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同时，他的心不知不觉地融进了哲学。哲学是他青年时代的保姆、仕途上的伴侣、牢狱中的慰藉。他认为哲学已经陷进坏名声之中，对此他非常痛心，并将此情形归罪于枯燥乏味的经院哲学。“人们很容易藐视真理，认为一切有关真理的学说都是谬论，因为这些学说相互纷争，莫衷一是。”[42]“各种科学……几乎都停滞了，没有一点有益于人类的进步……所有学派的沿袭和继承都是一代代师生相传，从没有培养出发明家……现在科学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原地转圈，虽然无休无止地辩论，但它的终点正是它的起点。”[43]在他官场得意扶摇直上时，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复兴或改造哲学。[44]
他的全部研究工作都围绕着这个任务进行。首先，他在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告诉我们，他打算写一些《导论》，说明旧方法阴魂笼罩的哲学停滞的局面，并简明扼要地计划出新的开端。其次，他尝试着写一种新的《科学分类》，确定各门科学的研究材料，列出每个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他要为《自然的解释》描述一种新方法。第四，他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研究自然科学，切实探究《自然现象》。第五，他将展示《理智的阶梯》，往昔的学者凭着这部梯子攀登，已经获得了一些真理，这些理论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空谈的背景。第六，他想为某些科学上的成果作出《预测》，他相信他的方法是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后，作为《第二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倡导者，他想成为一个先知，为正处于萌芽阶段的一切科学描绘出鲜花盛开欣欣向荣的理想前景。所有这些将组成他的哲学的《伟大的复兴》[45]。它与所有其他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目标是实践而非理论，是特定的具体事物而不是思辨的和谐。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议论或装饰：“它不是一种要掌握的见解，而是一项需要去做的工作；我……正在致力于奠定基础，不是为了哪个宗派或教义，而是为着效益和力量”[46]。在这里，现代科学发出了破天荒的呐喊。
1.《学术得进步》[47]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拥有真才实学。“要想支配自然，必须服从自然”[48]。让我们都来学习自然的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它的主人，就像我们现在蒙昧无知，只好做它的奴仆一样。科学是通往理想国的道路。但是，现在这条路是多么糟呀——曲折、阴暗，有时让人绕来绕去，转回起点，有时让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难得见到光明，常常遇到混乱。那么，就让我们来考查科学的状况，辩清科学各自的特殊领域。让我们“使各门科学各就其位”[49]，检查它们的缺陷、需要以及种种可能性，列出它们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总之，“翻开并疏松一下它们根部的土壤。”[50]
这是培根在《科学的进步》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我的目的是，”他像一位国王走在他的领土上那样写道：“巡视一下知识，看看哪些土地已被荒废了或未被开垦，哪些土地被人为地舍弃了，以便真实地绘出那些荒地的图样，从而使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力量对它们进行改善。”[51]他将成为这片杂草丛生的皇家测量员，他将整修道路，分给有志于耕耘的人们各自的耕地。这是一个大胆得有点狂妄的计划，但培根当时还十分年轻（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42岁是年轻的），可以规划远大的航程。
于是，他便巡视在人类研究和自然障碍交战的战场上，巡视在人类探求同无知斗争的战场上，每到一个领域他就给那里送去光明。他非常重视生理学和医学，他将后者推崇为能够给“一件工艺精致，但容易走调的乐器”重新调弦[52]。然而，他反对当时的医生仅靠经验行医的做法，也反对他们那种只为省事的倾向，即无论治疗什么病都用同一处方——一般是泻药。他们过分依赖那些不成系统、未经协调的个人经验。应该让他们更广泛地进行实验，应该让他们用比较解剖学去启发人们，应该让他们解剖尸体或在必要时解剖活体，更重要的是，应该让他们针对实验及其结果进行记录。培根认为，应该允许从医人员对那些只能拖延几天，却要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的病人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平和而迅速地死去，以减轻临终的折磨（安乐死）。但是，他还是敦促医生们研究延长寿命的技术，这是医学上“一个新的、最高尚的，但又是极不完善的方面。如果能使它完善起来，医学就不只是局限于可怜的治疗，医生们也不再只是在人们有病时才被想起，他们将成为世间的人们最大幸福的施予者，而这种幸福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53]在这个问题上，某个乖戾的叔本华信徒会反对长寿是福的说法，他会认为医生迅速结束病患者的生命，是最值得称赞的。但是，虽然培根有过困扰，有家庭拖累，有过烦恼和磨难，但他从不怀疑，生命终究是美好的。
