文字就开门见山地阐明了其具体三个方面的内容：“论通过摩西赋予的法，论通过耶稣基督赋予的恩惠和真理……赞美使我们受洗的我们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及我们整个国家向上帝祈祷。”作者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讴歌了强大、独立的罗斯，讴歌了使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儿子——使罗斯繁荣昌盛的雅罗斯拉夫大公，并把俄罗斯大公的行为与基督教使徒的行为进行比较，表达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和渴望罗斯统一的思想。作者把法与恩惠对立起来，并在阐述自己观点时采用了典型的演讲体的表现手法，即对照原则：“法是恩惠和真理的先驱和仆人，而真理和恩惠是不朽生命的仆人……先是法，后是恩惠；先是黑暗，后是真理……恩惠是自由，法是奴隶。……犹太人通过法证明自己无罪，但基督教徒没有通过真理和恩惠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借此获得拯救。……因为无罪属于这个世界，而拯救属于未来世纪，犹太人为尘世喜悦，基督教徒为天国之存在而喜悦。”并且，创造奇迹的上帝“通过十字架和磨难在尘世间创造了拯救”。这个在俄罗斯文化奠基之初产生的作品，其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摈弃《旧约》之法的外在约束而颂扬《新约》之恩惠赋予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是其最为本质的文化特征。

承受苦难而获得永恒生命的主题在作者不详的使徒行传《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和形象。该作品是俄罗斯最早的原创性使徒行传之一，其形式与编年故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与拜占廷的使徒行传区别很大：它不像后者那样循序渐进地叙述主人公的生平和功绩，而只是选取了他们生活中遭到兄长谋杀这唯一的片段。俄罗斯学者指出：兄弟两人的“功绩完全在于不抵抗暴力之死……鲍利斯和格列勃临死前的行为被理解为功绩，它证明了一个新受洗的民族对基督教义的深刻把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死亡的自由选择，是选择死亡而舍弃抵抗邪恶，以此扯断了业已开始的暴力链条……鲍利斯完全遵照新约精神而决定牺牲自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是死后获得奖赏的保证。”^〔3〕这一在俄罗斯文化的源头出现的无辜受难的例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作品中处处可见的充满了抒情色彩和戏剧色彩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具有口头民间文学特色的哭诉、作者对主人公外貌的细致描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为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莫诺马赫的《家训》（约1117年）是俄罗斯有据可查的第一位世俗作者“行将就木”时留给儿女们的遗训，但尽管如此，莫诺马赫作为在与不断进犯的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度过戎马一生的军事家，作为毕生献给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俄罗斯大公，他的训诫已经超出了个人遗言的局限，因其呼吁结束公国之间的内讧、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外敌的基调而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意义。该作品因描述了作者个人生活的经历和实例而具有自传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比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更早。在整部作品中作者都在阐述大公的职责和义务，他认为，大公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国家秩序，关心国家利益和祖国统一，严格遵守誓言和约定；其次，大公的重要责任是保护和关心教会利益，呼吁人们遵守宗教礼仪，认为人凭借三种功德可以摆脱敌人、战胜敌人，那就是：忏悔、仁慈和眼泪；此外，大公应当成为崇高道德的典范，应当慷慨待人，关心穷人，事必躬亲，避免懒惰、撒谎、酗酒、狡诈等恶习，在家庭中丈夫应当尊重妻子，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人的个体价值的深刻认识：“人究竟是什么？……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人的面孔形态各异，对此奇迹我们深感惊叹；若把所有人聚集到一起，其面容皆非一样，每个人都因上帝的智慧而各有各的面容……”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人的外表，但从根本上说，它直指人的精神层面，这种认识直接秉承了对俄罗斯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拜占廷东方教父基督学的人本主义原则。从表现形式上看，《家训》同样具有当时文学作品共同具有的、用当代文学理论术语来表述即所谓“互文性”特点，其中包含了大量作者日记、通信、和约文本等，语言风格上既有书面性质，又有鲜明生动的口语特点。

描述历史大事件的历史故事是基辅罗斯时期主要的文学体裁，故事的第一主人公都是睿智的大公、英勇善战的英雄、虔诚的信徒等，而其对立面往往是挑起争端、制造内讧、争权夺利的各公国首领和军事统帅。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沿袭了口头民间文学的形式，由事件的目击者或参加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它们常常被纳入编年史中，遵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而且这些编年史中往往融会了宗教传说、使徒行传的元素以及公文文本。基辅罗斯时期流传下来的最杰出的编年故事是《往年故事》。

《往年故事》（约1113年）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神甫涅斯托尔编撰而成的，从其完整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逝去年代的故事，讲述的是俄罗斯大地从何而来，谁最先在基辅实施统治以及俄罗斯国是如何产生的。”从该书的诸多小标题中也可了解到其具体内容：《使徒安德烈造访俄罗斯大地的传说》、《基辅创立的传说》、《奥列格远征王城》、《奥列格死于自己的坐骑》、《伊戈尔远征希腊》、《伊戈尔之死》、《奥尔加为伊戈尔复仇》、《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宴会》、《鞣皮匠的传说》，等等。从表现形式上看，这些小故事与民间传说和民间英雄叙事诗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思想内容方面，渴望俄罗斯大地强盛与统一、追求政治和宗教独立构成了该书的主旋律，其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激情。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俄罗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得以逐渐形成，如南部的基辅中心、北部的诺夫哥罗德中心和中部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中心等，同时也相应地使地区文学得以发展和形成，虽然不同地区的文学有着一定的区别，但主要体裁是编年故事和使徒行传，而最高成就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些作品的主题集中表现的是呼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该时期值得关注的作品有以“囚徒”的别号流传下来的丹尼尔·扎多奇尼克的《讲话》（12世纪）和《祈祷》（13世纪上半期），它们是丹尼尔完成但在后人的抄写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的同一个文本，作品以第一人称的书信形式完成，收信人是当时的雅罗斯拉夫大公。从作品内容来看，作者是“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身处饥寒交迫之中，精神也因大贵族的迫害而备受折磨，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中第一篇身处卑微的依附地位的人完成的作品。作者写作该书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其心目中慷慨、贤达的雅罗斯拉夫大公的爱与仁慈，塑造了关心臣民、庇护孤寡老弱的理想大公的形象，同时对大贵族的肆意妄为和神职人员的道貌岸然进行了激烈抨击，以此使该作品成为俄罗斯讽刺文学的先驱。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和戏剧性，作者在阐述思想观点时为使道理浅显易懂使用了大量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比喻和对比，如：“只有我一个人渴慕你的仁慈，就像鹿渴慕泉水”，“我的思想像鹰一样在天空飞翔”，“赤贫的智者就像肮脏器皿中的黄金，而愚蠢的富翁却像是装着稻草的丝绸枕套”，“淹没人的不是船，而是风；让铁熔化的不是火，而是风箱”，“如同橡树因众多根系而牢固一样，我们的城因你的强大而牢固”，“为贤主效劳会获得自由，而为恶主尽力只会更受奴役”，“春天用花朵装扮大地，而大公啊，你用仁慈装扮我们”，等等。为增强说服力，作者还采用了自问自答的形式，在想象中与大公进行辩论，比如：“大公啊，难道我是因愚蠢才说出这些话来？谁见过用毡做的天和用兽皮做的星辰，谁见过蠢人会明智地说话？石头不会漂在水上。就像猪狗不需要黄金一样，蠢人也不需要明智之言。”“大公啊，难道你会说：‘撒谎’？怎么会？假如我善于粉饰，就不会这样悲伤。”

