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伏尔泰也许决不会从这种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哲学的宁静转入他晚年激烈的辩论。他所处的上流社会欣然接受他的观点,这就使他没有一点论战的动力。甚至神父们对他所说的宗教的缺陷也微笑着表示赞同,红衣主教们还考虑过有没有可能让他成为一名圣芳济会的僧侣。但是,他一下子从对不可知论平心静气的揶揄转入了反对教权的尖锐斗争的,而且不遗余力,要无情地踩死教权主义的败类。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这种转变呢?
离费尔涅不远是法国第七大城市图卢兹。在伏尔泰时代,天主教会在那里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这座城市曾用壁画纪念过对南特诏书[8]的撤销,并且把巴多罗买[9]大屠杀那天当作盛大的节日来庆祝。在图卢兹任何新教徒都不能当律师、医生、药剂师、杂货商、书商或出版商。天主教徒也不能雇用新教徒当仆人或店员——1748年,一位妇女因为用了新教徒助产士,曾被罚款3000法郎。
在图卢兹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新教徒让·卡拉有个女儿,她信了天主教,还有一个儿子,他不知什么原因上吊自杀了,估计是因为生意上的挫折。图卢兹有条法律规定,自杀者都要赤身露体,脸朝下挂在一根横木上游街,然后再悬挂在绞刑架上。当父亲的卡拉不忍儿子被如此糟踏,就求亲戚朋友作证说他儿子是自然死亡的。结果,谣言四起,说这是一起谋杀案,意思是说,儿子要信仰天主教,父亲为了阻止他便把他杀了。因此,卡拉被捕了,受尽严刑拷打,不久被处死(1761年)。卡拉的家人还受到迫害,于是逃到费尔涅求助于伏尔泰。他把他们接进家里,安慰他们,同时也对他们所讲的这个中世纪式的迫害感到吃惊。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1762年),一个叫伊丽莎白·西文斯的女子死了;又有谣言说,她是在即将改信天主教的时候,被人推进井中掩死的。但是,只在人口中占少数的新教徒平时都很谨慎,他们似乎不可能干出这种胆大包天的事,因此这个谣言就慢慢地平息了。
1765年,一个叫拉巴尔的少年被捕了,被指控毁坏了十字架。在严刑拷打之下,他认了罪。于是,他被砍下脑袋,身体被丢进火堆,围观者则拍手叫好。在这个少年身上搜出的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也随他一道化为灰烬。
这幅画描绘的是法国新教徒商人卡拉斯因皈依异教于1762年在图路姿势卢兹市被处死时,与家人道别的情景。
伏尔泰大概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严肃认真。当对政府、教会和民众都感到厌恶的达朗伯写信给伏尔泰说,他以后对一切都将加以嘲笑时,伏尔泰答道:“这可不是嘲笑的时代,讥讽和屠杀并不和谐。……难道这是哲学和欢笑的国度吗?,它是一个发生过巴多罗买大屠杀的国家。”这时的伏尔泰,就像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的左拉和法朗士一样,这种暴政激励他挺身而出。他不再是个温雅和婉的文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斗士。他放下哲学而操起了武器,或更确切地说,他把自己的哲学变成了暴烈的炸药。“在这一时期里,只要我稍微笑一下,我就会责备自己犯下了幸灾乐祸的罪过。”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那个著名的格言:踩死败类。他激励法国人去反抗教会的胡作非为。他开始倾泻出硫磺和烈火,这烈火烧去了主教的法冠和权杖、焚毁了教会在法国的特权,并与共他烈火合成烧天烈焰,最终将国王的宝座化为虚无。他向他的朋友和信徒们发出了战斗的呼唤:“来吧,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伯,我们团结起来吧……打倒那些宗教狂和无赖,铲除那些枯燥的高谈阔论、无聊的诡辩、荒谬的历史……决不要让有见识的人屈从于无知者的统治,新生的一代将为他们的理性和自由感激我们。”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企图收买他。他们通过蓬巴杜夫人向他表示,如果他与教会和解,将授予他红衣主教一职。伏尔泰是知识界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怎能对统辖几个语无伦次的主教感兴趣!他拒绝了,并像另一个大加图[10]一样,开始在每封信结尾写上“踩死败类”。他写出了《论容忍》,他在书中说:如果教会人士能真正实行他们所宣扬的博爱精神并容忍不同观点,他原本是可以容忍教义中的胡言乱语的。然而,“在福音书中根本无法找到的微言大义,却成了基督教历史中血腥争吵的祸根。”“有人说:‘与我信仰同一种宗教,否则上帝将惩罚你。’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与我信仰同一种宗教,否则我将除掉你’。”“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有什么权利迫使另一个人与他想法一样?”“迷信和愚昧导致的宗教狂热和盲从是各个世纪的通病。”圣皮埃尔[11]倡导的那种永久和平决不可能实现,除非人们学会相互容忍在哲学、政治和宗教各方面的不同思想。