在心理学上，他差不多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他要求周密研究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他希望在科学的词汇中删除“偶然”这个词。“‘偶然’是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名字”，“偶然之于宇宙，就像意志之于人类”。这不起眼的两句话中包含了无穷的寓意，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经院哲学的自由意志被排斥在一边，完全没有必要讨论，“理性”之外存在着一种“意志”的观点也被抛弃。培根并非只是跟在前人的后面，他在很多地方都是在一句话里压缩进一本书的篇幅并简明扼要地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后，就扬长离去。
同样地，培根仅用几句话，就创立了一门新科学——社会心理学。“哲学家应孜孜不倦地研究风俗、习惯、教育、榜样、模仿、竞争、交际、交谊、赞扬、指责、规劝、荣誉、法律、书本、学问等因素的力量和能量，因为这些事情支配着人类的道德行为，它们形成并驯服了人类的精神。”[54]后来的新科学这么紧密地追随着这个提纲，以致于它读起来几乎就是塔尔德[55]、勒邦[56]、罗斯[57]、华莱斯[58]和涂尔干[59]等人著作的目录。
科学包容一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巫术、梦幻、预知未来、心灵感应，这类“精神现象”都必须接受科学的审查，“因为今天还不知道在什么情形下，在多大程度上，归之于迷信的结果中含有自然的原因”。[60]虽然培根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但这些问题仍然吸引着他，人类的一切，他都想了解。谁知道从这些研究中会不会发现颠扑不破的真理，会不会产生出新的科学呢？化学不就是由炼金术发展起来的吗？“我们可以把炼金术比作那位告诉儿子们他在葡萄园里埋了金子的老人，虽然儿子们挖遍园子的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金子，但由于他们的挖掘松动了葡萄根周围的土，于是获得了葡萄的丰收。如此相同，炼金的探索与努力已经带来了许多有用的发明和有启发性的实验。”[61]
在第八卷中，又孕育了一门科学：在生活中怎样获得成功的科学。这时培根正值仕途坦顺之际，他对怎样出人头地给人们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暗示。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了解人：了解自己与了解别人。了解自己只是一半，自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了解别人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力争。
培根几句话便创立了一门学科——社会心理学，从此人们有了可以解释社会中诸如妓女、嫖客等各种千奇百怪现象的系统理论。
了解那些同我们相处的人——他们的脾气、欲望、观点、习俗、习惯；他们主要依赖的支持者、帮忙者和保障者，这是他们得到权势的最根本原因；他们的主要缺陷和弱点就是他们主要的空隙和可利用的方面；他们的朋友、党派、保护者、倚靠者、敌人、嫉妒者和竟争者；可以接近他们的时间和方式……然而，开动别人心扉的最可靠的钥匙，是探寻和细究他们的脾气和性情，或是他们的目的和计划。较迟钝和直爽的人，可从他们的脾气上判断他们，较谨慎的人，则可从他们的计划上判断他们。然而，就在于三点——第一广交朋友……第二，在心直口快和缄口不语之间保持一种中庸和适度。不过，最有益的事应该是很好地表现了自己的风度，牢固地掌握自身的权利，不要性格软弱，不要有太多的善心，因为那会使人面临伤害和耻辱。倒不如……时时显露出一种自由慷慨的胸怀，其中既藏有刺，也含有蜂蜜。
在培根看来，朋友主要是获取权力的手段，在这方面他与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相同的。人们起初往往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然而，若能想到米开朗基罗和卡瓦列里之间、蒙田和拉布埃提之间、锡德尼和兰格特之间的美好、不计利害的友谊[62]，就可以明白这不是那时的风尚。也许，这种对友谊十分实用的评价，能有助于我们明白培根失势的原因，就像类似的原因也可说明拿破仑的失败一样，因为，你怎样对待朋友，朋友就怎样对待你。接着，培根引用了古希腊七贤之一比亚斯的话：“爱你的朋友，就像他会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就像他会成为你的朋友。”[63]即使在朋友面前，也不要暴露太多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想法；在交谈中，多提问少表态；在你说话时，只提供资料与消息，不要讲你的看法与判断[64]，有助于仕途升迁。“自我炫耀是伦理上而非政治上的过失”[65]。这里，我们不由得再一次想起拿破仑，像这位小个子的科西嘉人一样，培根在自己家中也是一个十分朴素的人，一旦出了家门，他就喜欢铺张和排场。