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卢梭的哲学思想-《哲学简史》

向往行动、渴望革命冒险的卢梭与身为理性信仰主义者的伏尔泰的思想格格不入，但他们两人代表了法兰西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

晚年的伏尔泰全身心地投入了反对教会专制的斗争，无暇顾及同政治腐败和政治压迫的斗争。“我不长于政治。我始终只愿竭尽绵薄之力地去减少人们的愚昧，增加他们的荣耀。”他明白政治哲学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经常表示一些比较确定的观点，“我讨厌那些缩在深宫中处理国事的人”，“那些没有能力统治世界的立法者……连老婆和家务都管不好，却奢谈什么治理国家的大道理”。这些问题的解诀，不能用简单的公式，也不能靠把一切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傻子和骗子，一类是我们自己。“真理没有派别”。他在给沃夫纳格的信中说：“像您这样的人的责任应该是有所选择，但不能有所抛弃。”

这幅版画描绘的是卢梭在野外采集草药的情景。
欧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卢梭的想像力、卢梭是使浪漫主义得以创立的关键人物。

因为他很富有，所以他倾向保守主义，其道理与贫穷的人要求改变现状一样。他的万应灵药是平均财富。财产赋予人以人格和自尊。“拥有财富可以使人力量倍增。”勿庸置疑，拥有家产的人照管自己的产业，比照管别人的更为尽心更为出色。

他不愿对任何政府形式表示赞成。从理论方面说，他倾向于共和制，但他也明白共和制有缺陷：它允许存在派别，而派别间的争斗即便不引起内战，起码也会破坏民族团结。共和制只适用于那些受地理环境保护、不曾为财富污染和破坏的小国。一般而论，“人没有管理人的资格和本领”。共和制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形式，它是社会的初期形式，来源于家庭的联合。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制中，非洲这种民主政体也很多。但是，经济地位的分化将会使这种平均主义的政府解体。而分化又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哪种形式比较好？”他问，“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自己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翻来覆去问了4000年。问到有钱人，他们会赞成贵族政治；问普通民众，他们会拥护民主制。只有君主才会要君主制。但是，几乎整个地球都被君主们统治着，这又是为什么呢？那还是去问那些建议在猫脖子上拴个铃铛的老鼠们吧。”有一位通信者争辩说，君主制确实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在回信中说：“这个君主必须得是马可·奥勒利乌斯^[14]。不然的话，对穷人来说，被一只狮子吞噬和被一百只耗子咬死，又有什么不同呢？”

他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对国别也不怎么在意。在一般人看来，他不能算是一个爱国者。他说，爱国心一般是指仇恨除本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要是一个人既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又决不企图牺牲别的国家，这样他才称得上是理智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虽然法国同英国和普鲁士正在进行混战，他却像一位“优秀的欧洲人”一样赞美英国的文学和普鲁士的国王。只要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他认为在这些国家也就没什么可选择的了。

他对战争深恶痛绝。“战争是万恶之首，然而没有一个侵略者不以正义的借口文饰他的罪行。”“杀人是禁止的，因此，一切杀人犯都会受到惩罚，但他们在号角声中大肆砍杀除外。”在《哲学辞典》中“人”这一条目的结尾，他写下一段“对人类的总感慨”：

一个人从在他母腹中的植物状态和在婴儿时的动物状态到开始形成理性渐成熟的状态，需要20年的时间。即便仅仅要弄清人体的结构中的一小部分，也需要3000年的时间。要了解他的灵魂，则需要无限的时间。但是，要杀死他，只需要一瞬间。(www.xing528.com)

他因而就认为革命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吗？不，因为，他不信任民众：“到民众讲理性的时候，一切都完了。”绝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过于忙碌而无暇认识真理，而等到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才会把谬误奉为真理。他们思想的历史就是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的历史。“一个旧的谬论若被广泛接受，政客们就会利用它让民众自食其果，直到另一个迷信取代它。这时，政客们又可以从这第二个谬论中大获其利。”况且，无论在哪一种社会结构中，不平等都是根深蒂固的。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一场拼搏厮杀，这种现象就永远存在。“那些主张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财产权和受法律保护权，那他们的话就是最大的真理”。但是，“平等既是最自然的事，又是梦幻一样的东西：当它局限于权利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当它企图均分财富和权力的时候，就不现实了。”“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力量，但是他们可以有平等的自由，这就是英国人已经得到的自由……自由就是除了法律之外，不受任何束缚。”这是自由主义人士的想法，是杜尔哥，孔多塞、米拉波和伏尔泰的其他追随者们的想法，他们希望进行一场和平革命，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被压迫者的要求，因为他们迫切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即使牺牲自由也要获得平等。卢梭作为普通市民的喉舌，对自己有亲身体验的阶级差异就非常敏感，所以，他提出了人人平等。于是，当革命大权落入卢梭的信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里时，平等被扶上了宝座，自由却被送上了断头台。