通向健全社会的第一步,就在于剥夺教会的权力,因为它是排斥异己的根源。《论容忍》发表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许许多多的小册子、历史故事、对话、书信、教义问答、讽刺幽默、布道演讲、诗歌、传说、寓言、注释和散文——有些署着真名,有些署着他的各种化名。罗伯逊说:“这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惊讶的、闻所未闻的宣传大战。”哲学从未被讲得这样清楚明白。伏尔泰这些文章是这么优美,竟使人意识不到他是在写哲学。他自己则十分谦逊地说:“我能把自己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我就像小溪,因为不深而显得清澈。”他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不久,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小册子就到了每一个人手中,这些小册子中有的竟售出了30万册。这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他说:“大部头已经过时了。”他就这样每一周、每个月都坚持不懈地派出他的小兵去进行战斗,全世界都对这个七十高龄的老人仍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精力感到吃惊。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伏尔泰已经跨过了鲁比孔河[12],站到了罗马面前。
他率先在“更高层次上批判”《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的材料有许多取之于斯宾诺莎,更多的取之于英国自然神论者,但大部分还是取之于培尔的《批判辞典》。但是,这些材料一到他的手里,便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他的一本小册子《萨帕塔的疑问》,写的是一名神职候选人萨帕塔,他天真地问:“我们如何能够证明,被我们烧死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4000年来一直是上帝的选民呢?”接着他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无意中揭露了《旧约》在纪事上存在的前后矛盾之处。“如果两个教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相互指责,那么,它们之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后,“萨帕塔得不到答案,索性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布道。他宣称自己就是众生之父,是万物的赏罚者和宽恕者。他从谎言中分辨出真理,将宗教与盲从区别开来,他教人以美德,并且身体力行。他温和、善良、谦逊,但他却于1631年在巴利阿多利德被烧死了。”
在《哲学辞典》“预言”这一条目下,他引用了拉宾·艾萨克《信仰的堡垒》中的内容,反对把希伯莱预言用于耶稣,接着又讽刺道:“于是,那些盲目地解释自己的宗教和语言的人,居然敢对抗教会,顽固地坚持说这种预言对耶稣基督不适用。”在“宗教”这一条目下,他刁钻地问:“我们的宗教当然是唯一正确的,除它之外,还有哪一种宗教是最不受非议的?”紧接着,他进而描述在那个时代与天主教截然相反的一种信仰和崇拜,他勇敢而又俏皮地说:“基督教当然有神的帮助,因为,虽然它充满了罪恶和胡言乱语,却持续存在了1700年。”他举例说明,古代各个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并轻率地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神话都是神父们虚构编造出来的:“第一个神父是遇上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骗子。”但是,他归罪于神父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神学。引起了那么多争端和宗教战争的,正是神学中那些细节方面的意见分歧。“挑起这些可笑而又可怕的争斗、造成这么多恐怖事件的,并不是一般人……靠你们辛勤劳动生活的人、靠你们的血汗和苦难发财致富的人,为了争夺权势和奴隶大动干戈的人,他们煽起了你们的狂热,引导你们盲从,这样他们便可以成为你们的主人。他们使你们迷信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们敬畏上帝,而是要你们惧怕他们。”
但是,一定不要以为伏尔泰是个完全没有宗教观念的人。他坚决批驳无神论,以致于百科全书派中有些人都转而反对他。他们说:“伏尔泰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者,因为他信仰上帝。”在《愚昧的哲学家》中,他倾向于赞成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后来却将它看作无神论而收回了原先的论述。他写给狄德罗的信中说:(www.xing528.com)
桑德森因为先天失明而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也许我是错的,但我认为上帝是一种伟大的智力,它给了我那么多可以代替视觉的东西。在思考了万物之间奇妙的关系之后,我认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巧匠,如果说,猜测他是什么,又何以创造出万事万物来,这是自以为是的话,那么,我认为,否定他的存在也同样是自以为是的。我非常希望与你见面谈谈,想询问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他的创造物之一,是从永恒和无可否定的物质中取出的一颗必然的微粒。但是,不管你是什么,你都是我不了解的那个伟大整体的可贵的一个部分。
