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的哲学简史

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人围困并最后攻陷了雅典，这个希腊哲学和艺术的发源地立刻失去了政治霸主地位，雅典精神的活力与独创性也随之衰竭了。公元前3 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雅典的灵魂也一同死去了，只在他的得意门人柏拉图身上有过短暂的苟延残喘。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腓力浦在凯洛尼亚城打败雅典人。3年后，亚历山大又将宏伟的底比斯城付之一炬。虽然品达罗斯的故乡被保留下来以掩人耳目，但它远远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雅典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自立自主的地位已永远地丧失了。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哲学的垄断，反映了希腊在政治上已屈从于强壮、年轻的北方民族了。

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加速了这一衰败进程。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经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但他仍然是一个野性未泯的人。尽管如此，他却懂得了尊崇丰富的希腊文化，并梦想将这种文化随着他所向披靡的大军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展和希腊商埠在小亚细亚的大量涌现，为把这一地区并入希腊帝国的版图打下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期望希腊的思想就像希腊的商品一样，将从这些热闹的商埠辐射四方，并征服世界。但是，他低估了东方思想的保守性和抵抗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要把希腊文化这种不成熟、不稳固的文明强加给传播广泛、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种文明，无异于一个幼稚的幻想。希腊的质量敌不过亚细亚的数量。亚历山大在凯歌声中洋洋得意的时候，他自己已被东方思想征服了。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还有别的女人），采用了波斯样式的王冠和王袍，将东方人君权神授的观念引入欧洲，最后，他举行盛大的东方仪式，向怀疑上帝的希腊人宣布他就是上帝。希腊人在无比惊讶之后一片哄笑，亚历山大却洋洋自得，最终暴饮而亡。

在东方灵魂渗入希腊统帅的疲惫身体的同时，东方的偶像和信仰沿着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开辟的通道泉涌般地流入希腊，东方思想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尚未成熟的欧洲心灵的低地。希腊贫民中神秘、迷信的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传播开来，东方的超然与忍让精神在颓废、消沉的希腊找到了一片沃土。腓尼基商人芝诺介绍到雅典的斯多葛哲学（约前310年），仅仅是东方思想大量渗透的一个例子。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都是置失败于度外、在享乐中忘掉烦恼的努力，都是在逆境中寻求的理论，就像19世纪叔本华悲观的禁欲主义与勒南颓废的享乐主义，象征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大革命和山河破碎的法国一样。

希腊人对伦理道德中这些天然的对立面感到新鲜。阴沉的赫拉克利特和“欢乐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体现了这些相反相成的道理。同样，苏格拉底的门徒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安提西尼为首的犬儒学派，主张淡泊。另一派是亚里斯提卜领导的昔兰尼学派，颂扬享乐。然而，这些主张在当时几乎都是外来的思维方式，作为主人的雅典对它们并不喜欢。但是，当希腊看到了特洛伊淹没在血海和底比斯化为灰烬以后，它的目光转向了第欧根尼。当雅典消褪了往日的光辉之后，它对芝诺和伊壁鸠鲁的劝导也信而从之了。

伊壁鸠鲁

芝诺的淡漠哲学建立在一种命定论基础上。在他之后的斯多葛学者克里西波斯发现，这种命定论与东方的宿命论很难区别开来。有一次，对奴隶制不满的芝诺因一个奴隶的过失要鞭挞这个奴隶，这个奴隶为了开脱自己，就申辩道，根据主人的哲学，他命中注定要犯这个错误。芝诺用哲人的镇定口吻回答，根据同样的哲学，芝诺本人为了这件事揍他，也是命中注定的。叔本华认为个人意志要抵抗普遍意志是徒劳的。同样，芝诺认为，对生活唯一合理的态度是无欲无求，因为生存斗争是极不公平地，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如果没有可能胜利，就干脆对胜利不屑一顾。达到心如止水的诀窍在于，不要强迫我们的成就等同于我们的欲望，而要降低我们的欲望使之等同于我们的成就。罗马的斯多葛学者塞内加（Seneca）说：“如果你永不满足，那么，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