人间的立法者总是想凭他们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对于他们想象出来的种种乌托邦，伏尔泰表示怀疑。社会是时间的产物，不是逻辑学里的三段论，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你拒它于门外，它也会从窗户钻进来。关键的问题是要证明通过哪些变革才能减少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公正。杜尔哥掌权时，伏尔泰也感到欢欣鼓舞，并写道：“我们真正处在黄金时代了。”——他曾经鼓吹的改革今天应该到来了：设置了陪审团、废除什一税、减免穷人的一些税赋，等等。他不是还写过一封著名的信吗？

我所见到的所有事物，都在撒播着革命的种子。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即将来临，但是，我已经无缘亲眼见到它了。法国人总是迟到，但他们不会缺席。火种从一家传播到另一家，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就会燃成冲天大火，那时，将会有一场罕见的大暴动！年轻人真幸运他们能够看到这美好的事物。

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且他根本不曾想到在这场“冲天大火”中，整个法国都热情地接受让·雅克·卢梭的哲学。这个古怪的卢梭在日内瓦和巴黎正以他感伤的浪漫小说和革命的小册子让人们躁动起来。法兰西复杂的灵魂好像分裂到这两个人的思想中，虽然他们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却都体现了真正的法国精神。尼采曾经大谈“轻快的脚步、机智的火焰、强权的逻辑、傲慢的智慧、众星璀灿的舞蹈”——毫无疑问，他想到的正是伏尔泰。在伏尔泰旁边的便是卢梭：他拥抱着热情与幻想，满怀高尚而幼稚的希望，也是资产阶级淑女崇拜的偶像，他像帕斯卡那样宣称，心灵自有头脑永远理解不了的理性。

我们又一次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理智与本能之间古老的冲突。伏尔泰始终是理性的信仰者：“我们凭着言语和纸笔，能够让人们更有教养、更加善良。”卢梭却并不相信理性，他向往的是行动，渴望进行革命的冒险。他希望凭藉博爱精神去把被动乱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力量重新团结在一起，并且要铲除那些由来已久的不良习俗。应该取消法律，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进入平等和正义的盛世。他送给伏尔泰一本他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在这本书中，他以种种论据反对文明、文化和科学，主张人类回到野蛮人和动物那样的自然状态中去。伏尔泰回答：“先生，我已收到您攻击人类的新书，非常感谢……您试图将人变成野兽，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您的机智和幽默。读了您的大作，人们说不定会希望用四条腿走路。然而，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我已经六十多年没有练习了，所以我不能够再恢复这种姿势了。”看到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继续宣扬他的退回野蛮状态的主张，伏尔泰不禁满腔义愤，他在给M·博尔德的信中说：“啊，先生，您现在应该看清了吧？让·雅克多么像一个哲学家，正如猴子像一个人一样”，他是“第欧根尼的一条疯狗”。尽管如此，当瑞士当局焚毁此书时，他却对这种行径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所坚持的是他那著名原则：“您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同意一个字，但我将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当卢梭逃避他众多的敌人时，伏尔泰热诚地邀请他来极乐庄园避难。这两个巨人的相会该是多么壮观的情景啊！

伏尔泰确信，对人类文明的非难指责是稚气未脱的胡言乱语。文明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比野蛮状态中的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他对卢梭说，人在本性上是一头猛兽，文明的社会用社会秩序的铁链套住这头猛兽，驯化了他的野性，使他有可能发展智力和幸福。他承认一切事情并不完全合乎人的理想，虽然巴黎腐败堕落，它仍有可取之处。在《世界照旧》中，伏尔泰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天使派巴布去查看一番，看波斯波利斯城是否应该毁灭。于是，巴布就去了。在那里，他看到罪恶充斥着这个城市，他惊恐万分。但是，不久他又喜欢上这座城市了，因为，那里的居民虽然喜怒无常、相互诽谤、爱慕虚荣，但有时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仁慈善良。他很害怕波斯波利斯会遭到惩罚，甚至不敢如实汇报。但是，他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向天使报告。他让人用各种金属再加上泥土和石头（最珍贵和最低贱的东西）做了一尊人像，雕塑师是全城最出色的翻砂匠。后来，他带着雕像来到天使面前。“您会因为这可爱的人像不全是用黄金和钻石造成的便把它砸烂吗？”他问。于是，天使再也不打算毁掉波斯波利斯城，而是任凭“世界照旧”了。总而言之，一个人如果只想改变社会制度而不先着手改变人的本性，那么，未变的人性不久就会使那被革除的制度起死回生。

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循环：人确定制度，制度培养了人。改变应该从哪一点切入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教育缓慢而和平地改变人性，这样，理智就能够消除这种循环。卢梭和激进派人士则认为，要消除这种循环只能依赖于本能和激烈的行动去彻底铲除旧制度，并在心灵的引导下去建立新制度。这样，自由、平等、博爱，才能盛行。无疑，在卢梭的激进主张中就孕育着了自我否定的种子，因为本能和情感源于漫漫的历史，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往昔，它们是适应往昔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经过革命的宣泄以后，心灵的需要又会去召回超自然的迷信和“美好往昔”的习惯与安宁。于是，在卢梭之后出现了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迈斯特尔和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