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样，培根跑遍了每一个领域，把他思想的种子撒在每门科学的土壤里。在他巡视完毕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科学自身是不够的：在各门科学之外，必须有一种力量和办法来协调它们的行动，统一它们的目标。“科学为什么没有取得多少进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目标定错了，行动就不可能正确”。[66]科学所需要的就是哲学——即对科学方法的分析，对科学目的和成果的协调。没有哲学，所有科学都是肤浅的。他谴责那种只看孤立的事实、不考虑自然的统一性的习惯；他说，这就像在一个被中间光芒四射的明灯照得雪亮的房间里点起一支小蜡烛，在屋角照来照去一样。
就整体而言，培根所挚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才能给一个哪怕是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生活带来大彻大悟般的庄严与安宁。“学识能够征服或减轻对死亡和逆境的恐惧”，他引用了维吉尔的著名诗句：
幸福的人呀，他了解万物的起因，
将一切恐惧和无情的命运
还有贪婪的地狱里的纷争，踩在脚下。
哲学的最好果实，或许是让我们抛弃工业环境不断灌输给我们的贪婪意识。“哲学引导我们首先去寻求心灵的财富，其余的东西或者会自动到来，或者并无需求。”[67]有些许智慧就会令人其乐无穷。
就如科学一样，政府缺乏哲学，也会吃苦头。哲学之于科学，就如经邦济国术之于政治：运动要受总体知识和全局观点的指导，而不是听任无目的的个人谋划的摆布。对知识的追求如果脱离了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就会变成经院哲学，同样，如果脱离了科学和哲学，那政治的追求就会变成破坏一切的喧嚣。”将天然的身体托付给庸医去治疗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通常只依赖几个处方，既不知道疾病的起因、病人的体质，也不知道事故的危险和正确的疗法。同样的道理，将国家的身体交给只凭经验办事的政治家管理也一定是危险的，除非他们与很有学识的人共事。‘如果国王成了哲学家，或是哲学家成了国王，国家就会兴盛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有些偏颇，但事实却证明他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凡是最昌盛的年代都出现在聪明、博学的君主统治之下”。[68]
于是，培根像柏拉图和我们大家一样，宣扬自己的爱好，并将它献出来作为拯救人类的良方。但是，他比柏拉图更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一区别宣告了近代的到来）专门科学的必要性，以及专业科研人员与队伍的必要性。没有一个人，连培根也包括在内，能够将全部科学领域一览无余，哪怕他是站在奥林匹斯山之巅。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事业需要支援。“在工作中你都有什么样的同事？”他问一位朋友：“就我而言，完全是处在孤独中。”[69]他梦想着科学家们能够通过不断交流与协调，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局面。想想看，如果那些富有闲暇的人能够互相联合，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啊。科学并不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如在推理中那样），在科学的范围内，人们的劳动和努力（尤其是在经验的搜集方面）可以在最大的效果下集合起来并分配开去，然后再联合起来。
这种组织应该是国际性的，应该让它自由地跨越国界，这样就能使欧洲成为一个知识的整体。“我发现的第二个不足，是这个国家乃至全欧洲的各大学和学院之间没有多少共鸣和一致。”[70]应当在这些大学中间分配项目和问题，在研究和著作上相互合作。通过这种组织与协调，大学也许能获得王室的资助，使它成为像理想国中那样的——统治世界的不偏不倚的学术中心。他的伟大梦想，是科学的社会化，从而增强人类的力量，征服自然。
于是，他向詹姆斯一世求助。他知道这位君主爱听奉承，就专说他爱听的话。詹姆斯既是一位君王，也是一位学者，他以他的笔为骄傲，而不是他的权杖和宝剑。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国王，应当对他寄予希望。培根告诉詹姆斯，他起草的计划是真正的“帝王大业”，“如果仅有一个人致力于这些事业，他就只能像十字路口的路标：能够指路，但不能走路。”显然，完成这些王室伟业是要花钱的，但是“既然君主和国家雇用的秘书和密探获取情报上需要支付账单，那就应该允许探索自然奥秘的密探和情报员也送上他们的账单，如果你不想无视那些该知道的事情的话。亚历山大曾将大量财富提供给亚里士多德，去获得猎户、捕鸟人、渔夫等人的支持，那么，那些揭开自然谜底的人，就更需要受到这些恩惠了。”[71]有了这种王室的扶持，“伟大的复兴”用不了几年便可完成；否则，就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