成为该时期巅峰之作的是《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多数研究者认为，其作者是“游吟诗人”，名字不详。

《伊戈尔远征记》的故事情节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自12世纪后期起，草原游牧民波洛伏齐人就不断进犯基辅大公国的南部和东南边疆，而逐渐崛起的俄罗斯各公国却为了争权夺利内讧不止，并为了增强各自的势力而引狼入室，民族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害，这种情况迫使各公国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共同抵抗外敌。1183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把俄罗斯南方各公国组织起来，并于1184年在征讨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消息传到北方，诺夫哥罗德公国首领伊戈尔为了建立个人功勋，于1185年率领兄弟和儿子投入了讨伐草原游牧民的战斗，但结果却是惨败。《伊戈尔远征记》表现的就是这次远征和失败。

与《往年故事》及其他编年记事不同，作者没有把战争的失败解释为上帝发怒，他认为这是封建割据、公国内讧、公国首领追逐个人荣誉并忤逆最高首领基辅大公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此次失败引发了作者对俄罗斯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对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深刻思考。在选取情节时该作品也与编年记事体裁的作品有很大区别，作者并未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讲述故事，而是选择了最能充分地表现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和主要思想的重要历史片段：出征，回顾伊戈尔祖父挑起的内讧及其导致的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的惨状和在历史上产生的不良后果，战败，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悲伤，基辅大公的噩梦和呼吁各公国团结一致的“金言”，伊戈尔妻子的哭诉和伊戈尔逃脱敌手并返回基辅，最后以赞颂为祖国和基督教而战的伊戈尔等人的光荣而告结束。

作者除了塑造出英勇善战、不畏牺牲、智慧超群的一系列公国首领形象之外，还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生动的女性形象——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她身上浓缩了古代俄罗斯妇女的美德：忠贞、博爱、坚强，她具有多神教意味并且抒情色彩浓厚的哭诉和民间文学性质的咒语表达的不仅是她个人为身陷囹圄的丈夫所感到的悲伤，更代表了所有俄罗斯妻子和母亲的忧伤。此外，除了上述那些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之外，大自然也成为作品中一个独立的主人公，作者使用拟人的手法使大自然参与主人公的活动，感受主人公的悲喜，比如，当伊戈尔出征时，“太阳用一片黑暗遮蔽了他前行的路；夜发出雷电，惊醒了鸟儿……鸟群在阔叶林里警告灾难的来临；狼群在峡谷中告知危险将至；雄鹰用尖利的鸣叫召唤伙伴去啄食兽骨；狐狸冲着紫红的盾牌吠叫……”当伊戈尔逃脱追兵时，各种动物都在暗暗地帮助他，“乌鸦不再呱呱叫，寒鸦寂静无声，喜鹊不再叫喳喳……啄木鸟指引通向河岸的路，夜莺唱起快乐的歌，预告黎明即将来临”。这种表现手法直接源于民间歌谣。与口头民间创作的联系还表现在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民间流行的比喻和象征上：大公及其他公国首领被比喻为“太阳”、“新月”和“雄鹰”，形容伊戈尔在陆地和水中的灵活动作时，说他“像白鼬和白鹊鸭”，同时白色还象征光明、纯洁和正义，基辅大公梦见的“黑盖布”象征丧葬，“珍珠”象征眼泪，灰乌鸦的叫声预示着灾难来临，等等。作品中使用的副歌也是民间歌谣典型的表现手法：伊戈尔率队向顿河挺进时，作者充满激情地唱道：“啊，俄罗斯军队！你们已到了边境的丘陵背后！”当经过一场血战之后，作者又重复唱出了这个昂扬的句子；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更是一段完整的充满血泪的歌谣，三段的开始处是同一个句子：“雅罗斯拉夫娜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墙上哭泣……”整部作品也因为首尾呼应和核心环节的对应而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结构：作者开始于“兄弟们啊，我们要从先祖弗拉基米尔讲到今天的伊戈尔”，最后的结束语是“唱罢献给往日大公们的颂歌，还应当赞颂年轻的公国首领”。

综上所述，《伊戈尔远征记》因其激昂的爱国主义主题、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叙事史诗作品的奇葩，对后世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和重大的影响。俄罗斯诗人安托科利斯基就曾经这样说过：“《伊戈尔远征记》是生命永远茂盛的树干，它把果实累累的枝条伸向未来。因此我们听得到《远征记》直接和间接的回声，听得到我们文化和艺术的诸多作品中与之形成的呼应……它从一座古代的纪念碑变成创造性文化的鲜活财富。”^〔4〕

13世纪中期，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的军队开始向俄罗斯大举进攻，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该主题最著名的作品是《拔都攻占梁赞记》和《俄罗斯大地覆灭记》。

《拔都攻占梁赞记》（13世纪中期）是根据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陷并洗劫梁赞公国的历史事实完成的勇士故事，作品由四部分组成，即：拔都率队进犯俄罗斯边境，梁赞大公的儿子费奥多尔出使拔都营地求和并被杀，费奥多尔年轻的妻子抱着年幼的儿子跳楼殉情；梁赞大公尤里与民众英勇保卫城池，但因寡不敌众，梁赞城被攻陷并遭到血洗；勇士叶夫帕季率领部下进入梁赞城复仇；梁赞大公的兄弟悲伤哭诉并重建该城。每一部分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最感人的是第三和第四部分。

