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政治与实现永久和平

如果不是康德还犯有持不同政见的罪名，普鲁士政府或许会放过他。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3年后，法国爆发了震撼了欧洲一切王位的大革命。就在普鲁士大学的大部分教师纷纷表示拥护君主制的时候，65岁的康德却欣喜若狂地欢呼革命。他激动地对朋友们说：“现在，我可以像西蒙^[17]那样讲：‘主啊，让您的仆人安然地去世吧，因为我已看到了您对人类的拯救’。”

1784年，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有关政治理论的文章，题为“从宏观世界政治史角度审视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The Natural Principle of the Political Order Consi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dea of a Universal Cosmopolitical History）。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那种抗争使霍布斯大为惊异，康德却开始由此意识到自然发掘生命潜在能力的方法，认为抗争是取得进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之间倘若非常和睦，人类便会处于停滞状态；人类要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没有不稳定因素……人们就会过上牧童一样的田园仙境般的生活、完全和谐、满足和互爱互敬；但他们的所有才能将会被永远埋没。”（可见，康德并不是卢梭的忠实追随者。“）感谢造化给了我们不安定、嫉妒、虚荣还有永不满足的占有欲和权力欲……人希望和谐；但造化懂得什么对她的物种有益：她有意使人们不和，好让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力量、发掘自身的潜在能力。”

所以，以斗争求生存并非全是坏事。然而，人们很快认识到，这种斗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应该用规则、风俗和法律予以调节；那么，文明社会就由此产生并发展。然而今天，“迫使人们组成社会的同样的不稳定因素又使得各个联邦对外关系上——也就是，一国对别国的关系上——采取无节制的自由态度；任何国家都可能遭到来自他国的类似于以前起初压迫个人，接着迫使人们组成受法律约束的社会团体的力量的威胁。这时，国家就应该像人一样从自然的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并订立盟约以维持和平。”历史的全部意义和进程就是约束挑衅与暴力，不断扩大和平区域。“自然的潜在目的在于产生一种内外都臻于完美的政治组织，来充分发挥她灌输给人类的全部才能。从宏观上看，人类历史可被视作自然的潜在目的实现。”如果没有这种进步，创建文明的劳动就会像西绪福斯^[18]那样地辛劳，一次又一次地“将巨大的圆石推向山顶”，快到山顶时却又滚回山下。那么，历史只能是无穷无尽、周而复始的蠢行；“我们就会像印度人那样将地球看成是赎回前世罪孽的地方”。

有关“永久和平”（Eternal Peace）的文章（发表于1795年，康德71岁之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主题。康德也非常清楚“永久和平”一词极易被人嘲讽；因此，在标题下面，他写道：“这几个字，原是一个荷兰的客栈老板写在招牌上，用来讽刺教堂公墓里的碑刻铭文的。”与各代人相同，康德也曾发过怨言：“我们的统治者在公共教育上不费一文，因为他们早把所有资财列入下次战争的开支上了”。不撤掉所有的军队，国家就不可能文明。“常备军刺激各国在武装力量上进行无休无止的角逐，由此而耗用的军备费用比一场短期战争还要大，所以常备军成了为摆脱这种负担而进行战争的根源。”战时的军队能够自给自足，他们可以在敌国土地上征兵、驻屯和掠夺，但必要时也可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既使这样，也比动用政府资金来维持军队要好些。

康德相信：欧洲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扩张和因此而引起的分赃纠纷是这种军国主义的主要根源。要是将野蛮人的不好客举动与冷淡同欧洲大陆那些文明国家，尤其是商业化国家的野蛮行为相对比，那些欧洲人在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初次接触中所实施的不公正暴行令人不寒而栗。对异域民族的访问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征服。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一经发现，就被看作不属于任何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把土著人当作人……这一切就是夸夸其谈、极力宣扬宗教虔诚的那些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方面罪恶滔天，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看成正统信仰的真正选民——然而，哥尼斯堡的那个老人还没有闭上他的嘴巴！(www.xing528.com)

康德将这种贪婪归罪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治组织：赃物被少数人占有，其价值就是在被瓜分后也非常可观。要是实行民主制，大家都分享政治权利，国际掠夺中所得的赃物，将不得不一分再分，最后每人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因而失去其诱感力。因此，“实现永久和平的首要条件”就是：“每个国家必须是共和政体，非经全体公民投票决定不得宣战。”一旦那些必须上阵作战的人有了选择战争与和平的权力，历史就不会再是血渍斑斑的了。“如果不是这样，在国民无投票权、也就是非共和的政体中，发动战争的决定如同儿戏。因为统治者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国家的拥有者，他本身根本不需要亲自体验战争的苦难，更不必牺牲宴饮、狩猎、舒适的宫殿及朝廷的庆典。所以，就可以因为一点小事而兴师动众，好像战争只是一场围猎；至于大动干戈是否合理，他根本不去考虑，更不会考虑与时刻准备为战争的正义性辩护的外交团体商量。”这一真理与当今现实何其相似！

1795年，革命军队打败反动军队；康德对此寄托了厚望，认为共和制将会在欧洲蓬勃兴起，以非奴役、非剥削的民主为基础、致力于和平的国际秩序就要出现。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帮助和督促个人得到发展，而不是利用和剥削个人。“每个人都应得到绝对的尊重；倘若将他人视为己有，或视其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那就是侵犯人的尊严。”这就是绝对命令的基本教义。没有它，宗教只能是一出虚伪的闹剧。康德因此而提倡平等：并非能力的平等，而是发展和发挥能力的机会的平等；他反对依靠门第与阶级获取特权，并将这种世袭特权上溯到过去的某些残暴征服。在愚昧、反动的欧洲君主联合镇压革命的关头，尽管康德已七十高龄，但为了建立新秩序、民主与自由，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从来也没有一个老人能像他那样勇敢地大声呼号。

但是，他到底已是垂暮之年。他已完成自己的使命，逐渐枯萎，甚至有点神志不清：他的知觉和能力一一失去了。1804年，他就像一片落叶，飘然而去，投入了大地怀抱，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