培根思想中振奋人心的新东西，是他预言人类必将征服自然。在这方面，他表现出豪气冲天的信念：“在这场竞赛中，我将一切赌注都押在人工对自然的战胜上。”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将要做的事情所奉献的热忱”。既然是这样，成功的希望又从何谈起呢？两千年来，人类不是一直在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吗？在得到这么小的成果，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对成功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呢？——不错，培根答道，但是，如果从前人们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毫无用处的，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人们迷了路，钻进了死胡同，又该怎么办呢？在思维与研究方法上，逻辑和科学体系中，需要一场无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种新工具一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来适应这个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培根给我们献上了他堪称一流的著作。
2.《新工具》(www.xing528.com)
对培根批评最严厉的批评家这样说道：“培根最伟大的著作是《新工具》第一卷。”[72]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给逻辑学注入了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使归纳法成为史诗般的冒险和征服。如果人们要学逻辑，就应该从这本书开始。“许多人对哲学中有关逻辑的部分很不喜欢，在他们的眼里那是一张罗网，一口暗藏玄机的陷阱……然而，如果我们按其真正价值来评估它们，理性的科学就是其他一切科学的钥匙。”[73]
培根说，哲学之所以长期以来这么贫瘠，就是因为他缺少一种使自己肥沃的新方法。希腊哲学家的大错就在于他们在理论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观察上花的时间太少。思维只能是观察的助手，却不能取而代之。《新工具》的第一句格言就好像是对形而上学的一切理论提出的挑战：“人是自然的臣属和解释者，人类对自然的所知所为，只限于他们对自然秩序的观察所达到的程度，除此之外，他们只能无所知也无所为。”苏格拉底的前辈们在这一点上比他的后辈们有着更确切的认识。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他非常注重事实，而非空洞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之所以发展得这么缓慢，就因为它一直都在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想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去超越亚里士多德，就如想把一束光线射回去能增加原光源的亮度。今天，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方法去推理论证了两千年，哲学已经被贬到人人侧目的地步。因此，所有中世纪的学说、原理、辩论都必须统统抛弃和忘却，哲学要想复兴，就必须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因此，第一个步骤，就是“智力澄清”。我们必须像一个孩子，没有学说和理论，不受偏颇之见和陈腐观念的干扰。我们必须清除心中的偶像。
偶像，根据培根对这个词的用法（大约反映了新教对偶像崇拜的拒绝），是指被当成了现实的画像，是一种被错认作事物的思想。偶像是谬误的来源，逻辑的首要难题，就是找出并杜绝谬误之源。于是培根便开始进行他那恰当而又出色的对谬误的分析，孔狄亚克说：“没有人比培根更清楚人类犯错误的原因。”
这些错误中，第一种是“部落的偶像”——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谬误。“人的感觉被错误地说成是事物的标准”（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正好相反，人的所有知觉，无论是感官的，还是理智的知觉，所涉及的只是人，而不是宇宙。人的头脑就像那种凹凸不平的镜子，它们把自身的属性掺进了不同的对象……使它们扭曲、变形”[74]。我们的思想与其说是自身的属性，倒不如是我们自身的反映。例如，“人类的理智，很容易依自己的特性夸大事物真正的秩序和规则的程度。……因此就有了那种以为一切天体都按正圆形轨道运动的虚构”[75]。
任何一个命题一旦被提出（不管是由于普遍承认的信仰还是由于它能提供的乐趣），人类的理智便会强令其他所有的事物为其提供新的支持和佐证；而且，即使有众多有力又充足的例证证明事实正好相反，然而，这些实例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蔑视，要么就用个别的差异撇开和拒斥它们。人们总是带有强烈的有害偏见，不肯放弃原有结论的权威。有个人被带到一座庙里去看那些海难幸存者悬挂的还愿匾，并问他是否承认上帝的威力……“但是，那些对上帝许过愿却又遇了难的人的画像在哪里呢？”这个人答道。回答得很好！一切迷信都是相同的，无论是占星术、预兆、因果报应，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迷信，被蒙骗的信奉者只见到那些应验的事，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那些没有应验的事，尽管不应验的事要更为普遍[76]。