在塑造勇士叶夫帕季的形象时，作者借鉴了壮士歌的表现手法：他英勇无比、力大无穷、以一抵万，他的勇敢让拔都也感到胆战心惊，后来拔都派出同为大力士的内侄迎战，但被俄罗斯勇士劈于马下，当最后叶夫帕季死于投石器射出的大量石块以后，拔都感慨道：“啊，叶夫帕季·考洛弗拉特！你带着小股部下让我饱尝打击，杀死了我强大帐下的众多勇士，还击溃了无数军队。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为我效力，我会让他紧随左右，视若珍宝。”第四部分的核心是梁赞大公的兄弟面对尸横遍野的空城以问句和感叹的形式发出的大段哭诉，20个问号和惊叹号触目惊心，表达了他的无限痛苦和悲伤。作品中反复回旋的一个句子“这一切都是我们罪有应得”表明了作者对罗斯各公国各自为政、争权夺利行为的谴责，也以此呼应了作品开头的表述：当拔都向梁赞公国进犯时，尤里大公曾派使者请求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大公援助，但被后者拒绝了，因为他想建立个人功勋，独自与拔都作战，但结果不仅使梁赞失陷，弗拉基米尔城也落入敌手。

《俄罗斯大地覆灭记》（1237—1246）是一篇政论体的“讲话”，创作时间和作者不详。同样以抵抗蒙古人入侵为主题，但该作品与《拔都攻占梁赞记》不同，其中没有具体的情节，而是一曲赞美俄罗斯大地的颂歌，其主要目的是讴歌“光辉壮丽的俄罗斯大地”及其历史的辉煌，激发处于民族危机、国家衰败中的俄罗斯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历数了俄罗斯陡峭的山峦、美丽的河流、圣洁的泉水、浓密的森林、奇妙的田野、形态各异的珍禽异兽、壮丽的城市、秀美的村庄、修道院的花园和教堂、威武的大公和诚实的勇士之后，作者慨叹：“俄罗斯大地啊，你应有尽有，啊，正宗的基督教信仰！”在历数了历史上的俄罗斯大公们卧马横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辉煌战绩之后，作者以这样一段文字戛然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而如今灾难降临到基督教徒头上，从雅罗斯拉夫大公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到今天的雅罗斯拉夫，到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公国首领尤里。”这样的结束语引人深思，它让读者不由感到，俄罗斯大地的覆灭不仅是今天俄罗斯人的耻辱，它还玷污了光荣先祖的名誉，因此，应当团结起来赶走奴役者，必须清除公国内讧这个最大的“疾患”，只有这样，俄罗斯大地才会重新繁荣起来，再建辉煌。

该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因其目光投向整个的俄罗斯大地，而非囿于一地之利，它才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此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该“讲话”篇幅短小的原因在于，它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的引子。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中期）是该时期最著名的大公行传体裁的作品，作者不详。内容包括亚历山大大公的整个生平：出生、出征、染疾、剃度、驾崩、安葬，而通过浓墨重彩详细表现的是他在涅瓦河口战胜瑞典人、在楚德河击溃德国骑士军并使大片国土摆脱奴役的两次战斗，这实际上也是东正教国家为捍卫“正宗信仰”而与天主教国家的战斗。与此相关，亚历山大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满眼含泪地向上帝祈祷，天兵、俄罗斯最早的圣徒鲍利斯和格列勃都显身帮助他取得胜利。作者通过西方十字军骑士、可汗拔都、罗马使节等对手之口表达了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智慧：“我去过众多城邦，但从未见过这样的王中之王”；“人们对我说的是真话，他的国家里没有与他比肩的大公”……遵循使徒行传体裁的传统，该作品中也描写了亚历山大死后的奇迹：他竟然可以从棺木中伸出手来接受“永诀文书”。

除了塑造出“身材伟岸挺拔、声音洪亮如号角、面容威严如埃及王、力大无穷如参孙”的亚历山大的形象之外，作者还为世人描绘了一组勇士群像，他们是六个“骁勇强壮的大丈夫”：踏着一块木板两度跃马飞上敌船的加甫里洛；毫不畏惧、挥舞着一把斧头把大群敌人纷纷砍倒的兹贝斯拉夫·雅库诺维奇；高举一把利剑冲入敌阵的猎手雅科夫；率队击沉三艘敌船的步兵米沙；砍断敌王船桅使士气大震的萨瓦；身负多处重伤但仍英勇杀敌并最后战死沙场的仆人拉特米尔。普通人的名字和功绩第一次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了光辉的一页。

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使徒行传和勇士故事有着密切联系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深深影响了后世类似体裁作品的创作，被俄罗斯教会封为圣徒的亚历山大也像他的先辈鲍利斯和格列勃一样，在危机关头显身帮助俄罗斯军队取得胜利。

从1237年蒙古人入侵到1480年彻底赶走入侵者并逐渐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俄罗斯忍受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奴役。俄罗斯沉寂了一个多世纪，俄罗斯文学也沉寂了同样的时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80年。从蒙古金帐汗那里获得“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号的、因横征暴敛贪得无厌而被取外号“钱袋”的亚历山大之孙——莫斯科公国首领伊万攫取了最高统治权，由于莫斯科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这种优势地位得以一直保留下来，借助金帐汗的支持，莫斯科公国不断巩固、发展、壮大，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于1380年几乎把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力量聚集起来，在库里科沃战役中给予蒙古人致命的打击，这场胜利不仅使莫斯科公国的权威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也翻开了俄罗斯历史新的一页。

库里科沃战役在文学创作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15世纪初），作者是梁赞人索佛尼。该作品在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上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后者的主旨在于号召俄罗斯各公国首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前者的目的是讴歌同仇敌忾的北方各公国战胜蒙古人的胜利，与此相关，《顿河彼岸之战》所塑造的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一组英雄群像。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柔情满怀地呼唤歌声优美的鸟儿与他一起歌唱：“啊，夏鸟云雀，你这美好时光的慰藉，飞上蔚蓝的天空吧，看看强大的莫斯科城，讴歌德米特里大公和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的荣耀……”；“啊，夏鸟夜莺，你怎么能不歌唱立陶宛大地上的奥里盖尔多维奇两兄弟……”与《伊戈尔远征记》中表现的一样，大自然始终参与着勇士们的活动：在血战之前，“狂风从海上腾起，把大片乌云吹送到俄罗斯大地；狂风中漏出血红的霞光，蓝色的闪电在霞光中游弋……”；当俄罗斯军队在第一场战役中失败时，“乌鸦和布谷鸟对着人的尸体鸣叫……树木忧伤地垂向地面……鸟儿都唱起了哀怨的歌……”大自然也预示着敌人的失败：“轻盈的鸟儿飞到云朵下面，乌鸦不停地呱呱狂叫，寒鸦说着自己的言语，雄鹰厉声长鸣，狼群发出恐怖的吼声，狐狸对着尸骨吠叫。”此外，痛失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们像雅罗斯拉夫娜向风、向第涅伯河、向太阳哭诉一样，也在城头上向风、向顿河、向莫斯科河哀诉心里的悲伤。

