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社会进化的探索

斯宾塞的社会学所得到的评价则大不相同。这几部鸿篇巨制是斯宾塞的上乘之作，经过二十多年才相继出齐；这些书涉及的是他最喜好的学术领域，显示出他在暗示性概括与政治哲学上正处在著述状态的顶峰。从他的第一部书《社会静力学》到《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最后一分册，这段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兴趣一直主要在经济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与柏拉图相同，以论述道德和政治正义开始，又以相同的论述结束。从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孔德（社会学的创始人及命名者》在内，对社会学作出过那么大的贡献。

在通俗易懂、介绍性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中，斯宾塞为了让这门新兴学科被世人承认并且持续发展下去，为它作了雄辩的论证。如果决定论有关心理学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社会现象必定有种种因果规律，所以，一个全面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决不会只满足于研究一部像李维^[42]所著的编年史或像卡莱尔编写的传记史，他必定要寻觅那些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因果关系和给人启迪的相互关系等。正是这些轮廓和关系理顺了像一团乱麻的史实，将它们转化成科学。历史对于社会学就像传记对于人类学一样重要。当然，这门研究社会学的学问要获得科学这个称号，还必须克服无数障碍。这门年轻的学科遭到了数不清的偏见的束缚，其中包括个人的、教育的、神学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甚至还受无知者随时抛出的自认为无所不知的见解的束缚。要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权威，就必须做好一辈子从事专门研究的准备；但是，在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连一个杂货店的伙计都可称为专家，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务，并要求听听他们的意见。

斯宾塞为研究社会所做的准备，称得上是治学的榜样。他雇用三个秘书为他搜集材料，并将材料分类列入几个平行的栏目里，其中列出各大民族的家庭、宗教、职业、政治和工业等各方面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他自费将这些收集的材料分八大卷出版，以便让别的学者对他的结论进行证实和修正。由于在他逝世的时候这几部书还没有全部出全，他便从自己菲薄的积蓄中留出一部分，以了却这桩心事。就这样，经过七年的准备，《社会学》第一卷于1876年问世，而最后一卷直到1896年才准备好。即便斯宾塞的其他著作都成了收藏家收藏的古董，这3卷著作仍会使每个研究社会的学者受益良多。

显然，这项工作的最初设想就让人感觉出斯宾塞特有的匆忙作出概括的习惯。他相信，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营养器官、循环器官、调节器官和生殖器官^[43]。的确，个体生物中的意识仅集中在局部，而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都保持着各自的意识和意志；但是政府的中央集权却能够缩小这一差别。“社会有机体在下列几方面体现了和个体有机体相似的基本特性：社会有机体在不断生长；越生长变得越复杂；在总体越来越复杂的同时，它的各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不断增强；总体寿命比各构成单位的寿命要长得多，总体寿命几乎是无限的……不管是总体还是构成部分都有一个不断一体化的过程，并伴随着异质状态的不断增强过程。”所以，社会的发展丰富地体现着进化论公式：政治单位从家庭发展到国家和同盟，经济单位也从小规模的家庭工业发展到垄断企业与卡特尔，居民单位从村落发展到乡镇和城市——这些都切实表明一个集结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劳动的分工，职业、贸易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城乡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不断增长的彼此依赖性，都充分证实了统一和分化的演变过程。