“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问题的性质之后，人们再求助于经验，并将经验扭曲到适合他的地步，牵着它像俘虏似地跟着队伍四处游行。”[77]总之，“人类理智不是没有影子的光线，而是掺杂着意志和情感，由此产生出可以被称之为‘随人所愿’的科学……因为，人希望什么是真的，就会真的相信它。”[78]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培根给我们的劝告可谓是金玉良言。“每一位自然研究者都应记住这样一条规则——他非常赞同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正是应该提出疑问的东西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必须更加小心，以使理智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平衡。”[79]“决不能让理智从具体事物跳跃并飞翔到遥远的原理和差不多是最高的概括上去……决不能给理智插上翅膀，而应该给它挂上重物，使它无法跳跃和飞翔。”[80]想象也可能成为理智的最大敌人，实际上想象只应该作为理智的推测和试验。
第二类错误，培根称为“洞穴的偶像——是个人特有的错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或窠臼，它会使自然之光产生折射并变色”，这就是由本性加上教养，还有个人的身心状态所形成的性格。例如，有些人的头脑生性就善于分析，到处都看到差异；另一些人的头脑生性就善于综合，到处都看到相似。因此，我们一方面有了科学家和画家，另一方面又有了诗人和哲学家。同样，“有些人生性推崇古典；另外一些人则生性渴慕新奇；只有少数人能够恪守中庸，既不破坏古人创建的正确的东西，也不轻视今人适宜的创造革新。”真理没有派别。
第三类，是“市场的偶像”，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因为人们是用语言来交谈的，而所用词语的含义是根据大众的理解强加在个人头脑之中的，所以措辞不当就会对人的思想产生惊人的阻碍。”哲学家们谈论着“无限物”，其草率的根据是语言学家们的“不定词”。然而，有谁知道这个“无限物”到底是什么，或者它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哲学家们谈论着“第一原因无原因”或“第一推动无动力”，但是，这些词语难道不是用来掩饰赤裸裸的无知的遮羞树叶吗？它们可能还显示出那些使用者的内心有愧。每一个诚实和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没有无原因的原因，也没有不动的推动者。也许，哲学最伟大的复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那就是停止说谎。
“最后，还有一类偶像是从哲学家们的各种独断和错误的论证中移入人们头脑的，我称之为‘剧场的偶像’。因为据我看来，一切得到公认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许多舞台剧，表现着哲学家们依据幻想和戏剧形式创造出来的各种世界……在哲学剧场演出的戏剧中，你所看到的情况和在诗人剧场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舞台上虚构出来的故事比真实故事更缜密更精美，更使我们称心如意，而不是历史的事实。”柏拉图描绘的世界，只不过是柏拉图虚构出来的世界，它表现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世界，倒不如说是柏拉图的思想。
假如这些偶像依然阻碍我们，甚至我们当中的最杰出者，动不动就会被它们绊倒，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我们需要新的推理方法、新的理解工具。“当我们这个时代开辟和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广大区域之后，精神世界却还被封闭在昔日发现的狭小范围内，这实在是一种耻辱。”
说到底，一切问题都要归咎于教条和演绎法。我们之所以找不到新的真理，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古老但可疑的命题作为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且从未想到要让这个命题本身接受观察和实践的检验。“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就会走向怀疑；如果他甘愿从怀疑出发，就会以肯定为归宿。”（唉，事情并非全都如此。）这是近代哲学成年的一个普遍的标志，是它独立宣言的一部分。
培根进一步对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了令人敬佩的描述：“有一种经验是‘单纯经验’，如果是任其自来，就叫做偶然性（accident）（经验的），如果刻意寻求它，就叫做实验。……经验的正确方法，是首先点燃蜡烛”（假设），“然后，用蜡烛照亮道路”（整理和界定经验），不是从杂乱、无规律的，而是从条理清楚、经过消化的经验出发去推导出原理，然后又从这些已被确立的原理出发去进行新的试验”。我们必须走进自然，而不是书本、传统和权★我们必须“把自然捆绑在刑具上，逼她作证”，哪怕是对她自己不利的证词，这样我们才能够驾驭她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搜集材料并整理出一部世界“自然史”，这要靠欧洲科学家们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达成。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法。