《顿河彼岸之战》与民间歌谣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其中随处可见的民间文学所固有的雄鹰、狼、矛隼、鹅、天鹅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之外，作者还使用了大量常常在民间歌谣中出现的否定比喻：“雄鹰从北方各地飞到一起来。飞到一起来的不是雄鹰，是所有的俄罗斯公国首领集合到德米特里大公和他兄弟身边来了”；“鹅群在河上叫个不停，天鹅扑动着翅膀。这不是鹅群在叫，不是天鹅在扑动翅膀，是异教徒马麦带着他的勇士们来到了俄罗斯大地”；“松鹊礼拜日大清早在城头唱起了哀伤的歌……这不是松雀大清早唱起了哀伤的歌，痛哭流涕的是所有的妻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戈尔远征记》与《顿河彼岸之战》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但区别也是存在的，如果说前者因表现惨烈的战斗场面、因俄罗斯大地分崩离析而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话，则后者却因为战争的胜利及预见到俄罗斯将走向辉煌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此外，前者中明显的多神教色彩在后一部作品中已经完全消失，其中数次出现的“为了神圣的教会，为了正教的信仰”表明，教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这与“钱袋”伊万把俄罗斯教会最高首领都主教邀请到自己领地来的做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俄罗斯，教会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使徒行传体裁的发展，与时代要求相符合，随着民族自觉意识的不断高涨、中央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渐形成、大公国权利的逐步稳固，统一与繁荣俄罗斯国家的思想成为这些使徒行传的核心主题。在具体表现上，传统的使徒行传中必备的对主人公生平事件的描述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主人公情感的描写以及对其行为内在心理动机的表现，即使有生平叙述，它们也基本上被看成是主人公内在素质的发展过程，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勇于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崇高美德，这种选择重要生平片段塑造主人公形象的特点与《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结构上，这一时期使徒行传的核心集中在哭悼往日圣徒和赞美圣徒的仁慈上，应当说，这与莫诺马赫在《家训》中倡导的人生最重要的“三种功德”——“忏悔、眼泪、仁慈”——密切相关。

《彼尔姆的斯捷凡行传》（约1396年）是该时期杰出的使徒行传，作者是叶皮凡尼主教。作品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生平和三段哀哭。生平部分的内容集中表现的是斯捷凡的好学精神：他从小就学习认字，不到一年就全都学会了；少年时他从不与其他孩子玩耍而荒废时光，而是一心扑在学习上，用了很少时间就学会了很多知识；为了更好地学习，他成为一座藏书最多的修道院的修士，在修道院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掌握了多种外语，还发明了彼尔姆语文字，这为他后来深入位于西伯利亚的、居民尚信仰多神教的彼尔姆传教打下了基础。为渲染斯捷凡的过人才智，作者把他与希腊人进行了比较：“希腊一些哲学家用了很多年才编制出希腊文字……而彼尔姆文字是一个修士、一个牧师、一个隐修士、一个灵修士、一个人、就一个人——斯捷凡——一下子编写出来的……”这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和一系列同义词表现了主人公的非凡智慧。作者通过三段哀哭表达出彼尔姆的百姓、彼尔姆的教会和作者本人的悲伤。第一段和第三段哭诉中的一连串惊叹号、问号和密集排列的六声“呜呼！”把悲伤的情绪推向了极致，在赞美斯捷凡的伟大时作者一口气使用了二十多个近义修饰语，以此表达对主人公的敬佩之情，同时也呼应了前面数度提出的“我应该怎样称呼你？”这个问题：“我要这样称呼你：迷途者的引路人，牺牲者的救星，昏聩者的指导者，污秽者的洁净人，勇士们的保护人，忧伤者的安慰人，饥饿者的哺育人，乞求者的施舍人，受辱者的捍卫人，异教徒的拯救者，魔鬼的诅咒者，偶像的摧毁者，上帝的效力者，智慧的保护者，哲学的喜好者，贞洁和真理的泉源，书籍的阐释者，彼尔姆文字的创造者……”等等，以此使作品在结构上保持严整和紧凑。第二段哭诉回顾了斯捷凡在传教过程中凭借超凡的智慧和体力战胜萨满法师的业绩：在与萨满法师帕姆争夺信徒时，他提议对方与他一起经受滚烫篝火和冰冻河水的考验，帕姆的拒绝使他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威信并最终被当地人从彼尔姆驱逐出去。在塑造反面人物帕姆时，作者没有简单地对其表示痛恨，而是把他塑造为一个个性出众、影响力巨大的人，并通过他自己的言语解释了其坚决抵制基督教的合理动机：“莫斯科给了我们什么好处？苛捐杂税和奴役……不都是来自那里？”但斯捷凡的坚强意志、忍耐力、信念和无私最终赢得了彼尔姆人的心。

俄罗斯的逐渐壮大和对外开放使人们有机会通过各种译介书籍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和那里人们的生活，也使一些信徒和商人有机会通过朝拜圣地和对外商业活动亲眼目睹异国风情，就文学创作来说，游记体裁随之得以发展起来。最早拜访东方文明古国印度的俄罗斯特维尔城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创作的《三海旅行记》（1466—1472）是该体裁作品的杰出代表。

与12—13世纪以朝拜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说教为主题的游记不同，该书是一部世俗文学作品。虽然作者通过诸多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正教信徒，任何威胁都无法使他改信其他宗教，“一千名美女”的诱惑同样不能使他信仰伊斯兰教，因身处异域无法按照严格礼仪做礼拜也在他心中引起了无限痛苦，使他“为基督教信仰流了很多眼泪”，而且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也与典型的宗教题材作品没有区别，开头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为我们圣洁教父的祈祷怜悯我吧，你有罪的奴仆，儿子阿法纳西·尼基京。”结尾是：“赞美上帝啊！主啊，我的神，我为你歌唱，主啊，我的神，拯救我吧！……”但从作者行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处处体现出热烈爱国情怀的俄罗斯人，正教信仰对他来说是祖国的象征，背叛信仰就是背叛祖国。

作者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气候、物产、人们的穿着、饮食习惯、待客的规矩、商品丰富的市场、护卫森严的华丽皇宫、传说故事、赋税制度、贫富不均现象、信仰的宗教、殡葬礼仪，等等。总之，《三海旅行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因其包罗万象而成为当时俄罗斯人了解印度的小型百科全书，为俄罗斯人打开了一扇观看外部精彩世界的窗口。而通过对自己生活中种种生活细节和内心感受的细致描写，作者使读者得以认识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形象生动、感情丰富、宽于待人、好奇心强烈、不屈不挠的俄罗斯普通百姓。

