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简史：康德的评价与哲学观念

经过了100年的哲学风暴以后，康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这种复杂庞大结构的近况如何？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宏大建筑的主体依然存在，并且，“批判哲学”也成为思想史上具有永久重要性的大事。但是，这一结构的许多细微之处和外围建筑已被动摇。

首先，空间难道只是一种“感觉形式”，脱离了感知的心灵就不具有客观实在性？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当空间没有能被感知的物体时，它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空间”是指某些物体，对心灵来说，是与别的可感知的物体所处的确定位置或距离；如果没有空间物体，所有外部知觉都是不可能的；可见，空间是“外部感觉的必要形式”。说不是，是因为，类似地球每年绕太阳旋转一周这样的空间事实，虽能被心灵解释，但却独立于一切形式的感觉之外；不管拜伦是不是活着，深不可测、蔚蓝的大海总是翻滚不息。空间也不是心灵通过非空间感觉的调节而获得的“结构”；我们通过对不同物体和方位的感觉而直接知觉空间——就像我们看到虫子在静止的背景上爬动。同样，时间作为对以往和今后的感觉，或对运动的衡量，诚然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然而，不管我们是不是感觉或测出时间的流逝，一棵树总会衰老、枯萎和腐烂。其实，这是由于康德过分热切想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作为回避唯物论的法宝。他害怕以下说法：如果空间是客观的、普遍的，那么，上帝就必定在空间存在，并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批判唯心论认为，所有实在性主要是作为我们的感觉和观念才被我们所认识的，对于这种论点，他应得到满足。但这老人太贪心了，结果却贪多嚼不烂。^[19]

他很可以满足于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而不必费尽心机地强求科学真理那海市蜃楼的绝对性。现代一些哲学的研究，如英国的皮尔逊，德国的马赫，法国的亨利·彭加勒等人的研究结果，都与休谟而不是康德相同。全部科学，包括最严格的数学在内，在真理上都是相对的。科学本身并不过多计较这个问题，它只需找出高度的可能性便满足了。或许，“必然”的知识并非是必要的吧？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人们认识的；心灵不是一张白纸，不是被动地接受感觉的牺牲品，而是一种积极的决定性媒介，拥有对经验进行选择、整理的能力。在无损于这种成果的完美性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进行适当删削。我们可以同叔本华一道，对精妙地分为3个一组的12个范畴的模式报以微笑，康德为了使它们适合周围的一切事物，曾对其随意伸缩、作出牵强专断的解释。我们甚至可以问一问这些范畴，或思维的解释形式是不是先天的、是不是真的先于所有感觉和经验而存在。或许，对于个人而言，它们是先天的，就像斯宾塞承认的那样，尽管对于全人类来说它们是后天习得的。甚至，对个人而言，它们也极为有可能是后天习得的，也就是，范畴是思维的渠道，是知觉和概念的习惯，是由感觉和知觉自身的排列而逐渐形成的——起初以杂乱无章的方式，继而，则有一种经过自然选择出的排列方式，井然有序，互相适应，相得益彰。正是记忆将感觉分门别类并加以解释，使它们成为知觉，又使知觉上升为观念；然而，记忆却是逐渐沉积的。被康德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性（“知觉的超然统一性”），实际上是后天习得的——并非人人都有；健忘症、多重人格和精神错乱都可以使人丧失这种统一性。概念是一种收获，而不是天赋。

19世纪对康德的伦理学以及他的内在的、先验的、绝对的道德伦理观颇多非议。进化论哲学无可指摘地表明，责任感是个人身上的社会积淀，良知的内容是后天习得的，虽然社会行为的某种倾向是先天固有的。道德的自我和社会的人并非神秘莫测地出自上帝的别创造”，而是漫长进化的产物。道德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集体生存的需要有意无意之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并随着集体的性质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一个四面楚歌的民族会将狂热的个人主义视为不道德，而一个生气蓬勃、财富充盈、社会安定的国家则能容忍这种个人主义，认为它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形成民族风格必要的因素。这就像康德所设想的那样，任何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笃信宗教的青年时代和长年累月尽职尽责、抑郁寡欢的生活，培育了康德的道德主义倾向，使他最后发展到提倡为责任而责任的地步，因而不自觉地投入了普鲁士绝对主义的怀抱。这种责任对快乐的抗拒带有严格的苏格兰加尔文主义气息；康德继承了路德的禁欲主义，就像伏尔泰继承了蒙田的享乐主义。他强烈反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其放荡的时代所树立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这一点上，康德与曾反对过意大利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风尚的路德一模一样。然而，在康德伦理学的绝对主义遭到近100年的反对后，我们发觉自己又一次滚进了都市式的纵欲、乱伦以及因极端民主和荣誉至上所造成的残酷无情的个人主义泥潭之中；也许，分崩离析的文明重新欢迎康德对责任的呼吁的日子又将到来了。(www.xing528.com)

