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初，尼采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完整的著作——《从音乐精神中诞生的悲剧》。
还从未有哪一位语言学家这么充满激情地谈过。尼采论述了希腊艺术崇拜的两位神祗。一位是狄奥尼索斯（Dionysus）＝美酒和宴饮之神。它代表着激扬的生命、运动的欢乐、颠狂的激情和神秘莫测的灵性。也体现了直觉的敏锐和英勇无畏的冒险。它毫不畏惧地面对人生的苦难。它是诗歌和音乐之神，是舞蹈和戏剧之神。另一位是阿波罗（Apollo），平和、安详、恬静之神。它代表着审美的情趣和理性的沉思，逻辑的严整和哲学的静穆。它是绘画雕塑史诗之神。最瑰丽崇高的希腊艺术就是这两个理想原型的相互融合，即狄奥尼索斯永不安宁的男性之力与阿波罗温文娴雅的女性之美的珠联璧合。
理查·瓦格纳的足迹曾经遍及欧洲，但是正在他的事业处于颠峰的时候，尼采却因为厌倦他那种男女平等的浪漫主义娇柔散漫的狂想曲，以及理想主义的欺骗和人类心灵的温柔而与他彻底决裂。
希腊戏剧最深奥的特征就在于：凭借艺术，酒神战胜了悲观主义。希腊人并不是我们现代叙事诗中所见的那种热情豪放、乐观向上的人。他们深知生命的痛苦以及它那悲剧式的短暂。但是希腊人用灿烂的艺术克服了幻灭给他们带来的忧郁。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创造了戏剧的壮烈场面，并且发现“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作为艺术观照或重现的对象，“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才显得具有意义”[5]。“崇高是对丑恶的艺术征服”[6]。悲观精神是颓废的征兆，乐观精神则是肤浅的流露。“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他追求经验的强烈和深入，甚至不惜以痛苦为代价；他愉悦地发现斗争才是人生的法则。“悲剧本身就证明希腊人实际上不是悲观主义者。当这种强者精神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时，这样的时代便是希腊的辉煌时代。”[7]
苏格拉底，“这位典型的玄学家”，是希腊品格分崩离析的预兆，批判性哲学取代了前苏格拉底的哲理诗；科学代替了艺术；理性战胜了直觉；雄辩说服了健身。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运动健将柏拉图变成了美学家，戏剧家柏拉图变成了逻辑学家，变成了激情的屠夫，诗人的贬黜者，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之前的基督徒”和一个认识论者。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这样两句冷冰冰的至理名言——ghothi sequton和medenagan——“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分”。这两句话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被误认为理性是唯一的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扭曲为使人软弱的中庸教条。一个民族在年富力强时创造了神话与诗歌，在年老体衰时产生了哲学与逻辑学。希腊如日东升之初培育了荷马、埃斯库罗斯，在残照衰微之际则生出了欧里庇得斯——由戏剧家转变而来的逻辑学家，他用理性摧毁了神话和信仰，用他的感伤主义破坏了阳刚时代悲剧的乐观主义。这位苏格拉底的战友鼓励一大群阿波罗的辩证论者和雄辩家赶走了狄奥尼索斯的合唱队。
难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神喻早就称苏格拉底为希腊智者中的智者，欧里庇得斯为仅次于苏格拉底的智者。也难怪阿里斯托芬准确无误的本能地用敌视的目光把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归为一类，从他们身上预见了“衰败文化的前兆”。[8]当然，他们也曾改变主意，欧里庇得斯最后的剧作《酒神》可视为是他向狄奥尼索斯屈服的见证，也是他自杀的前奏。更有甚者，监狱中的苏格拉底以练习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来安慰他的良知。然而，后悔已经太迟了。逻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业早已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希腊戏剧和希腊的声望与日俱下，颓废殆尽。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诗人和哲学家“转变信念的时候便是他们的信念征服一切的时候”。英雄时代和酒神艺术不可挽回地终结了。
酒神时代也许还会卷土重来？康德不是曾一劳永逸地毁灭了理论理性和理论家吗？叔本华不是一再告诉我们直觉的深不可测和思想的悲惨凄凉吗？理查德·瓦格纳，这又一位埃斯库罗斯，难道不曾召回神话和信仰，难道没有在狄奥尼索斯般的狂热之中将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吗？德意志的精神消极被动地反映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太阳神艺术，这状况已经太久了。今天应该让德国人明白他们的本能比那些颓废的文化健全得多；应该让德国人对音乐也进行一场像宗教那样的改革，将路德狂野的激情倾注于艺术和生命之中。谁能知道日耳曼民族在战争中痛苦挣扎的时候，下一个英雄时代将不会透出黎明的曙光，悲剧将不会从音乐精神中再生呢？
1872年尼采回到了巴塞尔。虽然他身体仍很虚弱，但却雄心勃勃，像一团燃烧着的火。他不甘在枯燥无味的课堂上耗费自己的精神。尼采性格中的顽童气质使他在每一尊偶像面前都不安分。他决计向最受崇敬的戴维·施特劳斯开刀。“我们以战斗的精神闯进社会；这是我从司汤达那里得到的忠告”。(www.xing528.com)