这样一种哲学需要一个与之匹敌的自然对手，于是伊壁鸠鲁应运而生了，尽管他在生活中像芝诺一样是个禁欲者。据费奈伦^[1]，伊壁鸠鲁“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他在里面耕种收获。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同门徒一起过着悠然惬意的生活，在漫步和劳作中对他们进行教诲。……他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他认为，献身哲学是最为高尚的事”。他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淡泊是不可能的，快乐是生活和行动唯一可以想象的、合情合理的目的，虽然它不必一定是肉体的享乐。“大自然引导每一个有机体首先追求自身的快乐而非其他的快乐”——甚至禁欲主义者也从绝尘离俗中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快乐，但我们必须对其选择”。然而，伊壁鸠鲁并非享乐主义者。他推崇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的愉悦。他告诫人们不要让快乐激动去骚扰灵魂，而是要让快乐使灵魂得到宁静和平和。最后，他建议不要追求通常意义上的快乐，而是要努力追求心如止水的境界——即恬静、超然、心灵的和谐。所有这一切，都与芝诺的“淡泊”相差无几。

罗马的塞内加是后期斯多葛派成员之一，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

公元前146年，进犯海腊斯地区的罗马人，发现两个对立派分别瓜分了哲学园地。由于既没有空闲也没有闲心进行思考，他们就将这些哲学同别的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天生的奴隶和伟大的统治者，都有近于禁欲主义的坚忍自制心境，多愁善感的人既当不好主人，也当不好奴仆。所以，罗马的哲学基本上同芝诺学派相类似，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2]和奴隶爱比克泰德都拥有此种思想。甚至连卢克莱修在谈论伊壁鸠鲁主义时，也使用了禁欲主义的口吻（就像海涅所说的英国人那样，享乐中也含有哀伤），并且以自杀终结了他有关享乐的庄严布道。他的宏伟史诗《物性论》也效法伊壁鸡鲁，对享乐用赞美的口吻进行责难。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人间就是地狱，再没有别的地狱；除了生活在远离世间滚滚红尘的伊壁鸠鲁花园里那些温文而雅、避世独立的人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与上帝。为了反对在罗马人民中日渐兴起的对天堂及地狱的信仰，他提出了冷峻的唯物论。灵魂和精神随肉体的孕育而萌生，随肉体的生长而成长，随肉体的生病而苦恼，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除了原子、虚空和规律，一切都不存在，而无所不在的进化与毁灭则是规律中的规律。

没有一物常驻，万物都在改变。

碎片相连缀，事物就增长

直到被我们认识而命名。逐渐地

它们又消融，不再是我们所知之物。

原子聚成球状，或慢或快地落下，

皇帝马克·奥勒利乌斯在位期间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作为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他使我们看到，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统治者同时也可以是一位哲学家。

《物性论》是伊壁鸠鲁派最伟大的诗人卢克莱修的著作，画面中伏案写作的正是他本人，此图为其异教杰作的基督教版本。

我便看到那些星辰，我看到星系在呈现

它们的形像；这些体系与星辰

也将慢慢回到永恒的流动中。(www.xing528.com)

你也如此，啊，地球——你的帝国、大陆和海洋——

群星环拱，你仍是星河中最小的一员，

也像它们，你也在流动中聚成球体，就像它们

你也会消逝。就像它们，你时刻在消失，

随着岁月的进程。

没有什么常驻。轻雾弥漫的海洋

也会永远消失；铺满月光的沙滩会远去

这地方，会出现另外的海洋，

挥舞银镰割出另外的海湾。^[3]

除了天体的进化和毁灭之外，还有物种的起源和灭绝。

远古时期，地球曾试着生产许多怪物，毁灭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没脚、有的没手、有的没嘴、有的没眼……诸如此类的怪物……地球都试着生产出来，但却终于放弃，因为大自然限制了它们的增加，它们长不到所希望的成年、找不着食物、不能交配；那时一定有许多生物由于不能繁衍而相继灭绝了。你所见到的所有生物，它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技能、勇猛或速度护卫自己，它们因此得以延续至今……没有这些天赋能力的生物，只好无奈地由强者摆布和宰割，直到彻底灭绝。^[4]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也在缓慢发育，而且必定要灭亡。“有的国家强盛，有的国家衰微，事易时移，生物的种族像接力赛跑的人那样，将生命的火炬传给了后继者”。面对着频繁的战争和不可回避的死亡，只有“不动心”才是最高智慧——“冷眼静观，心无所动”。这时候，往日的异教徒生活乐趣显然已烟消云散，一个几乎是来自异邦的精灵触动了断弦的古希腊竖琴。如果历史不富于幽默，就不成其为历史。但最富幽默色彩的，莫过于她将享乐主义的桂冠戴到了这位崇尚简朴的悲观主义诗人头上。