15世纪末期，俄罗斯产生了新兴的社会阶层——靠为国家行使文职和战争义务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贵族阶层，他们对曾经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建功立业、成为各公国首领左膀右臂的社会上层显贵大贵族阶层如今仍旧享受的“不劳而获”的世袭领地特权感到不满，同时由于俄罗斯沙皇对大贵族不断干预政事不满转而支持贵族阶层，因而使其成为了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巩固起来的中坚力量，但这个过程是在大贵族与沙皇和贵族阶层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这一斗争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并且与此内容相符，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讲话”、书信、小品文等具有辩论性质的政论体裁作品为主，与此相关，为更有力地打击对手、增强表现力度，这些政论基本上都渗透着浓厚的讽刺意味，为后来俄罗斯真正的讽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的修士马克西姆·格列克（1480—1556）是该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笔锋涉及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捍卫禁欲的同时批判修道院神职人员酗酒暴食、贪恋金钱、荒淫无度的恶行，揭露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形成的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对修士阶层道德品质的恶劣影响以及一些教会滥用职权、草菅人命、道貌岸然的行为，对附属于修道院的农民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的遭遇表达深切的同情，对行使正义、关心民众的明智君主充满期待。或许与多年接受罗马天主教文化熏陶有关，格列克的创作逻辑缜密，条分缕析，严格遵守雄辩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则，只使用书面语言，这与其他俄罗斯作家大量使用口语、俗语、充满感性色彩的创作有很大区别。

格列克对沙皇与大贵族之间的斗争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采取的是折中的态度，力图调和矛盾。他认为，沙皇的支柱是大贵族和军人，后者应当为前者效力，而前者应该因后者的功绩给予慷慨奖赏。与其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杰出的政论家、新兴贵族阶层世界观和利益的捍卫者伊凡·别列斯维托夫，他的政治纲领在讽刺政论《马哈麦特苏丹的故事》（1547）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作者通过拜占廷的康斯坦丁大帝三岁登基、其大臣因而觊觎王位以及土耳其苏丹马哈麦特的故事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他的故事是讲给命运相同的伊凡雷帝听的，他要让年轻的沙皇知道，显贵的权力过大而且滥用职权正是俄罗斯国家混乱不堪、大臣们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借助阐述坚决果断的马哈麦特的施政纲领，作者劝喻俄罗斯沙皇应当限制甚至剥夺显贵的权力，倚赖贵族阶层，发展军队，改革税制和审判制度，清除贪污受贿，制订严格的法律制度，在关心臣民福利的同时建立如苏丹一样的专制君主威严。别列斯维托夫的政论文文笔犀利，一语中的，语言朴实，用词简约，讽刺辛辣，是俄罗斯政论作品的典范。他的观点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乃至俄罗斯国家的未来走向具有深刻影响，羽翼丰满了的伊凡雷帝后来使其部分改革措施得以付诸实现。

沙皇与大贵族阶层的论争在伊凡雷帝本人与库尔勃斯基公爵的通信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激烈。库尔勃斯基在一场战斗中失利，因担心沙皇会治罪而逃到当时不断向俄罗斯进犯的波兰、立陶宛国避难，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1564—1579年他写了数封虽发给沙皇本人但实际却是面向全体俄罗斯人的公开信，伊凡雷帝回复了两封具有同样性质的信函。他们站在各自立场上，一个批判沙皇的专制独裁政治，另一个坚决捍卫自己“天赋”的独裁权利，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遵照的是“上帝的旨意”。从文风上说，前者作为格列克的学生，也像自己的老师那样严格遵守“雄辩术和语法规则”，文笔优雅，语调隐忍，但也充分表达出沙皇的罪孽“罄竹难书”，同时他还嘲笑了沙皇不遵守写作规矩的、“充满物性、闹哄哄的信笺”，这样的信笺是“如此野蛮，不仅是有学问和懂道理的伟丈夫，就连没文化的人和儿童都会笑话，在人们不仅遵守语法和雄辩术，而且精通辩证法和哲学的异国就更为可笑”。沙皇的两封回复信函具有更浓郁的感性色彩，嬉笑怒骂，无所不用，他愤怒之极时使用“臭大粪”、“恶狗”、“丑陋的黑脸”等恶毒骂人话的做法在古代文学中是空前绝后的。伊凡雷帝书信的说理性强，语体风格杂糅着书面语、口语甚至俗语，有的地方言语极其刻薄，极具讽刺性，它们充分表现了作者非凡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骄傲躁动的灵魂，展现了作者敏感、变化无常的矛盾性格，这些书信还使读者充分领略了沙皇与大贵族之间为争夺皇权所进行的斗争的血腥和残酷。

1523年费洛菲长老阐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巩固和最后确立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关，宗教题材和世俗题材的文学都打破了区域局限而具有了泛俄罗斯性质，比如，1526—1530年在都主教丹尼尔倡导下完成的编年史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强调俄罗斯历史与拜占廷历史的联系，强调自基辅历任大公以来俄罗斯独裁统治的君权神授性；1563年在都主教马卡里倡导下完成的《皇族血统等级书》捍卫独裁统治思想，试图通过系统地记录大公和各公国统治者的生平阐述俄罗斯国家历史，主线从留里克王朝一直写到当时的伊凡雷帝王朝，表明后者的沙皇血统是正宗的。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与其说作者表现的是历史真相，不如说他寄托的是自己的美好理想，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表现上偏离了历史的事实。

如果说《皇族血统等级书》塑造的是理想的明智君主的形象，那么，西尔韦斯特牧师的《治家格言》（16世纪中期）塑造的则是世俗世界中的人的理想形象：人最重要的是要遵守宗教礼仪，无条件地服从沙皇的命令。该书的大部分篇幅表现的是对丈夫的规范上：丈夫应当成为一家之主，应当代表家庭在上帝和君主面前承担责任，应当负责教育儿子敬奉上帝和君主；丈夫的另一项重要义务是“教诲”妻子，使之操持家务、教育女儿，妻子应完全服从丈夫……该书对如何清扫房屋、如何悬挂圣像、如何储藏物品、如何制作食物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治家格言》因面向俄罗斯普通百姓，因而语言通俗易懂，并因其对治理家庭极其细致的规范而成为了解当时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叶尔马莱伊·叶拉兹姆的《彼得和费弗罗尼亚的故事》（16世纪中期）是该时期使徒行传体裁作品的杰作，但内容和形式皆与传统使徒行传有很大区别。这部作品以其形象的生动、语言的朴实和口头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载入俄罗斯古代文学史册。除了主人公的名字取自历史之外，故事情节皆源自民间传说，其简练的语言、内容丰富的人物对话、一波三折的情节发展、谜语式对话方式和对开明仁慈之国家统治者形象的塑造都鲜明体现出该作品与民间文学的紧密联系，其中还直接引入了两个民间文学情节：关于诱惑者火蛇的魔法童话和关于智慧处女的童话。该书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出身普通、但智慧超群的农家女子形象。此外，作品表现出主人公对爱情坚持不懈的追求，其中因具有男主人公为美人放弃江山、男女主人公“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死后两次被分开但最终却神奇地得以同冢合葬、类似我国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忠贞不渝的情节而使爱情第一次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主题。