他在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第二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不可一世的沙文主义经院学府。“经验告诉我们产生哲学大师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国立高等学府惯于豢养支持一群劣质的哲学家……永远没有一个国家会栽培庇护像柏拉图、叔本华这样的哲人……国家将他们当作敌人。”继而他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又进行了相同的抨击。在《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中，尼采尖刻地嘲讽德国知识界整日致力于对古代文物的钻牛角尖似的研究。尼采的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当时就已经在这两篇论著中表现出来：道德和神学应按进化论的原则重建。生命的职能“不是让众人争得一席之地，得到改善。这些人作为个体来看没有一点价值”。“生命的职能应该是创造天才”，是促进出类拔萃、彪炳千秋的人物的发展和升华。
尼采这些论著中最富激情的当推《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文中将瓦格纳为“从不知害怕为何物”的齐格弗里德式的英雄[9]，比作世间惟一真正艺术的开山祖师，因为他是熔世间所有壮美的艺术于一炉的创始人。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以后成为超人形象的果敢和刚毅。然而这位崇拜者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认识到瓦格纳具有某种专横的妄自尊大，这有辱于一个高尚的灵魂。他无法容忍瓦格纳在1871年对法兰西人的攻击——巴黎对瓦格纳的歌剧《汤豪塞》从不曾喜欢过——瓦格纳对勃拉姆斯的妒忌更令尼采震惊。就连那篇颂扬的文章也没有为瓦格纳预示出美好的前景：“东方文化主宰这个世界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们渴望复兴希腊文化的古风。”尼采当时已经认识到瓦格纳是半个犹太人。
接着，1876年在拜罗伊特，瓦格纳的歌剧搬上舞台，接连不断地夜夜公演。他征服了各种各样的观众，从皇帝和皇家贵族到优裕悠闲的富豪和数不清的身无分文的民众，这时尼采突然明白了，瓦格纳多么像盖伊。他认识到《尼伯龙根的指环》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中的处处可见的戏剧效果，认识到有些人在音乐中没有认识到的情节已贯穿于戏剧之中。“我看到戏剧被交响乐掩盖了，一种源自《尼伯龙根之歌》的戏剧形式。但是歌剧的不可抵挡的异己力量将瓦格纳引入歧途。”尼采不能走这条路，他憎恶音乐中的戏剧和歌剧成分。“我呆在那肯定会发疯的，”他说，“我惶恐地等待着一个个漫长的音乐晚会……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因此他逃走了，没有给瓦格纳留一句话。在瓦格纳取得辉煌成功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都膜拜瓦格纳的时候，他逃走了。他厌倦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和那种浪漫主义娇柔散漫的狂想曲，厌倦了那种理想主义的欺骗和人类心灵的温柔。所有这些在这里已经征服了那颗勇猛无畏的灵魂”。但是在遥远的索伦托，他还是与瓦格纳邂逅。那时瓦格纳刚从他胜利的醉梦中醒来，心中洋溢着创作另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激情。那是一部颂扬基督教，宣扬仁慈无欲之爱的歌剧。展现的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耶稣这个傻瓜”拯救出来的世界。尼采一言不发转身离去，打那以后，他与瓦格纳断绝往来，相见如路人。他颂扬叛逆的齐格弗里德，蔑视完美的圣徒帕西法尔。他不能宽恕瓦格纳把基督教道德的价值和美德置于神学观念的谬误之上。因此他在《瓦格纳事件》中以发疯似的愤怒对瓦格纳进行了暴风雨似的攻击：
瓦格纳对虚无飘渺的佛教的直觉摇尾乞怜，并用音乐掩饰这一点。他用基督教的信条和种种宗教形式钟情于颓废的表现方式……理查德·瓦格纳，一个风烛残年的浪漫主义者，一个置一切于不顾的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一下子拜倒在这神圣的十字架前。我也是肮脏堕落的崇尚瓦格纳之徒。是啊，我与瓦格纳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是一个陷于颓唐之境的人。但我现在已认识到了这种处境。我要努力自救来避免继续堕落。
尼采本人比他想象中的自己更富有“阿波罗”的气质。他脆弱、敏感、温文尔雅，不喜欢狂放的狄奥尼索斯的活力，也没有音乐美酒和爱情的温柔。瓦格纳曾对尼采的胞弟弗洛·弗斯特·尼采说：“你的兄长性情文弱，令人很难同他融洽地相处。他有时被我的玩笑弄得非常难堪——每当这时我就故意跟他大开特开一阵子玩笑。”尼采的身上还存在柏拉图的影子。他唯恐艺术不能让人们坚强起来。不过他在情绪安定的时候也知道瓦格纳和自己都没有错。帕西法尔的温厚和齐格弗里德的强悍同样是必需的，水火不容、阴阳对立的事物往往又相互融合，产生出有益的整体。这就是大千世界的规律。尼采喜欢那段把他和那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众人瞩目的友情”。正是他促成了尼采一生中最丰富、最有价值的一番经历。因此尼采在发疯后偶尔的清醒时刻，注视着早已去世的瓦格纳的画像轻声说：“我是多么爱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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