不同种类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的一切领域，从宗教和政权一直到科学和艺术莫不如此。宗教最初表现为对众神灵和精灵的崇拜，这在各个民族都基本相似；宗教的发展出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一个主要的全智全能的神征服了所有其他的神，并将他们分出等级，各司其职。最初的众神大概产生于梦幻和幽灵。“神灵”一词从古至今始终被用来既表示幽灵，又表示众神。原始的人们相信，人在死后、昏睡中或神情恍惚的时候，幽灵，或者说神灵，就会离开人的身体，甚至在打喷嚏时，呼气的力量也会使神灵出窍，因此这个紧要关头，都要念一声“上帝保佑”或与之类似的护身咒语。回声和映像被当作自身的幽灵发出的声音和显现的形象。至今巴苏陀人巴苏陀人^[44]仍害怕在溪边行走，唯恐被鳄鱼吞掉投在水中的身影。上帝最初只是“一个永远不灭的幽灵”。在人间生活中曾是强者的人，转化为幽灵以后，仍被认为是强者。在坦纳语中，表示神的那个词实际上指的就是死人。“耶和华”一词的原意是“强者”、“勇士”；他也许曾经是一方的首领，死后被尊为“万军之主”受到崇拜。这种可怕的幽灵必须加以讨好安抚，于是，葬礼发展成为礼拜，一切向现世首领恭维的方式都被用于祈祷仪式和对众神的安抚。就像国家的税收最初是献给首领的礼品一样，教会的收益起源于奉献给众神的供品。对君主的三叩九拜则变成了在神坛前的膜拜祷告。古罗马人将活着的统治者奉为神明，这清楚地说明，神源于死去的君王。在这样的祖先崇拜中，一切宗教好像都有其根源。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习俗的根深蒂固：有个首领拒绝接受洗礼，因为在他问到他能不能在天堂里遇见他未受洗礼的列祖列宗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45]。

信奉宗教大概是原始社会生活的主要特色。朝不保夕、简陋低下的生活使得人们宁愿将灵魂寄托于对将来的希望，而不愿接受眼前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超自然的宗教与穷兵黩武式的社会是并存的；随着战争让位于工业，思想从死亡转向生活，生活也脱离了崇敬权威的旧辙，走上了自由和创新的康庄大道。的确，在整个西方社会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要算军事体制逐渐向工业体制的转变。研究国家体制的学者们在划分社会形态的时候，习惯于根据政府所实行的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区分；实质上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将靠战争生存的国家与凭劳动为生的国家区分开来。

军事国家在政权体制上总是中央集权，而且几乎都实行君主制；它崇尚团体的、严密的强制性合作；鼓励独裁主义宗教，崇拜战神；建立严格的阶级差别和阶级法规；它还维持自然形成的男子家长制。因为军事社会中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它们大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好战阶段，因为战争可以加强中央权力，使全部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自相残杀本是原始社会的耻辱，但是一些现代社会仍有消灭其他社会的习性，想把一切别的民族都变成自己的奴隶，或把它们彻底消灭。除非战争被宣布为非法而予以制止，文明仅仅是各个灾难之间的短暂的插曲。“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社会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彻底消灭战争。”

要得到这样一个美满的结局，不能指望在精神上感化人们的心灵（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且如把希望寄托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上。工业将促进民主与和平；如果生命不再受战争的左右，千万个经济发展中心就会蓬勃兴起，权力将被分散到大多数社会成员身上。只有创造精神得以自由发挥，生产才能兴旺发达，所以，工业社会必须破除那些同军事社会互相依存、兴衰与共的传统权力、等级制度及种姓制度。军人职业不再被崇敬；爱国精神从仇恨其他国家转变为热爱祖国。国内安定成为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伴随资本的国际化，以及无数资本投向国外，世界和平也就成为必需。随着对外战争减少，国内的暴虐行为也随之收敛；一夫一妻制代替了一夫多妻制，因为男人的寿命已和妇女不相上下；妇女的地位逐步提高，“妇女解放”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宗教迷信让位给信仰自由，这类信仰着重于改善提高人类生活和人的品格。工业的机制结构使人们认识到宇宙的机制结构，并形成因果关系绵延不绝这一概念；对自然原因的精确研究取代了不着边际的超自然的解释。历史开始研究勤奋工作的人民而不是嗜血好战的君王；它不再是名人雅十的起居言行记录，而成为伟大发明创造和新思想的历史。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生产团体的权力得到加强。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等级关系过渡到合同关系”，从属地位下的一律平等过渡到自由的创造积极性，从强迫性合作过渡到自愿的合作。“个人为国家的利益而生存这个信条反过来变成国家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个信条的颠倒可以说明军事型社会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www.xing528.com)