但是，归纳法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材料的“简单列举”，可以想象，这样做会是无穷无尽和毫无用处的。并非一堆材料自己就能变成科学。归纳法必须包括材料分类和假说淘汰的技法，只有这样把或然的解释逐一排除，才会得到最后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也许，这种技法中最有用的一项是“增减表”。这种表列出两种性质或状态同时增加或减少的例子，因而显示出这些共同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于是，当培根想知道“热”是什么的时候，他便着手去寻找随热的增加而增加，随热的减少而减少的因素，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他发现运动与热之间存在着这种确切的关联。他所作的“热是种运动形式”的结论，是他在自然科学上不多的具体贡献之一。
用培根的话来说，通过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析，我们就能够发现某种特定现象的形式——即它隐藏着的特性和内在本质。培根的形式理论很像柏拉图的理念：一种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当我们说到形式时，指的不是别的，而是简单运动的规律或规则，它们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单纯本质……因此，热的形式或光的形式，就是指热的规律或光的规律。”[81]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否则不但无用，而且危险。不能导致成就的知识是苍白无血的东西，人类没有必要去追求。我们努力认识事物的形式，并不是为了形式本身，而是因为认识了形式即规律，我们便可根据自己的心愿改造事物。因此，我们是为了数学，是为了学会计算和修建桥梁；我们学习心理学，是为了在社会的丛林中寻求我们的生存之道。如果科学能够探索出万物的形式，这个世界便只不过是一堆原料，人类可以用它来建造自己的理想国。
3.科学的乌托邦
将科学改造得这么完美，然后再让科学处于支配地位，将社会秩序改造得完美无缺，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培根在他简短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大西洲》中，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本书于他逝世前两年问世。威尔斯认为这本书是培根“对科学的最伟大贡献”，因为他为我们描绘了（虽然是粗线条的）这样一个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科学终于占据了它应该占据的主宰地位。这是一种崇高的想象，在3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为知识与发明与贫穷的战斗中的勇士们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柏拉图在他的《蒂迈乌斯篇》中，谈到过古老的大西洲的传说，那是一片沉入西方诸海中的陆地。培根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哥伦布和卡伯特发现的新美洲就是昔日的大西洲，沉没了的并非是这块陆地，而是男人们航海的勇气。既然这块旧大陆已经找到，而且在那里居住着一个十分强盛的民族，但并不像培根想像中那种聪明的乌托邦人，他便设想了一个新大西洲，它是遥远的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只有德雷克（Drake）和麦哲伦航海经过那片水域，这个岛屿远离欧洲，人们无法了解，这就为理想国的构思留下了充分想象的余地。
也正是因为人们那种按照自己的意志及经验决定事物的性质的思维模式才有了不同的宗教。
就像笛福和斯威夫特的伟大故事一样，这篇故事也是以毫不 矫揉造作的方式开头的：“我们从秘鲁起航（我们用了一年时 间才到达那里），驶往南海附近的日本和中国”。这时遇上了没有风的天气，有好几个星期我们的几艘船静静地浮在一望无边的大海上一动不动，像镜子上的几星斑点，探险者们的粮食在一天天减少。接着又刮起了难以招架的狂风，它凶猛地把船队吹向北方、向北、向北，离开了布满岛屿的南方，在遥远的天际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口粮在减少，越来越少，疾病缠住了水手们。最后，就在他们陷入绝望，等待死亡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在遥远的天际，隐约露出了一个美丽的岛屿，人们几乎难以置信。船只靠上该岛时，他们看到岸上站着的并非野蛮人，而是一些穿着朴素简单，但却美观整洁的男子，显然，他们的智力很发达。他们获准登陆，但又被告知，岛国政府不允许任何陌生人停留。不过，既然有些船员病了，他们都可以留下来，等那些船员病好后再离开。