假如这是一种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么，那些直言不讳的斯多葛信徒如奥勒利乌斯和爱比克泰德却显得乐观开朗。在所有文献中，奴隶爱比克泰德的《谈话录》最令人沮丧，只有那位皇帝奥勒利乌斯的《自省录》才能与它相提并论。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希腊罗马的灵魂已失去了崇拜多神的信仰，一种新的信仰将要出现。他的书曾受到早期基督教会的礼遇，被用作宗教教科书。他的这些《谈话录》和奥利乌斯的《自省录》，与《追随基督》^[5]只差一步之遥。

这时候，历史背景更换了新的场面。卢克莱修有一段引人注目的叙述^[6]，描绘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并说那是因为地力的耗竭。不管 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总之罗马财源趋于匮乏，社会体制土崩瓦解，强权与自豪感变成了颓废和麻木。昔日繁华的城市，变为荒草遍地的原野，昔日商旅往来不断的大路，也年久失修。有教养的罗马人小家族，敌不过那些健壮有力、蛮横无礼的日耳曼部族，只得任由他们越过边界向前推进。多神崇拜的异教文化，让位于东方的信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罗马帝国变成了天主教的天下。

托马斯·阿奎那是最早把亚里士多德引入基督教思想的哲学家，在这幅中世纪的壁画中，处于画面中心的便是他，而在他两侧的则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得到了历代皇帝的扶持，并逐渐从他们那里获取了权力，并在数量、财富和势力范围上都得以迅速扩张。到了13世纪，教会已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它的钱袋里装满了富人和穷人捐献的钱财。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凭借万古不变的教义的魔力，它团结了这个大陆上的大多数民族。这样影响广泛而又不凭武力作后盾的组织，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然而，就像教会设想的那样，这个统一体需要一种共同信仰来维持，而支持这种信仰并使之发扬光大的，则是永恒不变、超越自然的约束。因而，严明的信条像一个绳套牢牢套住了中世纪还未成熟的欧洲思想。正是由于这个绳套的束缚，经院哲学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而始终原地踏步，只是在一大堆未经批判的假设和先验预定的结论中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在13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惊愕万分激动不已。然而，当时的教会依然拥有足够的权力，借助托马斯·阿奎那和另外一些人，稳稳当当地将亚里士多德打扮成为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这样做的结果是烦琐细致的论证，而不是真知灼见。就像培根所说那样：“人类的心智如果对物质进行思考，就必须依事物的规律进行，因而是受其限制的。但如果对精神本身进行思考，那就好像蜘蛛织网，可以绵绵不绝地开口即出，织出一大堆过时的知识，其线条的精致和匠心独具固然令人赞叹，但却缺乏实质或毫无用处。”欧洲的理智，早晚要冲出宗教的束缚。

经过1000年的辛勤耕耘，这片土地上重新绽放了鲜花。物质的丰富和剩余促使着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贸易的聚会中心，人们又建起了城市，人们在这里可以同心协力促进文化、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连接东方的通道，奢华侈靡和异端思想潮涌而来，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气数将尽；教士们借以垄断学问的昂贵的羊皮纸，被埃及的廉价的纸草取而代之；长期等待着廉价媒介的印刷术，像炸药一般爆炸开来，将它的破坏力和澄清力扩散到了四面八方；勇敢的航海者握着指南针，冒着危险驶向天涯海角，征服了人类对地球的无知耐心的观察者们拿起望远镜，大胆地越出了教义的范畴，征服人类对天空的无知。在很多地方，在大学、在寺院、在哲人隐居的山野，人们停止了争论，开始了探索。迂回曲折地，企图把贱金属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变成了化学，人们又小心而大胆地从占星术的领地摸索到了天文学的王国，从能言动物的寓言里产生了动物学。欧洲思想的觉醒开始于罗吉尔·培根（死于1294年），又随着智慧无穷的达·芬奇（1452—1519）而发展，其登峰造极的标志则是哥白尼（1473—1543）和伽利略（1564—1642）的天文学，吉尔伯特（1544—1603）的电、磁研究，维萨里（1514—1564）的解剖学以及哈维（1578—1657）的血液循环论。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的恐惧减少了，人们不再去崇拜未知的东西，而更多的是渴望征服它们。每一种富有活力的思想，都受到一种新信念的鼓舞；障碍推倒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束缚人的手脚。“小小的船只竟能像天体一样环绕地球航行，这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在古人说别再前进的地方，今天的人可以勇敢地说继续前进。”^[7]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与生机的时代，每一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端、新的事业。这个时代在等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来总结它的精神和决心。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将所有的睿智之士召集在一起”^[8]，并宣布：欧洲已经成年了。