虽然斯宾塞猛烈抨击英国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嗜战本性，他还是选择了他的祖国作为研究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并且以法国和德国作为军事国家的现实例证。

报界常常提醒我们，德国和法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两国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上——任何一方的每一步升级，都会促使另一方做出相同的反应……最近，法国外交部长在谈到突尼斯、东京、刚果和马达加斯加时，一再强调地说：法国一向有必要在那里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掠夺竞赛；他还声称，通过用暴力攫取弱小民族的领土，“法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荣耀，这荣耀是我们民族数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无数崇高事业的胜利果实”……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人设想出的那种公民由社会养育，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劳动的新的组织形状，在法国，同样也在德国，为什么会受到十分广泛的支持，竟至于产生出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卡贝、路易·勃朗、皮埃尔·勒鲁这些法国人有时用言论，有时用行动，拚命谋求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只消观察一下英国的情况，并加以对比，即可得到证明。在英国，被别人所占有owne Fship by others）程度要比法德两国低，所以，不管是在军事社会时期还是文明社会中，社会主义所指出的那种被别人所占有的形式的观点和思想在英国不像在法德两国那么活跃^[46]。

正如此段文字所表明，斯宾塞相信，“俾斯麦亲王的行径就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社会主义”。“有机体一旦完善，就会显得僵化，这是所有有机体的规律”。

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制性专制制度，使得主管著得以追逐个人私利，而不会受到全体工人联合一致的抵抗；在那种制度下，工人不可能像现在的工人一样不满足所提条件便举行罢工。所以，这些主管者的权力不仅不会得到限制，反而会不断膨胀、蔓延、巩固，最终变得不可抗拒……既然工人由官僚来管理，我们想问一问，这些官僚又由谁来管理呢？没有人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新的贵族政治；为了维护这种贵族政治，劳动者不得不拼命劳动；随着贵族政治不断巩固，这些新贵族手中执掌的权力将远远超过任何旧时的贵族^[47]。

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大不一样，而且远比后者要复杂得多，因此，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奴役人的官僚制度，任何政府都不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必须由供求关系来自行调节（尽管这种自我调节也不十全十美）。对于社会而言，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如果某些人或机构得到了极大的报酬，那是因为他们经受或承担了超越寻常的艰辛或风险。今天的人们对强制的一律平等不能容忍。除非等到环境自然而然地变化，导致人的性格自然而然地改变，否则，用法律手段来进行人为的变化只能像占星术一样毫无用处^[48]。

想到世界将由赚工资的阶级统治的情景，斯宾塞就感到不能容忍。他通过伦敦《泰晤士报》间接地对工会领袖们有所了解，但对他们绝无好感。他指出，除非大多数罢工都失败，否则罢工徒劳无益；这是因为，如果工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罢工都能取得胜利，物价很可能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上涨，结果等于没有变样。“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雇工阶级一旦做出不公正的行为，它决不逊于当年雇主阶级的不公正行为。”^[49]

然而，他的结论并非一味盲目地倾向保守，他觉察到，自身所处的是一个混乱、残酷的社会，于是，他怀着不加掩饰的急切心情四处探索，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制度替代它。最后，他终于在合作运动中发现了希望，并从那里看到了等级制度向合同制度过渡的美好前景；亨利·梅恩爵士^[50]正是从这个过渡中找到了经济发展史的本质。“随着社会进入一个较高级的形态，强制性的劳动管理将会有所改善。在这个高级社会形态中，强制性将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与联合协作活动相适应。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只需要遵守由大多数成员制定的、为维持正常秩序所必需的规则。这样，蛮横的强制性合作向工业社会的志愿合作的转化就完成了。”他预见到未来的工业将不再受独断的雇主的主宰，人们将不再为生产没有价值的东西而耗费生命。“个人为国家利益而生存这一信条转变为国家为个人利益而存在，从而表明了军事型社会与工业型社会的明显差异；同样，生活为了工作这个信条被转变为工作为了生活，这一转变也表明了工业型社会与有可能由其进化出来的更新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