在等待病人康复的几个星期中，这些漂泊者慢慢地了解了新大西洲的秘密。一位当地居民告诉他们：“大约在1900年前，有一个国王统治着这个岛，我们都怀着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他的名字叫所罗门那，我们尊他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者。这个国王心胸宽广……一门心思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谋幸福。在那个国王的丰功伟绩中，有一件是最卓越的，那就是他创设了一个‘公会’或者叫做‘社会’的机构，我们称之为所罗门院（Solomon’Shouse）。我们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机构，它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82]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所罗门院的描写，因为内容太复杂，在这里无法一一说说清楚，但却极其精彩，以至于对培根怀有敌意的麦考利作出这样的评论：“人类的所有著作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段文字，其精深、清澈的智慧方面比这一段文字更加出类拔萃的了。”在新大西洲，所罗门院地位相当于伦敦的国会，它是岛国的政府机构。但是，在所罗门院里没有政客，没有蛮横的“当选者”；没有卡莱尔所说的“国家骗子”；也没有政党、选举委员会、候选人预选会、代表大会、竞选运动、徽章、印刷头像、社论、讲演、谎言和选举。靠这些戏剧性钻进政府机构的想法，似乎从未进入过大西洲人的头脑。通向科学荣誉的路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有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才能在国会中占有席位。这是一个属于人民和由最优秀的当选者所统治的政府，政府成员全是技术专家、建筑师、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虽然它的成员非常复杂，但却是个没有政客的政府！
新大西洲的政府几乎从不行使政府职能，政府成员们所从事的，与其说是统治人，倒不如说是控制自然。“我们这个政府的目的，是认识事物的原因和它们内在的运动方式，并且拓展人类王国的疆域，把一切可能的事变成现实”。[83]这句话是本书的关键，也是理解培根的关键所在。我们发现这里的政府成员从事的都是一些谈不上高雅庄严的实际工作，如研究恒星，设法把瀑布的能量用于工业，开发能治疗种种疾病的气体，通过动物实验获取外科知识，用杂交方法培育新的动、植物品种等等。“我们模仿鸟类的飞行；我们能在空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飞翔。我们能在水底行驶船只。”新大西洲也有对外贸易，但却不是通常的那种对外贸易。岛上能生产自己消费的东西，而且也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它并不需要为争夺海外市场而进行战争。“我们也从事一种贸易，但不是买卖金银珠宝，也不是为得到丝绸、香料或别的什么商品或物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上帝的第一件创造物，即光明，也就是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知识”。这些“光明的商人”都是所罗门院的成员，他们被派到国外，同文明世界每一区域的人民住在一起，12年轮换一次。他们要学习居住地人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科学、工业和文学，12年期满后，就回国向所罗门门院的领导者们汇报他们的发现，同时，他们在国外的位置又被一批新的科学探索者接替。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知识精华便很快传到新大西洲。
虽然这只是十分粗略的描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位哲学家的理想国的轮廓——一个在最睿智的人领导下的、过着和平和殷实生活的民族。每个思想家的梦想，都是让科学家取代政治家。但是，在经过这么多次的描绘之后，为什么它依然仅仅是一个梦想呢？是不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一味耽于梦想，将愿望看成是现实了呢？难道是因为狭隘贪婪的人们的野心，注定要永远压倒温文尔雅的哲人和圣贤们谨慎严密的理想吗？或者，是不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发展成熟为被人们意识到的力量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只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开始看到，科学在工业和战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给了他们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并预示着终有一天，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将促使世界渴望由他们来领导。也许，到目前为止的科学还不配主宰世界，也许，它很快就能获得这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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