17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的多事之秋，史称“动乱年代”：因抵抗贵族阶层的剥削和压迫而爆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俄罗斯人民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击溃了因俄罗斯国内政权不稳而屡次入侵并攻城掠地的波兰人和瑞典人，推翻了外国政权扶持的傀儡沙皇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二世。《关于无限光荣的俄罗斯王国的新故事》（1610—1611）是直接表现当时现实的，是向侵略者发出的讨伐檄文，作者不详。该作品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信仰正教的俄罗斯“东方”与信仰天主教的波兰和信仰新教的瑞典所代表的“西方”的对峙：“让我们跟随与西方对峙的我们的斯摩棱斯克城并对其表示赞赏。”作品对为了一己之利而卖国求荣的大贵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些“犹大”“不配被直呼名字，只配用杀人的恶狼来称呼他们……”如果举手投降，那么，“不仅是信仰我们正教的人，连每一个稍有怜悯心的异教徒……都会叹息着说：‘如此伟大和光荣的土地怎么会被摧毁，如此伟大的王国怎么会被荒废，如此富饶的圣殿怎么会被盗窃！’”以此激发全体俄罗斯人的民族激愤，同仇敌忾，共同赶走侵略者。该作品被称作俄罗斯民主文学的先驱，因为没有具体情节的整部作品是向俄罗斯人民发出的抗战呼号，其中第一次出现了如“伟大的干涸海洋”一般的全体人民形象。

随着17世纪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人数的扩大和力量的增强，文学也在不断满足其要求的同时，越来越摆脱宗教规范的限制而走向全面“世俗化”，不仅出现了情节和主人公皆虚构的日常故事、讽刺小说、戏剧、诗歌等新的体裁，而且原有的体裁，如历史故事、使徒行传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故事中的历史事实逐渐被艺术虚构所取代，而使徒行传也变成日常故事和自传性质的写作，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社会个性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表明俄罗斯文学已经向新时期的文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不幸和厄运的故事》（17世纪中期）是日常故事体裁作品中杰出的一部，作者不详。该作品以诗体写成，中心主题是表现年轻一代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想要割裂与古老家庭生活习惯的联系及其与《治家格言》所规范的道德要求的联系。就内容来说作品可以划分出九段：第一段追溯人类先祖亚当、夏娃因“人心不明事理”及其子孙“忤逆父母、摈弃温顺”而被上帝罚做苦工并经受巨大磨难，最后在上帝引导下走上“解脱之路”。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的作者没有把人的罪孽推到魔鬼头上，他认为是人自身的贪婪导致了最终的堕落，因此人应当为自己的罪孽负责。第二到第八段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段思想的具体展开，描写了一个羽翼丰满但却“理智不全”的出生于宗法制商人家庭的小伙子在尘世间历经磨难最后成为修士的过程：他“羞于服从父亲和听命于母亲，他想要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于是他带着一大笔钱来到“人间”，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小伙子听信谗言被“拜把子兄弟”骗个精光，他“羞于面见父母和族人”，“遥远未知的异国他乡”的宴会也不能让他高兴起来，他遵照那里好心人的建议变得聪明起来，而当他夸耀凭借智慧赢得的财富和幸福时，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不幸—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告诉他不幸和厄运才是伴随人一生的伙伴，“哪怕你变成飞鸟钻上云霄，哪怕你变成鱼儿遁入蓝色海洋，我还是会在你的右手下面躲藏！”无处可藏的小伙子最后进了修道院，而“不幸留在大门外面”。作者在第九段总结道：“我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主啊，让我们摆脱万劫不复的苦难吧，给予我们永世的光明天堂！”

《不幸和厄运的故事》表现的摈弃现世而追求最高精神价值的世界观是未来俄罗斯文化的基调，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对此有精辟的总结：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凡是暂时的、尘世间的事物，都是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5〕。这种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一方面与宗教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影响巨大的作用有关，更与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的历史遭遇有着直接的联系。作品中大量使用的生动灵活的口语和“不幸—厄运”形象的引入以及排比等表现手法的运用表明其与民间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看法。

《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17世纪70年代）是同时代的另一个日常故事，作者不详。其故事情节与《不幸和厄运的故事》极其相似，它们都因对广阔的生活画面的描写、大量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普通人命运的表现、主人公情感和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勾画及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叙述而被看成是俄罗斯小说的直接源头。

如果说上面两部作品表现的是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通过对主人公结局的描写表明了作者对违背传统道德的否定态度和对人生无常的认识，那么作者同样不详的、半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弗洛尔·斯考别耶夫的故事》（17世纪末）的主人公——出身卑微的贵族斯考别耶夫却是一个蔑视一切伦理规范而未受任何惩罚、通过狡猾的计谋获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该作品的故事情节极富戏剧性，19世纪60年代的戏剧家阿维尔基耶夫以其为蓝本创作出《俄罗斯贵族弗洛尔·斯考别耶夫的喜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该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穷光蛋”斯考别耶夫为了娶一个“极受沙皇恩宠”的近臣的女儿阿奴什卡而贿赂其贪财的母亲，通过男扮女装参加其家里举办的少女晚会并诱奸了女孩；第二次他故伎重演，装扮成马车夫并假冒阿奴什卡在修道院当修女的姑姑，以姑姑的名义把阿奴什卡拐出家门并秘密结婚的主意却是尝到男欢女爱之乐而欲罢不能的阿奴什卡出的。通过威胁、耍赖、苦肉计和装可怜等等高超的演技，他逼迫阿奴什卡的父母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不但如此，怜惜女儿的父母还陪送了六驾马车的嫁妆，于是“斯考别耶夫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到处结交名流”，而当妻子的父亲把两个领地交给他管理并在死后把“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让他继承以后，他“就这样生活在巨大的荣耀和财富之中，留下众多子女并死去了”。故事在此处戛然结束。