他曾向霍尔巴赫指出,他写的《自然的体系》一书的书名就暗示着上帝是组织万物的神圣智力。但是,他断然否认会出现奇迹,也否认祷告的超自然效果:
我在一个修道院门前听到修女斐秀对修女孔费特说:“上帝显然偏爱我。你知道我多么爱我那只麻雀,要不是我念了九遍‘圣母玛丽亚保佑’治好了它,它早就死了。”……正好路过这儿的一位哲学家对她说:“嬷嬷,再没有什么比‘圣母玛丽亚保佑’更动听了,尤其是当一位女子在巴黎郊外用拉丁语这样念的时候。然而,我不相信上帝有闲空来管您的麻雀,即使它很可爱。请您相信,上帝要做的事情多着呢。”“我信仰一个普遍的上帝,亲爱的嬷嬷,他制定了支配一切事物的永恒法则,比如太阳放射光芒。然而,我不相信有一个特殊的上帝会为了一只小麻雀而改变世界的秩序。”
“至圣的命运陛下决定一切”。真诚的祈祷不应该要求上帝违反自然规律,而在于接受自然规律并将自然规律看成上帝不可改变的意志。
同样,他也否认自由意志。至于灵魂,他认为是不可知的:“四千部形而上学大作也不能说清楚灵魂究竟是什么东西。”作为一个老人,他当然希望相信永生,但又发现它难以让人相信:
谁也不会相信能给跳蚤不朽的灵魂。既然如此,为什么就该给大象、猴子或是我的仆人呢?……一个孩子就在他要获得灵魂的时候,死在了母亲的腹中。那么,他还是一个胎儿吗?还是一个儿童或一个成人吗?要想重新变成自己——成为与你过去一样的人——你必须具有完全清醒的记忆,因为你自身的同一性在于你的记忆。如果你丧失了记忆,你如何能成为过去的你呢……我相信,假如一只孔雀会说话,它也会夸耀自己的灵魂,并且还会断言,它的灵魂就居住在它的尾巴上。
依据同样的道理,他也驳斥了另一种看法,即相信永生对维持道德是必要的,他说,古代希伯莱人并没有这种看法,却是“上帝的选民”,斯宾诺莎也没有这种看法,却成了道德的典范。
然而,他以后又改变了看法。他开始觉得,信仰上帝若不伴随着对永生和赏罚的信仰,就没有多少道德价值。也许,“对于一般人来说,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是必需的”。培尔曾问道: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吗?——伏尔泰回答说:“能够生存,只要他们必须是哲学家。”但是,有哲学头脑的人是很少的。“即使是一个小村庄,要想让它太平无事,也必须有一种宗教”。在《A、B、C》一文中,A说:“我要让我的律师、裁缝和我的妻子都信仰上帝,这样我就会少受些欺骗、少被偷窃。”“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也必须创造一个。”“我现在开始更注重幸福和生活,而不是真理”。——这句在启蒙运动中说出的话,令人惊奇地预见到了康德后来用以反对启蒙运动的那种理论。在他的无神论朋友们面前,他平心静气地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在《哲学辞典》中“上帝”条目下,他向霍尔巴赫说:
你亲口说,对上帝的信仰使一些人避免了犯罪。对我来说,仅仅这一点就满意了。要是这种信仰哪怕只能防止十起谋杀或十次诽谤,我认为整个世界都应当接受它。你说,宗教也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我却认为这是统治我们这颗不幸星球的迷信引起的。迷信是对上帝真诚崇拜的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应该对这个撕裂母亲胸膛的怪物深恶痛绝,同迷信进行斗争的人是人类的恩人。迷信是一条将宗教死死缠住的毒蛇,我们必须砸碎它的脑壳,但又不能伤害被它缠住的母亲。
将迷信和宗教区别开来,这对他而言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他很乐意接受登山训众[13]这样的神学,他对耶稣的赞颂连使徒们长篇大论的激情称颂也难与之相比。他把基督描绘成一个圣贤,对那些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罪恶感到痛心。后来,他建造了自己的教堂,上面题刻着“伏尔泰的上帝”。他说,这是全欧洲仅有的一座为上帝建造的教堂。他对上帝作了庄严的祷告,并在 有“神论者”这一条目中清楚地对他的信仰作了最后的阐释:
有神论者坚信有一个上帝,他是完美的,是万能的,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惩恶扬善、仁慈宽厚……有神论者就凭着这种精神同宇宙间的一切融为一体。他不参加相互倾轧的派别,他信仰的是最古老久远、最广为传播的宗教,因为,对上帝的真诚崇拜先于世界上一切体系。他用的是一切民族都懂得的语言,虽然他们相互之间都语言不通。从北京到卡宴,天下人都是他的兄弟,圣贤哲人全是他的朋友。他相信,宗教并不是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而是崇拜与正义。行善积德就是他的信仰,遵从上帝就是他的信条。伊斯兰教徒对他喊:“一定要到麦加朝圣,否则要小心点!”神父则对他说“一定要到洛雷特的圣母院去祈祷,否则你就会遭殃!”他对麦加和洛雷特投之以轻蔑的大笑:但他却要去帮助穷苦人,保护被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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