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家族在16世纪的英国颇有势力。培根本人不仅是文学家和哲学家，也曾担任过英国大法官。
1561年1月22日，培根出生在伦敦的约克宫，这是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府邸，在伊丽莎白王朝的最初20年，这位勋爵一直是掌玺大臣。麦考莱这样说：“父亲的声望被儿子的巨大声名遮蔽了。但尼古拉勋爵绝非平常人物。”[9]对于这一点，人们即使猜也能猜到，因为天才是一个顶峰，要靠家族才能的不断堆砌方可形成，而其后的子孙们又渐渐降为平常之人。培根的母亲是安妮·库克女士，威廉·塞西尔勋爵，也就是伯利伯爵是他姐夫，塞西尔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也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安妮的父亲曾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首席教师。她自己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与神学家，可以轻松自如地与主教们用希腊语交谈。她自己对儿子进行教育，为教育儿子可谓费尽心血。
但是，真正“造就培根的伟大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那时是近代史上最强大国家的最伟大的时代。美洲的发现使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大西洋沿岸各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取得了商业和金融优势地位，而过去意大利一直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因为那时半个欧洲与东方的贸易都要以她为进出的口岸。随着这一变化，文艺复兴也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与威尼斯转到了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与伦敦。1588年，西班牙的海上势力被击溃，于是，英国的商业飞快地发展到海外，国内工业的发展使城市越来越繁荣，英国海员进行了环球航行，船长们征服了美洲。英国文学因斯宾塞的诗歌和锡德尼的散文开出了鲜艳的花朵，英国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本·琼生以及许多生气勃勃的剧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国家，任何有才华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
培根12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剑桥的三一学院，他在那里呆了3年，离开的时候，他对课程已经深恶痛绝，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非常反感，决心使哲学走上一条更富有成果的道路，使它从经院哲学的烦琐争辩中挣脱出来，转而去启迪人类智慧并增进他们的幸福。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但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经过仔细权衡得失利弊，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在《自然的解释》的序言里，他谈到了使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的这一重大决定，这是一段不可或缺的话语：
我确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并认为关心公众幸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如同水和空气，人人都应该享有。于是，我问自己，究竟什么事情最有利于人类幸福，从事什么工作最适合我的天性。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业，莫过于发现和发展那些可以促进人类生活进入文明的技术和发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仅能作出一项发明，不管这项发明多么有用，而且能点燃照亮自然的明灯，使它刚燃起时，就能照亮人类知识的局限和边缘，而当它升得更高时，便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每一条细缝照得清晰可鉴，那么，在我看来，这样一位发明家，称得上是人类王国在宇宙间的使者，是人类自由的促进者，还是被各种必然性禁锢着的人们的解脱者。此外，我发觉自己生性擅长对真理进行思考。因为我能很快顺应重要的对象——我指的是辨认不同之物间的相似之处——同时，我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去观察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我热衷于研究，有不轻易下判断的冷静，乐于思索，不愿苟同，敏于纠正错误观点，能够严格地、从不厌倦地将自己的思绪整理得有条有理。我没有猎奇的嗜好，也不盲从古训。我对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深恶痛绝。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的性格和气质似乎同真理有一种天生的缘分。(www.xing528.com)
然而，我的出身与我的教养，并没有将我引向哲学，而是引向了政治：我从儿童时代起，浸染在政治氛围中。而且，就像在年轻人中常常见到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也常常使我在思想上摇摆不定。同时我认为，我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使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感，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相比的。最后，我还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我在政界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支持和帮助，这样就有利于我完成命中注定的使命。出于以上考虑，我便投身于政治了。[10]
1579年，尼古拉·培根突然逝世。他本打算给弗兰西斯留下一笔财产，但死神却使他未来得及作出安排。年轻的外交官被紧急召回伦敦，18岁的培根发现自己失去了父亲，也变得一文不名了。他早已习惯了奢侈的生活，很难忍受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开始学习法律，同时又恳求那些显赫的亲戚们给他设法在政府中谋得职位，使他能摆脱经济困境。他写的那些近乎乞求的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然文笔优美动人，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才能。也许正是因为培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理当得到所求的职位，所以伯利没有给他预期的答复。也许因为这些信件中过分保证了作者对那位尊敬的伯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忠诚；在政治上，就像在恋爱，彻底的献身是不可取的；一个人应当给予，但不能毫无保留。感激之情要靠期待来培养。
结果，培根不靠他人提携自己爬上去了，但每一步都耗去了他许多年的时间。1583年，他作为汤顿选区的代表被选进了议会，从那以后，由于他深得选民的爱戴，又连续几次被选中任职。在辩论时，他有一种简练生动的口才，是一位不操雄辩术的雄辩家。
一个很有权势的朋友对他很慷慨，那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曾经钟情于他，但却没有得到他，于是就怀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由于没能替培根谋到一个职，就将他在特威克南一个美丽的庄园送给了培根作为补偿。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人们也许会以为培根从此会与埃塞克斯终生联结在一起，其实并非如此。几年后，埃塞克斯策划了一个阴谋活动，企图囚禁伊丽莎白，而以她的继承人取而代之。培根接连写信给他，竭力反对这种背叛。当埃塞克斯不改初衷时，培根警告说他要把对女王的忠诚置于对朋友的感激之上。埃塞克斯还是实施了他的计划，结果事败被捕。培根在女王面前三番五次地为他求情，以至于女王都被弄得很不耐烦，叫他“谈点别的事情”。后来埃塞克斯临时获释，又召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开进伦敦，试图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培根对此非常生气，坚持反对他的行为。这期间，他在这一地区的检察院任职，在埃塞克斯再次被捕并以谋叛罪受审时，培根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的起诉。[11]
埃塞克斯被定罪处死，培根在这场审判中所充当的角色使他有一段时间很受人非议，并且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一批敌人，那些人时刻在寻找时机将他置于死地。他永不满足的野心弄得他没有片刻的安闲，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知足，总是提前一年挥霍掉自己的收入。他花起钱来非常大方，极爱摆阔。他45岁结婚时的奢华场面用掉了新娘陪嫁的一大半，而这正是这位陪嫁新娘的魅力之一。1598年，培根因负债累累而入狱。虽是这样，他仍继续高升。他多才多艺的才能和几乎没有穷尽的知识，使他在每一个重要的委员会中都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员；他的职位不断升高：1606年，他当上了副检察长；1613年当上了检察总长；1618年，在他57岁时，他终于成为内阁成员之一，并兼任上议院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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