有趣的是，这样一部在俄罗斯文学走向“世俗化”时间不久之后产生的、很难说存在所谓“正面人物”的作品却对中心主人公没有丝毫讽刺：作者没有谴责斯考别耶夫的狡猾和离经叛道，而是欣赏他的机智和灵活，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可耻的；没有批评阿奴什卡的“堕落”，而认可她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叛逆传统的做法。作品中所有的讽刺都指向“家长”们：他们一方面痛哭流涕地指责晚辈的做法，表现“家长的威严”，另一方面又以实际行动“支持”子女的行为，这与据考证身为小官吏的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立场有关，反映了17世纪末典型的生活现象，那就是：出身于贵族阶层的、越来越要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开始主宰舆论的新的社会“名流”产生了，而旧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衰败了。

同样受当时的时代生活所决定，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讽刺故事产生了。虽然不断崛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一直很卑微，并且不得不忍受来自官僚机构和教会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讽刺作品的矛头也大多直接指向官僚机构和教会，其中又以讽刺法庭的草菅人命、法官的贪得无厌为主。以民间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具体产生时间和作者皆不详的《不公正的审判》（又译《舍米亚卡的审判》，17世纪）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该讽刺故事虽然短小，但趣味横生：穷弟弟借富哥哥的马去拉柴火，不小心弄断了马尾巴，气愤的哥哥去告状，弟弟为免付“车马费”也跟去了；晚上哥哥在一个熟识的牧师家住下并与牧师一起用餐，饥肠辘辘的弟弟因牧师不请他吃饭而闷死了牧师襁褓中的儿子，于是牧师也一起去告状；感到必死无疑的弟弟想要投河自尽却撞死了在沟里洗澡的一个市民，人们抓住他并将之扭送法庭；无计可施的弟弟认为只有贿赂法官才能逃脱厄运，但他一无所有，只能拣起一块石头用手帕包起来放到帽子里，正是弟弟在每次判决前举起的这块石头改变了诉讼的结果，使误以为弟弟为“每一个案子”都带来了“酬劳”的法官舍米亚卡做出了“不公正的审判”。法官对哥哥说：“既然他弄断了你的马的尾巴，那就等马长出尾巴以后再把它领回去……”他对牧师说：“既然他弄死了你的儿子，那就把你的妻子交给他，直到生出儿子以后再让她回来……”他对父亲被撞死的儿子说：“你爬到桥上去，让弄死你父亲的人站到桥下，你从桥上跳下来撞死他，就像他撞死你父亲一样。”这样的审判让人哭笑不得，而结果却更是出人意料：哥哥为取回自己的马向弟弟付了5个卢布；牧师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子跟那位弟弟生儿子，付了他10个卢布；丧父的儿子为了不从桥上跳下来，也只好以付钱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官派仆人向弟弟讨要“酬劳”，但得到的回答是：“假如他判我有罪，我就用这块石头打死他。”这个回答让法官惊出一身冷汗，也让他“感谢和赞美上帝”，此外，“欢天喜地并赞美上帝”的还有那位平安无事、收获甚丰的弟弟。

《卡利亚津的诉状》（17世纪末）和《母鸡和狐狸的故事》（17世纪末）都是讽刺神职人员的，前者通过卡利亚津修道院修士们向法庭递交的诉讼状控诉了修道院主持加夫里尔亵渎神灵的腐化生活和修士们普遍酗酒、贪食、淫荡的现象，而后者借助民间文学中具有象征寓意的动物形象表现了神职人员的虚伪、自私、贪婪和堕落。

17世纪中期，沙皇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开始对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垄断，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所谓的“沙皇酒馆”，收税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取悦君王的恩宠”，利用俄罗斯人贪杯的弱点向他们强行兜售烈酒，直接导致了更多酗酒者的产生。谴责“沙皇酒馆”是讽刺故事《酒馆醉汉的节日》（17世纪后半期）的主题，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收税官利欲熏心、冠冕堂皇的形象，指出“沙皇酒馆”是“基督徒灵魂的扼杀者”，酗酒带给人的只有灾难和不幸，它使人丧失尊严，道德沦丧。以教堂颂歌的形式讴歌“沙皇酒馆”使该作品的讽刺性更为突出和醒目。作者以讽刺的语气提到了深受酗酒之苦的“新受难者”，并以一个酒鬼的“使徒行传”形式结束了故事的叙述：“他们可是为了上帝忍受这些灾难，他们可是真正的受难者，他们可是配得上赞美之词。”酒鬼即基督教受难者的认识虽然在这部作品中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该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把酗酒作为“沙皇酒馆”产生的后果来批判的，但作为俄罗斯的顽症，酗酒现象几乎伴随俄罗斯文学始终，后期的很多作家把关注点更多地投向酒鬼的内在心理动机和道德层面，并把酒鬼与基督教受难者划上了等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来定题目为《酒鬼》但最后写成《罪与罚》的小说中塑造的马尔美拉多夫和在《白痴》中塑造的用十字架换酒喝的士兵。

从《一个酒鬼的故事》（17世纪末）的内容甚至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尔美拉多夫直接源出于此。作者以诙谐的语调、民间文学同语反复的表现形式讽刺了教会及其冠冕堂皇的僵死教条，通过对比“一生喝酒无数、杯杯赞美上帝、夜夜向上帝祈祷”的酒鬼和一系列圣徒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对律法惩罚的虚伪和真正恩惠之爱思想的深刻认识。酒鬼来到天堂之后却被拒之门外，他六次敲门之后得到的是五次拒绝，拒绝开门的是三次拒绝承认耶稣而犯了不信之罪的使徒彼得，用石头打死圣徒斯捷凡而违反了“不许杀人”戒律的使徒保罗，遣走仆人霸占其妻而犯了“不许奸淫”戒律的大卫王，拜偶像并拒绝上帝而犯了“不许拜偶像”戒律的所罗门王，杀死阿里乌教派奠基人而违反“不许杀人”戒律的圣徒尼古拉，只有在《福音书》中写出“要相互爱怜”的“基督的朋友”使徒约翰把他放进了天堂的大门并让他坐了最好的位子。

对圣父们的质疑他回答道：“圣父啊！你们不但不会与酒鬼说话，也不会与滴酒不沾的人说话！”作者以此表明，酒鬼在道德上高于那些自以为是的“遵守教规者”，是否遵守教规不应该表现在口头上，而应该用心灵去信仰，犯罪而认罪可以得到精神解脱，犯罪而不知罪才是真正的堕落。