康德哲学中令人惊奇的东西是在他的第二部《批判》中恢复了第一部《批判》所摧毁的有关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尼采的一位爱挑剔的朋友，保罗·李说道：“你会有一种置身于乡村集市的感觉。在他那里，你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意志的自由和禁锢、唯心主义和对唯心主义的批驳、无神论和善良的上帝。同魔术师用空帽子变戏法一样，康德从责任概念中变出了上帝、不朽和自由——大大超出读者的想象。”叔本华也嘲讽这种因宣扬善有善报的需要而引出的灵魂不灭论：“康德的美德一开始勇敢地追求幸福，后来失去自由，伸手行乞。”这位伟大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康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论者，他抛弃了信仰，但害怕违背公众道德，迟疑的不敢摧毁别人的信仰。“康德揭穿了思辨神学的薄弱根基，却不敢触动世俗神学一根毛发，却将它作为更伟大的信仰形式树立在道德感情的基础之上。”以后，这种做法便被一些半瓶子醋的哲学家们歪曲成对上帝的合理理解和认识等等；康德尽管捣毁了古老的、受人崇奉的错误信仰，但也深深理解这种举动的危险性，他希望通过道德神学来给几欲倒塌的宗教加上几根临时而细弱的支柱，这样，罪名就不至于落到他的头上，他便可以从从容容地脱身了。

然而，对待康德大胆进行的这种内心重建活动，我们不必过于认真。《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文中的热情表明，那种不容置疑的赤诚和把宗教基础由神学改为道德、由信条改为实际行动的探索，只能出自一个宗教色彩极浓的心灵。他在1766年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的确，我思考过很多我确信的东西，但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然而，我决不说自己没有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自然，像《批判》这样卷帙浩繁、意义朦胧的巨著很容易引起截然相反的解释；该书初期的评论之一是在其出版几年后由莱因霍德（Reinhold）写的，它儿近完全表达了我们现在所能讲的一切：“《纯碎理性批判》被教条主义者视作一个怀疑论者试图毁坏所有知识的确实性而作出的跃跃欲试之举——被怀疑论者视作企图在旧体系的废墟上建立新型教义的一种狂妄的假想——被超自然主义者视作精心策划的企图取代宗教的历史基础的诡计，其目的是不经过论战就偷偷摸摸地建立起自然主义——被自然主义者视作奄奄一息的信仰哲学的新支柱——被唯物主义者视作物体实在性的唯心主义对抗——被唯灵论者视作对所有存在的不公正限制；也就是以经验科学的名义，将万物局限在物质世界中。”其实，这本书的光荣就在于对上面所有观点的赞赏；对康德这样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他好像真的已把这一切协调起来，使它们熔成哲学史上从没有过的庞大复杂的统一体。

摩西·门德尔松是犹太哲学家和《圣经》研究者，提出要理性的信仰上帝的存在。

就康德的影响来说，整个19世纪的一切哲学思想都围绕着他的学说打转。自康德之后，德国人全都开始谈论形而上学：席勒、歌德研究他；贝多芬怀着崇敬的心情引用他有关生活两大奇迹的名言——“头顶是璀璨星空，心中有道德法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都从哥尼斯堡的这位哲学圣人的唯心主义中汲取养料，而相继地创立了伟大的思想体系。正是在德国形而上学盛行的岁月里，让·保罗·里克特写下了如下的句子：“上帝赐给法国人以土地，给英国人以海洋，给德国人以天空中的帝国。”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和对感情的崇尚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柏格森的直觉论，为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铺平了道路；他将思维规律和现实规律等同起来，把一整套的哲学系统传给黑格尔；他的不可知的“物自体”观点对斯宾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斯宾塞本人的认识。卡莱尔思想的晦涩难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企图用寓言方式解释歌德与康德的原本就模糊难懂的思想——他说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宗教与哲学都只不过是永恒真理的不同外衣。凯尔德、格林、华莱士、沃森、布雷德利和别的众多英国哲学家都受第一部《批判》的启发而找到灵感；即使是狂妄的标新立异的尼采，尽管猛烈抨击康德保守的伦理学，依然接受了他的认识论。一百年以来，康德的唯心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之间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虽然双方都经过了多方面的改革或修饰，但康德似乎占了上风。甚至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也有些自相矛盾地写道：“如果容我大胆直言，我要说人是物质的创造者。”因为有了康德，哲学决不会像在以前简单的时代中那样幼稚了；哲学从此就得不断更新、日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