17世纪中期，牧首尼康实行的宗教改革是俄罗斯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件，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直至今天仍具有影响力的分裂教派，又称旧礼仪教派。从表面上看，尼康的改革表现在按照希腊教会的宗教礼仪改变俄罗斯正教徒的祈祷形式，比如改二指祈祷为三指祈祷，改全身礼为半身礼，等等。此外，尼康主张按照希腊文本修改已经深入人心的神学书籍和祷告词，但实际上其目的却是为了挽回教会在俄罗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巩固教会的封建特权，因此它与沙皇政府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不谋而合，故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甚至法律认可，改革标志着教会附属世俗政权的新阶段开始了。与此同时，它却引发了声势浩大、参加人数众多的分裂教派运动，这一方面与分裂派教徒的心理特点和信仰方式有关，他们信奉祈祷礼仪形式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因而绝不接受祈祷外在形式的任何变化，也绝不认可祷告词有丝毫改变，同时这也与沙皇政府意图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和与教徒渴望实现“神圣罗斯”精神理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关；另一方面，分裂教派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政府的民主性质，参加者有受到国家和教会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乡村教士阶层，还有沙皇政权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夙敌——世袭大贵族阶层。

这一时期的教派纷争在旧礼仪教派运动的思想家、坚定捍卫“旧信仰”而最终被处以火刑的、才华卓著的作家阿瓦库姆大司祭（1621—1682）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一生完成的作品约有80部，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学史中第一部自传体裁作品《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1672—1673）。

作品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所呈现的个人生活从少年到55岁之间。”尽管如此，作者并未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55年的生平，而是选取了这一时间段中最重要的片段：出身于“热心醉酒”的牧师父亲和无限虔诚、“总是教导我心存神威”的母亲组成的家庭中；遵照母命娶了“圣母恩赐帮助我实现解脱”的虔信宗教的妻子，并在20岁的时候成为祭司，献身上帝；经历生命中最初的考验：因“内心燃烧着淫欲烈火而把右手放到火焰上直到邪恶的火熄灭”、因保护孤女寡母而遭受殴打和驱逐、因拒绝为“淫荡”大贵族的儿子祝福而被扔到河里，等等；开始与尼康斗争并遭数次流放；回到莫斯科被囚禁；被剥夺教会职衔及最后一次流放。

该作品自始至终充满着斗争的激情，作者通过对自己重要生平事迹的记述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意志非凡、坚强不屈、为信念绝不妥协的俄罗斯人形象，其个人生活的主题与表现行政长官的残酷和无法无天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与批判尼康通过“皮鞭和绞刑架”确立新信仰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使这部自传作品超出了个人局限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作为世俗政权和教会专权的批判者，阿瓦库姆表现为英勇无畏的斗士；作为一切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卫士，阿瓦库姆表现了深厚的人道情怀；在志同道合者和家人面前，阿瓦库姆又充满深情厚谊，表现出无限体贴和关怀，他是妻子的好丈夫、孩子们的好父亲和朋友们的好伙伴。除了作者个人的丰满形象以外，阿瓦库姆还塑造了光辉感人的女性形象——自己的妻子阿纳斯塔霞·马尔科夫娜：她无怨无悔地陪伴丈夫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在精神上给予丈夫无限的支持，在丈夫被流放到北方时独自承担抚养儿女的重担，用自己唯一值钱的衣服换粮食，用草根、树皮做出食物，让孩子们不至于饿死……可以说，她是19世纪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前身。

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其现实主义色彩，其主要表现是作者对自己生动具体的生活经历、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场景、流放地和传教地区自然风景的真实描写，与此同时，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赤子浪漫的爱国激情，这一点在作品一开始就通过作者对俄语的热爱表现出来：“敬仰主、听到他声音的你们啊，不要为我们朴实的语言感到羞愧，我爱我们自然的俄罗斯语言，因而不习惯用高深的诗句修饰文章……我也不关心辞藻的华丽，不贬低我们的俄罗斯语言……”阿瓦库姆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得到了后人充分的肯定，高尔基就曾经说过：“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书信及其《行传》的语言和风格是热烈、激情的斗士演讲文无与伦比的典范。”^〔6〕

文学的乡土化、世俗化和民主化是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居民的人数不断扩大，与欧洲国家的更多接触使一些文化人渴望了解更多的欧洲文化成就，因此学院派诗歌，即与西方巴洛克创作风格一脉相承的重音诗产生了，该体裁作品是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奏。

俄罗斯重音诗的奠基者是白俄罗斯人波洛茨基修士（1629—1680），他既是诗人和戏剧家，又是教育家和欧洲文化的鼓吹者及传播者，为俄罗斯文化启蒙和书籍印刷术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作的近四千首诗歌和两部戏剧在生前结为两本集子：《节律创作或构诗》（1679—1680）和《盛开的花园》（1678）。作为一个启蒙者，波洛茨基重视文学创作的教化功能，认为诗歌和戏剧都是传播知识、推广道德观念的有力武器；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宫廷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赞美沙皇的颂诗，成为18世纪古典主义诗人创作颂诗的摹本，在他的创作中首次出现的理想君主与暴君对照的主题，后来成为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中心主题。除了颂诗和劝喻诗以外，诗人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讽刺诗，其中的杰出作品是《修士》，作者的三声“呜呼！”引出了对修士酗酒、贪恋美食和淫荡生活的严厉指责和批判。《浪子的寓言喜剧》是以福音书浪子回头的寓言为蓝本完成的诗体戏剧，由六场及序曲和尾声八部分组成，序曲和尾声表达了作者的劝喻，核心部分塑造了一个浪荡子的形象，他通过花言巧语摆脱了家庭束缚，像“笼中小鸟”一样飞到外面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分得的家产挥霍一空，最后痛哭流涕地重返父亲怀抱。

波洛茨基在创作中禁绝“下里巴人”的口语而只使用崇高语体的书面语，在某些诗歌的表现形式上借鉴了源自巴洛克建筑的创作手法，比如：使用两种色彩写作，他还创作了心形、星形和迷宫形状的所谓立体诗歌，从中可以看出其创作对20世纪初俄罗斯表现主义诗歌的影响。

综上所述，古代俄罗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相应地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追求国家统一、讴歌人的精神美德、讽刺社会道德沦丧使“文以载德”成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一步步摆脱宗教教条和规范的过程中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该书是研究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权威著作之一，到2003年已经再版7次之多。

〔2〕　В. 库斯科夫：《古代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　А. 尤金：《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4〕　П. 安托科利斯基：《叙事史诗的命运》，载1938年5月9日的《真理报》。转引自В. 库斯科夫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史》，第123页。

〔5〕　П.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6〕　《高尔基文集》（三十卷本）第27卷，莫斯科，1953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